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与学术史上，朱自清主要以散文家与文学研究者的形象名世。他最为知名的作品——《背影》《荷塘月色》及其学术著作，都完成于1925年执教清华以后。的确，“一生服务清华大学”是朱自清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履历①。对于文学史与学术史上的“清华传统”的建构，朱自清也功莫大焉②。

不过，使得朱自清成为“朱自清”的“前史”同样不容小觑。1917年至1920年间就读于北京大学，亲身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经历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新青年”，共享了一代文化先觉者的精神底色。而毕业之后，在江南各地中学任教的五年时光，其间的光荣与挫折、笃定与彷徨、执着与动摇，又为他铸就了“个”的思想特质。由于朱自清高度敏感、勇于尝试，同时也坚守底线，他的“个”的经验在思想史与精神史中便具有一种普遍的认识价值，尤其代表了“新文化”在“五四”落潮以后转向在地与基层时的潜力与限度。朱自清也因此成为认识与理解从“五四”到“后五四”时期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的一位标志人物。作为其“同时代人”，叶圣陶就曾经指出，朱自清在江南期间写下的长诗《毁灭》与返回北京之后写出的长文《那里走》，“充分表现出这几年来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③。如果要重新估定朱自清“江南五年”这段“前史”的意义，从思想史与精神史的角度切入不失为一种方式。

但朱自清毕竟首要是一位“文学人物”，对于文艺的信念与坚持也是他从“五四”开始便贯穿一生的立场与态度。所以，进入“后五四”时期朱自清的精神世界，最为关键的线索是其文学思想。在江南五年，作为文学家的朱自清完成了从“诗人”到“散文家”的转变，文体探索对于他来说是思想探索的外化形式④。而在从短诗到长诗，再到散文诗以至散文的不断“转向”中，朱自清不变的是对于“文艺之力”的试炼。他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刹那主义”的思想，不仅与他的文学态度与文体实践互为表里，也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与生涯规划。这不仅是朱自清个人的思想脉络与文学选择，还与“后五四”时期一代“新文化”理想秉持者的“共同经验”相生相成。这是在重读朱自清时不应忽略的环节。

一

关于朱自清的“江南五年”，既往的文学史研究已有一些讨论。最大的“共识”是将其作为“白马湖作家群”的代表人物加以论述⑤，甚至以他笔下的“白马湖上的黄昏”作为这一流派的形象与精神写照⑥。在现代文学史上，“白马湖作家群”通常被认为具有“文人形态”“民间性格”“岗位意识”与“教育理念”⑦。这些在朱自清的为人与为文中的确都可以得到印证，他不仅曾经在“白马湖”生活与创作，其美学风格、志业理念与人际网络也与这一群体中的其他作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将之作为“白马湖作家群”中的一员实无不可。只不过“白马湖”的视野可能也会造成一些遮蔽。在文学史上，“白马湖作家群”首先是一个散文流派，其成立也与“白马湖”这一具体的地理与文化空间直接相关。但朱自清在“江南五年”时期只有部分时间在此任教，他的创作更是不以散文为限，乃至尚未以散文为主。是故，如果单纯强调他与其他“白马湖作家群”作家在文学创作与人生态度上的共性，特别是集中凸显他们“艺术生活”的意义的话⑧，是可能导致认识偏差，从而错失对于朱自清“江南五年”的思想图景更为整全的理解的。

综观朱自清的“江南五年”，最为直观的印象莫过周折不断。五年时间，他先后辗转八地八校，有的学校还往返多次任教。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几乎不到数月他就必须更换一次工作与生活环境。而朱自清离职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学潮，一是欠薪。这恐怕是在“五四”高潮的北大接受教育，抱定“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的他在毕业之前始料未及的⑨。所以完全可以想见，即便“白马湖”能够带来短暂的愉悦，朱自清这五年总体上的精神状态仍旧是紧张、疲惫与焦虑的。于是这才有他1923年的表白：“无论如何，不能不寻一安心立命的乡土，使心情有所寄托，使时间有处消磨，使烦激的旋涡得以暂时平恬”，“对于教育，既没有真的兴趣和能力，既不想以此为终身之职业，则不如痛快地莫干”⑩。这当然只是朱自清一时的激愤之言，终其一生他也未尝离开“教育”，只是后来主要的施教对象有所调整而已。但其间真实而坦诚的情绪，却也不应忽略。据此有理由相信朱自清在“江南五年”是曾经遭遇过精神危机的，而他最终也克服了这一危机。

