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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评者到“同路人”:五四前《学灯》对《新青年》态度的转变

2016-01-19周月峰

社会科学研究 2015年6期
关键词:新青年

周月峰

〔摘要〕1918年3月,张东荪于《时事新报》创办副刊《学灯》,以期“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其关注点始在教育,并未注意到《新青年》及其倡导的“文学革命”等话题。后一篇剧评意外地让《时事新报》及其《学灯》成为了《新青年》的批评者,双方相互针对,常带意气。在带有敌意的交锋中,《学灯》也有意无意改变了自己的话题与立场,进入到《新青年》的论域中。与此同时,张东荪做出一系列改善与《新青年》同人关系的尝试与努力,最终在“五四”前使《学灯》与《新青年》逐渐确立“立异以求同”的对话关系,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同路人”。《学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不小的影响和地位,以往学界对其研究相对薄弱,尤其忽视了它对《新青年》态度的转变。

〔关键词〕《新青年》;《学灯》;张东荪;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6-0197-08

引言

1917年4月,张东荪接替张君劢担任“研究系”机关报《时事新报》主编。〔1〕面对民初“尝试共和”的挫败,宣言“不谈政治”的张氏希望能在《时事新报》上“另辟讲坛”,“专以灌输文明为职志”。〔2〕故在当时“不死不生”、“无办法”的政局中踌躇近一年后,于1918年3月创办《学灯》。

在鲁迅的印象中,《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早期“讥笑、嘲骂《新青年》”。〔3〕傅斯年也曾说《时事新报》“和其它做革新事业的人故意的挑剔”,对于《新青年》则一向“是痛骂的”。〔4〕不过,如当时与《学灯》关系密切的茅盾所言:《时事新报》“‘五四以前,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态度,其后急变而以提倡自居,副刊《学灯》曾在上海青年学生中有过一个较深的印象”。〔5〕他注意到《时事新报》及其《学灯》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经历过一个由“反对”到“提倡”的转变,并在后来的新学界有过较大影响,成为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同路人”。〔6〕张静庐后来也说:在新文化运动后,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和《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为一般新学界所欢迎……有左右学术界的势力”。〔7〕

按国民党的《觉悟》副刊创办于1919年6月,已是在五四学生运动发生之后,当时新文化运动大盛,故其创刊之初便以提倡新思潮自任。〔8〕而《时事新报》及《学灯》则是从“攻击新文艺、新思想”,“痛骂”《新青年》急变为以提倡新思潮自居,这一转向不仅巨大,且过程复杂。《学灯》是何时、如何“痛骂”《新青年》,又是在何时、为何转变态度,其过程仍值得探讨。

既往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多侧重《新青年》与北大师生辈,而于其他各群体如何关注并加入(赞成和反对)《新青年》话题的讨论,从而在多方互动中形成更多新话题的情境了解较少。本文通过梳理《学灯》的转变过程,考察《学灯》与《新青年》复杂而具体的对话与互动,以期加深我们对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之一——《学灯》本身的了解,同时能够从另一侧面丰富我们对新文化运动复杂的兴起过程的认知。关于《学灯》的研究中,虽有两篇博士论文,但可惜均未注意到《学灯》对新思潮态度复杂的变化,对《学灯》与《新青年》的互动关系也未多着墨。(吴静:《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9年;张黎敏:《〈时事新报·学灯〉:文化传播与文学生长》,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彭鹏此前在著作中对《学灯》关注点的变化已稍有涉及,惜未深入。(彭鹏:《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162-172页。)此外,袁一丹在《“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对《时事新报》与《新青年》的论争已有涉及,但文章同样未涉及《学灯》的转变。(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

一、意外的交锋:一篇剧评引发的敌意

《学灯》本由《时事新报》“教育界”栏扩充而成,报社同人“慨夫社会之销沉,青年之堕落,以为根本救治之策,惟教育事业是赖”〔9〕,故创刊时便明确宣称其宗旨是“促进教育、灌输文化”。〔10〕《学灯》初期的征稿范围包括:学艺上之意见、教育上之意见、对于近来出版物之批评、对于全国各学校之批评、教育上之讽刺画、学生关于修养之实验。〔11〕除“对于近来出版物之批评”一项较模糊外,其他都明确指向学艺、学校、学生。稍后,又征集揭发“学制之荒谬,教具之堕落,学风之卑下”,以及全国中等以上学校调查报告、参观校园所得等文章。〔12〕

