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5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揭晓，《红船启航》（丁晓平）、《江山如此多娇》（欧阳黔森）、《张富清传》（钟法权）、《中国北斗》（龚盛辉）和《国家温度》（蒋巍）等五部作品获此殊荣。四年一届的中国文学最高奖评选由此落下帷幕。应该说，这五部作品是此次338部（篇）报告文学参评作品中的佼佼者，它们与另外五部提名之作——《大河初心》（高建国）、《热血在燃烧——大三线峥嵘岁月》（鹤蜚）、《野地灵光》（李兰妮）、《青藏光芒》（马丽华）和《迟到的勋章》（王龙），代表着四年来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实绩。任何评奖都是“遗憾的艺术”，一些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未能获奖甚至未能进入被提名之列，但都不妨碍这些优秀之作与获奖作品一道，参与、见证、关注、聚焦近四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特别是对其中影响广泛的重大事件、重点人物或重要现象的倾力书写。这不啻是对近几年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新收获的一次全面检阅。

一

历经百年沧桑的中国报告文学，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余年间，渐趋复兴之势，优秀之作频出。报告文学是否称得上“优秀”，也许会有多种认知的途径。从文学评奖的角度看，作品“优秀”的评选大体是要以此次修订颁布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为准绳的，即“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获奖作品应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新时代现实生活，塑造时代新人形象，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优秀作品，予以重点关注。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注重作品的艺术品质，鼓励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条例强调需“重点关注”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现实生活、时代新人、民族复兴等内容的作品，此与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文艺提出的“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的基本要求相一致。总体而言，近几年来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积极投身重大主题文艺创作，努力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其突出的实绩创作出了无愧于“重点关注”的作品，此次鲁迅文学奖的获奖及提名作品、参评的优秀作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我看来，以近几年的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新时代英雄模范人物、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抗美援朝70周年等为重要再现对象的“主旋律”创作，是报告文学现实关怀特质的重要体现。这不仅凝结着报告文学的现实关注、热点聚焦、文献价值等要素，呈现其鲜明的非虚构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民族精神、崇高之美和意蕴高度。这无疑也是自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以降，报告文学深度参与、见证、书写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之波澜壮阔历程的文体叙事传统。

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中国北斗》《国家温度》和《江山如此多娇》等以全新视角详尽再现新时代以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新成就和脱贫攻坚国家战略的新成果。《中国北斗》以宽阔的视野聚焦中国卫星导航工程建设，通过“凝眸神州”“放眼亚太”和“极目寰球”等内容的叙述，全景式呈现从“北斗一号”立项研发到“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完成的20余年艰辛历程，展现出奋发图强自主创新、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与此相类似的报告文学《粲然》（叶梅）则聚焦“两弹一星”之后高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发、建成和投用，以及中国高能物理科技工作者将理想照进现实、谱写新时代“科学诗篇”的执着和初心。同属于脱贫攻坚题材的《国家温度》和《江山如此多娇》，描述的角度各异，前者偏于宏观再现，选择陕西榆林，新疆乌鲁木齐、和田，贵州铜仁，上海，黑龙江省佳木斯、哈尔滨等五省七地进行扶贫工作的“田野调查”；后者则主要再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的贵州高原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人民的脱贫攻坚事业。两部作品分别描述脱贫攻坚的“面”和“点”，以深入的现实体察和生动的艺术描绘，将中国东中西部成功应对“消除绝对贫困”的世界性难题、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性举措呈现在世人面前。此外，《扶贫志》（卢一萍）、《国家战略：延安脱贫的真正秘密》（邢小俊）、《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何建明）和《高高的元古堆》（秦岭）等作品也从不同角度对脱贫攻坚国家战略作出广泛而深入的描述。“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仅使全体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同时也为世界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读本。中国对扶贫体制、政策、方式进行的全方位改革创新，无疑对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家温度》里作者所说的这段话既充分揭示出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也提升了报告文学题材拓展和开掘的新空间。

