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彩珍

关于文学作品中对复杂人性的关注和描写，一直以来都是被广大读者以及文学评论家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点，也是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进行语文学习始终要思索和探究的内容。人性的复杂是普遍存在的，有真诚、善良、美好、慷慨、热情的一面，也有虚假、丑陋、自私、冷漠、吝啬的一面。阅读莫泊桑的经典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会令我们对人性的思考更加深入。

《我的叔叔于勒》最早发表于1883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其间被无数读者捧读、解析，至今经久不衰。小说作者莫泊桑是19世纪后半叶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写作风格以小见大，曾创造了一个个深入人心的底层小人物形象。其小说在揭露上层统治者的丑恶嘴脸及社会风气的同时，对那个时代小人物的命运和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其中《我的叔叔于勒》就是其代表作。

《我的叔叔于勒》主要写“我们”一家人去哲尔赛岛途中偶遇叔叔于勒，“我”的父母菲利普夫妇看到于勒在兜售牡蛎，原先寄托在于勒身上的美梦破灭并有不同表现。通过父母对待于勒的不同态度，揭示并讽刺当时的法国阶级社会中面对现实的冰冷所凸显出来的人性冷漠、自私、无情、虚伪，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一无情现实。《我的叔叔于勒》之所以能成为莫泊桑短篇小说代表作，从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莫泊桑对于文中各人物人性描写的拿捏。莫泊桑将人性描写融入叙述事件、塑造人物的过程中，着墨于人性的各种细节体现，描写分寸恰当，全篇虽没有提到“人性”二字，却处处在描写人性。

通俗地讲，人性是人类生存竞争逻辑模式的产物，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品性。在生存模式下，人不得不采用人性的方式相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既要竞争又要合作，为此人性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丑恶的一面。

《我的叔叔于勒》的背景是18世纪末的法国社会，那时候法国还是君主专制制度。人民按阶级分为三个等级，其中贵族和教会的僧侣是特权阶层，他们身居高位，无须纳税就能拥有各种优质资源。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平民属于三等公民，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所得供养国家，却不能免于特权的压迫。当时平民的心理上难免羡慕上流社会生活的优渥和不劳而获的安逸。有机会跻身上流社会，获得丰厚的资源，让生活不再那么困苦，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为此彼时法国平民的人性多呈现出幻想、现实、冷漠、虚荣、虚伪的特点。

文章一开头就将“我们”所处的阶层定调了，说我们“并不是有钱的人家”。父亲钱挣得不多，母亲对拮据的生活感到非常痛苦，有人请吃饭从来不敢答应以免回请。全家人生活唯一的亮点是每个星期日穿戴整齐到海边栈桥散步，听父亲那句永不变更的感叹：“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作为一家之主，父亲对于现实的改变无能为力，经常加班加点到很晚，却勉强够一家人吃喝。好在他在无力的情况下还心怀唯一的希望，那就是希望阔绰的弟弟于勒能突然回国践行“一起过快活日子”的诺言。而于勒曾经是一个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把自己的遗产吃尽后还占用哥哥一家的部分，按照当时的惯例，被人们送上商船打发到美洲去谋生。这一卸去家族累赘的行为，却意外造就了于勒发财的机会，父亲还收到于勒的回信，承诺发了大财回国过好日子。于勒的回信成了“我们”一家的福音书，仿佛有钱富裕的日子指日可待，甚至还给姐姐带来了好运气——一直找不着对象的二姐被公务员看中。这极有可能也是因为公务员看到了于勒叔叔的信才下定决心求婚，甚至还有了后面的哲尔赛岛旅行。

