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 王联合

【内容摘要】  “逆向搭便车”指同盟内实力较强的成员在内部竞争条件下，通过减少防卫投入以刺激较弱成员大幅提高自身防卫支出的现象。美国利用亚太盟友在“自主—安全”交易与非对称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以政策鞭策而非削减盟友防卫支出实现对后者的“逆向搭便车”。冷战结束后，美国亚太同盟因盟主霸权透支与盟友“搭便车”而缺乏凝聚力。当前，在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与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的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重振亚太同盟体系以共同应对所谓挑战。为提高亚太盟友承担责任的能力与意愿，美国着手调整同盟义务，提升同盟军事合作水平；突破“轴辐”结构限制，与亚太盟友共同打造众多“印太”小多边安全合作機制；鼓励亚太盟友发挥各自相对优势，积极参与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基于同盟权力的非对称性，因而对于弥合同盟分歧成效有限。但是即便如此，这些政策和行动依然对中国国家安全与未来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关键词】  逆向搭便车  美国亚太同盟  自主—安全交易  非对称同盟

【作者简介】  张翔，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1620）；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  邮编：200083）

【中图分类号】 D87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3）02-0037-20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302003

“搭便车”（free-riding）指集体在无激励机制的前提下，强势成员长期承担与其收益不符的供应成本，弱势成员则更愿意坐享其成而不愿为集体供应额外的公共产品。 集体中存在的弱势成员“剥削”强势一方的倾向就是“搭便车”的基本内涵。同盟作为“集体”在现实中的一类模型，是指拥有共同目标的国家通过集体行动分享安全公共产品的国际机制安排。“搭便车”作为同盟维护过程中相伴而生的现象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焦点。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同盟“搭便车”的内在逻辑，以及避免这一“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条件。有学者从成本与收益角度分析同盟“搭便车”的根源，发现同盟体量越大，成员为获得安全产品愿意付出的成本就越少，进而所有成员均倾向于在同盟安全产品达到“帕累托最优”前就停止为其付出成本，由此形成同盟“搭便车”。 也有学者认为这一结论应基于安全产品的纯粹公共属性。对于混合公共与私有性质的产品而言，扩大集体支出反而对个体增加自身支出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从而规避“搭便车”现象。 此类研究通过甄别安全公共产品的属性与职能，强调集体中的“搭便车”并非必然。 另有学者基于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同盟理论，认为“搭便车”与弱小盟友对外部威胁的评估相关。当外部威胁不足以激发弱小盟友的危机感时，“搭便车”较为普遍。反之，由于弱小盟友在面对同盟“被抛弃”困境（abandonment）时更具脆弱性，当其面临强烈的外部威胁时往往会放弃“搭便车”。 既有研究视角亦涉及国内层面，反映同盟“搭便车”可能受非物质因素影响。为此，部分研究也开始讨论盟国民众对同盟关系的认知，以及对本国参与同盟合作的意愿等观念因素对同盟“搭便车”的影响。

既有研究主要从同盟外部环境以及公共产品属性角度探索抑制成员“搭便车”成立的条件，较少关注内部成员互动对“搭便车”的影响。本文结合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属性特征以及冷战后美国与亚太同盟在转型过程中的互动情形，考察美国当前对其亚太同盟“逆向搭便车”的动因及举措，以及这一互动模式对未来美国亚太同盟转型及中国战略安全态势的影响。文章第一部分介绍内部竞争模型及“逆向搭便车”概念的意涵，并据此提出“逆向搭便车”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下得以成立的内在逻辑。第二部分结合美国护持亚太霸权的战略举措，分析其借同盟转型对地区盟友“逆向搭便车”的战略考量与实施路径。第三部分评估美国“逆向搭便车”策略对亚太同盟未来走向的影响。结语探讨美国“逆向搭便车”对中国形成的战略挑战，以及未来中国实现破局的着力点。

一、美国何以对其亚太同盟“逆向搭便车”

“逆向搭便车”由“搭便车”的内涵衍生而来。但不同于集体内弱势成员对强势伙伴的“搭便车”，“逆向搭便车”表现为弱势成员为弥补强势伙伴投入不足的空缺，主动承担更多供应成本。这种在集体内出现的强势成员对较弱一方的“剥削”现象即为“逆向搭便车”。已有研究据此设计博弈模型，并运用方程推导证实这一特殊情形。结果表明，“逆向搭便车”成立的基本原理在于较强盟友利用较弱一方对同盟解体的脆弱性以减少自身贡献，以迫使后者增加投入。 该结论为检验美国对其亚太盟友“逆向搭便车”提供理论依据。

