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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对AUKUS的认知与反应

2023-05-30薛亮郑先武

国际展望 2023年2期

薛亮 郑先武

【内容摘要】  作为拜登政府重构“印太”乃至全球联盟体系的一部分,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小多边”安全合作对区域安全态势的影响。AUKUS代表的美式跨区域“安全小多边”与东盟代表的东南亚本区域多边存在明显的规范竞争。这主要体现为美国主导的基于同族身份的封闭性“小多边”军事安全合作及其依托的竞争性区域架构与东盟主导的区域多边合作“东盟方式”和“和平、自由与中立区愿景”及其包容性区域架构之间的张力。作为“安全小多边”,AUKUS的功能性和灵活性指向是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解构,而并非其所宣称的有利于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东盟及其成员国对AUKUS的认知与反应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有力佐证。这种张力对AUKUS的区域合法性及区域安全造成多重影响。

【关键词】  小多边合作  区域多边合作  AUKUS  规范竞争

【作者简介】  薛亮,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邮编:210023);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南京  邮编:210023)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3)02-0057-22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302004

美国拜登政府在延续特朗普政府“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及其“全政府”运作基础上,在“印太战略”的实施中更加重视利用对华优势竞争资源、联盟与伙伴关系体系、军用高新技术,以筑牢美国“塑造中国周边环境”的安全基石。 而作为其重构“印太”乃至全球联盟体系、强化对华“一体化威慑”举措的一部分,2021年9月,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宣告建立,其被视为“小多边”(Minilateralism)或“小圈子多边主义”的最新发展,深刻扰动了区域安全局势。美、英、澳三國声称,出于所谓“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持久理想和共同承诺”及“深化印太区域的外交、安全和防务合作”目的而建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将加强各自的安全和防务能力,促进更深入的信息和技术共享,并推动安全和国防相关科学技术、产业基础和供应链的更深层次整合。同时,AUKUS支持澳大利亚采购核动力潜艇,并声称这“将有助于维护印太区域和平与稳定”。

由于AUKUS对作为“印太战略”重要支柱的东盟及其成员国亦造成了潜在但实质性的威胁,三国政要在第一时间向东盟和相关国家澄清战略意图、保证核不扩散、重申“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尊重《东盟印太展望》”“无意与中国对抗”等,希冀获得东盟及其成员国的谅解和支持。然而,在东盟达成统一意见之前,东盟成员国先后各自表态,不仅彼此有所不同,而且内部也呈现一定复杂性,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AUKUS代表的美式小多边的纵深发展将对东盟代表的“区域多边”造成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其对东盟中心地位而言是利还是弊?

目前关于AUKUS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进展评估、战略研究和区域影响等方面。其中已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东盟成员国对AUKUS的多元化认知。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已开始深入到更具解释力的学理层面,揭示了分析AUKUS及其区域影响的重要性、说明了AUKUS在权力和制度意义上带来的冲击、探讨了东盟国家的总体态度及大致差异。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重要的遗漏。这主要体现在:相对于权力和制度,已有研究对作为区域合作内核的规范关注不足;相对于成员国,对东盟作为整体及对各国的安全价值涉及较少;在客观事实上,对菲律宾和新加坡对AUKUS的公开批评有所忽视或难以解释。有鉴于此,本文从“小多边”与“区域多边”的规范竞争视角出发,着力分析和解释AUKUS代表的美式跨区域小多边在东盟引起的反应及双方的互动进程。本文认为,正是两者间的张力,影响着东盟国家对AUKUS的认知与反应。受相关国家与AUKUS主导国之间的军事安全关系等重要变量影响,其呈现差异化特点。

