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成

(昆明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货币是市场发展的产物,是特定市场上人们共同认可的交换价值体系及其载体的有机组合。不同国家、民族,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一次又一次把交换价值与特定的载体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琳琅满目、各具特色的货币。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最早的金属铸币——钱、刀。历经数百年后,钱刀又悄然隐退,为圜钱取代。从钱刀到圜钱,揭开了中国金属铸币发展演变史的开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春秋战国时期货币形态的演进已有深入的研究,日益清晰地揭示了早期青铜铸币形制从钱刀到圜钱发展变化的基本轨迹和时空特征。(1)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朱活：《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近年来学界对数量巨大的出土钱币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对钱币重量、成色的实测和铭文的释读,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了钱、刀、圜钱的金属重量、成分以及所代表的货币价值等问题。(2)参见马飞海总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钱币大辞典编委会：《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黄锡全：《先秦货币研究》, 中华书局,2001年版;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郭若愚：《先秦铸币文字考释和辨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吴良宝：《先秦货币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驰：《中国刀币汇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郭若愚：《先秦铸币文字考释和辨伪》,上海书店,2001年版;张光明：《齐刀币研究概论》,见山东淄博市钱币学会编：《齐国货币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版以及江村治树：《春秋战国青铜货币的形成与展开》,汲古书院,2011年版。周卫荣集中搜集整理464种青铜铸币合金成分,揭示了先秦青铜铸币中铜铅锌含量的平均成分和不同币种的特点。(3)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陈晓华将东周时期铸币单位分为以“货”(匕、化、贝)为单位和以“釿两铢”为货币单位两种类型,对不同铸币单位间的比价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探究。(4)陈晓华：《东周列国铸币单位及比价研究》,《人文杂志》1993年第5期。吴良宝梳理了春秋战国时期重量单位与货币单位的关系,指出了“釿”存在减重的趋势,并探讨了战国时期“釿”的虚值化问题。(5)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吴良宝：《货币单位“釿”的虚值化及相关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现有研究中对先秦金属铸币的价值标准及其演进趋势,尚缺乏深入研究。相应地,人们共同认可的交换价值体系,是如何与钱刀结合在一起,使生产工具变成了货币?后来交换价值又为何舍钱刀就圜钱,逐步与圜钱结合在一起,使金属铸币从钱刀变成了圜钱?先秦货币史上这两个重要问题,仍须进一步深入探究。笔者不揣浅陋,拟借助考古学、钱币学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从青铜铸币的标准化与多样性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探讨,敬请批评指正。

一、钱、刀的标准化与铸币价值体系的确立

钱,即钱布,是商周时期的铲形青铜农具。刀,即刀削,为商周时期的日常生活用具和小型工具。商周时期,青铜已用于制造各种生产工具。陈振中先生1991年已收录各种青铜工具7400多件。(6)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仅从出土的5862件来看,主要器物有削、刀、锯、凿、错、钻、锥、鱼钩、斧、锛、镬、耒、耜、钱(铲)、锄、銍、镰等。既有手工工具,也有农具。其中铜刀、削是我国先民最早使用、应用最广泛的工具,出土量在先秦青铜工具中居首位。而古代文献中名之为“钱”的青铜铲,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在今天的河北、河南、陕西的部分地区大量使用。(7)陈振中：《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1992年版,第3-21、34、202页。参见唐兰：《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农器问题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第2期;华觉明：《论商周青铜农具及其制作使用》,《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雷从云《战国铁农具的考古发现及其意义》,《考古》1980年第3期。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至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和晋国辖区所使用的特大型空首布,已开始具备一定的货币特征。虽然这种特大型空首布的轻重大小与小型农具差别不大,但这种空首布的銎已不再伸入铲身中部,而是缩短到銎与铲身的相接处。这种短銎已完全失去发挥传导动力的作用。在保留空首銎形的同时,在铲身上只留下了象征性的3条竖线。(8)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第87、96、104页。青铜铲已失去了作为工具的使用价值,变成了用于计量商品价值、实现商品交换的货币。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还被赋予了“布币”的称谓。