（一）“逆向搭便车”的理论依据

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牛铭实（Emerson M. S. Niou）与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政治学者肖恩·齐格勒（Sean M. Zeigler）在对结盟及其稳定性研究中提出“内部竞争”（internal rivalry）概念。两位学者以同盟国防支出为研究对象建模，试图证明同盟“内部竞争”不仅能够增强其整体实力，还可能引发同盟“逆向搭便车”。

两位学者假设同盟内部成员的初始资源由防卫资源与生产资源两部分构成。前者仅用于增加自身和同盟的防卫支出，后者除用于非军事活动，还可转化为成员的防卫资源。为保持同盟对敌优势，成员不仅需要消耗自身防卫资源，必要时更以转化生产资源为代价，大幅增加同盟防卫支出。成员防卫资源投入越多，同盟获胜概率越大。获胜一方将为瓜分对手剩余资源展开内部竞争。这一竞争的持续升级会助长成员相互猜忌，长此以往不利于同盟稳定。由此可见，同盟内部竞争从两方面塑造成员行为。一方面，成员为瓜分战利品势必相互利用，共同提升同盟防卫支出。但另一方面，彼此又相互提防，随时准备为瓜分战利品投入新竞争。这一模型的结论是：同盟内部成员即便目标一致也可能怀疑彼此意图，并为攫取利益相互竞争。适度的内部竞争因间接增加同盟防卫支出而有助于同盟提升竞争力。

两位学者也指出，当内部竞争不足时，同盟解体风险相应较低。此时成员更倾向于减少同盟防卫支出，从而以较低成本获益，由此导致同盟“搭便车”。而随着内部竞争趋于紧张，虽然同盟总体防卫支出尚在增长，但成员因缺乏互信而令同盟面临解体风险。一旦同盟解体，成员所得将悉数丧失。由于较弱成员在遭遇这一风险时比较强一方更具脆弱性，后者可通过减少投入同盟防卫资源，间接迫使前者提升防卫支出。换言之，较弱成员因其固有脆弱性无法同较强一方维持原有竞争态势，被迫通过大幅增加防卫支出来平衡因后者减少投入而下降的同盟竞争力，从而规避同盟战败并解体的风险。两位学者将这一特殊情形稱为“逆向搭便车”（reverse free riding）现象。 同盟内部竞争模型中的“逆向搭便车”表明，较弱成员在特殊条件下反而会比较强一方承担更多供应成本。适度的内部竞争不仅有助于提升同盟竞争力，还会部分抑制较弱成员“搭便车”的意图，从而为较强成员“逆向搭便车”创造条件。

（二）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

尽管同盟内部竞争是“逆向搭便车”成立的重要前提，但美国亚太盟友提高防卫支出的内在逻辑并未完全契合理论。一方面，美国亚太同盟的互动模式削弱了内部竞争导致盟友脆弱性的效力。另一方面，尽管冷战后美国曾多次威胁减少亚太同盟防卫投入，却终未付诸实施。实际上，美国为聚合亚太同盟实力，推动其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反而逐年加大对亚太乃至后来“印太”地区的战略投入。美国对其亚太同盟“逆向搭便车”也因此具有新内涵。

第一，美国亚太同盟在“自主—安全”交易框架内稀释内部竞争张力，从而降低同盟解体风险。根据内部竞争模型，结盟各方对同盟解体具有普遍脆弱性，内部适度竞争有助于成员在稳定优先与实力至上原则之间维持微妙平衡。内部竞争缓和反映成员在某一阶段将稳定优先视为同盟维系的首要原则。换言之，成员通过区分同盟主次矛盾来调节内部竞争机制。而亚太“轴辐”体系的互动模式表现为美国同其盟友达成的“自主—安全”交易。非对称同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由迈克尔·艾德夫（Michael F. Altfeld）最先提出，并由詹姆斯·莫罗（James D. Morrow）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在这一模型中，国家根据其价值理念，及对不同议题所持立场（position）选择维持或改变现状（status quo）。“安全”（security）指国家维持现状的能力，“自主”（autonomy）代表其能改变现状的程度。非对称同盟的利益互补体现在大国一旦与弱小盟友结盟，即便能就某一议题维持弱小盟友所期望的现状，也需要相应调整自身对该议题的立场，由此导致大国在为弱小盟友提供“安全”的同时会失去部分“自主”。而弱小盟友为换取大国提供的“安全”，则愿意让渡部分“自主”以补偿后者。 利益互补成为非对称同盟得以维系的前提条件，由此形成“强者提供安全，弱者让渡自主”的利益交换模式。 冷战结束后美国推动亚太同盟转型的众多政策和行动旨在重申美国坚定履行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并在原有交易框架内赋予后者更多自主权。美国与亚太盟友通过“自主—安全”交易框架重新界定权责，缓解双方因目标分歧而引发的内部矛盾，从而避免内部竞争对美国亚太同盟稳定的消极作用。