《红船启航》、《革命者》（何建明）、《天晓：1921》（徐剑）、《迟到的勋章》、《铁血旅顺》（刘长富）、《静静的鸭绿江》（周建新）、《照金往事》（和谷）、《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曾平标）、《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诞生记》（程树榛）、《百炼成钢》（唐朝晖）、《金乡》（哲贵）和《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章剑华）等作品聚焦建党百年、抗美援朝7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年、小康社会建设等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书写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建党精神，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绚烂图景，成为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的作品。《红船启航》的作者在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基础上，激情追忆和重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壮阔历程，讴歌牢记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红船精神，反思逆历史潮流的失节叛党行为。作者在书中写道：“100年过去，中共一大13名代表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故事已经写进了历史——是谁不忘初心？是谁牢记使命？是谁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在信仰面前，他们做出的或坚定或动摇或背叛的选择，写就了他们各自或辉煌灿烂或可歌可泣或可悲可耻的人生。”通过生动翔实的描述，作品再现了13名一大代表的人生旅程，爱恨褒贬之情跃然纸上，因为在作者看来“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革命者》在描述革命先驱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艰辛历程的同时，重点再现牺牲在上海的200多名革命者的形象。《天晓：1921》则以主要篇幅聚焦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迟到的勋章》的作者用十年时间进行追蹤采访，从一枚无法认领的勋章讲起，再现深藏功名33年的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柴云振的传奇人生经历。这是一位具有军人本色和老兵情怀的可爱又可敬的人，“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保持着‘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在作者笔下，这不是一个人的遭际和传奇，而是一支军队的精神标识，是千万将士的英雄群像。与此类似，《静静的鸭绿江》亦是再现深藏功名回乡务农、做了半辈子生产队长的志愿军老英雄孙景坤。《金乡》以温州古镇金乡的若干企业家为描述对象，探索和反思改革开放40年给这一地区所带来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变迁。《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则以苏南开弦弓村百年发展为叙述背景，重点讲述费孝通、费达生等人实验的“江村经济”，以及由此实现的“共同富裕”和“小康社会”的现实图景。

再现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英模人物和先进典型，亦是此次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作品聚焦的一个重点。《张富清传》、《大河初心》、《祖国至上》（刘国强）、《守山》（肖林、王蕾）、《大医百年》（杨红昆、朱镛）、《大地如歌》（紫金）、《一生的长征》（彭东明）、《雀儿山高度——其美多吉的故事》（陈霁）和《永不打烊的警务室》（王向明）等诸多作品深情描述英模人物在各条战线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和崇高人格风范。《张富清传》再现的是深藏功名60载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90余年的人生故事，清晰还原人物秉持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宗旨和信念，出生入死、苦干实干、甘于清贫寂寞、无怨无悔奉献的平凡英雄本色。《大河初心》以近60万言的篇幅重新发掘“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不为人知的经历和故事，还原这一曾经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英模典型的生活、工作及其精神品质，并以丰富的细节和人物呈现，讲述“焦裕禄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在新时代的进一步传承与光大。此外，《祖国至上》里的当代优秀战略科学家黄大年，《大医百年》里的百岁抗疫医学专家李桓英，《大地如歌》里的被誉为“新时代雷锋”的北京基层民警高宝来，《永不打烊的警务室》里的坚守“孤岛”27年为民服务的扬州社区民警李树干等英模形象，也从不同维度丰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远意涵，成为立根塑魂、道德重建的楷模。

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作品对于新时代以来重大主题的艺术呈现，将中国当代的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进程的基本面清晰地呈现出来，是历史叙事、民族叙事和国家叙事的有机结合，具有了某种书写“中国故事”的史诗气象和品格。“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①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时刻，报告文学的这些“主旋律”书写正逢其时，因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②作为深具现实感的“时代文体”，报告文学有责任有条件以非虚构之艺术形式创造新时代中国的新史记和新史诗，此为国家与民族之需，亦是文学发展之必然。

