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雯

摘要：本文以鲁迅文学奖历年来获奖的中短篇小说为例，分析其中的苦难叙事语言和模式。鲁迅文学奖一直是在一个特别的时代背景之下展开，现今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过程中进行，使“苦难”这个古老的话题具有了当代意味。本文力图从诸多获奖文本中，分析出苦难母题、叙事策略和对于苦难的超脱等意义，揭示出现当代文学中，“苦难”叙事的意义。

关键词：写作；鲁迅文学奖；苦难；救赎；叙事

纵观国内的文学奖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了，这两大奖项分别在自己的领域“大权独揽”。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只针对于13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一大表现就是，每当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获奖的长篇小说很自然地在书店会脱销，要等好久才买得到，但近年来，茅盾文学奖由于评选规则和获奖作品的种种原因，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诟病，但仍然不能动摇他在中国文坛的稳固地位。鲁迅文学奖虽然影响力不及茅盾文学奖，但以其评选范围之广泛、评选奖项之全面，也在中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鲁迅文学奖分为优秀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文学翻译奖等等，其评选的体例也遵循着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但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关于“苦难”我们似乎总有着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故事。“既然我们永远都在准备着时刻能够得到幸福，所以我们永远都不幸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帕斯卡尔用极为悲观的语言道出了人们对于幸福的追逐是永恒的，也就从一个侧面说出了，“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欠缺是全部人的生存的本性。”人类的本源性欠缺就是我们的本质，欠缺就意味着永遠得不到满足，那么在追求这种不欠缺的过程中，苦难就成了在所难免的灾难，如影随形。人类在遭受苦难的同时，也没有停止对于苦难的思考，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学积淀，对于苦难的认识和思索是不同的。基督教文化称人是有“原罪”的，我们生下来就是要赎罪的，要求我们这一生经历苦难来解救悲苦的芸芸众生；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如此，“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篇明确地告诉我们，儒学的精髓就在于“承受苦难”和“迎难而上”，是君子就一定会经历种种磨难而达到某种人生的高度。

文学，作为反应社会生活和人的极为复杂的情感的一种最主要的方式，而俗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自然指的就是苦难，所以苦难也就成为了文学叙事的“元叙事”之一。对于苦难这一宏大的文学母题，文学大师们各有各有的表达方式和方法。纵览所有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文本，都可以看到苦难在生活中的分量，而这些文本也是因为描写了人类战胜苦难所经历的种种而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

《老屋小记》一经出版，好评不断，并获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与其说是一篇短篇小说，更不如说是一篇散文更为贴切一些，因为在文章里面，字里行间折射出作者对人生的深深的参悟和体会，和《我与地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曾是不止一次的“思考关于死的话题”。小说兼具回顾性，截取的只是作者7年老屋生活中的片段，爱唱歌的D、孤独的长跑者K、傻子三子、美丽却落魄的U师傅、当过兵打过仗的B大爷这些片段来表现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现实困境。在小说中，叙述视角交替转换，叙述人称的巧妙结合，不但延展了小说所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把人物的精神面貌与思想活动的波动等巧妙地融会在一起，从而使作品带上了厚重、广阔、自由和深沉的色彩。《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东西的一篇获奖小说，这样一篇小说，通篇都讲述着一个“不正常”的故事、一个“不正常人”的故事。儿子聋，媳妇哑，父亲瞎，这三个残疾人组成了一个极端的“不正常”的世界，但他们拖着“不正常”的身体，却一定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这样简单的愿望在他们身上却是一个不太现实的奢望，无论他们如何与生活和命运抗争，但他们始终被锁在一个生活的怪圈中动弹不得。 “对人的感觉器官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后现代时代的关注。因为，时代是被人的感觉器官感知的。”在小说中，这几个人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但又从来没有实在的介入过生活中，从身体之困到精神之困，“苦难”一直充斥其中。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描写乡村苦难出神入化的高手——阎连科，“苦难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共同的东西，应该是由中国作家来共同的承担”。在其作品《年月日》中，将先爷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对抗困境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的顽强的意志力都发挥到了极致。