从开头这部分对于勒叔叔的追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家人人性中的虚幻。于勒在十年前的信里那句“发了财一起过快活日子”这种不怎么靠谱的承诺，竟承载了这家人十年的希望，且希望越积越大，将一封普通的信幻化为福音书，见人就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看。这家人拟订了于勒发财回国后的上千种计划，甚至包括购买别墅。人性中的虚幻，让这家人生活在一个极致的假象中。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莫泊桑对于这家人人性的种种交织描写，而且处处可见。二姐的对象是一名公务员，他的求婚得到了全家的急速答应并举行了婚礼。在这当中，“我”的父母是否利用了公务员人性中的愚昧和贪婪不得而知，但好在办成了一件事，把二姐嫁了出去，这又有人性的现实，毕竟嫁出去以后家里的负担会少一些，解决了很现实的问题。随后，人性的虚荣促使这家人下定决心做出壮举：全家到哲尔赛岛游玩。对于一个拮据之家来讲，这算是一次奢侈的旅行，一时间哲尔赛岛旅行成了全家的梦想和渴望。终于成行后，一家人感到快活而骄傲，这种骄傲中，也透露出人性的虚荣。虚荣，一是虚假，二是爱面子，组合在一起就是为了维持面子的假象。前文中“有人请吃饭从来不敢答应怕回请”也是一种维持面子的虚荣心使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能随处可见虚荣的身影，比如“打肿脸充胖子”。而接下来父亲的举动，更是“打肿脸充胖子”的生动写照——他要请太太和女儿吃牡蛎。这是情节的推动，请吃牡蛎却意外见到了于勒。父亲之所以如此虚荣，是因为他被身边两位先生请两位漂亮太太吃牡蛎的高贵吃法打动，一时竟忘却自己囊中羞涩，也可能是要在新婚女婿面前表现一下自己作为潜在有钱人的慷慨，毕竟脑子里有个发财的于勒在支撑。母亲却在此刻暴露出人性的虚伪和吝啬，她很不痛快地回绝了父亲的邀请，暗示父亲她不同意这样铺张，又谎称胃疼来掩盖心疼花钱的真相，并勒令“我”不准吃，还用“别把男孩子惯坏”这种冠冕堂皇的虚假理由，可谓道德绑架。这令“我”觉得心理不平衡，待遇不公道，只能一直盯着父亲，这个“盯”字暴露了“我”人性中的软弱。

随着父亲的步伐迈向卖牡蛎的水手，小说中关于人性揭露的高潮也随之到来。父亲看到了于勒，首先是不安，向旁边走开，瞪眼看挤着买牡蛎的女儿女婿却不敢声张，赶紧走向“我们”，脸色十分苍白，眼神不寻常，低声说出自己的疑惑。这一系列父亲的动作、神态，堪称绝笔。莫泊桑正是在深切了解父亲人性的虚伪、软弱后，才能有如此传神的描写：明明认出来自己的亲弟弟，却软弱到不敢面对现实，虚伪到不敢上前相认，害怕暴露让女儿女婿知晓真相，破灭大家的美梦，只能望而却步并寄希望于自己认错人了。母亲也不敢面对现实，反驳父亲胡说八道。父亲不敢再去确认，只能硬推母亲去亲眼看看弄个清楚。母亲确认的过程同樣表现出人性的软弱，竟至哆嗦，同时暴露了人性的无情和现实，第一直觉竟然是怕这小子又回来吃吃喝喝拖累家里。父亲再次找船长确认，那个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的水手，真的就是他们期盼了十年的“发财”的于勒！

美梦破灭了。看这一家子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父亲脸色更加煞白，神色更加张皇，极度软弱到结结巴巴，甚至开始抱怨。母亲这时候表现出人性的冷酷，一系列操作堪称杀伐果断，派出“我”找回姐姐姐夫，特意叮嘱“我”要留心别让女婿起疑心黄了婚事。听到父亲没用的嘟哝，表现出翻脸不认人的无情，再也不说“好心的于勒”，相反称于勒为“贼”，“不会有出息”，断定“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全盘否定了十年来对于勒叔叔的美好幻想，并要求返回后改变乘船路线，唯恐避之不及。

而此时我们还是看到了人性的善良。“我”被派去付牡蛎钱，得以近距离看到自己的亲叔叔于勒的手和脸，长年的海上水手生活，折磨得叔叔的双手满是皱痕，水手收入微薄让叔叔满脸愁容，又老又穷苦，狼狈不堪。“我”清醒地知道，尽管他如此不堪，但他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同情之意溢于言表。

全篇当中，如果说作者给了大家关于人性的希望，也就只有两处：“我”的善良，于勒叔叔的仁义。于勒叔叔已经知道自己不再是这个家的希望，哪怕漂泊在海上靠卖牡蛎挣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也不愿回去再拖累哥哥一家了。

莫泊桑的这部短篇作品，主题并不深奥，情节也没有那么曲折复杂，但我们能从中看到人性的虚幻、贪婪、虚荣、冷漠、自私、无情，也能从中看到人性善良和仁义的微光。经由这些描写，我们的心不由自主地跟着莫泊桑去嘲讽、去鄙夷、去同情、去怜悯，直至小说戛然而止时，我们仍能感受文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仍在品味莫泊桑这篇作品带给我们的关于人性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