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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2023-05-30吴昌嵘

中国集体经济 2023年1期
关键词:调节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社会保障

吴昌嵘

摘要:利用2011~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所受社会保障的调节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同时进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三个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城乡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并且该促进作用受到社会保障的显著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皆受到社会保障的显著正向调节,且该调节效应在城镇地区显著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受到的社会保障的调节效应显著于使用深度;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作用不具备社会保障的调节效应。基于此,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保险业务和社会保险联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保障发展相互促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城市化水平和外商投资水平等建议。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城乡对比;居民消费水平;调节效应;社会保障

一、引言

2016年,20国集团(G20)峰会发布由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制定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成为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首个国际性共同纲领。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普惠金融向数字普惠金融转型反映出我国宏观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状况。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速乡村经济现代化的信心。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促进消费的政策一轮轮出台,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也逐渐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会因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以及居民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十四五”规划提出我国要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发现,2011~2017年,我国社会保障发展总水平在中位运行。如表1所示,仅从该研究中心研究的社会保障发展总指数的排名看,我国各省份的社会保障发展总水平具有相对稳定性,其中,北京市的社会保障发展总指数在这7年内始终领先全国。

因此,各省份7年社会保障发展总指数的平均值能较为集中地反映该省社会保障发展的绝对水平以及相对水平,如表2所示。从离均差可以看出,我国各省份社会保障发展总水平存在极端值,相对于全国其他省份,北京市和广东省7年来社会保障总指数的平均值是极高值,并且这两者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吉林省7年社会保障总指数的平均值是极低值,除此之外,其他省份社会保障发展总指数的差距较小,说明我国各省市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在该研究中心的这套指标体系中,社会保险是主要衡量指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中商业保险业务的总量以及活跃度也是重要衡量指标,因此,二者的发展内容具有较大的关联: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不断提高会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保险服务的质量,进而提高居民享受社会保险的积极性,促进自身社会保障水平;另一方面,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会刺激居民享受数字普惠金融保险服务的欲望,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作为政府的转移性支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对于居民来说直接或间接表现为收入的增加以及未来生活保障和信心的提高,这又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作用。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是否会因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在经济增长模式是消费驱动型的新时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关于金融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分析或渠道检验的研究中既有中介效应又有调节效应,并且主要集中于前者。其中,关于“金融”,学者们的研究包括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后者的研究又主要包括数字金融、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关于“居民消费”,学者们的研究有消费水平、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消费需求、消费行为、消费升级以及城乡消费差距等。

(一)中介效应

部分研究金融发展影响居民消费中介效应的学者从宏观经济层面选择中介变量。例如,姚健基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中介效應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等途径实现居民消费升级。江红莉和蒋鹏程基于产业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何海霞基于银行竞争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普惠金融发展会通过提高农村地区银行竞争程度来增加农民消费支出的规模。

部分研究金融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的学者从微观经济层面选择中介变量。例如,易行健和周利基于支付和流动性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给受流动性约束越大的居民的消费水平促进作用更明显;高网购频率以下,数字普惠金融越能便利支付手段,对居民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就越强。谢家智和吴静茹基于信贷约束程度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借贷可得性,缓解家庭信贷约束来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邹新月和王旺基于收入和保险的中介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和减少不确定性来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孟兆娟基于农民投资水平、受教育机会以及创业机会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投资水平,增加受教育和创业机会来刺激农民消费需求。

(二)调节效应

目前,研究金融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调节效应的学者主要从宏观经济层面选择调节变量。徐兆丰基于对外开放和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发现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和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可以增强数字金融对消费升级的驱动作用。熊晓轶等基于土地流转改革的调节效应,发现土地流转改革放大了普惠金融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作用。李运涵基于银行零售业务的调节效应,发现银行零售业务的发展可以促进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

目前,尚未有学者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调节效应。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学术界对社会保险的研究业已非常丰富。从金融服务的类型来看,目前,学术界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普惠信贷,对普惠保险的专门研究较少,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总体发展水平,也并未深入某一具体业务形态。作为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类型之一,学界和业界对于普惠保险的理论与实践都有所忽视。为了顺应新兴金融服务种类多样化和模式多元化的发展潮流,弥补学术界关于普惠保险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选择微观经济层面的社会保障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是否会因该地区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深入发掘数字普惠金融保险和社会保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联系,在细化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具体业态研究的基础上完善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水平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保障联动发展提供指导建议。另外,本研究也能引起学术界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其他调节变量的思考和寻找,进一步探究在宏观层面或微观层面其他变量的不同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强度的具体状况,对改善相应条件的发展来间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促进效益提供指导。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总体上具有促进作用,这已经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被反复证明。但该影响的强弱程度在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不同水平下是不同。首先,根据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居民消费水平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的提高往往间接表现为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在该理论下,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收入不确定性的下降使得居民当期收入的实际水平或是心理感知水平高于过去自身没有接受或者所接受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时的收入水平,提高了消费的勇气和胆量,敢于寻找并通过金融渠道或服务提前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相比没有接受社会保障或者所接受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其他居民,自身收入的实际水平或感知水平也更高,提升消费安全感。其次,根据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居民持有货币可以满足其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居民面对意外事件的物质保障增强,因此预防动机会减弱,受到金融排斥就越少,消费欲望和能力都会得到一定程度增强;同时,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会增强居民的投机动机,使得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主动性增强,金融素养和实践能力不断提升,利用互联网理财产品分散自身风险的能力逐渐增强,利用能够便捷消費支付的数字普惠金融满足因预防动机减弱带来的自身消费需求的可能性就会提高,消费结构也会逐渐优化。当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时,居民缺乏消费的勇气,即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其对居民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也微乎其微。