一、“小多边”:概念、分型及框架

与各方以“小多边”“小圈子多边”“俱乐部多边”等称谓形容AUKUS一脉相承,学界对包括AUKUS在内的一系列美国主导的三边或四边安全合作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小多边的探讨。 笔者认为,小多边本身是一个既老又新的相对中性的概念,“老”是因其原理合乎关于合作者数量和合作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或关于集团和组织的经典理论;“新”是因其成形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对传统多边主义理论予以修正或补充的过程。与多边主义相伴随,小多边概念的演进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发轫时期,代表性作者包括温斯顿·弗里茨(Winston Fritsch)和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等,主要指全球经贸谈判中的小范围自由贸易协定,回应多边主义“搭便车”和“公约数”难题,在内涵上较为宽泛。二是成形时期,由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és Naím)等人清晰界定,小多边是指“让尽可能少的国家在谈判解决特定问题上发挥最大的作用”的国际合作方式,以回应气候变化、核不扩散、贸易保护等全球治理议题。三是成熟时期,由车维德(Victor D. Cha)和迈克尔·格林(Michael J. Green)等人将小多边合作拓展到安全领域,与冷战结束后亚太区域涌现的三方安全合作相对应,指介于双边联盟和多边安全集团之间的中间状态和非正式的协同机制。四是扩散时期,伴随“四边安全对话”(QUAD)的重启和“印太”区域概念的建构,小多边指大国竞争背景下聚焦政治、安全领域的基于共同利益与价值观的小范围安全合作。于是,“印太小多边”应运而生。

小多边可以界定为小集团以灵活的体制安排解决重要多边问题的非正式功能性方法,其参与者数量一般为3—4个;在资格上具有相对排他性,遵循“临界质量”法则,仅涉及对解决问题影响较大的行为体;在制度上具有非正式性和灵活性,制度性较弱,可持续性取决于参与国家的承诺;在导向上具有功能性,注重当下现实有效地解决问题,为此可以降低一定的平等要求。小多边以此区别于传统多边主义的广义组织原则(规定统一原则而不偏重特殊群体利益)、不可分割性(在较强制度性下,所有参与者承认并接受公共产品)和分散互惠性(预期总体长期收益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 按合作领域,小多边又可细分为“经济小多边”与“安全小多边”。其中,“安全小多边”之所以出现,主要是由于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国际安全风险与威胁认知的多元化,促使国家间更倾向于通过小多边安全合作来进行相对灵活的应对,而这样的进程在利益交错的亚太或“印太”区域最为显著。本文将“安全小多边”界定为主要出现在冷战结束后并建立在狭义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基础上的小多边安全合作,形式上介于双边联盟和多边安全共同体之间,并用以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无论是“经济小多边”还是“安全小多边”,其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都在于小多边将如何影响多边。只是与对“经济小多边”的研究兼顾小多边将如何影响全球多边和区域多边两者不同,对“安全小多边”的研究更聚焦于小多边将如何影响区域多边,而较少关注其对联合国等机制代表的全球多边的影响。就此而言,每有新兴的“安全小多边”机制出现,都会引发其对区域多边影响的讨论。

围绕这一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小多边的特定内涵(特别是功能性与灵活性)和战略实践(主要是权力与制度分析)进行分析。其中,就战略研究而言,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现有的每一组三边(四边)安全合作得以推进的国别层面、双边层面、三边(四边)层面的合作机制起源与发展、边际效应和制约因素、议题偏好与价值指向,以及对东亚、亚太或“印太”区域安全及多边秩序和域内国家的影响。 而就内涵分析而言,相关研究多从小多边本身的内在排他性、非民主性和基于双边等特性推断出其更可能加深多边分歧和不信任,或从其灵活性、软法性和偏好具体问题等特性认为其更可能补充多边的功能性和实效性。然而,在此过程中,不同研究者从相似的特性出发,却往往推导出相反的结论。 可见,这一主题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在探讨“安全小多边”的影响意义上,或者过于零散和具象,或者过于笼统和抽象,其共同缺憾在于缺少基于整体性视角、类型学划分和深入规范层面的研究,特别是对小多边的分类及其国际规范争议探讨不足,而正是一系列重要的法理和社会规范构成了区域多边的内核。 为此,本文将对近来受到关注的“安全小多边”AUKUS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规范竞争及对东盟的影响作进一步探讨。

