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参加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的评选活动，较为系统地阅读了一百六十一部（篇）参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最近这四年间发表、出版的；加之评选期间十一位评委之间的意见交流和思想碰撞，触发了我对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和评论的相关问题产生了一些感想和思考，行诸文字，与同仁们交流。

一

文学批评和评论在今天已经成为问题。何以文学批评和评论，在今天会成为一个问题？估计很多评论家在从事文学评论时，是不太会多留意这一问题的，但在集中阅读完参评作品之后，这个问题似乎会不断地浮现出来，原因在于很多属于学术研究的文章和论著大量涌入鲁迅文学奖的参评系列，文学批评、评论与学术研究是不是一回事？站在文学批评和评论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理论层面，大家都明白文学批评和评论需要学术学理的滋养，但两者之间毕竟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与新世纪之前的文学批评和评论相比，学术味儿在今天的文学批评和评论中较之以前是明显增强了。如果说“新时期”的文学批评是浮躁凌厉、拨乱反正和直抒胸臆，那么，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的历史洗礼，学术味儿弥漫到整个文学批评中来，到今天可以说随处可见、无处不在。不仅学院中的教授、博士生占据了文学批评作者队伍的绝对多数，而且很多学术研究课题直接参与到文学批评中来。一些原来作协系统的评论家，改变自己的评论风格，行文上也在向学术研究方向靠，以显得有点学术根基。尽管现状和批评的风气如此，但我以为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应该明确文学批评、评论与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区别，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文学批评和评论比较多地着眼于文学的当下问题，对一些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当代文学批评和评论有时也会涉及，但着眼点还是当下的文学状况、文学面临的问题，并且是以评为主，与当下的文学创作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些评论借题发挥，借文学史上的相同和相似的问题来发挥批评家自己的看法，但着力点离不开当下的文学问题，而不是一头栽进历史问题研究中去。譬如，90年代王元化先生论样板戏的文章，他的着力点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些人为样板戏翻案，把样板戏的实践捧得非常高。王先生结合“文革”历史和京剧艺术特点，对京剧以及中国传统戏剧的改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王先生的这些评论不是单纯的京剧研究，而是当代文艺评论，是针对着当代文艺创作中存在的某种思潮、现象和倾向而发的。如果对照后来这些年舞台上出现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沙家浜》的粉墨登场，以及戏曲创作中大量以样板戏为蓝本的新编戏曲创作取向，再参考一下王元化先生90年代的一些批评意见，或许会感到他的某些意见具有超前的预感。这种预感，或许就是文艺批评的敏锐与洞见。还有像文学批评中有关人的问题的论述，这是自“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中最有力的理论建构和批评总结。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等曾经倡导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这一传统近百年来，始终影响着中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创作、评论，尤其是经历了“文革”的坎坷之后，“人的文学”在观念上受到普遍重视，“新时期”以“文学主体性”的理论面目，影响着创作和批评，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80年代中后期，文学批评有“向内转”的说法，主张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要从关注外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转向对人的心理、情感和语言结构、潜能的关注。文体实验是“新时期”文学由外向内转向的一种文学探索。在莫言、王安忆、韩少功、马原等一批作家作品中，这种转变非常明显。年轻的余华、苏童等南方作家的实验文学尝试，以新历史小说的虚构、想象手段，将人们的视野延展到民国、“文革”时期，形成了与以往现实主义审美传统并行的另一种文学叙事样式。这一时期一批“青年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和评论强势引领和助推这股实验文学的审美潮流，《上海文学》的理论栏目以及《读书》《当代文艺思潮》和《当代文艺探索》上的评论文章，给人以强烈的在场感。“青年批评家”以各自独特的批评语言，表达着自己对“新时期”文学实验的种种看法。作家与评论家之间不是谁听谁的关系，而是同步共建时代的文学场域。