当朱自清日后声名卓著，尤其是1948年不幸病逝以后，他在“江南五年”从事“新文化”建设的贡献被不断追认。但其中拔高的嫌疑也需要警惕。这自然不是否定朱自清这一时期的成就，而是希望指出，应当首先在对于自我精神危机的克服中看待他的探索。也就是说，在通向“朱自清”的过程中，其个人的足迹与心路带有某种公共价值。

就在表达致力追寻“一安心立命的乡土”的1923年，朱自清完成了《文艺的真实性》一文。他在“江南五年”的文体辩证，以及取得的《毁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与《温州的踪迹》等创作业绩，一向为人所重。在这一时期的后半程，他还展开了对于“新文学”的意涵、功能与命运的理论思考。这些思索被他写入《文艺的真实性》《文艺之力》《文学的美——读Puffer的〈美之心理学〉》与《文学的一个界说》等文章中，深化了现代文论的向度，也构成了其文学思想的直接表述。

在《文藝的真实性》中，他提出从“表现”的角度理解“文学”。在他看来，如果按照“再现”的标准，“文艺的真实性，不是充足的真实性”，但倘若“从‘表现’的立场看”，则“创作的文艺全是真实的”。具体来说，“创作者的创作，只觉得是一段生活，只觉是‘生活着’”，“‘我’固然是这段生活的一部，文字也是这段生活的‘一部’；‘我’与文字合一，便有了这段生活”11。朱自清的这一观念与他此前一年围绕文体选择作出的论述恰好可以相互参证。“文体”对于朱自清而言，不只是“再现”其生活的一种“形式”，而本身即是参与“生活”的“一部”。是故，生活的“形式”即是“文体”，而“文体”需要恰如其分地“表现”其“生活”的“真实”12。根据他的理解，“我们要有真实而自由的生活，要有真实而自由的文艺，须得创作去”13。也就是说“创作”是“创作者”的一种“生活”状态，“真实而自由的生活”反而需要“真实而自由的文艺”加以证成。在这一过程中，是“文艺”确认了一段“生活”正在“真实而自由”地“生活着”。这便是“文艺的真实性”。

1924年，为“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杂志创刊百期，作为会员的朱自清写作了《文艺之力》一文。这是他对于自家“文学”理念的一次系统清理。他认为，“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都能移人情”，“两者相依为用，可以引人入胜，引人到‘世界外之世界’”。所谓“世界外之世界”，也就是“只有浑然的沉思，只有物我一如的情感（fellow feeling）”。朱自清将fellow felling对译为“忘我”。在他看来，“忘我”并非一种消极的态度，而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解放与扩大的力量”，因为“它毁灭了‘我’界，毁灭了人与人之间重重的障壁”，“它继续的以‘别人’调换我们‘自己’，使我们联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文艺在隐隐中实在负着联合人类的使命”。所以，“无我”不是取消自我，承担“联合人类”使命的“文艺之力”恰是“人生”的14。

《文艺之力》与《文艺的真实性》可谓一脉相承。后者指出了“文艺”作为“生活”之“一部”的性质，而前者则将其理想的功能阐释清楚。这是朱自清的“文学”观，而因为其对于“文学”问题的探索在在与“生活”“我”“人”“人类”以及“人生”等命题联系在一起，所以也是他的“人生”观。在“江南五年”的最后时光，1925年的上半年，朱自清又写作了《文学的美——读Puffer的〈美之心理学〉》与《文学的一个界说》两篇文章，重申前说。这一组四篇文章揭示了朱自清此时最为关心的文学问题是“体”“用”关系。其文体选择正可以在这一脉络中加以看待。在他的理解中，“体”“用”不可分离，两者是高度合一的。而从更大的范围中看，非但文学的“体”“用”如此，“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也是同一。朱自清对于“文艺之力”的探索，自然与其希望克服自身的精神危机有关。那么反之，在他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辨中，同样也蕴含了文学思想的维度。

