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之盛衰，当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时的文化之盛衰，一如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时隔多年后终于评满五部获奖作品，亦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个时期的文化之繁盛。这种繁盛从有资格参评的送审译著数量上可略见一斑——达到了八十五部这个近年来的最高值；亦可从送审译著语种上得以体现——共有包括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波斯語、日语、韩语、西里尔语、越南语在内的十七个语种，这些语种所在国家和地区几乎涵盖了整个世界；还可从俄语、圣卢西亚语、阿拉伯语、英语和日语的这五部获奖译著的文类上加深这个印象——计有长篇小说、诗歌、随笔和传记这四大文类，其原著所在国广泛分布于欧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当然，我们还可以从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殊荣的五位译者的年龄来佐证这种繁盛——以竺祖慈、薛庆国、陈方、杨铁军等老年、中年译者为主，兼顾许小凡这位三十出头的青年译者，体现出我国文学翻译队伍以老带新、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这个可喜局面当然来之不易，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不易！在此前七届的评审中，除了第一届和第二届评出五部优秀译著，其后五届都未能评满五部译著。尽管这种现象雄辩地明证了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宁缺毋滥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却也显现出文学翻译界的翻译质量断崖式下跌的尴尬局面。尤其在第五届评审中，竟然连一部优秀译著都未能评出。2010年11月4日的《天津日报》曾对此痛心疾首地叹息道：“文学翻译类作品首度出现空缺，未能评出一部优秀翻译作品，中国翻译界定格在了永远的遗憾，同时也给文学翻译工作敲响了警钟。”之所以出现这种“永远的遗憾”，细究起来大致缘于以下几种困境。

我们首先探讨其中的经济因素。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早年曾留学日本的周作人和钱稻孙的生活比较拮据。得知这个情况后，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稿酬形式每月向这两人提供生活费用，同时发挥两位先生的专长，让他们自行选择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完成后将译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可。当年，这些稿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未立即出版，而是堆放在仓库中，直至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编辑出版。然而，在利润至上的当下，恐怕在全国再也找不出一家像这样长期只是付出却没有回报的出版社。为了牟取最大利润，翻译稿酬不仅未能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而相应提高，一些没有底线的所谓“文化公司”甚至寻找在校外语专业本科生进行翻译，以便将稿酬压至最低水准，同时也将翻译质量折腾得惨不忍睹。客观地说，在当今文学翻译界，如果仅靠翻译稿酬收入是完全无法生存的。当然，这只是出版市场近年以来的乱象。也就是说，这种乱象并非古来有之。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的文学活动始于外国文学翻译，他用大半生精力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共译介了十四个国家约一百位作家的二百多种作品，还曾于1934年创办专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译文》，在为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本人也从翻译实践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自不待言，鲁迅先生的生活费用主要也是来自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稿酬。再如我所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俄苏文学专家叶水夫先生曾翻译《青年近卫军》一书，其后用这部篇幅并不很长的译著稿酬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真是不敢想象，倘若这两位先生仍然健在并生活于当下，他们原本依靠翻译稿酬维持的生活将如何支撑下去？鲁迅先生那三百余万字的译文和叶水夫先生翻译的《青年近卫军》不知是否还会问世？倘若这答案是否定的话，我们民族和国家原本源自于外国文学作品的那部分营养是否会随之缺失？……这种乱象造成的直接恶果，便是在我国彻底消灭了以文学翻译为职业的专业翻译家，原本应由这些早已不存在的专业翻译家产出的大批优秀译著也随之灰飞烟灭，只能转由一些具有文学翻译能力却处处受制（下面将另行讲述）的学者兼职从事这项工作。如何“复活”大批专业翻译家，使其稿酬能够维持家庭必要开支，使其能够心无旁骛地产出大量优秀译著，便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制约文学翻译的另一个困境是学术机制因素。除了经济原因，学界本身的机制也存在很大问题。不知从何时起，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和诸多大学都有一条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文学翻译不能算作学术成果。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谬论，这种谬论认为文学翻译只是一项简单的文字置换工作，并不需要学术修养，也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因而不能算作学术成果。这就使得很多具有翻译能力的学者不敢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文学翻译上，因为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出来的译著，一是挣不到像样的稿酬，二是不能算作学术成果，甚至有可能被指责为“不务正业”。最初制定这项规定的人可能并不知道，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学术修养和研究能力，是绝对译不出好的译著来的。同理，倘若不经过大量文学翻译实践，恐怕也难以大幅度提高学者的研究能力。这里且不说鲁迅先生，我们可以看看梵语文学的季羡林先生，日本文学的叶渭渠先生、法国文学的郭宏安先生、意大利文学的田德望先生、古拉丁文学的王焕生先生，古希腊文学的陈中梅先生等，他们都是先从翻译做起，以研究引领翻译，复以翻译促进研究，以此实现良性互动。换句话说，翻译和研究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积极关系，而绝非相互对立的消极关系。然而，这种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却被原本理应将其发扬光大的学界机制所破坏，被“文学翻译不能算作成果”的谬论将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粗暴地割裂开来，既抑制了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也阻碍了文学研究的诸多可能。当然，这两点远不是翻译质量不高的全部原因，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粗心大意、对源语言不求甚解，也是导致译文费解的重要原因。

