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方 董奎玲

（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莱可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提出，隐喻无处不在，相较于一种修辞手法和语言现象，隐喻本身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更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媒介。他们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即认为人们往往借用一个具体的、熟悉的概念去建构和认识一个抽象的、陌生的概念或事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隐喻认知理论传入中国后，促进了国内学者对隐喻成因、结构以及功能的研究。当代对隐喻的研究涉及到文学作品，政治商业，电影广告，动物植物等多个方面。

动物隐喻是将动物特质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通过隐喻性引申来描绘某事物的形态或者气质，使其具有形象和感情色彩。胡壮麟认为，施喻者能够创造性地使用隐喻，是因为大脑中已经对既定事物特征有了足够的把握，因此能将眼前的事物联系上之前的已知事物。在对比中日动物隐喻所带的形象及感情色彩时，不难发现有些动物隐喻是共通的，比如汉语中老鼠多为贬义色彩，“鼠窃狗盗”“贼眉鼠眼”等，日语中也有家贼难防的惯用语。

隐喻不只在认知层面上被诱发，也在文化层面上被诱发。隐喻深深扎根于文化系统，体现在语言和思维层面，并且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不同的文化中即便是相同的动物意象，象征意义也会有区别。本文以十二生肖中“猪”为研究对象，通过中日词汇以及惯用语对比，分析不同文化模型下“猪”的隐喻差异及原因。

一、中日惯用语中“猪”的隐喻体现

隐喻的工作机制是以源域和目的域之间的相似性作为意义特征，或结构转移的基础，其工作机制是跨域投射。相似性是隐喻赖以成立的基本要素，而谚语和惯用语也是扎根于民族的深层认知结构中，建立在比喻义而非字面意义的基础上。惯用语中，动物的外貌、特征与生活习性会映射到人类的身上，其中便产生了动物隐喻。本文拟在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中日十二生肖中“猪”的隐喻异同。

（一）源域的外形特征映射到目标域的外形特征

（1）要是光看他的脑袋，真是三分象人，七分像猪。因此，认得他的人，都跟他叫猪头曹长；不知道他是曹长的人，就管他叫猪头鬼子。昨天他的小队长被八路军打死了，他才代理了小队长。这样说来，他现在应该叫猪头小队长了。

（刘流 《烈火金刚》）

（2）他身材矮小，脖子短粗，发际线靠后，脸颊的肉耷拉着，牙齿残缺，皮肤上很多斑，仿佛受到惊吓一样的老花眼瞪得溜圆，穿着在一件像是从车站附近能赊账的百货商店里找到的夏衣，肚子挤出一圈肉，标准中年男人的样子。

（《吉里吉里人》）

“猪”因为外貌上有腿短、头大、脖子粗、眼睛小的特点，汉语里“猪”的外貌映射到人类外貌领域时，多是形容丑陋、矮胖。日语中“猪首”本意是猪的脖子，用来形容人指脖子短而粗。“猪”的身体部位及外貌特征映射到人类外貌上，实现了两个概念域的映射。

（二）源域的性格特征映射到目标域的性格特征

（3）陈文婷也不等他说话，就站起来赶他道：“走吧！你这孤寒鬼！你不捐就不捐，谁要你多管闲事？滚吧，滚到你那些猪朋狗友那里去吧！”

（欧阳山 《苦斗》）

（4）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

《荀子·荣辱》

（5）他总哭丧着脸，不停说要输了，可屡战屡胜，这就代表城里人一种类型，扮猪吃老虎。

（李承鹏 《寻人启事》）

（6）秀吉只是利用这个机会，并不是真的不分青红皂白地让这些万夫不当、棘手而勇猛的同伴们去以身试险。

《新书太阁记：08第八分册》

（7）有时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依然不依不饶去突破的人，只是冒失莽撞、逞匹夫之勇罢了。

（海野十三 《火药船》）

“猪”因为有好吃懒做、吃了睡睡了吃的特征，与贪图玩乐、不思进取、软弱无能的性格形成了映射关系。汉语中，和猪相关的词语一般都具有贬义色彩，用来形容无能、软弱，贪图享乐的人，比如“猪卑狗险”形容人阴险卑鄙，“猪狗不如”形容人品恶劣、不如牲畜。“扮猪吃老虎”指表面伪装成弱势的模样，如同“猪”一般，但真实实力却强过“老虎”。这句话里“猪”与“软弱无能的人”，“老虎”与“强势有能力的人”构成了两对结构隐喻，即猪和老虎作为动物，系统地映射到人物性格的概念域中。