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上海文学》编辑部发起的杭州“西湖会议”，有很多评论家、作家自由讨论，发表自己的作品。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批评进入到了“后新时期”，体制在新的规范下重新发挥作用。作家不仅大量进入市场，也大量进入高校体制内；文学批评的发表被要求学术的规范化、格式化，甚至还出现了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和扩展版之类的等级阶梯。新世纪之后，评论文章很多都愿意挂上学术的徽标，一些评论文章的页下都注明某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等文字，这已成为中国新世纪文学批评最奇特的文体景观。如果说新世纪学术研究对于文学批评、评論是一种全面的进入状态，那么，进入之后的溢出效应或许就显得错综复杂、一言难尽。学术昌盛之下的文学批评自我意识的相对减弱，不能不让人关注到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异问题。这是新世纪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如果要问，此次鲁迅文学奖评论奖评选与以往有什么不同？或许作为学术研究课题的文学批评和评论的数量之多，是以往评奖中少有的。这些学术课题，放在学术研究的系列中，有些可能是不错的成果，但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和评论来说，未必是最突出的表现，因为文学批评不要求这么系统论述，将问题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事无巨细地述说一遍，这是书斋里学者做研究的典型做法。学术研究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全面占有，越丰富越好。所谓学问、学养，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知识渊博，史料丰富。但文学批评似乎对这种系统性、全面性、学术性的要求没有那么刚性，文学批评首先推崇的是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敏锐的感受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所谓灵魂在杰作中冒险，是对文学批评特征的一种简明概括。20世纪批评史上，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被誉为印象批评的杰出代表，凸显的是作者对文本的直观阅读感受和明晰的判断能力，批评家与作家作品之间，几乎是零距离接触，身处同一环境氛围，甚至有时面对的问题和对象是彼此熟悉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不仅触及作家的敏感神经，形成某种语言霸权；而同时，作家的批评反弹，也会促使文学评论家修整和调整自己的话语形态。像李健吾当年受到巴金、卞之琳的反批评之后，发表了《刘西渭先生的苦恼》，除为自己的批评辩解之外，此后改变了对曹禺、巴金作品的否定性批评，在评论文章中尽可能挖掘这些作家作品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后人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常常为李健吾的这种变化感到惋惜，但很少有人将李健吾的这种批评变化与批评家参与同时代的文学建构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文学批评受外界和时代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改变、调整，这是以往文学批评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在今天也依然如此。如果把最近这些年的批评和评论文章集中起来看，可以看到有的作家作品前些年评论不多，而最近一些年讨论多起来了。可能是一些评论家觉得以往的评论对这些作家的作品谈得不够到位、不够透彻，需要进一步阐释和发挥。这样的批评调整，也属批评常态，批评史上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流逝，前后有变，那都是有的。只是有的变化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的变化只是批评家个人意见，说说而已。除对既已成名的作家作品的评论之外，文学批评应该有所拓展，尤其是对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问题，提供前瞻性的看法，具备超前的观念和理论。但目前所能见到的批评文章，对于新的可能性的理论探讨似乎有所不足。一个阶段相对集中的文学批评的话题和问题意识，通常都能反映出一个阶段文学批评受时代因素影响的痕迹。文学批评的相对集中和聚焦，或许可以强化此前被淡化和忽略的文学问题，但也可能有负面的溢出效应。如讨论的话题太集中，论题雷同太多，变化太少，文学评论的活力不大。从文学批评的精神气象来看，也存在沿袭多、开拓少、缺少一种新鲜活泼的开拓精神的可能。这些负面消极的影响痕迹，在鲁迅文学奖评论奖参评作品中也不能完全避免。所以，文学批评尽管定义起来比较复杂，但实践中有些特征、特点和强制的规范还是有章可循，对文学批评和评论有约束力。文学批评和评论一旦偏离了这些基本特征、特点和规范，思考的重心转到了其他领域，包括学术研究领域，那就是走到另一条胡同里去了。