第二，“自主—安全”交易模型在稀释内部竞争张力的同时，亦固化亚太盟友与美国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在非对称相互依赖中，亚太盟友担忧被美国抛弃的脆弱性成为后者“逆向搭便车”的重要条件。美国利用亚太盟友对非对称相互依赖的脆弱性，以政策鞭策施压盟友提高同盟防卫支出。此举一来避免过度激化同盟内部矛盾，进而影响同盟稳定，二来也不需要削减同盟防卫支出，致使同盟丧失竞争优势。受亚太同盟非对称相互依赖固化，以及美国“印太战略”规划影响，现阶段美国无法仿照内部竞争模型通过削减本国同盟防卫支出刺激亚太盟友增加投入。在大国竞争回归与跨国挑战丛生的当下，美国若贸然削减亚太同盟防卫支出，不仅会降低同盟安全承诺效力，亦会迟滞地区战略布局进程。有鉴于此，美国转而凭借其在亚太同盟非对称相互依赖中的有利地位，一边持续为同盟军事能力建设添柴加火，一边以所谓“严厉关爱”（tough love）督促盟友善用美国投入的战略资源，迫使其切实提升自主防卫能力。

美国的政策鞭策从两方面塑造亚太盟友行为。一方面，亚太盟友持续增加自主防卫投入，除受地缘政治环境与盟友追求战略自主的影响外，也与美国对盟友的政策施压存在关联。另一方面，亚太盟友为规避其对非对称相互依赖的脆弱性，亦对美国采取对冲策略。冷战结束后，美国因二十年反恐已然陷入霸权瓶颈期。为推进其战略重心持续向亚太转移，美国频繁借非对称相互依赖施压盟友，加剧同盟矛盾。特朗普政府主张“美国优先”，质疑同盟护持美国霸权的战略价值，由此引发同盟互信危机。亚太盟友为对冲这一不确定性，一边重申同盟对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意义，并全力挽救遭遇重创的同盟互信，一边积极寻求同域内外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拓展安全合作。

美国凭借亚太同盟“自主—安全”交易模式，以及盟友对非对称相互依赖的脆弱性，通过政策鞭策而非削减同盟防卫支出的方式施压盟友持续增加防卫投入，直至纠正亚太盟友在安全领域搭美国便车的现象，此即为美国对其亚太盟友的“逆向搭便车”。在内部竞争模型中，较强成员利用较弱一方因战败而丧失所得的脆弱性，威胁减少同盟防卫支出，迫使后者为维持同盟竞争力增加防卫投入。这一模型要求成员合理控制内部竞争，避免同盟因成员猜忌与对抗而解体。与此相较，美国亚太同盟存在的“自主—安全”交易有效缓解成员因利益分配而引发的内部竞争，整体比内部竞争的互动模式更具稳定性。然而，美国亚太同盟基于“自主—安全”交易的非对称相互依赖难以适应冷战后同盟权力的相对变化。如果美国一味将同盟脆弱性作为聚合盟友甚至与盟友讨价还价的惯用手段，那么盟友为趋利避害，势必将采取对冲美国的策略，并重新评估美国的安全承诺，从而可能走向美国“逆向搭便车”初衷的反面。

二、美国在亚太地区“逆向搭便车”的现实考量

美国的亚太同盟战略是其地区安全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战略直接服务于美国巩固战后亚太国际秩序、护持美国地区霸权的总体目标。战后亚太地区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及其日益涌现的复杂挑战促使美国从全球视角重新定义亚太，并因势利导多次修正地区安全战略，再运用与之相匹配的同盟战略加以贯彻。美国对亚太盟友的“逆向搭便车”正是基于对地区战略环境与战略风险的诸多评估，是对其亚太战略目标的直接反映。

（一）美国亚太“逆向搭便车”的战略动因

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扩张遭遇重重阻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亦日益严峻。美国遂更新同盟观念，以新策略动员地区盟友，以期重获战略主动。

