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维泽，纪 明

(1.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吉林大学 劳动关系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从GDP的平均增长率来看，中国的发展速度领先世界。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在 1978年至201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力TFP年均增长0.97%，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2010年后，TFP的增速趋于下降。(1)吴振球、王建军、李华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方式渐进式转换：测度、源泉及其差异》，《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第3-19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从波动到调整至平缓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政策的放开和居民想要创造财富的强烈冲动，经济发展一下子进入了高速通道，但是经济周期的波动太大，最高的时候能达到13%-14%，最低的时候只有3%-4%，(2)[英]韦恩·M·莫里森：《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原因、进程和挑战》，王宇译，《金融发展研究》2020年第1期，第40-45页。这种剧烈的波动造成了一些隐患。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机制下，中国经济增速波动放缓，2012年以后，GDP增速逐渐趋于平稳。毋庸置疑，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几十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百业待兴的国家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速和居民福利水平的增长不一定是同步的(3)Max-Neef，M.,“Economic Growth and Quality of Life：Threshold Hypothesis，”Ecological Economics，Vol.15，No.2，1995，pp.115-118．。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着以政策为主要导向的特征，居民的福利水平依赖各种政策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为此国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并且将发展的重心放在了重工业。为了保证充足的劳动人口，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限制劳动人口向城市迁徙。为了确保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居民的福利更多地处于“被挤出”的状态。随着分税制改革的进行，地方政府受到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的影响，为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往往以财政政策扩大生产，或以偏向工业发展的土地政策推动经济增长。这些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居民福利相悖的，不仅可能挤出居民福利相关的公共支出，还对居民的生存空间产生了负面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更迭，我国的政策重心由资本、土地等要素转向了劳动力要素，学界也针对中国是否处于“刘易斯”拐点问题提出了各种意见和思考。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我国财政负担能力的提升，国家一直在增加公共财政支出，提高居民的福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以民心民生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4)于慧颖、苏新宇：《习近平民生重要论述的主要特点》，《社会科学家》2022年第1期，第95-100页。。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由“建设财政”转为“民生财政”，加大了对各个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优先保障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和扶贫等基本民生财政支出，并通过优化支出结构来提高民生财政支出效率(5)唐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财政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经济与管理评论》2018年第4期，第16-26页。。但民生财政支出需要综合考量，过少的支出会造成社会分配的不均、收入差距的拉大、老百姓生活的基本方面受到影响；过多的民生财政支出又会挤出其他领域的财政投入，造成效率低下。在此背景下，研究民生财政的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一般以“社会性支出”作为民生支出的代言，并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佩尔森(Persson)等基于1960—1985 年 OECD 成员国的面板数据，利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研究发现，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发展有阻碍作用，但并不显著(6)Persson，T.，Tabellini，G.，“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1991，pp.600-621.。阿尔乔纳(Arjona)基于1970—1998 OECD国家的数据，利用 GMM—IV 估计方法得出类似结论，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发展有显著负面影响(7)Arjona，R.，Ladaique，M.，“ Mark Pearson Growth，Inequality and Social Protection，” Canadian Public Policy， Vol.29，No.1，2005，pp.119-140.。托宾(Tobin)等将研究样本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现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社会性支出呈现不同作用，发达国家为显著阻碍，发展中国家则为显著促进(8)Tobin Im，Wonhyuk Cho，Gregory Porumbescu，“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OECD Member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33，No.1，2011.。从国内学者对民生财政和经济增长二者的研究来看，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的相关关系，一部分学者通过各种非线性模型试图说明二者的关系和互相作用的机制。赵天奕采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模型(STR)对1978—2000年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长期非线性关系且两者具有明显的区间转制动态特征(9)赵天奕：《民生财政与经济增长：1978-2010年——基于非线性STR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58期，第10-17页。。方大春利用2001—2012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民生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尚不存在民生投入边际效应递减，所以政府应加大民生投入，尤其是中西部地区(10)方大春：《民生投入、门槛效应和经济增长——基于2001-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当代经济管理》2015年第10期，第1-6页。。宋美喆基于 2007—2016 年我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Getis方法对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过滤，构建起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结果表明：民生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其支出量紧密相关，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政府应进一步扩大民生财政支出，推动经济发展(11)宋美喆：《我国财政民生支出对经济发展的非线性效应——基于空间过滤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当代经济管理》2018年第10期，第85-92页。。闫婷等选取C—D生产函数为基础函数，采用弹性系数法作为分析方法，对目前的财政民生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估计(12)闫婷、范思凯、王嘉：《增加财政民生支出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以辽宁为例》，《地方财政研究》2021年第1期，第44-50页。。