二

除强调“重点关注”的作品之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奖标准还提出“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注重作品的艺术品质，鼓励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等要求。就报告文学而言，如果说“重点关注”的作品可以用“主旋律”来概括的话，多样化的题材、主题和风格的作品则可称之为“多声部”。报告文学“主旋律”与“多声部”的交响曲一直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已经成为这一文体“中国化”的重要标识。近几年来，作为“主旋律”的报告文学佳作频出，以其磅礴厚重的书写标定着这一文体的思想高度。而作为“多声部”的报告文学则以多样化的题材、主题和风格艺术地再现与传达当下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显示出这一文体写真现实的宽广度，不仅仅是践行非虚构性，也在文化反思性和跨文体性等方面作出可贵探索，尽显文体的生命强度与活力。

在我看来，报告文学作家同时也应该是勇于思索、善于反思的思想者。在当下网络资讯发达、浅尝辄止式的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的融媒体时代，于看重新闻性的报告文学文体中强调其深度思考的文化反思性，应该是必须和必要的。《中国北斗》在叙说中国开发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直陈其尖端高科技对于一个“大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这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同时也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胸怀，亦是所有北斗人的理想与愿望，更是北斗应用推广的最高层次和崭新境界。”在《红船启航》的“尾声”中，作者有感于13名党的一大代表或喜或悲，或正或邪的最终人生归宿，写下凝聚自己深思的感慨——“在那个长夜难明、血雨腥风的年代，在那个风雨如磐、长夜漫漫的年代，个人信仰的选择，就是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是生命生死的抉择。……信仰是方向，也是方法；信仰是初心，也是使命。”在有关描述生态现状或生态危机的作品中，反思也无所不在。《青藏光芒》以翔实而细腻的文字表达，全景式展现中国科学家在作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上的艰辛科考旅程，在致敬科学家的严谨、求实与卓见的同时，思忖青藏高原的前世今生及其对全球生态未来的重要影响。《虎啸》（任林举）以对珍稀野生动物东北虎进行全程跟踪的田野考察，深思动物与人类的相谐共处之道，以及全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等当下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要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这莽林中古老而唯一的王者——它们留在大地、山林、时光中的身影和梅花般点点足迹，已经为我们暗示或表明了生命之道、自然之道、兴衰与共的和谐之道”。《荒野归途》（张赫凡）、《治沙愚公》（陈玉福）和《冻土笔记》（古岳）等作品也从普氏野马由濒危到复活的拯救保护、甘肃八步沙从荒漠变绿洲的治理、青海达森草原“源文化”探寻等角度描述与反思中国西部的生态现状，肯定为恢复健康生态所作出的种种努力。《野地灵光》（李兰妮）的作者以一个忧郁症患者的身份赴精神病院住院治疗60余天，观照林林总总的精神疾患现象和医护人员的辛苦付出，探幽特殊的人性表现，反思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航宇）见证著名作家路遥在生命最后日子里所遭遇的病痛折磨、亲人失和、经济困窘等问题，以此再现其真实的人生轨迹和鲜明的爱恨情仇。《舌尖下的中国外卖小哥》（杨丽萍）聚焦“外卖员”这一居于产业末端的新兴职业群体在系统算法之下的奔波艰辛。此外，还有探讨中国粮食安全的《中国饭碗》（陈启文）和《粮食，粮食》（何弘、尚伟民），关注人的或执着或温情等精神状态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口述）、《协和大院》（韩小蕙）、《你和我》（万方）和《无声之辩》（李燕燕），追古论今、探究城乡之变和社会发展的《天下第一渠》（白描）、《寻路中医》（詹文格）、《涅槃：北京“动批”三十年》（董保存）、《海南岛传》（孔见）、《梁莊十年》（梁鸿）、《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鲁顺民、陈克海）、《无尘车间》（塞壬）和《疫中之家》（普玄）等。这些贯注反思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品，既是对当代社会人的生存现状和精神风貌的写实，是作家的责任感及其由此生发而出的现实主义态度的具体表达，也从一个侧面活现出作家的理性之光和理想主义境界，其作用在于砥砺社会、呼应民众诉求、表达民生的喜怒哀乐，生动呈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价值追寻，因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③。