据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会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四、计量模型设定以及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了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是否受到社会保障的调节,建立计量模型(1):

lnconsumlevelit=α0+α1lndigitfinit+α2lndigitfinit×lnsocisecurit+α3lnsocisecurit+α4∑controlsit+θi+ιit(1)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社会保障发展总指数指标体系中涵盖了较多城乡基本分项指标,《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中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格局里也重点报告了城乡差异。同时,学术界关于居民城乡消费差距或差异的研究也较多。因此,为了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各个维度分别对我国城镇和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是否都受到社会保障的调节,将模型(1)的核心解释变量以及交互项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分解成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同时将被解释变量分解成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建立计量模型(2)~(7):

lnurbconsumlevelit=β0+β1lncoverit+β2lncoverit×lnsocisecurit+β3lnsocisecurit+β4∑controlsit+θi+ιit(2)

lnurbconsumlevelit=γ0+γ1lnusageit+γ2lnusageit×lnsocisecurit+γ3lnsocisecurit+γ4∑controlsit+θi+ιit(3)

lnurbconsumlevelit=δ0+δ1lndigitit+δ2lndigitit×lnsocisecurit+δ3lnsocisecurit+δ4∑controlsit+θi+ιit(4)

lnruconsumlevelit=ε0+ε1lncoverit+ε2lncoverit×lnsocisecurit+ε3lnsocisecurit+ε4∑controlsit+θi+ιit(5)

lnruconsumlevelit=ζ0+ζ1lnusageit+ζ2lnusageit×lnsocisecurit+ζ3lnsocisecurit+ζ4∑controlsit+θi+ιit(6)

lnruconsumlevelit=η0+η1lndigitit+η2lndigitit×lnsocisecurit+η3lnsocisecurit+η4∑controlsit+θi+ιit(7)

上述7个模型中,∑controlit表示控制变量集合,θi是控制了影响被解释变量但不随年份变动的个体固定效应,ιit是随机干扰项,所有变量的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调节变量以及部分控制变量取对数。

(二)数据和变量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目前大部分学者用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指标,鉴于该指标在学术界的认可度和有效性,本研究也将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对于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衡量,大部分学者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指数报告》计算了我国各省社会保障发展总指数。该指数包括养老保障指标、医疗保障指标、就业保障指标和贫困保障指标,每个分项指标都从覆盖面、保障度、持续性和高效性这4个维度进行衡量,计算体系严密。另外,该指标涵盖的项目类型也在不断更新,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贴合社会保障发展的实时状况。因此,相比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更能精准地衡量社会保障发展水平,本研究将其作为调节变量的衡量指标,是本研究的创新点之一。学术界关于居民消费水平的衡量指标较多,包括居民消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的比值、居民消费支出(最终消费支出=100)、居民消费水平(元)、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上年=100)与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的比值、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以及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国内总产值的比值等。从具体计算公式上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社会保障发展总指数都是人均经济指标,为了使数据口径一致,消除量纲影响,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控制变量中,选取就业者受教育程度,是因为由于高学历人才的集聚效应的存在,就业者受教育程度不仅能反映当地居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还能反映就业竞争压力以及就业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居民消费。对于居民或者就业者受教育程度的衡量,部分学者将中学作为学历下限,而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才更具有竞争力,更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因此,本研究将学历下限定为大学专科来衡量就业者受教育程度。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选用2011~2017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相关变量的解释说明、数据来源以及描述性统计如表3和表4所示。

关于内生性问题的处理: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社会保障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第二,本研究所利用的面板数据期限较长,同时又避免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影响;第三,选用了省份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影响居民消费水平但不随年份变动的个体效应;第四,模型中加入了较多的控制变量。因此,模型(1)~(7)因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而带来估计偏误的可能性较小。