由此看出,《学灯》初创时乃是以教育为重,意图通过讨论教育问题向青年学生灌输文化思想。因关注点相异,《学灯》并未参与《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等话题。然而本无太多交集的两种刊物,却因“马二先生”的一篇剧评,引发了争论与对立,甚至导致了《学灯》论域的转变。

1918年8月3日、4日,《时事新报》的另一副刊《报余丛载》“剧坛”栏连载了署名“马二先生”的《评戏杂说》,批驳《新青年》登载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论中国戏剧的几封信。

《新青年》本不关注戏剧问题,只是偶然间在讨论白话文时曾连带谈及中国戏剧的改良,或批评旧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或批评“戏子打脸之离奇”,或主张“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13〕北大学生张厚载(豂子)在看到这些讨论之后,觉有不当之处,遂投信反驳。胡、钱、刘、陈对张氏来信亦作出答复,其中刘、钱在回应时态度激烈,用语颇不雅训。刘将戏剧目为“一大夥穿脏衣服的、盘着辫子的、打花脸的、裸上体的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钱玄同则将戏曲脸谱比作“张家猪肄记‘卍形于猪鬣,李家马坊烙圆印于马蹄”。关于张厚载致《新青年》信及胡、钱、刘、陈对于旧剧的意见,可参见《通信·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620-625页(卷页)。马二先生的文章正是因此而作。

“马二先生”原名冯远翔,民初以编剧、评剧得名,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主要作者之一,为《报余丛载》写剧评有年。〔14〕应该说,马二对中国戏剧的了解远胜《新青年》诸人,故他在《评戏杂说》中批评胡适论高腔不过为“限于方隅”的“遁饰”之辞,谓钱玄同不解脸谱为戏剧所需化妆术之一种,又反驳陈独秀否定中国剧的美术价值。他以内行的身份指出胡、钱、刘、陈四人“与中国剧绝少研究,既不深悉其内容,辄敢悍然诋詈之,宜其言之多失当也”。除有关戏剧“学理的研讨”外,马二在行文中亦多带意气,甚至直指刘半农“脸皮之厚直如十重铁甲”。〔15〕他之所以出此重言,或有社会关系因素牵扯其中。张豂子亦长期为各报章撰写剧评,与马二同为剧界中人,故他此番作文维护,言辞尖刻,恐非完全没有掺杂感情因素。

中国传统士大夫对民间戏曲多半抱有鄙视、怀疑或爱憎交加的态度。然自清末以来,言论界的领袖开始注意戏剧的启蒙作用,并提倡戏剧改良。〔16〕马二亦是受此观念影响之一人。他曾担心梨园经营者迎合社会之心过重,而戏曲“移风易俗之旨渐没”,故替戏剧正名,谓其“可以改良风俗,感化社会,实属于文学的范围,而美术之上乘也”。〔17〕就观念而言,马二在当时并不守旧。而他此次与《新青年》交锋,可谓是老新派与新新派的一次较量。

马二此文大大激怒了《新青年》同人,而登载该文的《时事新报》也成为了胡、钱、刘、陈迁怒的对象。

胡、钱、刘诸君皆称自己“向来不看《时事新报》”,但听闻“这报上有个马二先生大骂我们”,胡适、刘半农尚有意借来一阅,“以便答覆”;钱氏则认为这种文章“不但不必答覆,并其原文亦不必看”,甚至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时事新报》:“那上海的一班‘鹦鹉派读书人,为筹画嫖赌吃着的费用起见,或做鸳鸯蝴蝶体的小说,或做某生某翁体的小说,或画全身不相称的美人;其别开生面者,又有什么‘黑幕,什么‘剧评。此等人所做的东西虽然种种不同,而其价值则一,要之皆是脑筋组织不甚复杂的人所做的事业而已。”钱氏所说“黑幕”、“剧评”皆是《时事新报》的重要栏目,上多刊登“黑幕”小说及“鸳鸯蝴蝶派”的文章与讽刺画等。钱氏对此“鹦鹉派读书人”颇为不满,极尽挖苦嘲讽,以近于谩骂。批判之余,亦要划清界限:“我们做《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成。”刘半农、钱玄同:《通信·今之所谓“评剧家”》,《新青年》第5卷第2期,1918年8月15日,187-188页(卷页);胡适:《通信·论句读符号:附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1918年8月14日),《新青年》第5卷第3期,1918年9月15日,301页(卷页)。其实刘、胡诸人未必“向来不看《时事新报》”,《时事新报》在一年多前刊载过刘半农翻译的《马赛曲》,很可能就是刘主动投稿。(刘)半农译:《马赛曲》,《时事新报·报余丛载》,1917年2月12日、20日,第3张第4版。正式将《时事新报》置于《新青年》的对立面。