第一，分裂的同盟与亟待重振的领导力。随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对峙的结束，美国因此坐享历史上以及同时期任何大国无可比拟的战略优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超级大国。 美国战略界由此将这一战略优势视为其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加强各国交流与合作的战略新机遇。 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却在目标排序和方法选取上出现诸多失误，导致盟友与伙伴质疑美国全球领导力和承诺的可靠性，认为美国正日渐忽视核不扩散与限制国际军备竞赛等理应重点关注的议题，转而纠结于同盟负担分摊的具体数额并以此衡量盟友的价值，通过瓦解多种关键国际机制掣肘盟友，疏远伙伴，令美国多年积累的战略优势与资产大量流失。鉴于美国正日益表现出对传统国际秩序的背离倾向，亚太盟友开始寻求部分对冲美国的策略。特别是在对华问题上，亚太盟友更多从本国利益出发，尽可能对美国联合同盟对华竞争的外交政策采取有限追随的策略。 在美国外交建制派领袖强调亚洲对美国战略利益的重要性，并将致力于培育同盟在核心目标上的政治共识之时，亚太盟友却主动为全球权力转移未雨绸缪，力求有备无患。 美国全球霸权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延续，但其所面临的诸多内外困境及其外溢效益正增加亚太同盟管理的不确定性，势必令亚太盟友开始重新评估对美国的追随策略。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式的同盟管理模式对纠正亚太同盟“搭便车”不仅成效有限，更加剧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和对冲意愿，从而引发美国战略界对本国在大国竞争回归的情势下可能陷入被动的担忧。 为避免盟友独立发展不受美国地区核不扩散框架约束的威慑能力，进而令整个亚太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中，美国需要在赋予盟友更多自主权的同时，重振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 当前美国将地缘战略竞争视为国家安全与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大幅缩水的全球领导力和分裂的同盟体系正成为美国战略投入的绊脚石。 为此，拜登政府在2022年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多次重申同盟对于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意义，承诺将与盟友为应对当前及未来挑战展开合作。 究其根本，美国积极满足亚太盟友实力增长后渴望在既有同盟框架内获取更多自主权的诉求，意在以自主权作为筹码，推动同盟存续成本向亚太盟友转移，既避免同盟因成本分摊陷入分裂，又将盟友提升比较优势的诸多尝试限定在美国亚太战略范畴内。

第二，聚合同盟实力赢得对华战略竞争。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变化是其外交与安全战略调整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一时期美国分阶段向亚太投入大量战略资源，旨在推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借此重塑美国亚太霸权。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在申明愿与中国合作应对地区与全球挑战的同时，强调美国将在可控范围内同中国展开实力竞争，并要求中国在航行安全、国际贸易、人权、军事现代化、网络空间等议题上依照其所称的国际规则行事。 特朗普政府则对中国在“印太”、欧洲、西半球、非洲日益提升的影响力持强硬立场，认定“中国正利用一系列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与贸易活动胁迫他国服从其政治安全议程，而其快速推进的军事现代化旨在阻断美国介入以上地区，进而抵消美国的地区影响力”。 拜登政府基本延续前任政府对华竞争总基调，宣称“中国正凭借日益强烈的意志成为唯一有能力在经济、外交、军事、科技领域对稳定与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国家，其全力以赴投入大量战略资源，只为牵制美国实力，并阻止美国捍卫全球盟友与利益”。 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加剧影响，其亚太盟友也在纷纷调整本国对华战略。澳大利亚立足中等强国的身份定位，继续以美澳同盟关系作为外交基轴，将中国维护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的行动视为对亚太稳定和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日本对中国亦持有类似态度。为应对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日本极力强化同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力图通过打造日澳“准同盟”关系在南海形成对华战略牵制。 但即便日、澳为维护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而采取对华强硬立场，美国依旧会在对华合作上摆脱同盟束缚，导致亚太盟友为追随战略付出高昂战略成本。 目前，美国与其亚太盟友在对华战略上步调不一。重建盟友信任，并动员盟友与伙伴国广泛参与美国的地区安全倡议与机制，是其得以聚合同盟实力，增加对华竞争资本的重要任务。