除了对民生财政支出整体以及经济增长开展研究，学者们将民生财政支出细化，分析不同类型的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的作用，试图进一步刻画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影响路径以及传导机制。吴强等利用中国31个省 (市、自治区)2007年至2015年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总额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对不同收入居民的消费影响存在差异性，其中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低收入家庭、中等偏上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消费总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则更为显著(13)吴强、王力、罗丽文：《收入分层视角下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差异性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第52-61页。。张波等选用我国1998—2019年共计22年的数据，对财政教育支出、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研究我国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财政教育支出的长期冲击贡献率效应较强，财政教育支出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14)张波、张放平：《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统计与决策》2021年第2期，第112-115页。。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都假设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使用各种建模方法对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的影响进行量化，得出了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正面或者负面的效应。之前的研究表明，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使用克罗尔齐格(Krolzig)提出的非线性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来刻画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区置特征和响应机制(15)Krolzig H.M.，Markov Switching Vector Autoregressions：Modeling，Statistical Inference and Application to Business Cycles Analysis， Berlin：Springer-Verlag Telos，1997，p.13.。这一模型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桂文林等(16)桂文林、程慧：《杠杆率、资产价格与经济增长时变关联研究——基于混频MS-VAR分析》，《统计研究》2021年第7期，第47-63页。、何宗樾等(17)何宗樾、宋旭光：《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季度数据的实证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1期，第40-48页。、许罕多等(18)许罕多、曹绍朋、马靓仪：《知识贸易、偏向性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85-94页。、赵艳等(19)赵艳、李荷娟、魏婷：《基于MS-VAR模型的河南省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2期，第44-49页。基于不同的非线性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直接融资、杠杆率、资产价格、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其思路完全适用于民生财政支出领域的研究。本文聚焦于由民生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所组成的系统在“低速增长期”“中速增长期”和“高速增长期”三个阶段过程中的动态特征，对该系统在三阶段之间变迁的可能性和联动的内在路径做出分析。通过实证，明晰改革开放以来民生财政支出以及经济增长不同区制的转折点，深入挖掘民生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内在联动机制的深层次原因。本文基于1978—2019年的政府支出以及GDP数据，使用MS-VAR模型对民生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进行建模，通过分析不同区制下二者对单位冲击的响应，得到二者之间的响应关系；通过对比不同区制下二者的关系，进一步梳理二者之间动态联动的深层次原因。

三、模型构建

Sims提出的线性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曾被广泛应用于测度多个变量之间所存在的动态关系。一个基本的线性k维p阶VAR模型，即VAR(p)模型可以表示为：

yt=v+A1yt-1+…+Apyt-p+εt

(1)

其中，t=1，…，T，v代表截距项，yt=(y1t，…，ykt)′代表k维的内生变量向量，我们在假设A(L)=Ik-A1L-…-ApLp是k×k维滞后多项式(L代表滞后算子)的同时，假设k维的内生变量时间序列均不存在单位根，因此，则有yt-j=Ljyt。在方程(1)中，误差项εt～IID(0，∑)，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误差项ut服从正态分布，即εt～NID(0，∑)，那么上文方程即为“截距形式”的线性(高斯)VAR(p)模型。当然，我们还可以将方程进一步表示为“均值形式”的线性VAR(p)模型，即：

yt-μ=A1(yt-1-μ)+…+Ap(yt-p-μ)+εt

(2)