且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为例进行探讨。某部送审译著的初审报告指出，译者在处理原著“寝耳に水”这个语句时，望文生义地将其翻译为令人费解的“睡梦耳进水”而非其原义“晴天霹雳”，这种处理无疑会使读者产生难以克服的困惑乃至严重误读。其实，该译者在翻译该语句时哪怕存有些许研究意识，以研究引领和指导其翻译实践，都不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记得十多年前笔者翻译大江健三郎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结尾处时，面对原文“その声と動きの頂点で、沈黙と静まりが来る。「小さなアリア」がしっかりそこを満たす中に、サクラさんの叫び声が起こり、音のないこだまとして、スクリーンに星が輝く……”，对照源语言文本中“星”的单数表述，只能将其翻译为“在那声浪和摇晃的高潮点上，沉默和静止突如其来。‘小咏叹调’充溢其间，此时，樱的喊叫声起，作为没有声音的回聲，银幕上一颗星在闪烁……”。

源语言文本和参考译文中出现的“一颗星在闪烁”是个关键语句，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神曲》的《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国篇》各卷的最后一个单词“群星”。在《神曲》原著中，但丁于此处特意且精准地使用了表示复数的stalle而非表示单数的stalla。《神曲》的中译者田德望教授为此特意指出：“地狱是痛苦和绝望的境界，色调是阴暗的或者浓淡不匀的；炼狱是宁静和希望的境界，色调是柔和的和爽目的；天国是幸福和喜悦的境界，色调是光辉耀眼的。”由此可知，女主人公“樱”在绝望境地里始终抱持着希望并为之不懈努力，终于在偏僻农村的森林里的女人们帮助下，从边缘地区、边缘人物的记忆和传承中汲取力量，到达了“群星在闪烁”的“光辉耀眼”的“至善、至福的天国”。或者换句话说，作者大江和他的女主人公“樱”都确信可以将鲁迅笔下的那座“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令人绝望的铁屋子砸开，确信希望“是不能抹杀的”。如同大江本人动笔写作这部小说前几个月在北京讲演时所引用的那样：“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是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由此可见，原著中表示单数的“一颗星”根本无法承载作者的以上创作预设。据此可以得知：这里的星应是表现希望和至善至福的复数，原文本的单数有悖于作者的创作预设。然而，笔者毕竟只是译者而非作者，不能如钱钟书先生所警告的“象（像）林纾那样的手痒”，更不能试图“充当原作者的‘诤友’”。换句话说，尽管发现了这里的问题，却也无法将这个单数的“星”译为复数的“繁星璀璨”。为了解决这个尴尬，在那次翻译实践中，笔者采用了同时具有单数和复数之语义的“星辰”：“在那声浪和摇晃的高潮点上，沉默和静止突如其来。‘小咏叹调’充溢其间，此时，樱的喊叫声起，作为没有声音的回声，银幕上星辰在闪烁……。”基于以上所述，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结尾处的“星”只能是象征着“悠久的将来”和“光明的将来”的复数，而绝非莫名其妙的单数。

这个结论可能还需要一个小小插曲来加以佐证：该译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出后不久，大江本人便由东京来到北京出席这部小说的颁奖仪式，下了飞机乘上前往机场迎候的汽车后，大江随即从后座急切地开口问道：“许先生，这部小说最后一段文字中的‘星’，你是如何翻译的？”我从副驾驶座扭头告诉大江：“原著最后一段文字中的‘星’是单数，从整个文本看起来，这个‘星’应该是表现希望的复数，典出于《神曲》三部曲最后一句用以表示至善至福程度的繁星。”于是大江便追问道：“那么你究竟处理为单数还是复数了？”我对他说：“尽管发现了这里的问题，作为译者，却也无法将此处的单数处理为复数，同时又不能对这里的单数视而不见，就将其译为兼有单数和复数之语义的‘星辰’了。”大江似乎松了一口气，旋即又难以释怀地转头对陪坐在身旁的陈众议教授问道：“这个‘星辰’是单数的语感更强还是复数的语感更强？”陈众议教授稍作吟沉，便肯定地告诉大江“还是复数的语感更强一些”。于是，彻底放松下来的大江就对我们抱怨道：“我在书稿中写的是复数，却被出版社的编辑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改成了单数，这就完全改变了这部小说的意义。”……大江本人的这段自述确切地证明了一点：只有深度解读和精准把握原著，才可能达成“以研究引领翻译，复以翻译促进研究”的良性循环，才可能不至于照本宣科、机械地进行文字置换，从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除了经济原因和学界机制以及译者粗心大意等因素，译者本身的学养不足也是制约翻译质量的重要原因。仅就我所熟悉的日本文学界而言，之所以难以产生像叶渭渠那样的大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很多从事日本文学研究和翻译的学者除熟悉日语外几乎一无所知。这里所说的一无所知当然是夸张的说法，是指诸多学者不熟悉中国古典文学，不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不熟悉世界文学，不熟悉相关历史，不熟悉哲学和美学，不熟悉文化人类学，不熟悉民俗学，不熟悉社会学，不熟悉心理学，不熟悉宗教学，不熟悉诸多原本理应熟悉的知识。由于不熟悉这许多知识，那么在面对源语言（大多数情况下为外语）文本中出现相关内容时将如何解读呢？又如何将其准确地翻译成目标语言（大多数情况下为母语）呢？更如何让其读者感受到译文字里行间的神韵呢？当然，如果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种种局限，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学习相关知识，这种消极现象肯定会不同程度地发生积极意义上的变化。