二

朱自清在“江南五年”时期最为重要的思想结晶便是提出了“刹那主义”。俞平伯认为《毁灭》一诗即是此种主张的代表。在《读〈毁灭〉》一文中，他将之概括为“我们要努力把捉这现在”。俞平伯引述了朱自清1923年1月13日致他的信中的一段话，称赞朱自清“说得极为圆满”15。作为朱自清思想的核心文本之一，这段话值得相对完整地抄录——

至于问生活内容何为充实？那是我不能答复。但我意现在可暂不问此问题；在实际上，我什么时要做什么事，便去作罢，不必哲学地去问他的意义与价值。总之，现在只须问世法，不必问出世法；在出世法未有一些解决以前，我们便只问世法罢了。——话又回来了，出世法果真有了解决，便也成了世法了。我所谓世法，只是随顺我生活里每段落的情意底猝发的要求，求个每段落的满足！因为我既是活着，不愿死也不必死，死了也无异议；便总要活得舒服些。为什么要舒服也无（毋）庸问的，问了也没人能答的——直到永远！？只是要舒服罢了。至于怎样叫做舒服，那可听个人自由决定。我意就是“段落的满足”——颓废的生活，我是可以了解的；他们也正是求他们的舒服。但他们的舒服，实在是强颜欢笑；欢笑愈甚，愈觉不舒服，因为便愈欢笑而弭之；而不舒服便愈甚。因为强颜的欢笑愈甚与实有的悲怀对比起来，便愈显悲哀之为悲哀，所以如此。所以他们实在是不舒服的！兄说自己的颓废不出两途：一发生激烈的行为，二懒惰。我觉第一层不能算做颓废，可以不说；第二层仍免不了悲哀的侵袭，终究仍是不舒服的。——我不赞成！我的意思只是生活底每一刹那有那一刹那底趣味，使我这一刹那的生活舒服。至于这刹那以前的种种，我是追不回来，可以无（毋）庸过问；这刹那以后，还未到来，我也不必费心去筹虑。我觉我们“现代”的生活里，往往只“惆怅着过去，忧虑着将来”，将工夫都费去了，将眼前应该做的事都丢下了，又添了以后惆怅的资料。这真是自寻烦恼！我现在是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譬如我现在写信，我一心只在写信上，更不去顾虑别的，耽误了我的笔！我要做完了一件，才去想别件；我做一件，要做得无遗漏，不留那不必留的到以后去做；因为以后总还有以后的事。我做的态度与方法，只捡我当时以为最好的。我写信时只想说得明白；写信之前只去整理笔墨纸张；写信之后只去将信封贴交邮；这些都要做得妥當，快速：这便是我的刹那主义。颓废派原也有刹那主义，他是说人生无常，应该及时快乐之义。我也主张及时快乐，但人生无常有常，却以为可不必管（在行为上）。但各刹那间的生活，在势也有自然之连续，也非前后两撅。如我相信求学，我各刹那的行为，便都向着条路走，而各刹那的内容却是不问。如我现在写信和你讨论人生，等会我便要看书了。我的刹那主义，实在即是平凡主义。16

在“江南五年”期间，朱自清与俞平伯交情甚笃。俞平伯比朱自清早一年从北大毕业，1920年也前往浙江一师任教，随即与同在该校的朱自清订交17。不过俞平伯后来离开，但两人的联络却从未中断，所以有不少书信往还。对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书信具有“思想草稿”的性质。这点在当时各家杂志“通信”栏目的热闹程度中可见一斑，《新青年》即是如此18。而除去在杂志上发表，“新文化人”还热衷将书信结集出版，这一方面最为知名的作品自是田汉、宗白华与郭沫若的《三叶集》。该书收录了三人在1920年的二十封通信，如今已是现代诗学名著。“五四前后，在一代知识青年新的‘经验共同体’生成过程中，书信起到的作用不容低估。”19从“新文化运动”的“导师”一辈在《新青年》的“通信”栏目中“腹心相照”，到“学生”一辈——真正的“新青年”——在《三叶集》等书信往还中“声气相求”，一种新的“经验共同体”开始生成。对于置身这一时代氛围与历史结构中的朱自清而言，对此并不陌生。是故，与俞平伯通信“讨论人生”是其高度自觉的一种行为。书信之于思想流播、精神砥砺、主体甚至共同体建构的作用，都可以在朱自清与俞平伯的通信中得以见证。