二、AUKUS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规范竞争

作为拜登政府重构“印太”乃至全球联盟体系举措的一部分,2021年9月,《关于AUKUS的领导人联合声明》声称三国秉承“海洋民主国家的共同传统”“将利用来自美国和英国的专业知识”支持澳大利亚为其海军采购核动力潜艇,“增强包括网络能力、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海底能力在内的联合能力和互操作性”,基于此,AUKUS不断推进。2021年12月,AUKUS联合指导小组会议讨论了签署《海军核推进信息交流协定》和确定澳方获取核动力潜艇的最佳途径等内容。 2022年2月,在拜登政府《美国印太战略》确立“印太”首要战略地位和以AUKUS“巩固集体军事优势”的目标下,美国国务卿、澳大利亚外长和英国外交大臣举行三边会谈,讨论AUKUS的进展,并强调所谓为澳方提供核动力潜艇的重要性。 2022年3月,三国商定在澳大利亚东海岸建设新的潜艇基地以推动在操作、培训和工业方面的工作,并成立17個三方工作组,其中9个围绕攻击型核潜艇、8个涉及其他先进军事能力。 2022年4月,AUKUS领导层强调在扩大信息共享、建设高超音速、反高超音速及电子战能力方面继续推进,并启动水下机器人自主系统、量子技术等领域的工作。 这在次月上任的澳工党政府执政下得以延续,并在美国2022年底签署的《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得到补充。该法案明确,美国从2023年开始为澳大利亚潜艇军官设立一项交流计划。 2022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通过AUKUS等举措深化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区域的核心联盟并加强跨区域的战略合作。

无论从合作者数量(三边)、参与者身份(盎格鲁—撒克逊小集团)还是合作方式(非正式、伙伴关系)、合作属性(功能性、核动力潜艇)等方面来看,AUKUS都具有鲜明的小多边特征。此外,从合作内容、合作领域和合作层次看,其属于美国主导的跨区域“安全小多边”,即建立在美国原有的东亚“轴辐体系”基础上和跨地区的“印太战略”背景下,以加强各自的安全和防务能力及实现所谓“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为主要目标,以“印太区域”为主要指向的小多边。其本质是介于全球和区域之间的跨区域,目前主要是“印太”,这一流动的地理空间与区域多边和全球多边相区别。此类跨区域小多边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一脉相承,即带有很强的应对中国实力上升的色彩和将东亚一体化融入亚太区域一体化中的意图, 但在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推进下,美式跨区域“安全小多边”走向深入,其力邀英国深度介入“印太”安全,并打造“印太战略”的军事安全支柱。作为“一体化威慑”的自然延伸,AUKUS补充了既有的“印太战略”所缺失的“强军事”维度,并作为美国几十年来最重要的战略举措, 成为威慑中国的关键, 具有极强的竞争性。在此基础上,作为“关涉东南亚”“应对中国挑战”“单独的军事安全存在”的AUKUS, 与东南亚本地的区域多边在竞争性多边主义框架下形成了强烈的规范竞争。

第一,以东盟为制度中心的区域多边合作架构和美国主导的以AUKUS为前沿的小多边安全体系在“东盟中心地位”上形成的多边主义规范竞争。除了上文所述小多边与传统多边主义的一般差异之外,双方特定的竞争面也各有特点。在主导方上,前者以东南亚区域为主,后者以域外大国和“盎格鲁—撒克逊”身份群体为主。正如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所说的那样,“澳大利亚是我们的老朋友,是一个同族的国家和民主伙伴,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天然伙伴。” 在参与者上,东南亚区域合作以“开放性区域主义”兼容亚太区域大国,而AUKUS则在“印太”区域内具有极强的封闭性,致力于建立“没有东南亚国家参与的东南亚区域安全”架构并排除和剑指中国、排斥域内国家、伤害其他盟友。阿尔赞·塔拉波(Arzan Tarapore)指出,“AUKUS的目标是激进的,而且仅是因为该倡议如此排外才成为可能。” 这种域外介入也严重影响了东盟通过关系性权力、关系网络化和情感关系过程等机制发挥中心作用。

第二,东盟所代表的区域合作“东盟方式”与AUKUS所凸显的美式跨区域小多边合作理念与方式之间形成的规范竞争。从内涵上看,区域合作的“东盟方式”继承了“亚洲方式”,其核心要义包括不干涉、非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区域自主等行为准则和基于协商、共识的决策程序等。 与此相反,在美国“印太战略”强化军事威慑下,AUKUS所凸显的美式跨区域小多边合作理念与方式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域外大国美国的主导。美国在冷战最激烈时与英国分享了它的核潜艇技术,几十年后又将与另一个国家澳大利亚分享这项技术。其次是深入内政。其中包括行政、国防、议会,以促进工业基地和供应链的所谓更深层次融合。再次是聚焦军事安全领域。其明确以核动力潜艇计划为核心,并以军事技术合作为主要内容。上述内容明显与东南亚区域安全合作所一再强调的主权(政治安全)、发展(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人民(人的安全)的综合安全内容相背离。