还是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为例进行探讨。某部送审译著的原著作者是个对中国人民极为友善的国际友人，其著作本身亦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历史参考价值，译者本人的中文功底更是极佳，曾在源语言所在国长期学习和生活，回国后亦长年从事专业外语的教学工作，其文白混用的翻译文体与原著文体也是比较贴近，最初部分评委对这部译著也都抱有期待之情，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其译文中却出现了较多本不该有的误译、增译和漏译等现象。譬如在处理原文“教育に関する勅語を降下”（“下达关于教育的敕语”）这一语句时，译者将其翻译为“明治天皇颁布《关于教育基本法》”，这就多出了原文所没有的“明治天皇”，更是由于不了解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后于1948年废止），从而误将“关于教育的敕语”处理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关于教育基本法》”。这里所说的“教育基本法”，其实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1947年，基于《日本国宪法》（亦称“和平宪法”）第二十六条的精神，为体现民主主义教育原则而制定的《教育基本法》。从时间上看，两者间相差五十七年。从其性质上比较，前者鼓吹国家主义教育，后者则提倡义务教育、机会均等、男女同校等民主主义精神。倘若该译者对这两者多少有些了解，便不会犯下此类低级错误，从而无缘于这次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了。

仍然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为例进行探讨。有别于此，某部初审报告极为推荐、终审全票通过的获奖译著明显表现出一种特别的质地：译者选用了贴近原著的精当词语和隽永文体，用以表现其清新的氛围和隐而不显的哲理，足见该译者对源语言所在国（日本）和目标语言所在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均有良好的学养，且对原著理解深刻、把握准确，忠实再现了原著的文体以及审美情趣。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该译者显然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且对文学翻译流程极为熟稔，否则如此之高的完成度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是应用翻译，在翻译之前，也需要具备有关源语言文本的专业知识，倘若仅仅熟悉源语言本身而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话，我们是无法指望翻译出来的目标语言是准确和畅达的。同理，文学翻译当然也是如此，准确地说，更是如此！那么进行文学翻译实践时，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我觉得基础流程大致如下：

1.毫无疑问，需要相当熟悉源语言；其次，对目标语言应更为娴熟。

2.对源语言文本的内容及其反映的背景（政治、历史、社会、文化、民俗等）比较了解，或通过查阅资料后比较了解。

3.积极了解作者生平、价值观、美学观、创作史、创作风格等基本情况。

4.反复阅读源语言文本之全文，基本解决大小文字难题。

5.反复阅读并逐渐加深解读。

6.排除干扰，全神贯注，全力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发现问题，再按其学术价值逐一分类，选择价值较高且力所能及的课题形成论文并予发表；另行安排價值更高、难度却也更大的课题列入预研清单加以培育，待条件成熟后再正式展开研究并形成论文。

7.综合以上六点所述，基本可以期待一部优秀译著行将问世，与此同时，至少可以发表一篇堪称富有独创性的优秀论文，还可以期待不远的将来发表另一篇更为优秀的论文。

8.如果译者具有足够的耐心，不妨集中精力专注于一个作家或一个流派，以研究引领翻译，复以翻译推动研究，如此积累十年甚至更多时间，便会发现自己已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学术王国。

完成以上诸步骤之后，前面所说的“富有独创性的优秀论文”确实可以期待，因为作为译者，将享有一个令人垂涎的特权——首先获得并独享该文本的全部原始信息，继而由此从容地作出选择和安排。然而，前文说到的“优秀译著”却只能是相对之言，而非绝对之物。因为所有译著都不可能与原著等值，文本中的原始信息在翻译过程中将不同程度地消减甚或佚失。换言之，除了译者，译著的所有读者阅读到的内容都将是不完整的。在谈到类似局限时，文学翻译界宿老钱钟书先生也是颇感无奈。其于1964年讨论文学翻译的标准时，表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为化境”，二十一年后的1985年，或是因其无力突破译著与原著无法等值等局限吧，老先生只能将其降格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为化境”。对于所有译者而言，钱老先生笔下的“最高理想”宛若一道美丽的彩虹般可望而不可即，其口中的“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也是我们一代代译家需要全力以赴的最高理想，只恐怕亦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最高理想！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正逢盛世，中华文化繁荣昌盛，文学翻译随之繁盛，使得所有译者较之以往更有可能接近钱老先生笔下的“最高理想”，更有可能挨近那条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丽彩虹（顺便说一句，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前身就叫“彩虹奖”，由美籍华人韩素音女士资助）。君若有疑，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五部获奖译著便是明证！

（许金龙，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