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衍霞　邱存梅

[摘要]《新青年》创刊后很快就传播到济南。该刊物能够在济南广泛传播，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渊源。《新青年》在济南的广泛传播对济南的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新青年》；传播；影响

1915年9月，被后人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正是这份初名《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的杂志的出版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创刊不久即得到济南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关注。为什么这份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杂志能在济南得以广泛传播？这份杂志又对济南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针对这些问题作简要论述。

一、《新青年》在济南传播的原因分析

“《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在济南，省立一师和省立一中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新青年》杂志广为流传。省立一中学生王统照1916年向《新青年》写信，反映该杂志在山东学生中受欢迎的情况：“校课余暇，获读贵志。说理新颖，内容精美，洵为最有益青年之读物。怿诵数过，不胜为我诸青年喜慰也。”赞扬“贵志出版以来，宏旨精论，夙所钦佩。凡我青年，宜手一编，以为读书之一助。”杂志社编者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1916年12月）上专复王统照说：“来书疾时愤俗，热忱可感。中学校有此青年，颇足动人，中国未必沦亡之感……”。我们从济南读者与《新青年》编者的书信往来中可管窥《新青年》在济南传播的程度。五四运动以后，济南进步人士与《新青年》杂志社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以经销进步刊物著称的齐鲁书社创办后，《新青年》在济南的发行有了更加稳定的场所。

《新青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报刊之一能够在济南广泛传播，与济南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所处的便利交通位置密切相关。

（一）济南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为《新青年》在济南的传播孕育了受众群体

《新青年》在济南得以广泛传播是以其业已存在的受众群体为前提的，济南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读者群体，有一个向往新思想的知识阶层，才能使《新青年》在济南的流传具有一定的社会市场。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特别是新式学堂的创办，是在济南形成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新知识阶层的原因。而济南新式教育体系发展的深层动因则源于济南加速推进的近代城市化进程。

社会历史进程证明，经济发展的状况影响着教育所能拥有的基础性条件状况，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和最后的决定作用。

素有齐鲁文化之邦的济南，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聚邑筑城，秦汉以后，历为郡、国、州、府署之驻地。到鸦片战争前，济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社会经济基础基本上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济南从典型的封建中心城市向近代城市的转型始于20世纪初期，特别是1904年济南自开商埠之后，积极的通商惠工政策，迅速改变了济南城市经济结构。济南商埠开设之初，为吸引各地商业资本，迅速扩大贸易范围，并未立即按照规定设关征税。“商埠之始，首重招徕”，关税“暂缓设立”。这些措施有效地吸引了国外和国内各地商业资本流入内地商埠，促进了济南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济南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变得越来越广泛，外国商品和资本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人才、技术、企业经营理念的涌入，向人们展示了工业文明的魅力，昭示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对济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客观示范效应和推动作用。广大绅商在振兴民族经济这一良好意愿的驱动下，积极发展近代工业。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仅1904至1909年间，济南就相继出现了泺源造纸厂、金启泰铁工厂、小清河轮船公司、宏济阿胶厂、火柴厂等一大批近代化新式企业。各企业以吸收国外技术、购进机器配合近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进行生产，在此背景下，济南脱离了单纯商业、手工业的经济模式，初步奠定了近代工业经济基础。

济南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而近代教育为其先导。

20世纪初，清政府“废科举，兴西学”。作为县、府、省三级衙署治所，拥有多所书院、私塾以及政府兴办的学堂的济南，在创办新式学校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1901年，济南首倡创办了山东大学堂[1]，这是清末新政时期全国成立最早的一所大学堂。山东的教育掀开了新的篇章。1902年筹建山东师范馆；同年创办巡警学堂、山东武备学堂，在全国率先倡导了地方办新式综合大学、师范教育和专科学校的风气。此后，继任各巡抚莫不以兴办新式教育为要务。1904年3月，王伯安在济南南关后营坊兴办女学堂，设识字、书法、修身、历史、算学等课，“学额费极廉，全恃捐款津贴”，后定名为“第一公立女学堂”。1912年后，在济南陆續成立了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矿业专门学校和山东高等师范学校，以及英、美教会设立的齐鲁大学等。1913年，私立育英中学、私立正谊中学相继创办。20世纪初的10余年间，济南陆续分门别类建立了各种高等师范教育、高等专科教育、中等教育、中等师范教育、中等专科教育、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各种女子教育等各类学校40余所，基本建立起新式的近代教育体系，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的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济南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均仿照日本和西方学校设置。有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科书也是直接翻译的外国教材。学堂建起来了，“师资”也很有讲究，中等以上学校的教师，均由在较大的通商口岸或直接在日本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学子担任，有些学校还聘请了外籍教师。例如，胡也频、李文田、范予遂、楚图南、卡之琳、季羡林、赵太详等知名学者都曾在省立一中执教，胡适、老舍等也曾应邀到该校讲学。山东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为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1913年鞠思敏出任校长后，励精图治，实施“学者治校”办学方针，聘请了一批思想活跃、留学欧美日的学界名流，并制定管理规章制度、增设教学仪器、增订中外科学书刊，使山东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山东乃至全国较为完备的师范学校，为民国初期的山东教育界培养出一批精英。大批颇具开放思想的教师走上讲台，许多青年学生因此较多地接触了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在济南很快孕育产生了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壮大是《新青年》在济南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必备因素之一。