二

在文学领域，人们熟悉“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提法，其实文学批评和评论也应如此。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批评和评论。那么，一时代之文学批评和评论是怎样的呢？对照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简言之，就是不同时代应有自己的批评建构。“五四”时期是“文学革命”、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50年代是“人民的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80年代是“新时期文学”、文学主体性和文体实验，90年代是“后新时期”。进入21世纪，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和评论是什么呢？从新世纪初《文艺争鸣》《天津师范大学学报》首开专栏讨论“新世纪文学”问题至今，好像还是很难产生一些提纲挈领的理论建构和核心概念。这倒不是失去了“总体性”建构之后，让今天的文学批评和评论变得无所适从，难以入手，而是各种大大小小的理论构想难以取得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审美实效。各种宏观的理论不少，自成系列的批评丛书和理论丛书也不缺乏，但真正有文学建树的文学批评、评论却很少。像“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确是影响到几代作家的创作。后来的“人民的文艺”也影响到像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王愿坚、杜鹏程等作家的创作。而新世纪以来的批评建构，看不到有类似的批评理论给作家创作提供观念上的帮助和影响。给人的印象是较多的文学批评、评论沿袭了既有的理论话语体系来评论当下的作家作品，而从当下的作家创作经验中提取新的经验，加以理论提炼的文学批评和评论很少。这种状况很容易让一些人误以为今天的文学批评偏重于理论思考，而对创作经验关注不够，其实问题在于当下文学批评自身的理论建构能力不足。一旦观念形态的东西在文学批评中建构不起来，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经验就难以聚沙成形，获得思想自觉。换句话说，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威如果没有建立起来，一个阶段的新的创作转化是不太可能自觉实现的。新的文学感受有时是被文学批评呼唤、催生出来的，这“呼唤”“催生”的含义，是指文学批评的某种思想自觉和建构的影响力度。“新时期”以来，不少作家的创作转变几乎是与文学批评同步展开，像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张炜、马原、余华、苏童等，他们创作的变迁，几乎都可以从同时代的文学批评中找到思想变迁的对应点和时空节奏，没有文学批评和评论的应时之变，单靠作家自发的创作掘进，“新时期”文学的探索轨迹或许就不会是今天这样了。像现代派的讨论与王蒙等意识流小说的实践，“文化寻根”倡导与阿城、韩少功、李杭育等寻根文学的践行，都是有着相互应和关系。尽管文学批评在公众视野中常常是隐匿的，被人忽略的，不像作家作品那样家喻户晓，但这只是文学分工上的差异而已。作家创作的变迁，其思想观念的自觉，都离不开文学批评的影响作用。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文学批评的时代建构。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像王蒙、冯骥才、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马原、余华等势头不减，笔耕不辍，但真正从文学探索的意义上看，这些写作到底提供了怎样的新范式，有怎样的文学价值，至少从文学批评和评论的角度看，一些评论的表述是不够清晰、不够准确的；还有一些完全离谱。个别评论认为新世纪以来，上述这些作家的一些小说创作超越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也有的评论认为21世纪以来上述作家中的一些人已经可以与世界文学史上的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并列。这种盲目比附、胡吹瞎捧的文字，除了扰乱视听，对作家创作并没有实际益处。对于更年轻的一批作家作品来说，与其说当下的文学批评对他们的创作和思想观念有影响，还不如说一些前辈作家作品对他们的影响更大更直接。最近十年间，年轻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互动并不少。各种笔会、新书发布会、研讨会以及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都不缺，但作家和评论家之间那种思想层面的激烈对撞，似乎少见。文学期刊上批评与创作、批评与批评之间相互撞击也少见。挂着课题标签的各种阐释性的批评和评论倒是很多，文章大都是根据某些理论和创作经验，批评家在其中发挥一点自己的感想做一点阐释。在鲁奖参评的评论作品中，也是阐释性的文章、论著居多，探讨当代文学可能性的理论作品少。宏观到“人民的文学”“网络文学”“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尽管视野宏阔，但都缺乏一种有力的思想观念上的理论廓清和建构。建造理论大厦的材料和式样都是大家不陌生的既有之物，只是新刷了一层油漆而已。所以，尽管有一些批评家意识到文学批评在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希望确立起新时代文学批评的新理论和新坐标，但与此前的“新时期”“后新时期”和“新世纪”批评概括相比，还是无法突出重围，形成有自己个性的批评话语系统。