日语中的“猪勇”是形容像野猪一样勇猛鲁莽，“猪武者”指虽然勇猛无畏，但是不管不顾、盲目自大的人。无论是“猪勇”还是“猪武者”，都用来形容人“勇猛但鲁莽、缺乏考虑”。对比中日文化下“猪”的性格特征的隐喻映射，不难发现汉语语境下的“猪”，比日语有更多贬义色彩。

（三）源域的行为特征映射到目标域的行为特征

（8）“老师，我就是被你骂，‘你若考及格，母猪会上树’的那一个，这一杯你一定要喝！”

（朱文彬 《伏波桥》）

（9）哪怕是野猪，七代之后也会变成家猪。

（加藤迪男 ）

汉语中“猪”是笨拙不擅长运动的代表，用“猪上树”行为难以实现，来映射到人的行为上，表示完成或实现不了、不可靠的事情。例（9）用来比喻哪怕短时间内看不出来变化，日久天长下去也会有变化或者进步。“危险的野猪”七代过后也可能会被驯服成“无害的家猪”，这句话用野猪的驯化来映射了人和事物的转变，且野猪的形象色彩是危险、强大的。

（四）源域的行为特征映射到目标域的性格特征

（10）那次动作可快啦，满嘴新名词，说的可好听哪，猪嘴上插葱——装象哩！

（周而复 《上海的早晨》）

（11）平时猪突豨勇（猪突猛进）的阿玛约克·泰米斯会悠闲地到这边出游，而几乎所有的士兵已经被撤走了

（沢村凛）

猪嘴上插葱装成大象，讽刺人装腔作势、故作姿态。日语中“猪突猛进”的表达，来自于汉语的“猪突豨勇”。原本是王莽为了征讨匈奴，组织了一批由囚徒死士组成的队伍，命名为“猪突豨勇”，寓意是像野猪一样勇猛无畏。日语受到汉语影响，也用野猪奔跑冲撞的行为，来比喻人的无畏勇猛、不贪生怕死的性格。

二、中日对于“猪”的隐喻对比分析

对于“猪”的隐喻，中日文化中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点，这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对于“猪”的认知不同、捕捉到的特征也不相同。关于中日惯用词汇中对于“猪”的概念特征对比如下表所示：

表1 “猪”中日隐喻对比

中国文化背景下，猪一般都是贬义色彩，“猪朋狗友”“猪狗不如”形容人品差、没道德。汉语中“猪”蠢笨无知的性格映射到人的性格领域，形容人易骗、软弱无知。且“猪”的行为有迟缓、笨拙的贬义色彩，因此映射到人的行为以及性格时，都是用来讽刺可笑滑稽。

在日语惯用语中，“猪”与“人”外貌联系起来的话，也有贬义色彩。但猪的性格、习性特征映射到人类性格及行为时，代表危险、莽撞、强大而无畏，有中性甚至褒义的色彩。

（一）汉语中“猪”特有的隐喻表达

虽然“猪”相关的隐喻无论在汉语和日语里，都有偏向贬义色彩的表达，但在汉语里，“猪”的隐喻相关词语中，用来描述受害人和施害者的表达格外多。近代广东地区拐骗华工到外国做劳力称为“卖猪仔”，招工馆则又被称为“猪仔馆”。非礼女子的行为称为“咸猪手”。网络上打着婚恋幌子来实施诈骗的行为称作“杀猪盘”，诈骗分子准备的人设、交友套路被称为“猪饲料”，社交平台称为“猪圈”，在其中寻找被他们称为“猪”的诈骗对象。建立恋爱关系的过程是“养猪”。最后骗取钱财被称为“杀猪”。

（12）昔日五邑穷，人们没书读，更没有一处像样的文化教育场所，只得被人卖猪仔出洋干苦力。

（人民日报 1995-05）

（13）女子网上谈朋友却误入“杀猪盘”，幸好被民警及时劝阻。

（映象新闻 2022-04-14）

（14）杜拉拉还是个标准的“小资”，恪守“穷人”的本分，一早一晚挤车穿行于广州缺乏秩序的车流中，每每闹得满面油光不说，弄不好还能碰上个把“咸猪手”。

（李可 《杜拉拉升职记》）

除此之外，在网络流行语中的“猪”因为有憨态可掬的特点，常用于恋人调情的词语表达，比如“大猪蹄子”用来指花言巧语的男性，“猪猪女孩”指神经大条、乐观开朗的年轻女性。网络用语里“猪”的隐喻映射常常是“蠢萌、懒散却可爱”的人。