（二）济南近代传媒业的发展为《新青年》在济南传播提供了必备的文化氛围

20世纪初期，济南自主开放的姿态和一系列政策，推动了这座内陆城市与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交流，新闻传媒在济南应运而生。特别是随着民主思潮的兴起，创办报刊在开埠后的济南蔚然成风。

1903年，山东工艺局坐办李士可在济南后宰门街创办《简报》，日出对开一张，此为济南最早的报纸（一说该报创办于1905年）。同年6月，当时的山东巡抚周馥创办了最早的期刊——《济南汇报》五日刊。从1904年至1911年，《济南报》（后改称《济南日报》）、《官话日报》、《白话报》、《山东国闻报》、《齐鲁公报》、《法政杂志》、《益闻新报》、《济南捷报》等报纸杂志在济南创刊。许多有识之士把报刊作为传播政治思想，针砭时弊的重要阵地。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和扩大报刊的影响，济南设立了阅报所和发报处。1904年，《济南官报》主笔李明坡在布政司街设立了阅报馆，“任人往阅，不取分文”。

济南近代传媒业的发展，为济南民众搭建起多角度观察外部世界的平台，扩大了民众的视域。这为《新青年》在济南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必备的文化氛围和传播条件。

（三）便利的交通位置和邮政条件为《新青年》在济南的传播提供了便利途经

济南地处京、津、沪之间，津浦、胶济铁路在此交汇，交通四通八达。同时，随着济南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近代邮政通信业迅速发展，1899年，大清邮政济南邮政分局设立，济南开始有了近代邮政机构；1902年，省城各衙署安设电话，连线成网，此为济南市内电话之始；1909年，济南架设了城区与城关、商埠间的电话线；1913年，济南市第一次设立公用电话。至1911年，济南邮政局辖山东全省及直隶（今河北省）的故城、郑家口等局、所的邮政事务，所辖邮局66处，代办局所372处。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清邮政改为中华邮政，济南邮政局改设山东邮务管理局。

济南便利的交通位置和迅速发展的邮政通讯业发展，为济南与其他城市的交流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为《新青年》等刊物的邮寄提供了便利条件。据史书记载，在五四运动期间和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报刊和图书，在山东均得以流传。山东督军张树元在1919年6月向北京政府密电济南罢市罢课时，如临大敌地密报了进步读物在山东流传的情况，说：“无政府共产党宣言，时有发现。均经会电各该地方文武，严防密捕”。[2]

（四）济南进步知识分子与《新青年》社的联系为《新青年》在济南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新青年》能够在济南广泛传播，进步人士王乐平功不可没。

王乐平，名者塾，字乐平，山东省诸城县人。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与丁惟汾等组织山东各界联合会。1912年当选为山东省临时议会议员。1918年当选为山东省议会秘书长，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先后在上海、济南、北京作了一系列的工作。正是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王乐平与陈独秀相识，两人书信往来，建立了不俗的交情。济南与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因此而有了联系与沟通。与此同时，王乐平与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五四运动后，王乐平一方面发起创办《民治日报》，辟有新文化专栏，登载有关文章与报导，一方面于1919年10月在济南天地坛自己家里，发起创办了齐鲁通讯社，并附设售书部，1920年9月，王乐平将齐鲁通讯社售书部扩建为齐鲁书社。

全国各地出版单位都主动地把新书刊寄来代销，当时推销的进步杂志有《新青年》、《新潮》、《创造》、《共产党月刊》、《每周评论》、《小说月报》等。报纸则有《努力》周报、《觉悟》周报、《莽原》周报及《醒狮》周报等。新书有《俄国革命史》、《辩证法》、《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等。对创造社、新青年出版社、新思潮、北京书店的出版物销售极广。《新青年》在济南有了稳定的销售阵地。