然而，当k维的内生变量时间序列中具有“结构性突变”的非线性特征时，利用方程(1)或(2)这类线性VAR(p)模型将无法科学准确地刻画时间序列中所存在的非线性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实中，大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有鉴于此，我们参考Hamilton(1989)以及Krolzig(1997)的思想，在上述线性VAR(p)模型中考虑非线性的“区制转移”特征。具体而言，我们假设向量yt潜在数据生成过程的各类参数均有可能依赖于不可观测的离散变量st，其中，st∈{1，…，M}，即st代表M种不同的区制。更精确地讲，区制变量st服从不可约的、遍历M种区制的马尔科夫过程，其转移矩阵形式为：

(3)

那么MS(M)-VAR(P)表示如下：

yt-μ(st)=A1(st)(yt-1-μ(st-1))+…+Ap(st)(yt-p-μ(st-p))+εt

(4)

其中，εt～NID(0，∑(st))。μ(st)、A1(st)…Ap(st)、∑st是描述参数在区制中依赖性地转换函数参数。

以截距形式的VAR为基础，在截距项和误差项中的异方差引入区制变量st，则可得到基于变参数函数v(st)，而构建MSI(M)-VAR(p)模型：

yt=v(st)+A1yt-1+…+Apyt-p+εt，εt～NID(0，∑(st))

(5)

处于结果稳定性的考虑，我们参考J.D.汉密尔顿(J.D.Hamilton)(20)Hamilton，J.D.，“A New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Econometrica，Vol.57，pp.357-384，1989.提出的期望最大化(Expectation Maximization，简称EM)算法来对方程进行估计。

四、我国民生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检验与分析

本文充分利用我国国家财政预算数据中的文教科卫以及教育经费年度数据对民生财政支出进行描述，而宏观经济增长特征则是利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度数据来刻画。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78年至2019年。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统计偏误，在使用数据前用GDP平减指数和CPI去除了两个时间序列的价格因素，所用的数据来源于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上述提到，本文利用的数据是基于国家财政预算数据中文教科卫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年度数据以及GDP年度数据，但面临一系列问题，比如，民生财政投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由于波动频繁且不规律，其测算无法被准确甄别，我们不知二者的增长率具体是在何时，以及二者发生了结构性动态突变的原因；又比如，我们不知民生财政投入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以及存在怎样潜在影响关系。为了获得以上存疑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最终可靠解答，本文给出的解决办法希望可以对民生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这个议题提供思路。本文在处理数据时，基于的数据背景为民生财政投入时间序列(fint)以及GDP时间序列(gdpt)的一系列数据，利用hp滤波将二者趋势序列和波动序列分离，并运用前文讲述的非线性MS(M)-VAR(p)模型对二者的波动序列进行建模，科学详细地探究我国民生财政支出与宏观经济二者的影响机制以及内部联动逻辑。模型成立的前提是序列数据的平稳性，通过对两个时间序列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得到两个时间序列均在5%的水平上拒绝了不平稳的假设。接下来，构造VAR，根据Akaike(AIC)信息准则、Hannan and Quinn(HQ)信息准则以及Schwarz(SC)信息准则来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根据结果显示，最优的滞后阶数为1。在此基础上，对两个时间序列构建MSI(3)-VAR(1)模型，得到表1的结果：