朱自清、俞平伯交谊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更有甚者，未曾在“白马湖”任教的俞平伯还因为朱自清的缘故而被作为“白马湖作家群”中的一员。1924年，俞平伯前往“白马湖”短暂访问朱自清，两人的文采情思交相辉映20。两人能够以此瞬间合力成就一番文学史的故事，自然与他们在文学思想上共识颇多有关。而此前一年在通信中“讨论人生”，无疑正是其中的关键事件。

思想史家王汎森发现，从“新民”到“新人”的讨论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一条重要线索。而“凡是到了重新定义‘人’的时候，往往是思想产生重大变化之时”。“五四”便是这样。“新文化人”认为其时国人还不是“真正的人”，“只是向着人的状态，正待向上进化的一个阶段而已”。对于“人”的讨论“代表着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各方面的重新检讨定义”，追求成为“新人”即是对于包含自我在内的“现实”不满的一种反映21。在“后五四”时期，随着中国问题的丰富化与复杂化，这一讨论也向着更深更广的层面拓展。“人生观”问题成为整个知识界与思想界关注的核心，“科学与人生观”讨论是“后五四”第一场重大论争乃至论战22。而在1923年至1925年间，《中国青年》等杂志也在热烈地组织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23。所有这些，都是朱自清与俞平伯通信的直接背景。循此观之，朱自清提出“刹那主义”既是致力解决个人的精神危机，但同时也是对于更大范围内的“人生讨论”的一种回应。在这种意义上，朱自清触及的其实是一代人的共同问题，是他对于一代人的命运的自觉探索。

特别指出朱自清、俞平伯二位在通信中“讨论人生”是一种自觉行为，当然不只是出于追认。朱自清在1923年1月13日致信俞平伯之前，就已经在1922年11月7日写去了一信；而1923年4月10日，他又发去了一信。三信彼此关联，形成了一个整体，集中表达了朱自清对于“人生”问题的主张。通常认为，他的“刹那主义”的思想即是在这三封书信中正式提出与系统论述的。其中，1922年11月7日致俞平伯的信，是朱自清“第一次提到‘刹那主义’，并把它定义为‘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24。所谓“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也就是他在1923年1月13日的信中所言的“平凡主义”。此后，他又在1923年4月10日的信中补充说明。而最早将这三封书信作为一个整体并且安排发表的，正是朱自清。可见他是将之作为可以公开的文学与思想文本认真经营的。

三

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朱自清与俞平伯共同主编的《我们的七月》。提出“刹那主义”的《信三通》便收录其间。以往对于朱自清“刹那主义”思想的研究，大都致力在其个人的知识脉络中作出解释，尤其是注意开掘其佛学造诣在这一主张中扮演的角色25。此说自是不错。姑且不论朱自清在《信三通》中大量使用佛教概念，以及借鉴佛家观念表述对于自我与世界的认识；他对于自己成长经历的回忆，也着力突出过钻研佛学这一方面26。而俞平伯对于佛学的兴趣与理解，不但使其成为朱自清理想的对话（通信）对象，在“刹那主义”主张的形成过程中，大概也不无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朱自清个人的思想脉络中考察“刹那主义”的形成，自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度。但最终决定“刹那主义”能够生成并且如何生成的，还不可忽略时代氛围与历史结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朱自清的自觉意识的基础上的。对于时代的感知与因应，以及对于历史的触摸与把握，在他那里是与探寻个人的精神出路内在地勾连在一起的。提出“刹那主义”的初衷与旨归固然都与朱自清的现实经历密不可分，希望解决的也是他所面对的实际问题，但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刹那主义”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人生观”与“历史观”27。朱自清的精神危机其实是大于其个体境遇，指向更大的对象的。俞平伯就提示，“刹那主义”针对的是“我们”共同的问题。