第三,选择性适用的美式“安全小多边”冲击东盟国家维护自身及集体生存的重要规范保障。东盟所倡导的“东南亚友好合作”“和平、自由与中立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等东盟国家共有和一致珍视的关键原则、共同价值观和准则或愿景构成了东盟国家维护自身及集体生存的重要规范保障,它们受到了AUKUS将东南亚视为“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 和强化“一体化威慑”的前沿,争取东南亚国家选边站队,以及对“不扩散核武器”原则的选择性适用的美式“安全小多边”带来的规范冲击。与域内国家对如何实施“不扩散核武器”原则的理解相左,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尤其是域内国家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和专题辩论以及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会议等场合一再申明的反对意见,以对“不扩散核武器”原则的选择性解释不断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使“和平、自由与中立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等规范陷入险境。在此意义上,美国与东盟两者之间也构成对相关合法性原则的规范竞争。

正是这种多边主义规范竞争,区分了“安全小多边”与区域多边的实际关系,决定了作为美式跨区域“安全小多边”延伸的AUKUS所宣称的“致力于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和东盟国家实际的认知与反应及真正的东盟中心地位建设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随着美国主导的跨区域“安全小多边”的深入,其已逾越了东盟及其成员国对原有美国东亚“轴辐体系”所提供的大国平衡认知的舒适区,而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全感,甚至在叠加缅甸问题而内外交困的当下,给这个苦心经营的组织带来了新的、关键的、涉及生存的挑战。 正如东南亚区域安全研究专家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陈思诚(See Seng Tan)共同指出的,“我们关心的是夸大美国在促进该区域稳定方面的影响的主张,特别是以牺牲有关多边安全对话和区域共同体确立的重要规范为代价……改善区域安全的最佳前景在于美国等对安全多边主义优点的集体反思。”

三、东盟国家对AUKUS的差异化认知和反应

本文从国别和区域两个层面把握东盟国家对AUKUS的认知与反应,即将其视为作为AUKUS主导者盟友或伙伴国家与作为东盟组织长期成员国的意见表达的叠加。因此,在上述规范竞争基础上,与AUKUS以军事安全为内核的特性相一致,这种张力也会受到東盟成员国与AUKUS三国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等主要的干预变量影响,从而在总体上呈现差异化局面。在规范基础上,面对AUKUS,与美国拥有深度军事安全合作关系的东盟成员国倾向于谨慎支持;反之,缺乏与美深度军事安全合作、同时又是东盟区域框架的主导国家则倾向于强烈反对;而其他成员国处于中间状态,与东盟区域多边整体的审慎观察态度相一致。

第一,与上述规范分析相一致,东盟通过一系列文件 表达了对AUKUS持事后知情、模糊表达、谨慎观测、联合敦促的态度,总体上需审慎观察,认为其倾向于削弱东盟主导区域架构并有可能破坏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ZOPFAN)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SEANWFZ)的愿景,因此强调“充分和有效执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重要性,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规定的核裁军和第四条规定的和平利用核能,以“开放、透明、包容、平等、与现有合作框架互补”等原则“加强东盟中心地位”和“促进东盟印太展望”,致力于开放、基于规则和包容的区域多边主义。

第二,东盟国家对AUKUS所作的官方声明表明了相对复杂的态度。

首先,缺乏与美深度军事安全合作,同时又是东盟区域框架的主导国家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倾向于强烈反对。两国的担忧围绕上述“非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及“东南亚无核区”等规范展开。

印尼总统佐科(Joko Widodo)在澳大利亚与东盟领导人举行线上会议时“反复而强烈地”提出对AUKUS的担忧, 其政府声明一是对AUKUS引发该区域持续的军备竞赛和力量投射深感关切;二是强调澳大利亚继续履行其所有核不扩散义务的重要性并根据《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保持对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围绕《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解决问题;三是鼓励澳大利亚与其他有关各方推进对话来和平解决分歧并尊重国际法。