马二此文影响深远。两个月后,胡适仍对此事耿耿于怀。他不仅将马二此文中语——“中国人何必看外国戏”,“中国戏何必给外国人看”——放入“可使人肉麻,或可使人叹气,或可使人冷笑,或可使人大笑”的“什么话”专栏中,更在轮值《新青年》主编时,特意设置一期“戏剧改良”专号回应马二。〔18〕

值得注意的是,登载《评戏杂说》之前,《时事新报》对《新青年》的态度其实并不明确。而《报余丛载》只是形式传统的“报屁股”,所载内容常为非新闻非时评类的小说、诗词、戏曲等消闲文字张静庐曾回忆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副刊“都是登些红男绿女的小说和笔记,甚至引人入迷的鬼怪神话,和诱人作恶的黑幕秘诀”。(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32页。),本不能代表《时事新报》同人的主张。进而言之,马二长期为《报余丛载》撰写剧评,多为就剧评剧,此次针对《新青年》所论只是偶然之事。与《时事新报》所持立场并无太多关联。正如上文所曾言及,《时事新报》《学灯》等与《新青年》因关注点有所不同,故论域本无太多交集。偶有涉及,也多是投稿者个人的观点。如此文刊出几天后,《学灯》登载了一篇盛赞《新青年》的读者来稿。此稿作者为胡适的绩溪同乡黄觉僧,他对《新青年》诸君的佩服溢于言表:“吾邑胡适之先生,前年自美归国,与《新青年》杂志社诸先生共张文学革命之帜,推倒众说,另辟新基,见识之卓,魄力之宏,殊足令人钦佩。”〔19〕胡适对此文亦有所耳闻:“《时事新报》上有一篇赞成《新青年》所讲文学革新的文章”。或许如果不是稍早几日,马二那篇剧评使《新青年》诸人已有成见,他们看到这篇“极赞成我们的文学革新论”的文章,很可能亦会将《时事新报》目为同道中人。〔20〕

马二此篇剧评引发的连锁反应,阴差阳错地将《时事新报》整体推向了《新青年》的对立面,成为《新青年》同人眼中不屑与之为伍的“此辈”,此后亦多冷嘲热讽。而《时事新报》同人也开始以《学灯》为对垒《新青年》的主战场,这一角色逐渐改变了《学灯》初期以教育为重的特色。

二、“痛骂”《新青年》:意气的批评者

在《新青年》一派冷嘲热讽的刺激下,《学灯》重新改订宗旨、调整专栏,有意识地尝试介入《新青年》一派所主导的话题。

1918年9月底,《学灯》刊登《本栏之提倡》,特别申明其于各主张之中“注重之所在”,除与原教育特色有关的“教育主义”“教育制度”“教育事情”“教师”“学风”等五类内容外,又新增两主张:“于原有文化:主张尊重,而以科学解剖之;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调和而一并输入,排斥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21〕《学灯》于此时提出自己对中西文化的主张,实有所针对。当时,《新青年》正与《东方杂志》展开“东西文化”论争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可参见王元化《杜亚泉文选序》,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1993年,8-12页;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与《新青年》极端排斥传统文化、单纯强调“科学”不同,《学灯》不仅主张尊重原有文化,同时强调应将“哲学”与“科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除宗旨有所变化外,《学灯》亦对专栏进行了调整。1918年10月底开始,陆续增设“思潮”“新文艺”“科学丛谈”“译述”等栏目,登载蓝公武《论欧战后之和平会议》、泰戈尔话剧《邮政局》、克鲁泡特金自传等文;原“讲坛”栏连载梁启超以白话撰写的“修养谭及思想评论”;原“教育小言”栏更名为“小言”,内容不再仅限于为教育发声。此后,《学灯》新设专栏比重日趋增大,关注点逐渐被思想文艺取代,有关教育的内容渐剩无几。

同时,为了顾及外间(特别是新派)的观感,《时事新报》裁撤了最为《新青年》同人所攻击的“黑幕”。《本报裁撤黑幕栏通告》,《时事新报》,1918年11月7日,第1张第1版。周作人当时也攻击黑幕小说为“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非人的文学”,主张“应该排斥”。见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15日),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9页。12月初,进一步取消了与《学灯》占据相同版面、相间出版的《报余丛载》,而将《学灯》改为“除礼拜日外,每日刊行”。〔22〕