或许有人会说，新世纪的文学批评还在路上，从文学批评的基本形态来说，还处在现代之后的一种后状态延续之中；后状态是比所谓的后现代更为宽泛和含混的文化状态，一些西方理论家将后现代文化状态形象地描绘成一切原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后状态之下的文学批评不同于此前所有文学批评经历的历史阶段和呈现的历史形态。此前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几个核心概念可以命名与对照，而当下的后状态是一种弥散性的呈现，无数的记忆碎片，星星点点，从过去走来，飘散在当下的文化时空中，与各种时代潮流碰撞、聚合，形成奇幻的时代文化景观和文化标记。以高科技与文学的碰撞为例，网络文学和网络评论，毫无疑问是21世纪最具标志性的文学产物。如果要问21世纪文化领域变化最快的是什么，绝大多数人一定会聚焦数字媒体和网络世界。但互联网只是运输工具而已，就像高速公路、高铁，只是高速运载工具，搭乘在上面的物品和人员很可能就是原来的物品和人员，但高科技与物流、人员的结合，形成了新世纪新的业态，构成了新的产能。互联网上不乏各种陈年旧事，单独看这些旧材料，可能以往报刊都能见到，但互联网上海量的旧材料同一时间一起呈现于阅读视野之时，那种阅读体验和海量信息的强大冲击力，或许可以构建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受，形成属于新世纪特有的历史观感。技术手段给人们提供了不同以往的文化视野和情绪体验，文学感官除了网络技术提供的刺激，沉浸式的文學体验方式，打开了文字阅读之外的听觉、视觉和触觉的多种感受，不断刷新新世纪人们对文学的感知和认知。同样的一部文学作品，人们可以从文字、影视、戏剧表演、朗诵和游戏等多方面来体验感受；对同一部作品的评价，也可以是成千上万的短语留言，构成了一个超越所有现代、前现代的多元的价值世界。与传统的阅读相比，网络空间的出现，开辟出人类文学想象和情感表达的新空间、新形态、新体验和新追求。文学批评和评论也应运而变，有了自己的话语对象和文体形式。数码技术之下的自媒体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直击和品评，常常燃起舆情之焰，构成一场又一场的网红盛宴，其声势之盛，是当今任何一种文学期刊都难以做到。对文学批评进入网络世界，有一些批评文章认为是评论家在刷存在感，但似乎没有人反问，一些评论家频频在文学期刊和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不也是在刷存在感吗？只不过在今天，纸质媒体与数字媒体相比，对社会的影响力后者明显要强势得多。纸质期刊在今天只是一小撮专业人士发表作品的小众世界，而数字媒体倒是全民参与的大众社会。面对这样的大众社会，文学批评为什么要舍大求小，放弃影响最大化的可能呢？在纸质媒体和数字媒体并存的文化格局之下，文学批评和评论的视野再也不可能聚焦于一种单一的空间，完全应该融入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空间。第八届鲁奖评论奖评选中，评论家们对变化了的新世界多多少少有着自己的敏感，不少评论涉及网络空间和互联网背景下的文学和批评，但对问题的把握上，比较多地偏重于文学史论述，而缺少文学批评的评的色彩。在一些论述新世纪文学新坐标的评论文章中，有不少创作领域的新人新作进入到评论家的视野之中，但这些评论的方式和关注方式，似乎还是互联网诞生之前的方式，难以看到互联网时代带给评论家观察文学和思考文学的新样式和新姿态。整个批评、评论与互联网时代的感受似乎有一种分离，日常阅读中，评论家已经完全离不开互联网了，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但一旦论述到具体问题时，似乎网络世界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又完全没有关联。网络是网络，文学是文学，评论是评论，各自分离，文学评论好像还停留在传统的作家作品论状态，只对作家作品发言，而对作品的构成、发布、传播和评论的方式，基本上没有结合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特点予以有意识地思考。对于这样弱化时代气息的评论，有时是需要从文学批评层面来提出问题，如果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缺乏了互联网等因素的参与，新世纪的文学批评与此前的批评在形态和生态上还有什么根本区别呢？在构建新世纪文学批评新坐标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到这些新因素和新关系呢？在日常阅读中，人们都认同互联网所构成的文化现实，文学的大环境变了，文学批评也需要随之改变自己。但在实际开展文学批评时，人们至多只是在材料搜集和数据统计层面，强调新世纪高科技带来的文化变化，而不是从文学观念的建构方面作出更多更有力的推进。所以，新世纪文学批评和评论在论述自身的建构时，技术论、方法论层面的论述比较多，而真正触及思想层面、价值层面的论述比较少，新技术革命在新世纪文学批评领域提供诸多材料和思想视野的同时，似乎还缺乏一个思想革命、价值变革的环节与之衔接。最近这两年间，《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曾发表过一些文章，从理论上讨论AI技术之于文学写作的影响问题。尽管有一些作者认为AI技术不可能替代文学写作，但其探讨的真正的问题不应只在于AI技术能不能替代作家创作的问题，而在于新技术之下，人类思想革命、价值变革还能不能有效推进的问题。有一些评论文章试图从近些年科幻小说的创作经验中寻找价值观念的突破，他们不再将科幻小说当作一种类型小说，而是作为当今高科技背景下的文学想象和存在方式的拓展来思考。这些批评与原来将科幻小说仅仅当作一种类型小说来评价的做法有所不同，当下的一些评论者希望在文学观念方面有新的建构和拓展，吸取科技新元素和科幻小说的奇妙想象，以此来构想文学评价的新坐标。在鲁奖参评的评论作品中，有一些评论科幻小说的文章，对问题有一定的敏感性，评论者从科幻小说中敏锐感受到当下世界激变的现实感和真实感，而不是把科幻小说中的书写当作虚构想象的存在。像《三体》《北京折叠》等科幻小说，其反映当下生活的真实状况，一点都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对当下生活的表现，只是《三体》《北京折叠》等作品选择了以科幻面目来表现这种现实感和真实感而已。