与之相似,马来西亚政府先后多次表明对AUKUS的坚定立场,即对AUKUS及其区域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对东盟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和东南亚无核区坚决维护,并“寻求中国的看法”和强调对话与协商。其领导人表明对AUKUS“可能会成为印太区域核军备竞赛的催化剂”的关切,敦促各方避免挑衅行动和区域军备竞赛并理解和遵守有关国家现有立场和做法;强调马来西亚坚持维护东盟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原则,AUKUS必须尊重和遵守马方的现有利益和做法;同意与澳方加强多个领域的合作和磋商,包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防务事项,以促进《东盟印太展望》。总之,“马方不会容忍对东南亚和平与稳定的任何外部威胁,而澳方必须尊重东盟的中立原则和马来西亚的立场”。

其次,与美国拥有深度军事安全合作关系的东盟成员国新加坡和菲律宾,倾向于谨慎支持。同时作为对美友好国家与东盟创始成员国,它们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面对AUKUS三国政府时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在面对国内机构、东盟国家或非正式场合时提出批评。

其中,作为美国在东盟内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 新加坡政府对AUKUS三国政府表示对其之间的建设性关系保持信心,期待新的安排为区域和平与稳定作出建设性贡献。李显龙表示,新加坡与AUKUS三国都有着长期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希望其为区域和平与稳定作出建设性贡献并补充该区域架构,同时李显龙在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对话时表示对美国出于战略利益推进AUKUS的理解。 然而,在面对国内机构和非正式场合时,新加坡又表达了对AUKUS的批评。如外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在接受本国媒体就AUKUS问题采访时表示,“新加坡必须非常非常小心地避免陷入不利或危险的境地,并与所有各方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新国防部长黄永宏(Ng Eng Hen)在书面答复国会关于AUKUS的问题时申明,对新加坡这个小国来说,必须灵活地适应现有的和新的集团来保护自身利益;新加坡主张AUKUS通过“非对抗性、不加剧紧张局势、促进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方式為区域和平与稳定作出建设性贡献,并且AUKUS“应遵守东盟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准则和它们各自签署的东盟条约”。

与此相似,作为美国在东盟内的活跃盟友,菲律宾政府在对美国和澳大利亚表态时对AUKUS给予一定支持和理解,“承认澳方有权提高其潜艇防御能力”,强调“印太区域需要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多边集团的适当手段”,认为其有助于大国平衡。然而,菲律宾政府在其他场合亦明确表达对AUKUS与东盟形成规范竞争的不满,特别是“它应让所有各方在作反应之前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至关重要的是澳方要致力于将东盟对印太和东盟领导机制的看法放在首位”“菲律宾最关心的是确保该协议不会违反本国宪法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总之,正如前总统杜特尔特在第九届东盟—美国峰会上明确指出的,“必须加强东盟在不断演变的区域安全架构中的中心作用,AUKUS这一安排或其他安排应该补充而不是使东盟的合作复杂化。”

再次,既非美国的亲密盟友或伙伴,也不是东南亚区域主义主导者的其他国家在表态上较为温和与中立,同时支持东盟区域多边主义,因此在AUKUS问题上属于“谨慎观察者”。

越南政府同时强调东盟中心地位和无核化,并且积极寻求与AUKUS事件的另一当事方法国的进一步合作。其表示“区域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是共同目标,各国应负责任地为实现这一目标作贡献”,而“核能必须为和平目的开发和使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确保人类和环境的安全”。同时,越南重视维护东盟中心地位。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会见柬埔寨和老挝领导人时强调加强联络和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外长裴青山建议东盟加强协调并认为“东盟应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持团结和韧性以及中心地位和独立性”。此外,越南驻东盟大使陈德茂(Tran Duc Mau)在《河内时报》上表示,“AUKUS的诞生……让世界提心吊胆,中国不是唯一原因,它们的目标是在这个广阔的区域建立一个新秩序。”