在《读〈毁灭〉》中，俞平伯说，朱自清的精神危机一方面来自“家庭的贫困和冲突”，另一方面来自“社会底压迫”。《毁灭》中传递的态度，是他“现在所持的态度”，也“正是他自己底一服对症的药”。具体来说，“以他家庭状况底穷迫龃龉，自己成就底渺茫；所以要一步步的（地）走，不去理会那些远远远远的”，“以人生担荷底过重，迷悟的纠纷；所以要摆脱掉纠缠，完成平常的自我”。在俞平伯看来，朱自清的“人生观念——在《毁灭》及其他诸作中所宣示的”，“对于他自己，对于同病相怜的我们，极容易，极切实，极其有用”，“不敢说即是真理；但这总是我们底真理，尤其是现在我们底真理”28。这一解说，首先肯定了朱自清的思想探索是“他自己底一服对症的药”，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至交，也是“同时代人”，俞平伯道出了朱自清“現在所持的态度”，“对于同病相怜的我们”来说，同样是“真理”，而且还是“我们现在底真理”。这便揭橥了“刹那主义”作为一种“共同经验”的性质。

俞平伯强调朱自清的“刹那主义”对于“我们”而言的意义不亚于“对于他自己”，洞见了这一“人生观”与“历史观”在“后五四”时期的“经验共同体”的建构中具有的积极意义。朱自清与俞平伯在通信中“讨论人生”发生在1922年11月至1923年4月，而俞平伯的《读〈毁灭〉》完成于1923年8月。也就是说，尽管1922年12月《毁灭》定稿时，朱自清与俞平伯的通信尚在进行，但待到俞平伯对于《毁灭》做出分析时，已经通过书信了解了朱自清的“刹那主义”的主张，并且深为服膺。这才有了他在解读《毁灭》时将其作为朱自清“现在所持的态度”的代表文本的判断。而俞平伯对于这一“态度”也是高度认同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毁灭》到《信三通》，再到《读〈毁灭〉》，是朱自清与俞平伯“共同”完成了“刹那主义”的“共同经验”的完整表述。而1924年，收录了《信三通》的《我们的七月》的出版，则是朱自清与俞平伯的“经验共同体”的又一佐证。

《我们的七月》是“我们社”杂志《我们》的第一种。“我们社”（O·M社）成立于1924年4月，由当时在上海的叶圣陶、刘大白、白采，北京的俞平伯、顾颉刚，宁波的朱自清、丰子恺、刘延陵，以及朱自清以前的学生潘漠华、张维祺等人组成。《我们》杂志由朱自清与俞平伯共同主编。《我们的七月》即在“我们社”成立的当年7月出版29。这一在朱自清与俞平伯身后的文学社团，值得关注30。在《读〈毁灭〉》中，俞平伯每每提及的“我们”——“同病相怜的我们”“我们底真理”，首先就可以落实为“我们社”同人，然后推而广之，代表了在境遇与精神上能够共振、同构与联动的一代知识青年。“刹那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出路，针对的便是这样一批在“新文化运动”中集结又在“后五四”时期重新面临志业选择与道路探索的“同时代人”。所以，朱自清的探索绝非仅有个案意义，其打开的是一种“共同经验”，是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图示。

由此回到《信三通》。在1922年11月7日的信中，朱自清开宗明义：“弟虽潦倒，但现在态度却颇积极；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圖的生活”。所谓“实际”，在他看来，便是“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之位置；它与过去、将来固有多少的牵连”，所以“我们只须‘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地位，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31。在1923年1月13日的信中，朱自清承接前信，将“刹那主义”的要义总结为“段落的满足”，进而更为清楚地表述出来——“我的意思只是生活底每一刹那有那一刹那底趣味，使我这一刹那的生活舒服”。他认为，与其“惆怅着过去，忧虑着将来”，不如关注“现在”本身更为重要。朱自清认为，这不是“颓废”。相反，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我现在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往往只‘惆怅着过去，忧虑着将来’，将工夫都费去了，将眼前应该做的事都丢下了，又添了以后惆怅的资料”32。是故，“刹那主义”是对于“惆怅”与“忧虑”的反抗。

