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

红色家书是革命先辈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亦是最真实、最直接的一手史料，承载着不可磨灭的革命记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经常重温党章，重温自己的入党誓言，重温革命烈士的家书。”作为红色家书的经典之作，左权将军家书的一字一句都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道德风范，每一封家书都是一段鲜活而震撼的革命记忆。

坚定的家国“大我”情怀

“家国一体”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架构与治理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没有国哪来的家”的道理。左权将军既是自然人，更是八路军高级将领，他把人性与党性高度有机融合为一体。

家书的一头，是将军的“小我情怀”，是他最温暖的情感寄托。他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写道：

“我的一切你不要担心，也总可放心。自去年反‘扫荡’结束后，我们搬住在一个大庙里，到现在已经半年了，环境很平静，生活也很安宁。”“我们的驻地虽狭小一点，经修整后较砖壁还好，院子里种了许多花……大批菊花、牵牛花等，开得甚为好看。可惜的就是缺兰，而兰花是我所最喜欢最所爱的，兰恰离开我在千里之外，总感美中不足。每次打开门帘，见到各种花的时候，就想着我的兰，我最亲爱的兰。”“有暇照顾□□活泼可爱的孩子，我们的小宝贝。□□□□□□兰！你是我终身的伴侣。”

为应对日军对根据地的频繁“扫荡”和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八路军总部在王家峪、砖壁、麻田之间来回转移，总部人员均在老百姓家和破旧庙宇内办公与休息。其间，左权将军也会和大家一起种菜、养花、盖房，并写信与妻子分享。这些琐碎平常的生活细节描摹与革命宏大叙事并无必然关联，却突出了日常生活的具象和乐趣，肯定了人生意义的现实性。家书中他对妻子刘志兰和爱女左太北的称呼有“兰”“亲爱的”“终身伴侣”以及“小宝贝”“小天使”等，仅仅是一些称谓，将军对家人的深情已跃然纸上；继续品读，读者感受到的革命记忆便愈发鲜活，字里行间的伉俪情深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使人感同身受。

家书的另一头，是将军的“大我情怀”，是左权投身革命以来的毕生追求。他在给母亲、叔父的信中写道：

“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我们的先头部队早已进到抗日的前线，并与日寇接触。后续部队正在繼续运送，我今日即在上前线途中。我们将以游击运动战的姿势，出动于敌人之前后左右各个方面，配合友军粉碎日敌的进攻。我军已准备着以最大艰苦斗争来与日军周旋。因为在抗战中，中国的财政经济日益穷困，生产日益低落，在持久的战争中必须能够吃苦。没有坚持的持久艰苦斗争的精神，抗日胜利是无保障（的）。”

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然而，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粮饷和枪支弹药百般克扣。为了国家利益和抗日决心，左权带领八路军指战员在“没有一个铜板”和“吃过草”的条件下“准备还吃草”；“已准备着以最大艰苦斗争来与日军周旋”。

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怪得很，记得去年今日已经很冷了，但今年今日还不见雪，比去年暖得多，农民已担心明年的旱灾，这确是可怕的事。如不幸明年来个旱灾，那敌后抗战事业的困难必更大增。”“敌后战争仍在紧张的发展。困难情形亦大非昔比，渡过最艰难的两年后再相见吧。那时的情况自然就好了。”

从1939年4月16日与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驻地结婚到次年8月30日，新婚仅一年多，左权毅然将刘志兰母女送往延安，舍弃小我，成就大我；1940年华北的冬天出奇的暖，而作为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从可能到来的旱灾联想到敌后坚持抗战的困难，真正践行了“不但谋兵，而且谋粮”；1941年，在日军“囚笼政策”和“三光政策”下，华北地区炮楼林立、壕沟纵横、铁丝网密布。左权虽说“渡过最艰难的两年后再相见吧”，可直到牺牲都未能与家人再见一面，颇有当年护国将军蔡锷“七尺身躯已许国再难许卿”的风范。家国情怀，浑然一体。

在阅读左权家书时，读信者与写信者通过纸面对话逐渐实现记忆的勾连，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炽热的家国情怀和革命记忆。学者曹沛霖认为中国社会的演变“始终没有超越血亲组织——家庭（或家族）”的影响。而人民至上、国家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儒家家国文化结合的必然产物，从“小我”到“大我”，是舍小家、顾大家的家国情怀和革命记忆在左权家书中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与时俱进的忠孝观念

忠孝是传统道德文化的基本概念。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道德观念，影响着数千年的中国人。红色家书是带着情感的史料，反映了写信人的内心世界，这也利于研究抗战时期人们的心理状态。左权在给叔父的信中写道：

“不幸林哥作古，家失柱石，使我悲痛万分。我以己任不能不在外奔走，家中所持者全系林哥，而今林哥又与世长辞，实使我不安，使我心痛。叔父！我虽一时不能回家，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报我林哥对我的培养。”