此时《学灯》的调整,既源于与《新青年》对垒的需要,也与“研究系”整体转向有关。由于政治上的失意,“研究系”同人相约“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23〕张东荪自誓此后“对于文化思想的鼓吹,当唯力是视”。〔24〕随着“研究系”在思想界日趋活跃,《学灯》的地位也上升至与《时事新报》正张并驾齐驱。

调整后的《学灯》与《新青年》主导的思想文艺革新运动产生了诸多联系,然而由于双方互有意气,《学灯》同人在针对《新青年》所讨论的话题立言时,往往使用批评的口吻,你来我往中充满了火药味。

1918年10月,《学灯》刊发“好学”《贞操问题》一文。文章开头即说:“偶见某杂志有论贞操问题者。”此处所指即胡适发表于《新青年》的《贞操问题》。在此文中,“好学”反对胡适所言“贞操完全为个人的”,而强调贞操实是“教育上之问题,当然为社会的”。他甚至嘲讽胡适“反对贞操,其理由不免可笑,足证其读者甚少耳”。〔25〕稍后,针对早先被《新青年》同人冠以“鹦鹉派读书人”的嘲讽,“好学”毫不客气地回骂其为“狂妄”“轻薄”“破坏”的“乱骂派读书人”。〔26〕

半个月后,“好学”针对白话文问题再次发表《言文一致之提倡》一文。此文极力赞扬梁启超的白话作文实践:“近来梁任公先生做了几篇言文一致的讲坛,不但是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而且是改良文艺,所以一班青年读了,总有些感动。”但对同样提倡白话的《新青年》,却有意用一种轻蔑的语气批评之:“从前有个《新青年》杂志,他亦提倡白话,虽他以白话做诗,不免矫枉过正。”〔27〕张东荪也同样强调梁启超讲坛对白话推介的影响:“我自从看了梁任公先生的讲坛以后,就觉得白话是非常的切要,颇想拿白话来译高深的哲理书。”〔28〕或许是对《新青年》主导白话问题的舆论略有“醋意”,故他们有意以梁启超的讲坛文为引子欲另立门户。这种尴尬的心态后来被傅斯年讽刺为“‘别人却不算回事,只有我们梁任公先生做白话文的第一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机;只有我们主张革新是独立的,是正宗的,别人都是野狐禅。”〔29〕

《学灯》同人立论虽时有针对《新青年》,言辞尚较为委婉。而它登载的一封聊止斋《对于〈新青年〉的批评》的读者来信,用语则颇为尖刻。此信作者即前文提及的张豂子。张氏本对《新青年》所提倡的“废文用白”,“改良文字,极表赞成”〔30〕,但由于受到《新青年》诸君的攻击,遂投稿《时事新报》还击《新青年》。此时,他转而将“废文用白”、“废唱用白”归为“迷于理想之主张”,并批评《新青年》的“论调与理想,本各以趋于极端为能事”。而对其中“尤极端者”钱玄同“废汉文而用罗马文”的主张大加鞭斥:“凡有国民性之人决不出此。而有水平线以上之常识者,无不反对者也。”更攻击钱“所以不惜发为狂言……乃竭力欲抛弃本来冬烘学究之面目,以自厕于新学派之列耳”,乃为“看见禽类得势,便自认为禽类,兽类得势,又自命为兽类”的“蝙蝠派读书人”。〔31〕

一个多月后,曾遭钱玄同嘲讽“画全身不相称的美人”的沈伯尘亦针对钱废弃汉文的主张创作了一组漫画,并发表于《时事新报》新创刊的“泼克”上。此画将钱玄同描写成了没有“人心”的新学家形象:他为了学习罗马文,不惜以“罗马犬之心易其心”,然而易心手术后“试读罗马拼音,人聆之则居然罗马犬吠也!”漫画与按语见《时事新报·星期增刊“泼克”》,1919年1月5日,第3张第1版。应该说沈氏的“罗马犬吠”与张豂子非禽非兽的“蝙蝠派”均充满了人身攻击的意味,鲁迅认为其恶劣程度“同没教育的孩子只会在好好的白粉墙上写几个‘某某是我儿子一样”。〔32〕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时事新报》对《新青年》此类近乎“卑劣”的攻击主要针对钱玄同一人,正是由于钱过于旗帜鲜明,往往将观点稍有不同者乱骂出大门去。〔33〕所以《时事新报》在回击时,也常难掩心中的意气,正如张东荪所言,“因为看了满眼的‘准狗、‘粪谱,不免感情异状,下笔也就激烈了”。〔34〕