在完成了“人生观”与“历史观”的自我确认以后，1924年5月15日，朱自清发表了《刹那》的演讲33。他说：“在这个题目下面，我想略略说明我对于人生的态度。”在演讲中，他将“刹那”——亦即“极短的现在”与“全人生”对举，认为究竟着意何者，是不同的人生态度的分野。在他看来，“着眼于全人生的人，往往忘记了他自己现在的生活”。他们要么是“时时回顾着从前的黄金时代”，要么是“以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将来”。而“这两种人的毛病，都在远离了现在——尤其是眼前的一刹那”。那么，是否只要对于“现在”着意便可谓“刹那主义”？也不尽然。朱自清区分了“刹那主义”与“及时行乐”以及“颓废”主义的根本不同。他说：“无论行乐派，颓废派，深浅虽有不同，却都是‘伤人心别有怀抱’；他们有意的或无意的企图‘生之毁灭’。”而“刹那主义”的目的则是“好好的生”。至于怎样“好好的生”，朱自清说——

我们目下第一不可离开现在，第二还应执着现在。我们应该深入现在的里面，用两只手揿牢它，愈牢愈好！已往的人生如何的美好，或如何的乏味而可憎；已往的我生如何的可珍惜，或如何的可厌弃，“现在”都可不必去管它，因为过去的已“过去”了。——孔子岂不说：“往者不可谏”么？将来的人生与我生，也当作如是观；无论是有望，是无望，是绝望，都还是未来的事，何必空空的操心呢？要晓得“现在”是最容易明白的；“现在”虽不是最好，却是最可努力的地方，就是我们最能管的地方。因为是最能管的，所以是最可爱的。古尔孟曾以葡萄喻人生：说早晨还酸，傍晚又太熟了，最可口的是正午时摘下的。这正午的一刹那，是最可爱的一刹那，便是现在。事情已过，追想是无用的；事情未来，预想也是无用的；只有在事情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捉它，发展它，改正它，补充它；使它健全，谐和，成为完满的一段落，一历程。历程的满足，给我们相当的欢喜。……这种历程的满足，便是我所谓“我生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便是“我们所能体会的刹那间的人生”。无论您对于全人生有如何的见解，这刹那间的意义与价值总是不可埋没的。34

无独有偶，就在朱自清演讲《刹那》的次年，鲁迅也在《杂感》中提出“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生态度35。这与朱自清所谓“不可离开现在”“执着现在”也就形成了饶有意味的呼应。由此可见，“刹那主义”不仅在朱自清一代中可以作为一种“共同经验”，也是包括鲁迅在内的相当一批曾经共同经历“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人”在“后五四”时期的自觉选择与追求。而无论朱自清还是鲁迅，他们在实践“执着现在”时都始终坚定地抱持“文学”与“人生”的合一。因此，“刹那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想也内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部。这是朱自清在散文创作与文学研究以外的又一贡献。

谈及“刹那主义”对于“现在”的“执着”，不难令人想起《毁灭》中的名句：“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36文学史家陈平原认为，这“与其说是精美诗篇，不如说是人生宣言”37。若进一步追究，“执着现在”的“刹那主义”中其实还内含了关键的思想史信息。

在传统中国，“黄金世界”大都指向“过去”。而在社会进化论传入中国之后，一种新的“线性历史观”逐渐建立起来。对于“黄金世界”的想象不再必然与“过去”有关，而是更多凭借对于“未来”的论述展开。“新文化”的基本前提，便是提供了一种指向“未来”的途径38。而朱自清在与“过去”作别以后，也曾经转向对于“未来”的崇拜。“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就是这样的心声。但“后五四”时期的遭遇启示他“未来”同样问题多多，不能简单取信。诸种“人生”问题都不是依靠“未来”的承诺就能够迎刃而解，而必须回向自我寻求答案。朱自清对于“现在”的“执着”正是这样一种既不同于“惆怅着过去”，也有别于“忧虑着将来”的现实态度与思想方案。

当然，“执着现在”也在朱自清日后的文学道路与学术生涯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了其文学与学术品格中最为核心的要素。1925年出任清华教职的朱自清，次年写作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明确提出应当“研究现代生活”39。1929年，他在清华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这是“新文学”进入高等教育建制的开始。而其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也为新文学史的书写奠立了基本范式。朱自清对于表现“现代生活”的“新文学”的关注与研究，又何尝不是其“执着现在”的“刹那主义”的文学思想使然？40

【注释】

①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载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第223页。