在苦难叙事的评述中，阎连科始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他对乡土世界的执着观照，对苦难的极致体验，对农村苦难人民的体悟，构成了他独特的文本世界，在他的文本中，苦难是宿命的，是历史的，是基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性的，是有着沉重的历史深度和厚度的。他的苦难叙事文本所搭建起来的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寓言世界，这个寓言就是关于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展示农村人们面对生存的艰难境遇时所体现出来的大无畏的勇气与意志，从而展示出民族文化之魂。《年月日》是作者基于古老的生存经验对人类一次神采飞扬的想象和对中国远古神话传说的重新书写。先爷为全村人保留下来的，不仅仅是七颗种子，而是人类得以延续的象征，抽离掉先爷的各种苦难的具体经历，我们在他身上同样看到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形象，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等，所以说《年月日》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力量延续，而是一种生存的意志的神话，是一个创世纪的民族寓言。

对于神话的认知，人们是这样理解的，神话是一种寄托于人们心中的希望之火，得以将人们救于现实的水火之中，在现实中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在神话中，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战胜它，基于假设、想象和象征，我们将这样的叙事结构称为“神话叙事结构”。阎连科小说的神话结构显然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他文本中的神话叙事已经超出了悲苦母题而具有了表现人类整体命运的宏大性，为了成全先爷这位大英雄的形象，虚构了大旱、缺水、鼠患、狼灾、饥饿等各种各样，人们能想象和不能想象的磨难，这种夸张的、神话似的叙事模式具有极致的夸张的色彩，降低了故事的可信度，但仍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神话的首要任务就是战胜自然，其次就是塑造英雄，中国传统神话中的女娲、愚公、夸父等等，无一不是这样具有传统意义的英雄人物，他们所受的苦难是前所未有的，先爷也具有这样的特征，他具备了勇气、意志、睿智等等优良的品质，可以说是理想的品格，这跟现当代文学史上由于人物性格缺陷而导致的命运悲剧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寓言叙事模式中，我们看到的是异于现实世界的苦难，同样，也会塑造出异于现实世界的英雄，折射出人类所应该具有的一切美好的本质。

同神话寓言的叙事策略不同，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中的另一个叙事模式就是对于田园和童话的另类反拨。迟子建在鲁迅文学奖和矛盾文学奖中屡拔头筹。无论是《雾月牛栏》《清水洗尘》里以童年的温暖视角折射出悲苦中带有宁静朴素意味的平凡生活，还是《世界上所有夜晚》里历经黑暗后的“蝴蝶效应”，都是迟子建通过自己温暖之眼，对这个略显悲苦的世界作出的积极观照。“在文学方面，我们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而是这种事实以何种方式被描写出来。”迟子建的童年视角就是其矗立文坛的标志之一。宝坠被继父打成了弱智，天灶想用一盆清水洗澡，同样的童年视角，折射出来人性的忧伤，这里所说的是忧伤，而不是彻底的悲苦，这就是童年视角的特点，儿童的视角和叙事模式始终是温情的，即使是悲情的事情，反映出来的也仅仅是忧伤，而不是痛彻心扉的苦痛，但这种“温暖的忧伤”有时候比大人们的悲苦更加的力量。之所以说忧伤，体现在文本中的细节俯拾皆是。宝坠虽然被继父打成了弱智，但继父并不是丧尽天良的混蛋，而是在事后深感罪孽深重，一直在尽力弥补自己的过失，哀求他不要再住牛棚，就连以前有争执的雪儿也跟他重归于好，于是，他逐渐从记忆中抹去了这一段受伤害的历史；虽然礼镇上的人一年只能洗一次澡，但人们仍然没有丝毫怨言，以一种积极甚至是虔诚的态度来迎接它，从各个侧面，人们能从这种哀伤中体会乡间生活的淳朴，但这种淳朴中又掺杂着丝丝的哀伤。迟子建一直保持着一种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姿态。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的土地到被城市、金钱和权力侵蚀而造成的无法化解苦难的城市，都折射出作者的信条：信奉温情的力量同时也就是批判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