（15）“我爱你，小猪猪。你也爱我吗？”小贝甜蜜追问。

“我也爱你。”海藻迅速放下电话。

（六六 《蜗居》）

（二）日语中“猪”特有的隐喻表达

人作为认知的主体，对于事物的认知存在相似性。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原因，对动物的认知也会有差异。日本多山林且近代才开始大规模驯化野猪，对于“猪”的认识仍是“林中霸王”野猪的形象，近年来林中的野猪损坏农作物的报道也屡见不鲜。因此日语里“猪”的隐喻色彩往往是莽撞、强大。

（16）像他一样了解武道的人不多了，可惜现在的他不过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人罢了。

（高桥克彦 《火怨》）

除此之外，日语中还有许多表达基于“猪”器官的映射。

分析中日和“猪”相关的词语及隐喻，可以发现源域和目的域的映射过程中，相似性是构成隐喻语义的基础。若没有源域及目标域的相似性，任何隐喻都是无法成立的。同时，喻体向本体的映合往往是基于身体经验。隐喻扎根于体验之中，日常经验中的相关性引导我们获得基本隐喻，它是身体、经验、大脑和心智的产物。隐喻也具有创造性和开放性，是灵活而动态的。事物的联系在被发掘的同时，人类也会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来不断建立各种事物的联系。本体可以被不同喻体说明，喻体可以说明不同的本体，在此过程中的喻底也是一直更新的。

三、隐喻差异原因

（一）历史影响

古代的中国和日本，都有野猪崇拜的记载。古代中国神话里，猪被认为是掌管雨水的神。《易·说卦》：“坎为豕”“坎者, 水也”。坎，代表湿地、水多的地方。由于猪常常在泥地里打滚来消灭身上寄生虫，且猪的汗腺不发达，需要常常去水中浴身来降温，古人便认为猪喜欢水，逐渐演变为“猪”有兆雨能力。《山海经·东山经》记载到“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见则天下大水”，早在《山海经》里就描述了一个外貌像猪，并有兆雨能力的神兽。

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古事记》中就描写了白野猪的故事。

在新石器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中较为普遍。萨马街鄂温克族模仿野猪战斗的舞蹈“野猪舞”，就表现了鄂温克族的祖先们对野猪的钦佩。然而，气候、环境以及战争等因素导致大部分北方地区生存方式与生业模式发生转变。这种生存方式的转变也导致了野猪纹饰在数量上的衰落，和野猪崇拜的日渐式微。

日本则不然，依然保有古代游牧民族对野猪的崇拜。古代日本宫中，会在旧历十月的第一个亥日制作亥子饼，并依据官职地位的高低，赐予群臣黑、红、白三种颜色的饼。民间也会在这天制作亥子饼互赠，有吃亥子饼可以身体健康的说法。做亥子饼的习俗起源于中国，古籍《齐民要术》《杂五行书》中都记录有十月亥日食亥饼的习俗。

（二）环境及认知差异

距今9000年前河南省舞阳县的贾湖遗址中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家猪猪骨，将中国的猪驯化历史追寻到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据史书记载，汉代之前，猪的饲养方式是放牧，汉代及之后，中国古人开始将放牧与舍饲结合。中国的养猪业之发达，在唐代《朝野佥载》中记载，洪州（今江西南昌）“有人畜猪以致富，因号猪为乌金”，猪被称作“乌金”。在这样的背景下，“猪”的形象多是我们日常能见到的家猪。当野猪被驯化成家猪之后，逐渐丧失了神秘性。

日本作为一个狭长岛国，自然环境中没有老虎这样的猛兽，野猪就成为了非常凶猛的“林中霸王”。古代日本引入水稻后，饮食主要是米和鱼，水产品是日本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因此日本没有形成圈养猪的习俗，而是直接捕猎野猪食用。最早驯养野猪的记录是在平安时代初期（794年-1192年），《古事记》中记载“鸟羽上皇寻幸神泉苑，猎猪而放养”。而日本真正大规模养猪是在近代，关东大地震之后，国家鼓励把猪作为营养源，在国家推动下养猪事业的得到了极大发展。

四、结语

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古时候都认可“猪”的勇猛和危险。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将野猪驯化成为家猪，成为了只能在猪圈里生活的“肥头大耳”的动物，“猪”也多了许多贬义色彩，成为了蠢笨、麻木的代名词。然而日本并没有积极去驯化野猪，大多是捕猎食用，“猪”保留了其危险莽撞，强壮勇猛的形象特点。中日两国对“猪”的认知差异，导致对“猪”所赋予的情感和寓意也不相同。

中日对于“猪”的认知共通性来自于隐喻的体验性与无意识性，差异性来自于认知主体的认知模型受制于其成长的文化模型不同。动物隐喻是人类对于世界认知的一个载体，反映了社会的发展水平、社会习俗和文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