通过此次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与现实世界最为切近的“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比之其他文学文体更具有建构“主旋律”叙事的特出优长。值得欣慰的是，作家们并没有止步于或满足于或陶醉于以此类“主旋律”为代表的重要主题创作的题材“正确”或主题“宏大”，或依据某种久已成规的写作“套路”和“惯习”进行自我复制或复制他人的“流水线”式作品生产，而是充分利用报告文学的“跨文体性”写作规范，在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和语言表达等诸多方面进行新的尝试，以兼容小说、诗歌、散文和影视等文学艺术文体的艺术表现手法，或借鉴、“植入”新闻报道、书信、历史文献、公文、社会调查报告、数据表格等非文学要素，形成跨文体艺术表现的特质，扩容和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空间，为当代报告文学的文体革新提供了新途径和新范本。《红船启航》将历史回眸——1921年建党与现实聚焦——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新时代进行对照书写，并以“红船精神”的发源和赓续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之，显示出报告文学描述历史的新维度。《中华水塔》（陈启文）、《虎啸》等作品融合小说式的情节叙述、细节与场面描写、人物形象的再现，以及对山、水、林、动物或其他风物油画般绚丽的诗意呈现，使朴实的写实与灵动的跨文体文字有机结合，创设出一种理趣型报告文学样态。由《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再到《梁庄十年》，梁鸿以学者理性加作家感性的亲历沉浸方式，描摹再现自己家乡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喜忧参半的绵长而有力的“生命线”。《野地灵光》《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和《你和我》等也属于这种亲历沉浸式文本。《金青稞》（徐剑）以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观照西藏的脱贫攻坚，在演绎宏大主题的同时，不忘赓续旧日情怀、寻找乡愁与诗意。《百炼成钢》将笔触投向首钢一线工人，以原生态口述话语呈现时代洪流中的国企流变和“时代变革车轮上卑微而激越的螺丝钉之歌”。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我心归处是敦煌》、《粲然》、《李劼人往事：1925—1952》（龚静染）和《横渡长江》（杨波）等，它们都在不同侧面和维度上给予报告文学创作新气象和新启示。当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以忘乎所以，因为对作品的优秀程度和是否能够成为经典，身在“庐山”之中的我们往往可能是会“测不准”的，因为“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④。一切只需留待时间。

三

长篇报告文学在参评此次鲁迅文学奖中占据多数，而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的长篇化趋势有增无减，中短篇作品则日渐稀缺，个中原委比较复杂多元，关涉到作者、出版、传播、获奖等诸种因素。但总体来说，曾经以对现实作迅速反应的、有着文学“轻骑兵”称号的这一文体，如今成为动辄十万数十万字的皇皇大著，其文体长度变迁所隐含的意味并非字数的增减那样简单。这其中，再现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作品又占有相当的份额。此次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除却脱贫攻坚、抗击新冠疫情、生态保护、改革开放等现实题材外，参评作品有相当多以建党百年、新中国成立70年、抗美援朝70年等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作为描述对象。这似乎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书写倾向。客观地说，这里面不乏堪称优秀的作品，但仍然有一些作品存在比较突出的“史料化”倾向。这些作品在数十万计的文本中堆砌不加选择的各式历史材料，或者对同类型材料不加精炼地使用，以至于使文本成为历史材料的“汇编本”或者历史事件的“大事记”。作为叙述历史为主体的报告文学运用历史材料本无可厚非，从文献价值的角度上看也是实属必然。但此类作品对报告文学现实性的把握存在明显不足，仅仅讲述过去的故事，而忽视历史事件或人物与当下现实的关联。这种“故纸堆”式的纪实写作基本等同于一般历史文本写作，从中很难看到作者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而报告文学的存在价值或曰与其他文学文体的差异化发展，正是在于其对现实人生和现实社会的聚焦、关注及其富于力度与深度的“答疑解惑”。如果一味坚持“史料化”写作，报告文学的文体本性就很难体现出来，最终只会给读者带来对报告文学文体认知的混乱。