②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③叶圣陶：《新诗杂话》，载《叶圣陶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第15页。

④李浴洋：《从“五四”到“后五四”——朱自清的“诗”与“思”》，《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2期。

⑤代表性的论述，参见朱惠民的《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与《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等文章。朱惠民：《白马湖文派短长书》，宁波出版社，2014，第3-41页。

⑥“白马湖上的黄昏”出自朱自清的《〈子恺漫画〉代序》。参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第221-223页。在研究者看来，这一“白马湖上的黄昏”景象，“完全勾勒出了白马湖作家之间的友谊与气氛”。参见陈星、朱晓江：《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上海三联书店，2014，第11页。

⑦张堂锜：《白马湖作家群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⑧研究者认为，“艺术生活”是“白马湖作家群”的重要经验，具有作为一种“现代性反思及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意义。参见陈星、朱晓江：《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上海三联书店，2014，第224-238页。

⑨朱自清：《光明》，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第4页。

⑩朱自清：《致俞平伯（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128页。

1113朱自清：《文艺的真实性》，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第94-95、101页。

12例如，朱自清在辨析“短诗”与“长诗”的文体特征时，就指出“长诗底意境或情调必是复杂而错综，结构必是曼延，描写必是委曲周至”。参见朱自清：《短诗与长诗》，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第55页。

14朱自清：《文艺之力》，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第105、107页。

1528俞平伯：《读〈毁灭〉》，《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八号（1923年8月）。

1632朱自清：《致俞平伯（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126-128、127页。

17根据年谱考证，朱自清与俞平伯相识是在1920年秋天。参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第14页。朱自清去世以后，俞平伯回忆：“在杭州时，我开始做新诗，朱先生也正开始做，他认为我的资格比他老，拿他做的新诗给我看，他把他的诗名为‘不可集’，用《论语》‘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欤’的意思，近似适之先生《尝试集》的含意。这个集名还是没有用，但我们的关系却一天一天的深了。”萧离：《朱自清先生的治学与做人——俞平伯先生访问记》，《平明日报》1948年8月26日。

18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载《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0-116页。

19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14页。

20“当1924年朱自清来白马湖教书后，俞平伯就专程来探访，而与白马湖结缘。虽然只有短短三天，但他结识了这一群朋友，白马湖也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参见张堂锜：《白马湖作家群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第235页。

21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载《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43页。

22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47-88页。

23王汎森曾经对于《中国青年》等杂志上的“人生”问题讨论进行研究。参见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近代中国的私人领域与“主义”的崛起》，载《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89-137页。

2427段美乔：《论“刹那主义”与朱自清的人生选择和文学思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25段美乔就认为，“‘刹那主义’人生观的形成有着较深的佛学背景”。参见段美乔：《论“刹那主义”与朱自清的人生选择和文学思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26朱自清在1935年写作的《买书》一文中，曾经说道自己读中学时，最爱读的是贾丰臻的《佛学易解》，“到北平来上学入了哲学系，还是喜欢找佛学书看”。他专门举出的书目即有《因明入正理论疏》《百法明门论疏》与《翻译名义集》等。参见朱自清：《买书》，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第353-354页。

29《我们》杂志的第二种《我们的六月》于1925年6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30关于“我们社”，参见吴周文、张王飞：《O·M社的钩沉及朱自清意义的重新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6期；朱惠民：《白马湖文谭：浙东新文学丛刊〈我们〉》，宁波出版社，2017。

31朱自清：《致俞平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124、125页。

33关于朱自清演讲《刹那》的情况，参见朱惠民：《白马湖讲演词考论》，载《白马湖文派短长书》，宁波出版社，2014，第88-100页。

34朱自清：《刹那》，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第126-129页。

35鲁迅：《杂感》，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2页。

36朱自清：《毁灭》，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第88页。

37陈平原：《于秋水长天处寻味——纪念朱自清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载《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增訂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第299页。

38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载《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香港）三联书店，2008，第49-108页；《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载《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244-271页。

39朱自清：《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第191-199页。

40李浴洋：《“新文学”与“新国学”的互缘——“整理国故”运动与朱自清“新文学”思想的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1期。

［李浴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1917—1937）”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CZW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