第三，应对日益复杂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美国国家利益是全球主义与孤立主义理念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经济繁荣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美国政治与文化又对参与全球事务保持着情感上的疏离。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内保守情绪日益高涨，对于是否继续承担二战后的全球角色态度消极。然而面對大国竞争加剧、热点地区冲突频发的国际环境，美国既难以置身事外，亦无法仅凭借一己之力长期保持优势。 随着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泛滥、经济胁迫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凸显，美国意识到全球冲突的本质已不同于以往，同盟与伙伴体系不仅至关重要，推动其有效转型亦势在必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任前曾于2020年在北约峰会上表示，美国和盟友正共同面临大国地缘竞争、气候变化、疫情大流行、恐怖主义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美国无法独自应对，必须同盟友与伙伴合作解决以上问题。 美国亚太盟友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各具优势，同盟合作潜力巨大，挖掘盟友潜能、补强同盟实力成为美国逆向搭盟友便车的战略考量。例如，在半导体制造与研发领域，韩国具有领先优势，全球70%的内存芯片均由韩国公司生产。 在当前全球半导体市场供不应求的背景下，韩国成熟的半导体技术、巨大的市场份额，以及半导体产业对人工智能、新能源开发所提供的硬件支持，成为美国借力韩国的重要原因。日本目前依旧是半导体制造与研发强国，并在硅片生产、先进化工材料与设备制造等方面具有明显技术优势。除了与盟友共同维护全球原材料供应链安全，美国同亚太盟友还围绕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展开积极合作。为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韩国已扩大疫苗制作设备的生产线，并增加对美国疫苗原材料的供应量。同时美韩还就合作培育病毒抗体、提高两国应对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协调能力达成一致。美日两国也同意为应对全球疫情投入更多资金，并分阶段扩大国内疫苗生产。鉴于非传统安全挑战不同于以往，美国亚太同盟合作的目标、范畴与深度也将做出相应调整。美国根据盟友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具有的诸多优势，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从而降低危机应对成本，补齐领域短板，并确立自身在国际合作中的影响力。

全球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严峻，美国独木难支亦无法置身事外。鉴于霸权颓势、战略资源紧张与同盟分裂已成为制约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结构性因素，美国未来对同盟的依赖与控制也会日趋强烈与明显。

（二）美国对亚太同盟“逆向搭便车”的实施路径

美国凭借其在同盟非对称相互依赖中的优势地位，由点到面优化亚太同盟吸收美国战略投入的效率，在逐步提升盟友参与亚太安全事务能力的同时，鼓励盟友自主承担维系同盟与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责任。

第一，锐化节点：调整同盟义务，逐步强化关键盟友在安全领域的能力。随着美苏两极对峙终结，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面临多极化趋势冲击。亚太盟友开始调整以往绝对追随美国的安全战略，逐步追求外交独立性与利益多元化。对于冷战后亚太盟友积极谋求自主安全的意愿，美国顺势而为，对亚太盟友采取帮扶策略，并多次修订同盟防卫义务，在降低盟友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准入门槛、协助提升盟友武器装配与研发能力的同时，将敦促盟友逐步承担更多同盟义务、提升同盟指挥系统互操作性作为冷战后亚太同盟转型的重要目标。以美日同盟关系转型为例，“美主日从”是冷战时期美日在安全领域互动的基本模式，而冷战结束后这一模式已逐步被“美主日辅”的新模式所取代。日本在美国未来的地区安全布局中正日益扮演“次轴心”角色，对于辅助美国护持亚太霸权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根据1997年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防务合作的地理范围从日本本土扩展至朝鲜半岛区域。日本承担的义务主要在于对美国进行非介入支援，如在战时对美军开放本土民用与军用设施等。尤其受“专守防卫”原则所限，日本自卫队仅被允许在进入紧急状态后方可为美军提供后勤补给。 2015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再次修订，日本自卫队职责获得极大扩充。两国安全合作不仅内容增加，而且合作所指向的地理范围也扩展至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这一文件不仅强调日本自卫队在日本遭遇攻击时将承担主要保卫任务，还明确提出日本自卫队同美军均可从本国战略利益出发，广泛参与联合国维和、人道主义与灾难救援、海洋安全治理等国际事务。 除敦促盟友承担更多同盟义务，美国亦逐步放宽盟友购买美军先进武器装备的限制。此举旨在强化盟友安全实力，保持同盟相对优势，并完善盟军指挥系统的互操作性。2021年5月，经美韩政府商定正式废除限制韩国发展弹道导弹能力的《韩美导弹指南》。这一限制的解除意味着未来韩国将能够自主发展并拥有包括洲际弹道导弹与潜射弹道导弹在内的各类导弹技术。 美国国务院也已于同年批准向韩国出售精确制导武器，旨在提高韩国独立应对朝鲜半岛安全挑战的能力，从而确保美韩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能顺利推进。 美国为提升亚太同盟体系的适应性，欲将“轴辐”盟友打造成介入亚太、护持霸权的重要节点。 当前美国已将提升盟友的自主战术打击能力，完善同盟指挥系统的互操作性，整合盟国国防工业生产体系与供应链，以及合作开发尖端武器技术作为巩固美国亚太同盟集体军事优势的重要内容。 这一战略调整也意味着美国正将重振同盟关系视为公平分担同盟责任的前提， 同时通过提升关键盟友自主保障安全的能力，进一步降低未来美国履行同盟承诺的代价。