1923年，18岁的左权毅然投笔从戎，从醴陵乘火车转道长沙、汉口、上海，乘船经香港，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自此，从黄埔一期到留学苏联，从返回苏区到万里长征，从华北抗战再到牺牲在十字岭，一直未能回到故乡。从传统孝道观念看来，这已属“不孝”行为；1937年9月，他在叔父左铭三的来信中惊悉自己大哥左育林已逝，家中仅剩母亲一人。每每读此，总让人扼腕。然而，自古忠孝两难全，在母亲膝前尽孝与民族国家的利益之间，左权毅然决然选择留在抗日前线为国尽忠，将革命事业的成功视为对父母最大的尽孝，直至牺牲在十字岭。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段革命记忆已被赋予了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即在家与国的两难选择中把对父母“尽孝”转化为对国家更大的“尽忠”，实现了忠与孝的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左权家书又是当时中华民族面对苦难与战争时的缩影和太行精神乃至抗战精神的代表。而其忠孝观的革命记忆也被赋予了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

薪火相传的红色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个人与家庭、家教、家风的关系时强调要发挥家风的 “育人”功能。“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左权家书中有关红色家风的革命记忆也不在少数。

“志兰：有不少同志很惊奇我俩真能够分别……但为了工作，为了进步，为了于党有益，分别也就没有什么了。”“今后华北之严重局势也就大大的加重了……生活愈来愈困难，没饭吃，没钱用，也是不可免的。当然，这也只是战争发展一定时期内之必然过程，渡过了这个时期就会好的。”“日寇之南进北进或西进均有可能，但我们不管他怎样，在目前在本身工作上努力根据地之巩固军队的强大，随时准备着对付敌之北进。”

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展开后，将军也已预见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与生活困难并以乐观心态待之；且当时世界局势不容乐观，南进、北进或西进对于日军来讲均有可能，但“任你多路来，我只一路去”，他致力于根据地的巩固。左权将军的家风和革命记忆自始至终秉承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为了工作、进步“于党有益”和抗战时局，所彰显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乐观情怀。

“志兰：你到达延安后，应即把太北送到托儿所去，你能很快的进学校，这是我的愿望，想你也同感。”“好的是北北已长大了，完全同意你到适当时候当然的脱离她，进学校去。我决意不阻挠你的学习，遵守分别时的诺言。”“不多写了，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的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

通读左权写给妻子的11封家书，不难发现，“学习”二字出现的频率很高，每封都有。左權将军爱妻子、爱女儿，但他也爱学习，更想让妻子去学习。在战争年代中，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左权始终重视学习和教育的作用，因为他深知若要永葆红色家风永不褪色，用理论学习去武装头脑必不可少。

左权在八路军高级将领中的受教育程度是很高的，毛泽东评价他：“左权他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长征途中曾被污蔑为“托派”，但他从未动摇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和乐观态度。直至有了家庭，他仍旧把这些品质带进了家风传承中并逐渐形成革命记忆。红色家风的革命记忆薪火相传，时至今日仍有重要意义。引申到现在，体现了党风建设与家风建设的内在共通性，并将后者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国家和人民意志的集中彰显

革命英雄记忆作为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被铭记和广为传颂，其根本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认识、理解、体悟这些英雄人物背后蕴含的深刻价值意蕴，并以此增强国民的自豪感，激发民众的责任感、使命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崇敬的英雄，而英雄的精神和力量是人民精神和力量的浓缩和升华，是对历史进程最浓墨重彩的标记。在左权家书中，1941年日军对我华北根据地残酷实行了“囚笼政策”和“三光政策”；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封锁与破坏抗日根据地。为克服物质困难、精简机关、充实基层，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从“春耕”到“筑堤开荒”再到“加紧生产”，这段革命记忆从左权家书便可见一斑。并且，这些抗战事业上的成就不仅仅属于左权自己，亦是党中央和抗日军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和集体的成就，更是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太行山人民不屈不挠、艰苦抗战的缩影。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根据地遭受敌寇之摧残是空前的。敌人的政策是企图变我根据地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食便毁，见牲畜便打，虽僻野山沟都遭受了损失，整个太北除冀西一角较好外，统均烧毁，其状极惨。”“敌人新的花样就是放毒。在军队指挥机关驻地，在工场、地方，在某些政权机关及某些群众家里，满布糜烂性毒质。”

1941年日军的大“扫荡”使太北地区成为一片焦土；而抗战中日军的这些暴行更是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血泪和苦难。

红色家书是革命先辈的情感和内心写照。在当前的信息时代，历史被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阐述，这就更需要真实的史料来进行佐证。而红色家书就像档案资料一样，把抗战历史以最原生态的形式保存下来，对于还原历史真相和革命记忆非常重要。

（责编 杨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