三

在阅读第八届鲁奖评论奖参评作品时，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小说评论在数量上独占鳌头，包括最后获奖的成果，都是小说评论。小说评论在文学评论中一枝独秀，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闻，似乎早已如此。《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和各种文学评论期刊中，小说评论始终是数量最多，参与人数也最多，而诗歌、散文、戏剧和影视等种类的评论，始终是小众，可以说这是数十年来文学批评和评论的一种常态。尽管如此，面对这样无法改变的状况，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历来如此就对吗？人数众多，不排除人云亦云、随大流的随众可能；巨量评论，不排除规模效应，而非批评自身的力量显现。换句话说，小说评论就批评建构的质量而言，未必始终是一枝独秀，观念、见解也未必在所有阶段都胜于诗歌评论、散文评论、戏剧评论和影视评论。小说评论有时是评论沾了小说的光，而且是与小说作者的知名度、号召力有关。以莫言为例，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与之后，对他作品评论的状况全然不同。2012年莫言获奖之前，其小说并不畅销，甚至在国内一些大城市最大的书店，一周都卖不出一本；一些主要媒体的文学评论版面几乎难见对他小说的评论。但获奖之后，一夜之间人气飙升，各种期刊、报纸发表的各种评论，真的是成千上万。但这些海量评论放在文学批评的层面来看，有多少是有建构价值的呢？尽管评论文章汗牛充栋，但对文学批评和评论意义不大，甚至有时是负面的影响，让人们看到国内一些评论家的评论是多么的软弱和虚弱，几个外国评论家的投票，一夜间就可以改变那么多国内评论家的意见和看法。至于那些肉麻的捧场言辞，更是让人不知道文学批评的底线在哪里，文学常识的基础在哪里。所以，小说评论数量众多，但并不一定在批评建构方面都有所建树。如果真要对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文学批评和评论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除了对小说评论本身要有一个清醒客观的分析、评估，或许阅读接受的视野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小说评论这一单一的评论种类上，还应该关注同一时期其他文学种类的评论。以戏剧评论为例，第八届鲁奖评论奖中，只有一部戏剧批评论著参评。中国的戏剧种类繁多，对应每一种剧种的戏剧批评、评论，数量不少，然而这些剧评有理论有识见的凤毛麟角，尤其是专业的戏剧理论研究者的评论不多。20世纪戏剧评论领域，曾有过像李健吾、朱光潜这样的批评大家参与当时的戏剧评论，但今天，这样杰出的理论人才基本上成为中国戏剧批评的稀缺资源。另外，戏剧评论与小说评论也不完全一样，小说评论的对象主要是作家作品，有时甚至是单部作品，而戏剧评论不仅涉及剧本评论，还包括舞美设计、表导演和音乐等项。哪怕是对一部低成本的戏剧演出的评论，发表出来常常会影响到演出票房。如果剧评评得非常低，甚至完全否定，那會给投资方造成损失，剧团剧组的声誉也会受影响。当然，戏剧评论不一定都是有识见、符合创作演出实际的。那些毫无识见，甚至误导观剧的戏剧评论在当代中国也不是没有。如80年代对曹禺创作的话剧《原野》的评论，基本上就是一种误导，不仅剧作公演受到限制，而且也影响到对曹禺创作的评价，理所当然激起曹禺和剧组的抗议。但这种剧评有时在社会上会造成影响，压制了戏剧创作和演出的正常进行。正是因为戏剧评论涉及对象及造成的影响与小说评论不同，小说评论中否定性的批评并不少见，而当下所能见到的戏剧评论基本上是褒扬、肯定的多，批评、否定的少。