与之立场相近的是泰国,作为美国相对不活跃的盟友,其政府表态尤为谨慎,仅表明对东盟“安全和中立”的诉求,并提倡区域安全“新思维”。其中,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帕马威奈(Don Pramudwinai)表示,东盟可以为有关各方提供一个“安全和中立的环境”,有必要采取“促进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新思维或新模式”。泰国总理巴育(Prayut Chan-o-cha)强调,需要加强与外部伙伴的关系,维护东盟在推进自身倡议中的主导地位,保持其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并将《东盟印太展望》作为建设性接触东盟外部各方的工具。

文莱与柬埔寨的立场相近,两者分别作为2021年和2022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在与AUKUS国家积极接触的同时,秉持东盟对AUKUS的谨慎敦促立场,强调东盟区域多边主义规范。

文莱政府以时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身份就AUKUS问题表明“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和东南亚无核区立场。文莱外交事务主管部长艾瑞万(Erywan Yusof)表示,尽管东盟成员国对AUKUS有不同看法,但东盟一致担心该协议可能会导致局势进一步紧张,“东盟应该继续作为该区域任何安全安排的中心”,并表示已与澳外长就AUKUS将如何影响东南亚及其建立无核区的努力进行了接触。同时,其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讨论了AUKUS及其在维护‘印太区域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

柬埔寨作为2022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对AUKUS及其军备竞赛风险表示关切,强调东南亚无核区与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并期待与澳方在区域合作上的配合。柬埔寨副总理兼外长巴速坤(Prak Sokhonn)在第24届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理事会上“对该区域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大国竞争加剧军备竞赛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表示关切”,并“强调了坚持东盟维护东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原则以及五个核大国尽快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重要性”。 而后,巴速坤又与澳大利亚外长电话接触,表示“对两国合作的进展包括湄公河—澳大利亚伙伴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致力于2022年更密切的合作;强调赞赏澳方承诺“支持东盟中心地位”,鼓励澳方通过东盟主导的机制进行建设性接触,并希望其“不助长不健康的对抗,不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相对而言,老挝政府和缅甸当局就AUKUS发表直接评论较少,仅笼统表明坚守东盟区域多边主义规范。与老挝和缅甸代表在第76届联大第一委员会辩论上就AUKUS事项支持东盟规范的发言相似, 老挝总理潘坎(Phankham Viphavanh)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表示,老挝积极参与东盟区域合作框架并推动其发展,将保护和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及创造有利于成员国发展的合作环境作为优先事项,同时奉行和平、独立、友好与合作的外交政策,坚持和平解决问题、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支持孤立任何国家。此外,老挝官方英文媒体《万象时报》于2021年10月对俄罗斯外长关于AUKUS和“四边机制”侵蚀了东盟的合作模式的文章进行了转载。缅甸当局仅参与关于AUKUS的讨论,其外交优先事项仍是通报国内局势、应对新冠疫情和争取国际合法性。缅甸外交部长温纳貌伦(U Wunna Maung Lwin)在参加东盟—美国外长会时讨论了区域安全问题,表示赞赏美国进一步支持东盟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以及东盟区域一体化的努力,并解释了该国的安全状况。而后,其又在东盟外长会上就区域和国际问题与中国交换了意见,强调“将尽最大努力为推进东盟—中国对话关系作贡献”,并表示缅甸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成员和万隆会议的共同发起国,“将与‘不结盟运动成员团结一致应对复杂挑战,捍卫共同利益”。

显然,东盟成员国对AUKUS的表态实际上叠加了它们作为美国的盟友或伙伴与东盟组织长期成员国这两种身份的因素。因此,即便被认为是美国亲密盟友或伙伴及“AUKUS支持者”的菲律宾和新加坡,也在AUKUS国家以外的场合表明尊重东盟区域多边规范,表达了对AUKUS的批评意见,其背后是以相关规范维护国家根本安全利益的考量,因此呈现复杂性。

四、AUKUS与区域多边的张力及互动的影响

上述论证表明,作为跨区域“安全小多边”延伸的AUKUS与东盟区域多边主义的实践形成了规范竞争,这决定了AUKUS三国所宣称的“有利于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和东盟国家的实际认知与反应(尤其是它们对国内机构和民众的解释)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这一张力使东盟整体持“审慎观察”的态度,并体现到其成员国的认知和反应中。然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种小多边与区域多边的张力必将同时形塑两者,深刻影响它们之间的互动进程,而这势必进一步影响区域安全局势。