五、實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及其与调节变量社会保障水平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皆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并且该促进作用受到社会保障的显著正向调节,即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就越强,据此验证本文假设。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社会保障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居民社会保险的参与度高,降低了弱势群体获得金融保险服务的门槛并提高了该类群体所能享受金融保险服务的质量,提升了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缓解了居民信贷约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会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会减弱,发展资料消费或享受资料消费的潜力得到释放,提高自身的消费层次,这都畅通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自身消费水平的渠道,使得居民在高社会保障水平下敢于消费。

控制变量中,外商投资额、人均财政支出、城市化率和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皆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可能的原因是一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政府支持力度越大、城市化水平越高、金融市场越活跃,会带来更大的消费需求,居民消费能力也会越强。

(二)异质性分析

模型(2)~(7)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整体上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3个维度中,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皆受到社会保障的显著正向调节,数字化程度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作用不受社会保障的调节;横向看,该调节效应在城镇地区显著于农村;纵向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受到的社会保障的调节效应显著于使用深度。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相比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更擅长使用或习惯使用支付宝进行支付、互联网进行投资理财以及基于信用的金融服务,这样一来,互联网消费贷对缓解居民信贷约束的贡献力度更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的发展在我国城镇地区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险的发展,城镇居民接触保险知识的机会多,保险意识更强,在享受更优质保险服务的同时也反向提升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增加了数字普惠金融对自身消费水平促进的可能性。然而,上述调节效应的显著性并不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可能的原因是城乡消费差距在缩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城乡空间格局在不断优化,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在不断提升,社会保障的城乡覆盖面和保障度都在不断上升,城乡贫困发生率差距逐渐缩小,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渐向城市靠拢,这些都持续高效地改善了居民生活保障预期。

控制变量中,农村居民储蓄能够显著促进消费水平,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较保守,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当储蓄达到一定程度时,消费潜力才能得到释放。城镇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可能的原因是相比农村地区,城镇地区金融市场活跃程度足以刺激居民消费。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其原因亦可从相同的角度解释。

(三)稳健性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越来越表现为使用深度的提升,尤其是支付和保险业务。将模型(1)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以及交互项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分别替换成数字普惠金融支付指数lnpay和数字普惠金融保险指数lnincur,并对所有变量进行了1%分位上双边缩尾处理,剔除了极端值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支付业务和保险业务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促进作用仍然受到社会保障发展的显著正向调节,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的计量模型是稳健可靠的。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7年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基准回归得出的结论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并且该促进作用受到社会保障的显著正向调节。在此基础上同时进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3个维度的异质性分析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城乡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3个维度中,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分别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皆受到社会保障的显著正向调节,数字化程度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提升作用不受社会保障的调节;横向看,该调节效应在城镇地区显著于农村;纵向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受到的社会保障的调节效应显著于使用深度。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提高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推进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健全社会保险体系,优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就业保险服务,拓宽社会保障资金融通渠道。各地方政府要制定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消费需求、劳动力价格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等实际情况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提高社会保障筹资效率,增强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提高社会保障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增强和优化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支出的力度和结构,动态调整最低社会保障标准。社会保障的发展要以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降低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和提高居民消费层次等为导向,畅通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的渠道,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力度。建立社会保障和收入发展的强效联动机制,因为社会保障提高的是生活保障度和收入预期,难以直接带来实质性收入的增加。

第二,大力發展数字普惠金融保险业务,在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同时实现与社会保障的联动和配套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保险业务服务的发展要延续普惠保险业务的态势,注重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推动数字普惠时代保险业的革命性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普及社会保障和数字普惠金融的知识,提高居民金融素养,使居民了解、熟悉、掌握并乐于利用支付宝、花呗和借呗等互联网支付方式,并鼓励居民用支付宝绑定银行卡,提高利用第三方支付进行理财和转账等的能力,学会享受金融服务,提高居民参与社会保险的意识,提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鼓励消费信贷的发展,引导居民进行互联网消费贷,提倡适度负债消费,平滑时间差异,减少消费质量的损失,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数字普惠金发展的空间格局进行基础设施的差异化发展。

第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就业者受教育程度、金融发展程度和城市化水平等不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活跃乡镇地区劳动力市场,提供稳定的劳动收入,鼓励以劳动获得收入为主,在金融市场进行投资理财获得收入为辅,要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始终只是促进自身消费水平的辅助手段,通过踏踏实实劳动获得的收入才是自身消费需求满足、消费水平和能力提高的根本保障。优化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关注各种来源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提高居民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消费等高层次消费对劳动收入的敏感程度。降低收入不平等,以此减少消费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为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和高质量消费的实现创造机会。

第四,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发挥城市人口的内需效应以及商业区对居民消费层次和结构的拉伸和优化效应。增加城市化对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的贡献度,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便捷程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不断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打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社会保障以及消费需求的城乡二元结构,统筹规划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保障发展的空间格局。

第五,提高外商投资水平,优化外资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我国外循环经济的发展质量,发挥其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作用,满足居民高质量消费需求,提升消费层次,以国际外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进一步稳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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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21zyx012)。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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