或许文学批评能否建构起来不关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两方面都可以在理论上有所建构，只是肯定的对象要真正值得肯定，否定的对象也是应该否定的。与文学批评、评论这样的建构要求相比，当下的戏剧评论还是有较大距离。这首先是近十年来原创戏剧，尤其是话剧剧本创作的成绩难以与小说创作相比。小说家中不乏一些名家的新作力作问世，像上海的王安忆、金宇澄、孙甘露，北京的王蒙、梁晓声、余华、刘震云、格非、李洱等，都有新作力作问世，而话剧创作中，几乎见不到这种情形。原创剧本达不到较高艺术水准，单靠表导演演出造势，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艺术质量的确难有保证。另外，戏剧评论涉及演出投资和票房收入，评论者一旦考虑到这些因素，总是手下留情、有所包容，不太可能像小说评论那样放开手脚、大胆批评。至于当下的戏剧评论人员，专业的理论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低，大多数是剧作家和表导演在剧评。尽管有专家一再强调要加强戏剧批评的专业理论建设，但评论的基本状况难以改变，这也是数十年形成的习惯。同样是批评中的小众，诗歌评论或许更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期待。每届鲁奖的诗歌奖总会引发激烈的争议，撇开人事纠纷，单从评论的角度来看这种纷争，或许蕴含着诗学上的分野和碰撞，这与一些逢场作戏的评论相比，或许是一种比较贴近创作实际的当代批评建构。在此次鲁奖评论奖的参评作品中，诗论和诗评的艺术质量并不弱，最终没有获奖并不意味着这些诗评、诗论思想贫乏、缺乏识见，而是在美学观上，评委之间观点有分歧，这种分歧难免会影响到投票选择，造成一些诗论、诗评的投票分流，但这种落选从批评的探险和坚守批评的个性方面看，可能是一种很高的奖赏。文学评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获奖者万众瞩目，但评奖本身有软肋，文学奖最大的软肋就是评委一致赞同的对象，它往往是一个平均数，而不是最具思想锋芒的文学探险。是选取文学评论的稳妥性和方方面面的周全性，还是考虑评论的尖锐性和思想探险，有时是离不开时代环境的氛围。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氛围中，或许奖项会给予那些思想探险的前卫和批评探索的先锋；而在时局较为敏感的氛围里，或许奖项会选择给予那些观点较为稳妥的评论。从来都没有没有争议的文学评奖，评论奖也不例外。

四

新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与20世纪前二十年的文学气象相比，21世纪的文学批评建构显得有点沉闷。20世纪文学革命起于文学工具革命——白话的引入；21世纪文学革命的工具——网络技术早已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一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高科技通道，但与原先人们期待之中的无门槛写作、无限制发表的自由开放的文学创作、批评状态相比，互联网时代的文学革命似乎还没有绽放出最靓丽的光彩。中国是网民最多的国家，网络文学和网络批评也是世界数量第一，但从文学和评论的建构质量来考虑，似乎与20世纪初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成绩还不可同日而语。毕竟那个时代产生了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一大批卓著的文学人物，而今天这样的文学人物在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不知在何处孕育着。

2022年10月于沪西寓所

（杨扬，上海戏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