齐鲁书社无论是规模还是在群众中的影响都是最大的，1919年12月18日《晨报》曾对书社当时所处的形势与概况有这样的描述：“自‘五四运动以后，就是沉默的山东，也是如梦初醒。……山东人民受尽不见不闻的痛苦。但今夏间，王者塾君曾约些同志在济南组织了一个齐鲁通讯社，一方面作通讯事业传达到外边去，一方面代派各处新出版物，为介绍新思想改良社会的先声。”

齐鲁书社得到《新青年》雜志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新青年》多次为其刊登启示，介绍书社的宗旨和业务范围。1920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2号为齐鲁书社刊登广告：“本社是齐鲁通讯社里贩书部扩充组织的，专卖最新各种丛书杂志及教育用品，以介绍文化增高人类的知识为宗旨，已定于10月1日正式开幕，凡各处新出版的印刷物，本社无不极力代为推广，务请将办法函知本社，本社是非常欢迎啊！”1921年8月，《新青年》第9卷第4号再次为齐鲁书社刊登广告：“（1）本社开办以来，就提出了宣传文化的宗旨；凡各处有价值的出版物——新青年丛书杂志——无论是季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日刊，无不乐意代售；希望各处著作家和出版家，每有新著出版，即速和敝社接洽，以便约定代售为盼。（2）本社为纯公益起见，不独备碑帖字画，价值格外克己，即所发售的各种仪器、文具、学校用品中，也是非常公道、便宜，如荣赐顾，不胜欢迎。备有图书目录，来索即送。”[3]

齐鲁书社与《新青年》社建立起的这种紧密联系，为相互之间刊物的发行销售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之，齐鲁书社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演讲会和讨论会，很快，齐鲁书社吸引了一批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使《新青年》在济南的阅读群体进一步扩大。

二、《新青年》对济南社会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新青年》在济南的广泛传播，对济南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助推济南进步青年投身五四救亡洪流

“救亡”或“救国”是近代中国的基本主题之一。《新青年》创办之初，创办者有一个不谈政治的约定，就像胡适说的，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改造国民性为救国根本道路。然而，身处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面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问题”，《新青年》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1918年7月，第五卷第一号的开篇文章是陈独秀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新青年》从最初的“思想启蒙”走向“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的交集换位。“民主”与“科学”，“启蒙”与“救亡”的观念深深影响着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

1919年，在《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山东问题”，在国难当头之时，山东人民最先点燃了反帝爱国的火焰。在济南，深受《新青年》“启蒙”与“救亡”思想熏陶的青年学生率先响应，并带动济南社会各界纷纷组织起来，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去。“学界倡之，商界继之，农工各界亦起而附合之。旬日之间，风动全国，上自大夫，下至走卒，无不痛心疾首，必欲争回利权，除国贼而后甘心”。在整个运动中，济南的青年学生始终走在运动的最前列。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洪流中，成千上万的济南热血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

5月5日早晨，济南市各高校得知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后，7日晚，济南中等以上21校学生代表70余人召开会议，议决电请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严办曹、章、陆；并于两日内答复，否则一律罢课。10日，济南21所中等以上学校万余名学生，不顾反动当局的禁令，汇集在省议会举行大会。会后，学生七八人结成一组，分赴各街演讲，“以期唤醒各界，热心爱国，抵制日货。”11日，济南学生外交后援会成立。12日，济南各校代表再次举行会议，正式成立济南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济南暨山东学界爱国运动。5月23日，在济南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省立一师学生王尽美等起草了《罢课宣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亡国之惨，迫在眉睫，凡有血性，谁无义气？安能为人类羞，偷话于木屐儿之足下乎！”“抑露我头角，展我抱负，与彼孤注一掷，以雪国耻。”[4]《罢课宣言》字字句句透出青年学子殷殷热血救国情。6月8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周刊》创刊，作为学生运动的理论阵地，其创刊号发刊词更提出了“使同胞梦者醒、醉者苏”、“反帝救国”的主张：“今日内忧迭起，险象环生，亡国惨剧，迫在眉睫。外人之视我，不斥曰睡狮，即卑曰老大，以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瓜分豆剖、祸悬眉睫。神州茫茫，竟为群雄之逐鹿场，大张沉沉，竟作异族之蹂躏地”。“同人等闵怀时限，联合同志，出此周刊，作同胞晨暮之鼓钟，庶几使同胞梦者醒、醉者苏，协力同心，共谋救国之策”。“吾等罢课，纯属救国，吾等救国，纯本良心。不忍坐视国家之沦亡，故振臂高呼，反帝救国，盟天日而誓山河，勿持心不决而犹豫从事……。”[5]

济南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充分显示了深受《新青年》“启蒙”与“救亡”思想熏陶而觉醒起来的济南青年“救亡图存”的决心和勇气。