(一)AUKUS成员国应对规范竞争

在AUKUS成员国方面,对应于上述规范竞争中的“东盟中心地位”问题、合作方式及愿景,美国动作频频。

第一,美国等大力推进以AUKUS为代表的“印太”安全架構,保障跨区域“安全小多边”的运作不因国际社会和区域国家的反对而影响其核心竞争力。2022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将AUKUS列为“深化在欧洲和印太区域的核心联盟”的首要举措,并重视通过AUKUS先进技术合作及整合国防工业基地来增强优势。 美国一些学者强调,AUKUS将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之间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一系列关系和共享协议制度化。同时,在跨区域性质上,正如英国前首相特拉斯(Liz Truss)表明的,“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不可分割”,AUKUS预示着欧洲在“印太”区域的介入继续加强,跨区域“安全小多边”的合作方式及其对该区域重要规范的冲击将加大。

第二,美国等国家同时注重在言语表达、会议参与、规范解释等方面顺应东盟区域多边规范以安抚东盟及其成员国,并提高AUKUS的区域合法性。AUKUS三国除了一再对东盟及其成员国表示其“致力于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外,也更加积极地维护和拓展与东盟的关系。美国通过召开美国—东盟峰会、特别峰会,推动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澳大利亚也通过召开澳大利亚—东盟峰会、推动战略伙伴关系实施行动计划、澳总理访问东盟秘书处等行动维护与东盟的关系;英国通过英国—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基建能力构建项目、时任首相特拉斯访问东盟等方式维护与东盟的关系。另外,美英澳三国继续保证AUKUS“遵守核不扩散原则”,重申恪守《东盟宪章》《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和《东盟印太展望》中的关键原则、共同价值观和准则的重要性,并声称将寻求与盟友和伙伴接触的机会。

第三,为了在保持AUKUS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安抚东盟及其成员国,美国亦通过给予东盟实质性的公共产品来提高“印太战略”在东盟区域的整体合法性,这突出表现为以“印太经济框架”(IPEF)争取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文莱和菲律宾7个东盟国家,以“四方安全对话”的“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倡议和区域疫苗生产和分配机制,拉拢东盟国家,通过美国—湄公河伙伴关系(Mekong-U.S. Partnership)实施《2021—2023年美湄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同时以“湄公河之友”等机制加强与东盟的湄公河流域5国的长期关系,并以美国—东盟峰会及其系列倡议“开启美国—东盟关系的新时代”。对于“安全小多边”与区域多边的竞争而言,更重要的是美国以“安全小多边主义”对东盟成员国的直接拉拢,特别是拉拢新加坡、越南等打造“QUAD+”,并联合日本与菲律宾开展以海域感知、网络安全与信息共享等为主题的“三边防务政策对话”(TDPD)。 2022年12月,美国太平洋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日本陆上自卫队及菲律宾武装部队和海岸警卫队司令在东京举行了首次三方军事会议,进一步打造三国间的“安全小多边”。

(二)东盟及其成员国对规范竞争的应对

在东盟方面,针对上述规范竞争中的“东盟中心地位”、合作方式及愿景,其也有相应行动。

第一,东盟及其成员国继续批评AUKUS特别是核潜艇合作、《海军核推进信息交流协定》与核不扩散原则相悖,及先进军事能力方面的合作违背区域及相关国际规范,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区域合作东盟方式及东盟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和东南亚无核区等规范原则。除了东盟的相关声明外,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8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会议上,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成功将“海军核动力推进”(NNP)项目作为主要议题。在提交的相关工作文件中,印尼明确强调,有核武器国家向任何无核国家转让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材料和技术的任何合作都会增加扩散风险,而AUKUS采取的方法将考验本已脆弱的核不扩散机制。 2022年11月,印尼驻澳大利亚大使对AUKUS安全协议下的先进武器技术共享表达了新的担忧,称绝不能助长该区域的高超音速武器军备竞赛。 同年12月,新加坡国防部长表示美国“在军事方面做了很多,QUAD和AUKUS尽管承诺不针对任何一国,但有经验的人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美国应该像以前那样参与建立经济框架,而在台湾问题上应慎之又慎。”