后来傅斯年在与张东荪论辩时提及此事,称《时事新报》的记者“不愿长进,不愿作有思想的讽刺画,只要作无理性的骂人画”。〔35〕并指责张东荪是“和北京大学惯作对头的……他今天登一篇骂北京大学的投稿,明天自撰一篇骂北京大学的文,今天指明了骂,明天含讥带讽的说着”。〔36〕而张东荪也同样批评《新青年》“终日里做了许多驳难痛骂的文章”。〔37〕

《学灯》和《新青年》交锋初期,由于互有敌意,所以始终摆脱不了互相谩骂嘲讽的对话模式。由表象来看,他们确实是“惯作对头的”;然而双方对于革新事业的主张并非扞格难入,正如茅盾所观察到的:《时事新报》同人“也是主张着新青年派所宣传的‘新文化,然而他们一面还是反对新青年派”。对于这一吊诡的现象,深悉内情的茅盾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对于新青年派之战斗的态度感到过激,又一半也是有点醋意,因为新青年派当时在青年界的影响太独占的了。”〔38〕然而,这种带有“醋意”的意气之争,并不是《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所真正希望看到的双方的“对垒”状态。后来张东荪亲自主持《学灯》,便是试图改变这种敌对关系的一次尝试。

三、立异以求同:《学灯》与《新青年》关系的改善

1918年12月,张东荪主持《学灯》后,增设“新文艺”一栏,登载新体诗文。1919年初,张借蓝公武《文艺论》一文连载于《时事新报》头版,作为其支持文学革命的先导。此文所提出的近代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写实文学”,“是生命的活文学”等主张〔39〕,实是对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之声援。同时,《时事新报》记者孙几伊拟将胡、陈等编入“新人物及新事业”一栏推介其革新事业。〔40〕稍后,《学灯》连载蓝公武与胡适的系列通信,二人秉着切磋商榷的态度在“贞操”、“拼音文字”、“革新家之态度”等问题上展开了讨论。双方均着力于推进革新运动,用语亦谦逊诚恳。〔41〕应该说,《时事新报》同人对于《新青年》所提倡的革新思想文艺的主张多有共鸣,正如张东荪所说:“现在中国的情势,要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的输入,非常之殷,恐怕是没有人不晓得的”。然而由于《时事新报》主张“建设”新文化,对《新青年》“不是将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多多益善的输入进来,却是在那里专门想打破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这一侧重“破坏”的激进态度有所不满,故他在声援《新青年》之同时,对其又常有批评之辞。〔42〕

1919年1月,在胡适、周作人等的指导下,北大《新潮》杂志创刊。张东荪随即发表《〈新潮〉杂评》一文,极力赞扬《新潮》以“独立的精神与研究的态度”倡导新思想,并将《新青年》“一味乱骂”、“用一种打骂的手段,教他脱去这旧衣”的态度作为反例,劝告《新潮》不犯此弊病,而希望其将着力点置于通过“制一个新衣来给人穿”的方式输入新思想。〔43〕

然而,张东荪的这番“褒奖”及区分《新潮》与《新青年》的做法引起了《新潮》主编傅斯年的激烈回击。因在傅看来,张氏此举有离间《新潮》与《新青年》北大新派这一整体的嫌疑。关于这一场争论的具体情况,可参见高波《新旧之争与新文化运动的正统问题——以张东荪与傅斯年等人的论争为中心》,《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张没有料到自己的示好引来傅氏如此的不满,故不无委屈地说:“原先本是记者以为《春秋》责备贤者,不妨先劝劝维新派,不料一劝,就碰了一鼻灰。”同时坚持认为:“用诚实不骂、苦口婆心的方法输入新文明,必定比较的更为得力。” 〔44〕

张东荪原想通过声援与商榷的方式改善与《新青年》的敌对关系,不料却引发了新的冲突,并导致他的名字带有了与北大新派“惯作对头”的色彩。为了避免冲突加剧,自1919年2月中旬开始,张东荪嘱其好友匡僧代为主编《学灯》。匡僧在张氏授意下所撰有关北大新派的文字,态度均十分温和,并不乏褒奖。匡僧盛赞钱玄同《中国字形变迁新论》一文“详论吾国文字之起源及其沿革,皆系有心得之言,非一般抄袭雷同之说可比”,论断为“至理名言”〔45〕,并屡次表示对《新青年》的宗旨“非常赞成,贵志诸君这种勇敢的精神,记者非常佩服。”〔46〕