表1 MSI(3)-VAR(1)方程参数的估计结果

模型通过了显著性分析。如上表所示，根据表中不同区置下民生财政支出与GDP回归方程截距的不同，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对区制作出判断。首先，基于民生财政投入(fint)的动态回归结果来讲，最小截距项为-33.014 29，代表的是区制1时间段中方程中的截距项，最大截距项为33.392 165，此时截距项处于区制3，处于区制2的截距项(11.653 182)则居于区制1、区制3的截距项之间；其次，同理我们可以看表得知，基于GDP(gdpt)的动态回归结果而言，最小截距项为-418.594 563，是在区制1回归的结果，最大截距项629.718 130，是在区制3回归的结果，而处于区制2的截距项(29.159 883)居于区制1、区制3的截距项之间。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价格和工资黏性以及不完全市场引起的需求侧或供给侧冲击会导致经济的波动，并认为宏观政策能够很好地平滑经济波动，不确定性经济周期理论在考虑具有相同波动率的同质性波动的前提下，在均衡中加入了具有时变波动的异质性冲击。在经济周期理论框架内，由于市场对要素分配的不完全，内生或外生的冲击会造成经济的波动，在现实中反映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性变化和政府的政策干预使得宏观经济增速整体上呈现在波动中收敛的特征。结合经济理论与上述的实证结果，我们借鉴隋建利和刘金全(21)隋建利、刘金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投资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同步吗——基于“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实证分析》，《教育与经济》2013年第5期，第3-11页。的观点：将模型置于经济周期的框架下分析，民生财政支出与GDP回归中截距项大小代表着经济周期中不同阶段对应的经济增长的变化，故将区制1视为“低速增长区制”，将区制2视为“中速增长区制”，将区制3视为“快速增长区制”。

以MSI(3)-VAR(1)模型为基础，计算区制变量st在总体样本区间内离散取值的平滑概率值，并以此为媒介，从而更为深入和详细地描绘从改革开放至今40多年来的“民生财政与经济”系统所处的具体的区制。平滑概率值可以用于判断该系统所处的具体区制，以及处于这一区制的可能性的大小，不同范围的平滑概率值可以用于判断二者系统是否处于相应的区制中，不同大小的平滑概率值可以用来分析“民生财政与经济”系统处于这一区制的不同的可能性。表2详细列示出了“民生财政与经济”系统分别位于“低速增长区制”“中速增长区制”和“快速增长区制”的具体时间段以及“民生财政与经济”系统处于不同区制不同时间段的平滑概率值。st的不同取值表示该系统位于不同的区制，其中，st=1表示该系统正位于“低速增长区制”内，st=2表示该系统正位于“中速增长区制”内，st=3表示该系统正位于“快速增长区制”内。同时，图1较为详细地刻画出了“民生财政与经济”系统分别处在三个不同区制的平滑概率时间动态轨迹，即处在“低速增长区制”“中速增长区制”和“快速增长区制”这三个不同区制时的平滑概率时间动态轨迹。

图1 区制概率转移图

表2 区制划分以及平滑概率均值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们构造的“民生财政与经济”系统在“低速增长区制”“中速增长区制”“快速增长区制”这三个区制中都曾出现过，具体来看，1989—1991年、1998—2006年、2008—2009年“民生财政与经济”系统位于“低速增长区制”内，此时Pr(st=1|It)>0.5；在1979—1988年、1996—1997年、2012—2016年“民生财政与经济”系统位于“中速增长区制”内，此时Pr(st=2|It)>0.5；在1992—1995年、2007年、2010—2011年、2017—2019年“民生财政与经济”系统位于“快速增长区制”内，此时Pr(st=3|It)>0.5。三个区制的平滑概率都接近1，说明了该系统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同时，这两个时间序列在不同区制间出现的交替变迁的结构性动态突变现象也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回看我们国家的民生财政支出以及宏观经济的整个运行过程和发展历程，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从改革开放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在这一段时期内，虽然我们国家的民生财政体系逐渐摆脱了曾经的混乱局面，重新走上了正轨，但是我国的民生财政仍处在探索与发展并存的成长阶段。同时期，虽然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在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和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仍然处于成长阶段、处于探索与发展并存的状态。因此，综合了“民生财政支出”和“宏观经济增长”这两个因素的“民生财政与经济”系统，其平滑概率呈现出了一种在“低速增长区制”与“快速增长区制”这两个区制之间大幅震荡、陡升骤降的波动态势。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开始，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过热，为了防止恶性通货膨胀，使我国经济平稳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经济过热，恢复经济秩序，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的“软着陆”。因此，在经济“软着陆”这一特殊国情的引导下，“民生财政与经济”系统平滑概率尽管依然存在着波动性，但其波动性却显著减弱了，从而实现了在“中速增长区制”内的维持状态。另外，在2008年前后，美国发生的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即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了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也造成了显著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期间，“民生财政与经济”系统的平滑概率从暂时性的“高速增长区制”脱离，转向了“低速增长区制”。此外，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是，在经历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之后，国家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起到了成效：在2011年至2016年间，系统一直处于“中速增长区制”当中，并且其平滑概率值波动较小，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