第二，串联成网：鼓励亚太盟友自主构建灵活多样的地区安全关系。冷战后亚太国家间的历史纠葛与领土纷争、维系地区核不扩散的结构性压力，以及积压已久的大国地缘对抗张力等传统安全挑战促成地区国家复杂且多样的安全利益诉求，而单靠亚太“轴辐”同盟体系不仅难以缓解以上挑战对地区稳定形成的冲击，也无法承接美国将战略资源聚焦于此的决策部署。 冷战结束后，多边主义已成为亚太重要的外交互动模式之一，美国借此对“轴辐”安全结构加以调整，力图打造组织精巧、形式灵活，同时又注重议题与目标导向的地区安全合作新机制，这一机制也被称为“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或小多边安排。 亚太地区的小多边安排主要围绕海洋安全议题，合作目标多聚焦于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小多边安排的组织规模视议题而定，成员多为三至四个利益趋同、目标一致，且对特定议题具有一定优势或影响力的域内外国家或国际组织。 日本为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积极同印度和北约建立安全伙伴关系。此举意在延伸日本国家利益，并借此增强其军事影响力。 除了拓展域外合作，日本在域内也多次依托美日同盟，同韩国完善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其中就包括建立三方部长级会议、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并为早日实现三国情报共享积极进行政策协调。同澳大利亚开展军备合作亦是日本当前拓展“辐与辐”安全关系的重要战略动向。两国于2014年签署“国防装备与技术转让协议”，并设立日澳防务合作办公室，以推动对澳出口日本“苍龙级”柴电潜艇计划。 日本与“印太”伙伴国印度围绕海上航行安全议题正逐步构建愈发紧密的国防与安全合作关系。两国不仅频繁开展双边、多边海上军事演习，建立印度海军与日本海上保安厅、海上自卫队长官对话机制，并共同组织官兵培训活动，还由政府牵头定期举行“2+2”外长防长对话会，积极就国防装备转让、技术研发与外太空合作议题广泛磋商。 新近“复活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同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及东盟（ASEAN），更是分别发挥危机应对、军事威慑与规则制定的作用，因而也被寄予未来支撑“印太”安全架构的厚望。冷战结束后，美国着手构筑超越“轴辐”体系的小多边安全合作框架，鼓励“辐与辐”开展安全合作并提升互操作性，支持盟友同亚太伙伴国进行战略对话与合作。这一战略既提升美国泛同盟网络的集体威慑能力，也适当减轻美国履行盟友安全承诺的战略负担。

第三，拓宽合作面：引导盟友积极参与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由于亚太地区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凸显，美国决定转变以往由其单方面为亚太同盟设定议题并全程负责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旧格局，代之以盟友基于地区战略与安全利益自主设定议题、直面挑戰，并与美国共同负责相关公共产品供应的同盟合作新模式。为最大限度激发亚太同盟集体威慑效力，美国未来将积极在亚太事务中扮演参与者与支持者的角色，而非事无巨细、大包大揽。 其亚太盟友则在冷战后地缘战略格局重组的背景下，依照本国战略规划提升外交自主性，积极参与并完善亚太公共产品供应链。韩国2017年提出“新南方政策”（New Southern Policy， NSP），旨在同南亚次大陆及东南亚国家合作改善地区公共卫生状况，优化基础设施配置，提升当地教育水平，开展双边人文交流等。 2018年3月，澳大利亚与东盟联合发布数字贸易标准倡议，为促进澳大利亚与东盟数字贸易往来、实现地区经济包容性增长规划蓝图。同时澳大利亚计划在五年内帮助东南亚国家打造智慧城市网络，并提供相关培训与技术支持。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基于“东盟与湄公河项目”（ASEAN and Mekong programs）帮助东盟国家弥补卫生系统短板。双方还发起共同打击地区人口贩卖活动的国际倡议，并同地区国家就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和可再生能源合作积极探索方案。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将东南亚农渔业与制造业部门的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帮扶地区国家摆脱经济发展陷阱、提升当地经济活力的着力点。同时，日本亦注重协助东南亚国家建设海岸警卫队，以提高地区国家在周边水域活动能力。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2021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凭借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声誉等，已成为备受东南亚国家信赖的地区大国。 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威胁以及疫情大流行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迫使美国正视其权势尤在却今非昔比的实力困境，并以更为克制的方式约束霸权，避免无限透支。 正因为如此，强调同盟体系的支柱作用，以及拓展同盟职能并发挥盟友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比较优势被置于美国外交战略的关键位置，进而成为美国逆向搭盟友便车的可行路径。