在张、匡二人努力改善与北大新派关系的同时,由教育部训令北大开除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的传言激化了思想界的新旧之争,这为《学灯》与《新青年》关系的实质转变提供了契机。

1919年2月底,教育部训令北大校方辞退陈、钱、胡三人的传言四起,本已存在的新旧之争更为分明与对立,思想界的气氛一时变得异常紧迫。详见罗志田《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77-187页。李大钊称此为“新旧思潮之激战”。〔47〕正如左舜生所说,当时新旧两势力冲突“抗争之度,将入于短兵相接之一途”,并要求时人应于新旧之中“有一种抉择之能力”。〔48〕思想界各派于此时无形中面临“站队”的选择。

听闻此传言后,《学灯》同人先于《申报》《民国日报》对北大新派作出了公开而及时的声援。匡僧连续撰文为陈胡诸君“无端遭此侮辱”鸣不平,诘问当局“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49〕而后确知传闻不实,他们表示“深为陈胡诸君庆,并为吾国学术前途庆”,更与《新青年》共勉:“凡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学术,终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来日方长,挫折正未有艾。寄语以革新事业为己任者,勿以区区之恫喝而遂气沮也。”〔50〕稍后张东荪亦明确声明在此新旧战争中《时事新报》“立在新思想的一方面”的态度。〔51〕

《学灯》的声援很快得到了胡适的回应。随后,张东荪在答复胡适来信时,开首即说明匡僧所写“不平鸣”等文实乃自己授意,此外尚有批评林纾攻击《新青年》时态度“佻薄”的文章待刊,以此申明《时事新报》与《新青年》实同属“我们新派”。他进一步强调“彼此对于学术内容上的意见实在没有甚么不同,止除了一个‘态度问题”。而《学灯》此前对《新青年》的批评乃是“因为学问内容的主张相近的缘故”,所以他们对《新青年》同人“不是反对,实是‘劝告”〔52〕,旨在劝诫他们应以稳健的态度促使新文化运动更为“正中健强”。〔53〕胡适回信对此表示理解,并道破《学灯》“‘立异的目的在于‘求同”。胡适致张东荪信(1919年3月20日),见《张东荪胡适之通信》,《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3月24日,第3张第3版。其实在对待异己者这一方面,胡适与《学灯》的立意相通,他曾说自己与钱玄同有所不同,钱是“唯恐人‘同于我们的‘异”,而胡自己则是“希望人‘同于我的‘异”。〔54〕

胡适与张东荪此番书信往来,可以看作《时事新报》与《新青年》冰释前嫌的标志。此后《新青年》同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开始以《学灯》为言论阵地宣传自己的主张〔55〕,《新青年》亦开始刊登广告推介《学灯》〔56〕,在革新运动中相互时有支持,成为“同路人”。茅盾甚至认为此时双方已“沆瀣一气”。〔57〕

结语

《学灯》创办之初,关注点在教育,故与《新青年》所关心者无太多交集,双方绝少互动。随后马二先生的一篇剧评,意外地让《学灯》成为了《新青年》的批评者,双方急遽演变为势如水火的对立者。然而,《学灯》“也同意于新青年派之反对旧礼教,但不赞成新青年派的‘谩骂的态度”, 故“温和”与“激烈”的双方有过短时期的“敌对”。〔58〕《学灯》在与《新青年》对垒的同时,有意无意间改变了自己的话题,从而进入了《新青年》的论域之中。趋新的张东荪做出一系列改善与《新青年》同人关系的尝试与努力,最终在“五四”前逐渐确立“立异以求同”的对话关系,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同路人”。《学灯》从不关心《新青年》,进而“痛骂”《新青年》,直到宣布“立在新思想的一方面”,正式完成其对新文化运动“急变而以提倡自居”的转变过程。

1919年3月,蓝公武观察到:“在这几年中,就这《新青年》诸君猛力进行,没有好久,居然有许多赞成的、反对的,令一般人把诸君所说的话,都成了一个问题研究。”〔59〕《学灯》与《新青年》关系转变的个案正是展现了这样一个过程:一部分人如何反对《新青年》,怎样加入其论域,进而使得《新青年》同人的话题都“成了一个问题研究”。蒋梦麟后来说,新文化运动不是“一担一桶的水”,是“决百川之水,汇到一条江里,奔腾长流”。〔60〕然而正是由于《学灯》和《新青年》等这些“一担一桶的水”,互相论辩与声援,逐渐汇入思想革新的大江里,新文化运动才得以奔腾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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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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