从GDP(gdpt)方程来看，滞后一期的民生财政支出(fint-1)对GDP(gdpt)存在负向的作用，即往期民生财政支出增加会导致当期GDP的下降，从表3中也能够反映出这个事实，同期GDP(gdpt)和民生支出(fint)的相关性为-0.271 4，这种负向的影响是很显著的且具有持续性。这说明在我国的经济环境下，非生产性的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挤出效应”，这和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特点有关，政府生产性投资是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生产中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制度成本的低廉、以及行政体系垂直上的强激励是我国经济在后发中取得优势的重要原因，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中，相对于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以及其带来的增长潜力政府并没有深入地挖掘，而政府生产性投入所带来的更为直接的资本和劳动边际收益增长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消费性的支出，并不直接进入生产过程，而是通过居民的消费效用函数影响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外需是拉动我国生产侧增长的主要来源，国内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处于较低的比重，所以当财政投入偏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需要在长期增长中发挥作用的领域时，经济增长速率就受到了影响。从民生财政支出的方程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GDP对民生财政支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经济的增长会促进民生财政支出的增加。截距项反映出的同区制特征也表明了民生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虽然从GDP滞后项(gdpt-1)系数数值来看，经济增长对民生财政支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这是由于社会福利具有很强的刚性，只能提升而很难下降，我国政府对民生财政支出的增加还是保持着相对谨慎的态度，避免民生财政支出占据了过多的财政资源。但从数值来看，民生继续发展的前提是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这个结果也反映了经济增长本身是具备促进分配、改善民生的作用的。

表3 同期相关性

通过正交脉冲响应图(见图2)可知,对GDP(gdpt)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民生财政支出(fint)在当期会有负向响应,达到了负向的最大值—26,此后便呈现出一种持续上升的趋势,在第1期的时候由负转正,并且正向响应也持续增强,在第5期正向脉冲效应达到最大,然后收敛。对民生财政支出((fint)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GDP(gdpt)会减少,在第3期左右达到负向脉冲效应的最大值,随即逐渐收敛。

图2 正交脉冲响应图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运用非线性MS(M) -VAR(p) 模型,刻画并探讨“民生财政与经济”系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多阶段性,本文捕捉了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中速增长区制”和“快速增长区制”这三种状态,希望进而甄别民生财政投入与宏观经济增长在这三种增长区制中二者的内在联动机制如何,这个动态过程是否一成不变。