（二）有力推动了济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以《新青年》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新文化运动在济南的发展，突出表现在教育界。省立一师的一些进步教师，冲破重重阻力，积极在校园中倡导新文化运动。1919年8月，鞠思敏、王祝晨等在济南发起成立“尚学会”，共同创办学会会刊《新文化介绍》，刊物内分文学、哲学、伦理、教育、社会5种栏目，介绍新兴学术思想，研究时局问题，推动新文化运动。先后出版了“文学号”、“教育号”、“哲学号”等，成为山东教育界知名度高而又影响大的新文化学术刊物，其中文学号不仅风行全省各地，还流行到外省。后来，会刊易名为《新文学评论》，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凡有革新思想的山东青年，几乎都受过启示。王祝晨也是在这时被青年学生尊称为“山东的胡适之”。

济南的进步知识分子把民主与科学当做追求的目标，勇于打破常规，追求新思想、新文化，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他们提倡白话文，促进文学革命。王祝晨在学校改革中充分认识到白话文的重要性，积极提倡并运用白话文，他主张用简单易懂的白话文教学，是山东推行白话文教育的第一人。当王祝晨在一师附小贴出第一份白话布告的时候，引起全校的震动。当时在该校就读的李长之对此印象深刻：“这是我们第一次被惊醒了，白话文原来也可以有登大雅之堂的资格，所以对那布告的印象特别深。”[6]可见，即使是当时的小学生，也认为白话文难登大雅之堂。王祝晨在第一堂白话文课上明确宣称：“白话文并不是大白话，而是现今最进步的文学语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是山东教育史上的第一节白话课，希望你们能记住这有重大纪念意义的第一课。白话文教学从今日开始了。”1920年暑假期间，王祝晨约省城各小学教员赴南京高师暑期学校听讲，这是陶行知为提升中小学教员素质而创办的学校，胡适应邀在课上讲授“白话文文法”[7]。王祝晨从会上带回许多白话文教育材料，在各小学中分发。

济南的先进知识分子还批判儒学的伦理纲常，倡导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同校等等。新文化运动在济南的深入发展，引领了济南思想、教育、文学等各方面的新变革。

（三）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产生准备了思想干部条件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李大钊在1918年11月《新青年》五卷五號上同时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也象征着《新青年》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1年春，是中共一大召开前国内成立的六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能够较早在济南成立，《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对济南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重要原因之一。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王尽美较早阅读到《新青年》，深受《新青年》传播民主科学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据王蔚明回忆：1919年5月中旬，当时只有13岁的王蔚明是一名枳沟高小的小学生。“我看到王尽美已经来到我们的小学，正与他熟悉的北杏同学在教室前面说话，我便约他到我屋里去坐坐。他看到我的桌子上有《新青年》、《新潮》、《新生活》等刊物时说：‘在这乡村的小学里，也能看到这些进步刊物，可真不易呀！我说：‘我没钱订阅书报。这些都是从教师和同学手里借来的，都是别人看过以后，过时的东西了。他说：‘不，不，不！这些刊物中的文章，过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再看，也不过时。当然，他们的话也不会全是金科玉律，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很重要的。他们提出的意见，也往往是值得研究、参考的。我主要也是借阅别人的书报，我有这个感觉。”[8]王蔚明的这段回忆，清晰的告诉我们，早在五四运动之前，王尽美已经阅读到《新青年》，对其中的文章、观点记忆深刻，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五四运动以后，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齐鲁书社扩大了阅读的场所，并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演讲会和讨论会，很快，齐鲁书社吸引了一批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他们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探讨着各种新思潮。王尽美和王乐平同属诸城王氏家族，于家乡就已熟识，王尽美频频出入齐鲁书社，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研读着各种进步书刊，与邓恩铭、王翔千等进步知识分子研究、探讨着马克思主义。

受十月革命影响、五四运动洗礼的王尽美、邓恩铭等进步知识分子在研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过程中，经历了艰苦的学习、探求和革命实践的锻炼，不断汲取新知识，不断改正、抛弃旧观念，吸收新思想，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确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成為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综上所述，《新青年》创刊不久即得到泉城济南进步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喜爱，《新青年》能够在济南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渊源。《新青年》在济南的广泛传播对济南的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济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1]今天山东大学之肇始.1904年山东大学堂改称山东高等学堂.1911年改名为山东高等学校.

[2]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党史资料.1983年第2期：第15页.

[3]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党史资料.1983年第2期：第25页.

[4]山东省济南师范学校校史（1902-1992）.第67页.

[5]山东省济南师范学校校史（1902-1992）.第68页.

[6]李长之.李长之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卷）：第372-373页.

[7]余子侠.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9-111页.

[8]济南师范学校编.王尽美遗著与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