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强 刘国标 陈琪琛 杜雨华 吴桂锋 雷宇 包婉玲 李华 刘志辉 2，

1广州市胸科医院 广州市结核病防治所一分所，广州 510095； 2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095； 3广州市胸科医院结控科，广州 510095； 4广州市胸科医院肺部疾病研究所，广州 510095

肺结核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主要通过飞沫与气溶胶经呼吸道传播。目前，有研究表明涂片阳性结核病患者虽然为主要传染源，但涂片阴性肺结核患者在结核病传播中也起到相当的作用［1］。新近有研究表明，虽然咳嗽通常被认为是结核分枝杆菌气溶胶的主要来源，但患者潮式呼吸过程中也可以产生大量感染性气溶胶［2］。因此，从普遍意义上看，对于现症肺结核患者，无论其病原学检测情况如何，也无论其咳嗽症状轻重，均应视为结核病传染源，如何主动、及时发现结核病例目前已成为人们的重要关切点［3-4］。不管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经济欠发达国家，无论是结核病低发生率国家还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在结核病例发现中均存在高比例的治疗延误，既不利于患者本身的治疗，也造成了更多更大的人群传播风险［5-7］。结核病例主动发现是有效应对结核病例治疗延误时弊的有效之策，而目前研究提示，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治疗延误具有各自的特点，那么系统深入了解本地区诊断延误的详尽情况则为解决问题的前提基础。为此，我们对广州市越秀区2018—2022年肺结核患者的治疗延误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现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将2018—2022年间广州市越秀区所辖18个街道的常住人口肺结核报告病例2 504例纳入分析，其中男1 619例、女885例，年龄在1～96岁之间，平均年龄52岁。

2.资料收集与分析

2.1.资料收集 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子系统“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中导出广州市越秀区2018—2022年所有新发肺结核患者的网报资料，应用XLS工作表建立初始数据集。

2.2.资料整理 在分析数据集“现地址详细”栏中筛选“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XX街”患者资料，建立分析数据集。

2.3.资料分析 将治疗延误分为就诊延误与诊断延误，依据相关文献［8-10］，我们在本文中分别定义：“本次首诊日期”与“本次症状出现日期”“本次确诊日期”与“本次首诊日期”之间的间隔时间大于14 d者。主要围绕延误时间与延误率进行分析，主要分析指标：（1）延误天数全距范围及其中位数；（2）以周、月、年为单位的延误率；（3）性别不同单位时间的延误率；（4）少年（＜18岁）、青年（≥18～45岁）、中年（≥45～60岁）、老年（≥60岁）4个年龄组的延误率；（5）每个街道的延误率。

3.统计学方法

应用XLS工作表收集、整理资料和进行全距范围、中位数、延误率等描述性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应用χ2检验或秩和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应用SPSS 16.0软件进行。

结 果

1.肺结核患者治疗延误的总体情况（表1）

表1 2018—2022年广州市越秀区不同延误时间的肺结核患者就诊与诊断延误情况[例（%）]

在2 504例肺结核中，就诊延误率、诊断延误率分别为41.5%（1 028/2 504）、30.71%（769/2 504），两种延误的时间范围与中位数分别为1～7 664 d、27 d和1～1 100 d、14 d。延误1个月、1年、1年以上百分比分别为52.72%、43.29%、3.99%和77.76%、21.59%、0.64%。

2.男女肺结核患者治疗延误情况（表2）

表2 2018—2022年广州市越秀区不同性别肺结核患者就诊与诊断延误时间比较[例（%）]

在 1 619例男性患者中，662例（40.89%）、482例（29.97%）患者分别发生就诊延误、诊断延误，885例女性患者中则分别为366例（41.36%）、287例（32.4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P值分别为0.051、0.821和1.900、0.168）。

3.不同年龄别肺结核患者治疗延误情况（表3）

表3 2018—2022年广州市越秀区不同年龄肺结核患者就诊与诊断延误时间比较[例（%）]

在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患者中，其就诊延误率、诊断延误率分别为36.36%（16/44）、38.31%（321/838）、41.81%（268/641）、43.12%（423/981）和 31.82%（14/44）、33.77%（283/838）、28.55%（183/641）、29.46%（289/98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P值分别为4.896、0.180和5.842、0.120）。

