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带芽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190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33年到1945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供职。1944年7月，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参加“美国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会谈。根据交谈和观察，他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大量电讯、报告。这些报告真实地将被国民党污名化的陕甘宁边区形象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

关于国共形势——共产党信守承诺维护统一战线，国民党却利用美国军援准备内战

在1944年1月23日发回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谢伟思汇报了其在中国西南、西北18个月的考察中获得的一个突出印象，即对中国国内政局，特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日益增长的裂隙，必须给予仔细研究。谢伟思发现“统一战线”风雨飘摇，他指出：“只要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和国民党的领导层在内政和军事上仍然执掌着权力，就不可能对统一战线复活的可能性感到任何乐观。”

他还指出，这种不团结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国民党将所获取的美国的军事援助没有用在对日作战上，而是用于准备内战。一大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从对日军的战斗中转而封锁八路军。双方冲突时有发生，而且还在继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极度需要补给，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面对来自国民党的威胁，从而丧失了机动性。谢伟思认为，共产党军队仍然是一支使日军生畏的军队，以至激起日军进行周期性的“扫荡”。共产党人的最大潜力是在华北日军后方控制着广大农村地区，而且显然能够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众动员。谢伟思认为，经过几年政治教育，边区已部分“苏维埃化”之后，不大可能和平接受强加于他们的国民党控制，内战一触即发。

关于边区的民众和生活——“我们仿佛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

1944年7月22日，谢伟思和美国军事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他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重庆的湿热和浓雾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延安干燥的黄土高原和蔚蓝天空。比自然环境变化给人更深印象的是，延安社会呈现出来的是兴致勃勃、信心百倍和干劲十足的精神状态。谢伟思发现，所有美军观察组成员都和自己一样，有这种欣喜的发现。他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被感情所支配，要通过眼睛去寻找答案，“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

延安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相互之间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民众谈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这里的领导人不用贴身保镖，生活都很简朴，几乎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这里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这里有大批自愿而来的青年男女，他们大都进入大学和各种训练学校学习，很少有时间去闲逛，没有厌战情绪。在国统区很容易见到的旗袍、口红、高跟鞋，在这里没有地位。

关于边区的经济生产——开展大生产运动，突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为摆脱边区的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发起大生产运动。近年来，经济形势已经好转，谢伟思发现八路军士兵的身體状况明显改善——不论是在参加对日作战还是抵抗国民党的压力下，共产党人实际的和潜在的力量一直在增长。所有人都参加大生产运动，包括领导干部和妇女。边区政府运用强大的宣传教育手段，将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也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每个政府和党组织都订出达成食物和棉布生产自给的目标。体魄健壮的人可以种田，姑娘和妇女学纺纱、织布。每个教职工和学生一天至少劳动两小时。守卫边区的部队，被安顿在他们新开垦的土地上。

谢伟思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的一系列促进纺纱、提高农业和畜牧业、树立“劳动英雄”的具体计划。特别强调边区有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总数已增长到800个以上，大约有84万人都以某种方式参加了合作社。劳动合作社（或称变工队）的举办，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衣服、粮食、火柴、肥皂和其他日用品，现在全用当地原料制造。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重庆的官僚政治明显不同

谢伟思担任过重庆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和国民党政府官员多有接触，这次来到延安访问，对两地不同政治氛围所产生的强烈反差感触很深。他指出，“重庆是一座有着官僚政治一切外部特征的城市”，而延安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中共领导人坦率、平易近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常常会到美国人住处访问，一聊就是几小时。

谢伟思对延安的社会治理与社会秩序印象深刻，对共产党领导人也给予很高评价：“没有一个人看来是不坚强的、不结实的或懒散的。半饥饿的、贫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不见了；同样也看不见吃得肥头胖耳的官吏和官僚派头的人。”这些人从来也没有享受过舒服的生活，他们生活、衣着和行动都很简便。他们有的在“地下”工作，有的经历过内战和长征，好多人都负过伤。他们廉洁奉公是显而易见的，财富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无用的——在这种环境中不可能隐匿起来。“假如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他们早就可以转奔他方了。”谢伟思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所掌握的传播渠道有限，加上国民党刻意丑化共产党，外界并不了解边区的真实情况。谢伟思作为美国政府工作人员，观察细腻、记录客观，这些报告为公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