第二,东盟及其成员国又通过加强与AUKUS相关方的接触来敦促其尊重东盟区域相关规范,降低可能危及东盟区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风险,并通过对内深化、对外拓展来尽力维持东盟中心地位。在对外拓展上,除了与美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与澳大利亚举行两届峰会等重要举措外,东盟及其成员国亦继续敦促AUKUS相关国家尊重东盟中心地位,保持东盟和平、自由与中立区、东南亚无核区的地位,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义务以及自我克制和非武力的承诺。在对内深化上,东盟及其成员国不断推进东盟框架内的防务合作,继续建设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APSC)这一东盟共同体的核心支柱,并加强与外部伙伴的防务和安全合作。 在此过程中,东盟在保持与AUKUS国家接触的同时,始终注重为东盟区域多边主义规范发声,并在极为重要和紧迫的安全问题上坚持共同发声,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尽力减少对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及东盟成员国安全的潜在重大威胁。当然,值得警惕的是,东盟及其成员国亦不乏利用AUKUS既成事实来推进自身的海洋利益和相关规范的行为。

总之,这一互动是双向的,既表现为AUKUS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尽可能增进小多边的区域合法性为目标对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积极争取,又表现为东盟及其成员国以尽可能维护区域多边的制度有效性和规范约束力为目标对相关国家的批评和敦促,以及主动接触以规避风险。这种互动可以缓和但难以从根本上消解小多边与区域多边之间的张力。这需要同时加强小多边合作的开放性、综合性、平等化、本地化,区域多边合作的有效性、联动性、信任度、领导力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结和互动,否则小多边的“非法性”和区域多边的“空洞化”都将难以逆转。然而,在美国继续强化对华竞争的阶段,小多边与区域多边间的张力及其互动的多重影响显然将持续。

结束语

在历史上的大国竞争期,美国曾在东南亚区域参照“北约模式”力推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大力介入“湄公河计划”。其时,美国权势不可谓不盛,美国的设计不可谓不精,然而它们却一致走向衰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内在规范的“水土不服”,尤其是美国与区域内国家对相关制度的结构诠释和使用、相互承认的权利和义务、适当的行为标准及最应实现的目标等规范性争议,使得有关制度在实施時逐步偏离预期。 而如今,在东南亚区域主义历经数十年的深入发展后,美国想要通过另起炉灶,以跨区域“安全小多边主义”来打造与东盟区域多边主义形成竞争关系的区域安全架构,由此所导致的规范层面的竞争不容忽视。

目前来看,在上述小多边与区域多边规范竞争上,美国处于攻势,东盟处于守势。然而,随着以AUKUS为代表的“印太”军事安全合作的强行推进及其对东盟区域多边主义规范的进一步冲击,美国战略界已开始警醒和反思。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内德斯(Bob Menendez)认为,“在东南亚的成功对于美国在印太区域的成功以及应对中国的挑战至关重要。而美国如何融入该区域的政治经济,远比美国和盟友单独的军事安全存在更为重要。”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东南亚项目研究员洪勒图(Huong Le Thu)更进一步指出,“拜登的外交政策重点包括民主议程和与亲密盟友的小多边偏好,意味着美国的‘印太战略迄今是排他性而非包容性的。为了促进区域接触,澳大利亚和美国需更多致力于一个真正有助于增强该区域韧性的积极议程,而不仅是阻遏中国这一消极目标。至少美国和澳大利亚应尽可能减少在东南亚的附加损害。”

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无疑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理解和尊重东盟中心地位,支持区域合作的东盟方式以及东盟的几大愿景。中国支持东盟发挥区域合作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重视东盟在双方关系中的利益关切,期望东盟在促进区域合作中增强动力。 2022年11月,中国和东盟重申按照《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和《东盟宪章》的规定,致力于维护东南亚无核区和无其他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地位。东盟欢迎中方愿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开放签署时尽早签署。 未来,中国对东盟区域多边主义规范的进一步支持也将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和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设相联系,从而共同维持该区域和平稳定大局并稳步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实现。

[责任编辑:杨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