4.各街道肺结核患者治疗延误情况（表4）

表4 2018—2022年广州市越秀区各街道肺结核患者治疗延误情况[例（%）]

在辖区18个街道中，就诊延误率、诊断延误率分别在32.91%～50.79%和21.52%～34.7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P值分别为96.0、0.037和41.5、＜0.001）。就诊延误率、诊断延误率由高到低，前5的街道分别为农林街、梅花村街、人民街、建设街、珠光街（均在45%以上）和珠光街、大东街、梅花村街、东山街、黄花岗街（均在32%以上）。

讨 论

因为尚无有效的抗结核新疫苗，阻断结核病呼吸道传播途径也难能持久发力。目前，有效控制传染源则为终结结核病流行的现实途径。控制传染源，必须首先发现传染源，已于前述，所有肺结核患者均应视为结核病传染源，因此，结核病患者发现工作极为重要［1，11］。目前，在结核病例发现方面存在病例未发现与病例延迟发现两大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19年全球结核病例、耐多药结核病例和0～14岁人群结核病例发现率分别为71%、44%和不足50%［12］，但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的冲击，2020年全球结核病例发现率出现了大幅下降，2021年仅有小幅度回升［13］；在已发现的结核病患者中，无论经济发达与否，结核病流行疫情高低，均存在高比例的诊断延误现象［5-7］，延迟诊断已被一些学者视为目前结核病防控的主要难题［14］。本文结果显示，广州市越秀区诊断延误率为30.71%，稍高于2008—2018年广州市总体水平（27.43%）［15］；广州市越秀区就诊延误率为41.5%，低于2008—2018年杭州市水平（50.38%）［16］。有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报道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就诊延误、诊断延误的时间中位数分别为28 d、10 d和 14 d、4 d［17］，本文分析的两个中位数时间分别为27 d和14 d，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大体相当，而与中高收入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这与广州地区的经济、科技、文化水平不相适应，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以迅速改变落后状况。

虑及就诊延误、诊断延误的影响因素，本文分析结果表明男女患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就诊断延误而言，与刘健雄等［15］的研究结果一致；就诊延误则与贾庆军等［16］的报道性别为患者就诊延误的重要影响因素相悖。就年龄因素考虑，少、青、中、老年各年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贾庆军等［16］的报道结果一致，而与刘健雄等［15］的报道结果相悖。至于患者居住地对患者诊疗的影响，贾庆军等［16］的研究表明，患者居住地与医院距离是结核病就诊延误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分析的结果是各街道间就诊延误率和诊断延误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由高到低排位前5的街道看（表4），离结核病防治机构或结核病专科医院较远和居住地附近有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是这些街道的共同特点。如何在结核病控制工作中加强“医防合作”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国于2004年提出结核病防治“医防合作”策略，目前，我国结核病防治方式正在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的专管模式向疾控机构及所有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参与的“医防合作”模式方向深刻转化［18］，有很多议题需要人们深入探索，作为结核病控制专业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总之，从这些影响因素的不同研究结果看，不同人群有其不同的特点［19］，如何高效破解结核患者就诊延误、诊断延误难题，还得深入调查研究，努力做到因地制宜、因情施策。

当然，本文的分析资料取自“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信息资料录入者众，虽有严谨的信息资料登记规范和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但也难以避免存在各种影响信息准确的误差因素，从而影响信息资料的质量。与此同时，本文主要为描述性分析，影响因素也主要通过人群间率的比较来推断，的确显得有些粗糙。不过，我们认为这些不会颠覆文章主体结论，如何更加科学、严谨地分析与研究，将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

作者贡献声明梁志强：酝酿和设计试验，实施研究，采集、分析/解释数据，起草文章，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刘国标：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统计分析，行政、技术或材料支持，指导，支持性贡献；陈其琛：分析/解释数据，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统计分析，行政、技术或材料支持，指导；杜雨华：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指导；吴桂锋：采集、分析/解释数据，统计分析；雷宇：实施研究，采集、分析/解释数据；包婉玲：实施研究，采集、分析/解释数据，统计分析；李华：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指导，支持性贡献；刘志辉：分析/解释数据，统计分析，行政、技术或材料支持，指导，支持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