重振亚太霸权与同盟领导力、以“全政府”方式同中国开展战略竞争，以及聚合资源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叠加引发的诸多挑战，成为美国推动亚太同盟向一体化威慑与自主防御转型的重要目标。正如拜登政府在其“印太战略”中所提及的，美国未来能否在地区内发挥显著且持久的影响力，一方面有赖于美国战略资源对这一地区的持续投入，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亚太盟友、伙伴国以及域内外国际组织能否与美国提升集体行动力的前瞻性方略实现兼容。 美国不仅加大对同盟这一亚太秩序支柱的战略投入，更注重同盟资源利用的有效性，通过强化盟友的安全实力，鼓励其自主构建安全合作框架，并引导和参与盟友就地区议题开展的多边合作，在推动对亚太盟友“逆向搭便车”的同时兼顾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同盟成本的定向转移。

三、对美国亚太同盟“逆向搭便车”的战略评估

当前，美国对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主要表现为敦促、激励亚太盟友替美国分担更多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责任，优化美国战略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渲染中国军事实力对亚太盟友的安全威胁，以此聚合同盟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已经逐步成为美国推动亚太同盟转型的首要目标。显然，“逆向搭便车”作为同盟管理的一项策略势必对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产生影响。

（一）“逆向搭便车”恐难确保同盟责任公平分担

“逆向搭便车”作为一项旨在调整同盟内部责任分配不均的策略，尽管试图以激励成员的手段调解同盟转型中的利益冲突，却并未触及形成亚太同盟搭便车的结构性根源，对于纠正盟友搭便车效果较为有限。在美国亟待优化全球战略资源配置的背景下，围绕海外同盟体系而展开的战略资产与战略负担之辩恐将继续成为美国国内争论的一大议题，进而影响未来美国同盟管理模式。亚太同盟之所以会存在搭便车现象，一方面在于美国与其盟友长期形成的非对称权力格局、“自主—安全”交易模式，和“轴辐”结构对同盟转型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基于美国与盟友在公共产品供应链中僵化的身份定位和盟友对于实现自主防卫所需成本的利益权衡。美国为此尝试提升亚太盟友的独立防卫能力、鼓励盟友自主构建安全合作框架，并围绕地区议题展开多领域合作以实现对盟友的“逆向搭便车”。以上行动对于协调亚太同盟职能分工、转换美国与盟友在公共产品供应链中的身份定位、打造超越“轴辐”结构的全新范式当属有益尝试。但对于亚太同盟搭便车的根源，即变革美国亚太同盟非对称权力关系而言，“逆向搭便车”作用有限。长久以来，美国为盟友提供核保护伞并维持前沿军事存在，不仅是双方维系“自主—安全”交易关系的重要支柱，更是亚太同盟权力非对称的外化与延伸。 根据同盟“纠缠理论”（entangling theory），美国的核保护伞与前沿部署可能会纵容盟友在地区内采取不受约束的冒险举动，并导致美国为履行同盟承诺而卷入与其利益不符的冲突。 正因为如此，从控制与约束盟友的角度考虑，保持对盟友的相对优势，并维持同盟权力的非对称性对于美国有效管理同盟具有重要意义。 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优先”，重拾将同盟关系视为战略负担的保守主义认知，并相对背离美国同盟外交中崇尚多边主义、遵循安全合作机制、履行同盟安全承诺的传统信条。 “美国优先”式的同盟管理模式自确立之初即遭遇多方诟病，其中亦不乏种种反思。虽然拜登政府已決意摒弃这一交易式与剥削式的负担分摊策略，转而尝试将同盟风险分担抽象化，避免同盟友在国防投入的具体名目与数额上锱铢必较， 但即便如此，如何在完善同盟集体防御的同时克服搭便车，依然成为未来拜登政府在处理同盟关系与制定同盟战略时难以回避的问题。