与“长篇化”和“史料化”问题相关的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精品化”意识还需加强。应该说，此次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338部（篇）参评作品較多属于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但毋庸讳言的是，其中一些作品离“精品化”还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除了思想意蕴，主要体现为艺术表现方面的差距，这又不仅仅是300余部（篇）作品的问题，而是当下报告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我看来，这些艺术表现问题可以归纳为“文学性弱化”和“文体意识模糊”等两个方面。“文学性弱化”在报告文学创作上常常表现出“有报告无文学”的症候，说到底，即是作家艺术表现能力的弱化。具体表现为对采访素材的整理选择能力不足，导致材料或堆砌重复或主次不分或本末倒置，剪裁不当；在结构文本时缺乏艺术营构意识，或平铺直叙或沿袭新闻消息、调查报告、总结等非文学文体的结构范式；语言表达未脱新闻或宣传稿体式，缺乏文学语言的形象性和蕴藉美。可以说，报告文学的“长篇化”和“史料化”与作家对作品的整体营构有关，往往是以材料堆砌为路径刻意“拉长”作品的篇幅，而并非是事件或人物的自然而然之呈现。“文体意识模糊”，是指作家对报告文学的概念、报告文学的基本文体规范和美学特征等核心问题没有获得清晰的认知，在许多语境下难以分辨文体的虚构与非虚构之别。为了文本的可读性阅读效果，追求所谓的“文学性”，不惜大量使用小说的虚构方法，譬如已故历史人物的对话，人物的详细心理描写，甚至是人物形象的无中生有或较多“添加”细节等。这种“文体意识模糊”的结果常常就是突破报告文学的写作规范底线，将报告文学与小说等虚构文体混为一谈，最终就是消解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立性。其后果即是真实与虚构混淆不清，泯灭读者对于报告文学文体的阅读期待。以上两方面问题的解决也许需要一个过程，而非一蹴而就。这需要报告文学作家牢固树立“精品化”意识，努力创作不留遗憾的作品。

尽管我们通过此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评奖检视出当下创作中存在并亟须解决的一些问题，但面向报告文学的未来，我们仍然对此有足够的信心。21世纪以来的20余年间，中国报告文学创作逐渐恢复元气，走向新变和复兴。创作的兴盛是不争的事实，这其中当然有报告文学作为重大主题文艺创作主力军的前置因素，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的双重鼓励与支持使之愈发活跃。此次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申报作品为包含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在内的所有奖项申报数量之最，似也在表明至少在数量上，报告文学的表现是最好的。另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萌芽、21世纪10年代逐渐升温成“爆款”的非虚构写作，成为报告文学持续回暖的加速器。在纸媒助推的同时，融媒时代又促使印刷时代的宠儿——报告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跨媒介传播，譬如通过网络或改编成广播剧、舞剧、电影、电视剧和有声读物等进行立体复合式传播。报告文学由此得以通过不止于文字的方式获得新质。早在1983年，张光年在《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中曾言：“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有学者也指出：“种种迹象表明，进入80年代中期之后，报告文学在与变革社会的调适中，已经产生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理想的共鸣状态。”⑤而今，近40年过去，报告文学已经基本兑现了“由附庸蔚为大国”，即由散文和新闻的“附庸”一跃而成与小说、诗歌、散文等并驾齐驱的独立文体，其话语体式、美学规范等日臻完善，真正从“时代文体”走向“文体时代”。

在当下，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新百年大幕已经开启，社会与文化转型必然促使报告文学做出积极之回应。“‘写实’不可能退回传统的格局中去，而必然是一种适应表现当代生活的、适应当代审美需要的‘新’的‘写实’。”⑥因此，由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和优秀作品所标定的“写实”新路径和新目标，无疑已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写作的基本导向。对于有抱负有责任感的作家、批评家和研究者而言，需要更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从现在至未来，报告文学应当如何致力于表现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描摹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做的不懈努力及其精气神？应该如何使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文艺的内在品质获得新突破和新提升，从而力促文艺大国向文艺强国迈进？对此，我们似已从此次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和优秀作品的检阅中找到了些許答案，但显然还不够充分和完满。战斗正未有穷期，我们满怀期待并努力身体力行。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08页。

②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日。

③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④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35页。

⑤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第193-194页。

⑥张德祥：《“走向写实”：世纪末的文学主流》，《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

（王晖，南京师范大学中国非虚构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