GDP增长的变化态势存在发展的惯性,这种惯性直接体现在产出缺口数据上且这种“惯性”特征非常显著,具体表现为在前1期的GDP数据对当期的GDP数据的正向影响非常显著。同时,我们发现前1期的民生财政投入对当期的GDP的负向影响非常显著,这种抑制作用值得我们思考。这种“惯性”特征背后的原因以及导致前1期的民生财政支出对当期的GDP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的原因是什么?从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很好看出,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就,其次,我们也需要对目前的发展产生警觉,我们要意识到过去发展模式的弊端:非生产性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表明了过去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非常依赖政府的生产性投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现代内生增长理论强调要实现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其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医疗环境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都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变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存在潜在的增长效应的。从结果来看,我国民生财政支出在经济增长上发挥的效用还没有体现,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亟需做出调整。在“新冠”的冲击下,国外需求萎缩更是暴露出我国经济在增长过程中忽略的问题。从实证的结果出发,结合经济事实,对我国经济与民生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民生财政投入仍需加大。在经济增长目标下,当前我国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不匹配是阻碍我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桎梏,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年龄结构的变化,消费端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习近平强调:要积极推动建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2)王娜:《习近平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论述的思想意蕴与理论贡献》,《科学社会主义》2023年第1期,第32-40页。从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情况以及居民基本生活情况来看,收入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不健全是内需增长的主要阻碍。从地区发展来看,过去的高速发展的“后遗症”随着我国经济的更进一步而逐渐显现,发达地区生产性财政支出的边际效用在逐渐降低,欠发达地区政府在行政上的垂直激励下,为实现短期增长任务,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偏向生产性的投入,有效需求的不足使得债务迅速地累积。根据清华大学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仍有4.4亿中低收入农民,中低收入人群对民生财政支出的需求很强烈。(23)周绍杰、王洪川、苏杨:《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管理世界》,2015年第6期,第8-21页。由于收入较低,这部分人群具有相当高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教育、医疗、基本保障制度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居民消费还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另外,我国现如今同时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未来劳动的价格优势可能会消失,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不再延续。未来我国的发展红利将逐渐由“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过渡期间政府应该鼓励生育,尽可能地延长“人口红利”,延长我国在初期发展中创造的产业集群优势。因此,改善民生环境,减轻年轻一代的生育压力、提高生育率的目标迫在眉睫。同时,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也需要依赖长期的公共教育投入。但是,短期内我国发展方式不可能彻底转变,生产性财政支出仍是重要的经济驱动力,当下改革的重心应该放在扩充财政收入来源和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上。一方面,要积极推动税制改革,增加“先富”人群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鼓励“先富”人群回馈社会,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另一方面,要增加政府的行政效率、财政效率、健全地方官员晋升评价体系,完善政府财政支出效益评估体系。推进财政预算制度的建设,进一步增加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透明度,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将每一项财政支出款项落实到位,避免财政资源的浪费。

第二,经济发展应进一步转型,加速人力资本的形成,提高创新能力,进而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实现增长的主要方式。而要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就是继续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力资本是推动创新的基本要素,一方面通过增加培训时长和教育年限提高人力资本,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24)陆旸、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世界经济》2016年第1期,第3-23页。另一方面要将高等教育的成果与市场实践充分结合,推动地区规划产学结合试验田,开展创新项目的孵化。在此过程中,应继续深化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将发展思路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向适应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发展方式。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非常重视,不仅在财政上向农村倾斜,在制度上也逐渐实现城乡的统一,逐步合并了社会保险体系,减小城乡之间的居民福利差异。但在政府按照原来的思路统筹经济发展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终究只能被看作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取舍,是零和博弈,政府的决心大一些,财政支出偏向得就多一些。但如果不将城乡作为整体进行发展而依旧延续之前“GDP增长优先级”的思路的话,惠农政策以及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并不牢靠,也不能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保持持久的激励相容。此外,虽然我国在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种种障碍,如户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医保异地报销等,但还是存在一些扭曲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因素,比如没有从法律的意义上解决劳资双方对话得不对等、对杰出人才的物质回报相对缺乏、各类人才评价体系的不健全、不完整等。以前的发展是在保持人口高增长率的前提下,利用劳动力的价格优势,靠出口来获得利润,但以现在的社会而言,我国更应该努力去构建一个有利于创新型社会形成的制度环境,来提高各领域的创新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全要素增长率的持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