（二）“逆向搭便车”加剧集团竞争，不利于降低同盟管理成本

美国为实现对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力图强化关键盟友的自主防御能力，鼓励其积极设计地区安全合作架构，提升亚太同盟网络的一体化威慑水平，减轻美国独自承担亚太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成本。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不断出现的双边、多边与小多边混合的安全合作新模式不仅能有效动员盟友参与地区事务，推动“轴辐”体系“去中心化”，亦能间接缓解美国国内选民关于同盟搭便车的不满，进而争取其对美国亚太战略的认同与支持。 即便如此，亚太地区众多小多边安排将同地区既有多边机制保持何种关系尚不可知，而这些小多边安排之间能否以及如何实现良性互动亦有待观察。“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合作内容囊括阻遏新冠疫情蔓延、复苏地区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普及教育以及聚焦科技研发等议题。“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则更接近于尖端技术与国防工业同盟，除了搭建军事技术共享平台外，还将主要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与虚拟空间技术展开深入合作。尽管两大集团各有侧重，看似并行不悖，实则在涉及利益分配时存在竞争的可能。自2021年11月美国同英国、澳大利亚签署核动力潜艇合作协议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另外两名成员日本与印度出于对“印太”军力态势均衡的考量，对三国共享核潜艇技术态度暧昧；一方面对三国深化“印太”合作表示欢迎，另一方面也对美国绕过“四方安全对话”且事先并未知会伙伴略感不悦。 虽然打造更具针对性与灵活性的议题联盟已成为美国聚合盟友与伙伴实力的较优选项，但由此产生的集团竞争与同盟裂痕势必会增加美国协调盟友利益的成本，也将成为未来美国同盟管理的一大挑战。

（三）“逆向搭便车”难掩同盟制衡中国的分歧与短板

尽管聚合盟友制衡中国是美国“逆向搭便车”迫切希望达成的目标，但同盟往往囿于内部战略资源投入的不可持续性与外部对华关系恶化的敏感性而难以就此统一步调。一方面，美国当前为制衡中国，决意维持并强化前沿军事部署，提高对华威慑机动性，以协助盟友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然而这一方略不仅难以削减美国长期向亚太远程投送兵力的巨额成本，更令美国陷入“安全困境”，导致中美两国陷入战略猜疑与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之中。 另一方面，美国强化地区盟友的策略面临国内政治支持与资金断裂的风险。美国政府会否由于换届而搁置部分武器开发与转让项目，或是在项目拨款上设置障碍成为亚太盟友的主要顾虑。 同时，亚太盟友也对美国能否有效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坚定履行同盟承诺并延续“重返亚太”战略提出质疑。鉴于特朗普政府曾意欲摆脱同盟机制束缚，且对美国担当维护全球秩序的传统角色兴趣索然，其亚太盟友对于中美对抗失控的潜在风险也愈发担忧。 有鉴于此，亚太盟友多采用双向对冲的策略，即在深化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对包括在本国部署美国陆基反导系统在内的安全议题持谨慎态度，避免为此承担对华政治、经济关系恶化的成本。究竟是追随美国对华采取对抗的同盟战略，还是奉行多边主义管控中美对抗风险，在美国蓄意对华展开“全政府”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亚太盟友因被迫选边站队而进退两难。为此，美国的亚太盟友在承担更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应责任的同时，将愈发倾向于对美国聚合同盟制衡中国的战略目标采取审慎评估与有限追随的策略，此举势必制约美国“逆向搭便车”的成效与前景。

结 束 语

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看似旨在弥合同盟内部分歧，重新协调同盟利益，实则反映了美国意欲锚定“印太”，并聚合同盟、围堵中国的长远布局与战略野心。首先，美国为强化同地区盟友间的互操作性，不惜向盟友大量出售与转让尖端武器装备，并显著提高在中国周边海空域的军事演习频次，不仅导致地区深陷军备竞赛的安全困境，更加剧了中美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其次，美国秉持冷战思维，同盟友在“印太”地区打造诸多小多边安排，意在阻碍中国参与地区合作，并构筑排斥中国的地区供应链，从而阻遏中国发展。作为回应，中国更应秉持平等互利理念，增进同亚太各国的友好往来，积极参与地区合作，主动打破美国亚太同盟对自身的围堵局面。再次，美国亚太同盟在“印太”地区大肆渲染意识形态对立，进而以此作为协助地区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前提条件。美国亚太同盟以意识形态划定阵营，并胁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行为，与中国支持的亚太区域一体化趋势背道而驰。中国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与信心，与地区国家共同推动区域一体化行稳致远，并支持以东盟为代表的区域组织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中心作用。当前，美国执意在对华战略竞争中与盟友全力构筑所谓一体化威慑，势必对中国国家安全与未来发展构成严峻挑战。面对美国聚合同盟、强化竞争、渲染威胁的策略，中国应予高度重视，在抵制冷战式集团对抗的同时，积极经营战略周边，破解围堵。

[责任编辑：樊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