青铜刀的用途十分广泛,演化较慢,分期难度较大。迄今为止,考古学、钱币学界对刀币始铸时间、演化序列尚难以形成共识。但是不少学者均认为,至迟春秋中叶,齐、燕等国部分地区已有原始刀削取得了货币的资格,出现了与布币并行的东方刀币流通区。(9)王毓铨认为齐国最早的刀币应为“齐造邦刀”等3种“古刀”,其铸造时间推断为周定王封齐之后,不会晚于齐桓公时期。见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第90-97页。朱活结合文献材料的研究,做出了齐国铸造刀币应在齐桓公时期(前685～前643)的推论。见朱活：《古钱新探》,第103页。萧清认为齐国的“刀化(货)”出现于春秋前期,见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第48页。黄锡全把甲型尖首刀定在春秋中期或稍早,齐之大刀始铸时间推定为春秋中晚期。见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第213、215、300页。张弛、张光明也认为,原始尖首刀币的铸行年代上限约在春秋中期,见张弛：《中国刀币汇考》,第115页;张光明：《齐刀币研究概论》,见山东淄博市钱币学会编：《齐国货币研究》,第18页。从刀削与刀币的形态上看,实用刀削体大厚实,份量重柄部中间厚实,刃部无郭,脊背宽,柄部正背多为一条线;而刀币则形体相对较小,份量较轻,柄部中间较薄,刃部逐渐出现郭线。(10)田光、赵志鹏：《记新见数枚削刀和原始刀币》,《中国钱币》2005年第2期。

然而,逐步失去生产工具职能、取得货币资格的钱、刀,却存在很大差异。其中,从重量上看,山西曲沃出土的两枚布币,虽然形制相同,都无文字,但是重者84.5克,轻者仅70.2克。后者只相当于前者的83%。(11)赵云峰：《记山西曲沃县出土的春秋布币》,《中国钱币》1996年第2期。而又如出土于河北怀来县的8枚尖首刀,均无铭文,完整的5枚长16.3～17.3厘米,首宽2.1～2.4厘米,重12.4～20.4克。(12)石永土等：《尖首刀化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87年1期。轻者仅为重者的60.78%。显然,在没有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度的情况下,不同重量的钱、刀,由于自身的金属含量及其所包含的价值不同,在流通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种种困难。因为在持有钱、刀的顾客与持有商品的销售者之间,将共同面对一个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用什么样的钱刀实现交换?于是,逐步取得货币资格的钱、刀,还面临着货币的标准化问题。亦即以交易双方共同认可的方式,在钱、刀的本体上,标记所代表的交换价值并为其真实性、有效性提供信誉保障。从现存的钱、刀身上,我们也依稀可以找到一些货币标准化的痕迹。

钱布的标准化,首先在铭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有一种主要出土于洛阳的早期平肩弧足空首布,可能为东周王畿铸币,已有铭文出现。“以一个字为多,少数有两个字及四个字,其文字为数字、干支和各种名物,以及地名”(13)马飞海总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第14～15页。。其中4字铭文者,实际重量在20～28克之间。裘锡圭先生释为“市东少化”“市南少化”“市西少化”“市中少化”“市右少化”,当为东周“司市”统一铸造。(14)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这种布币,向我们表明：

其一,铸造这种布币的,是周王畿内官方市场管理机构“司市”,而不是普通的手工业者。也就是说,货币的铸造权,与公共行政权力结合到了一起。

其二,布币以“化”为单位。“化”即“贝货”。布币的单位,不是其自身的金属重量,而是当时通行的货币“贝币”的价值单位。

其三,“少化”当即“小货”。正如《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所言：这种“小货”,是相对于早期大型空首布“大货”而言的。二者之间,形成了大、小二等制。

这说明,这种早期空首布的金属体,通过与货贝建立等价关系,用“化”清晰地标明了自身大、小二等制的交换价值,并由周王室的公共权力,为其所代表的交换价值承担信誉保障。“市东少化”等4字铭文的布币,经过周王室的规范,已然成为有明确价值标度和保障体系、标准化的铸币。除4字布外,在早期平肩弧足空首布中,还出现了“弗阝釿”的铭文。山西侯马春秋晚期遗址中出土的耸肩尖足布上,每面有5个字,但能识别的有“黄(衡、当)釿”2字的铭文。(1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页。陕西鄜县、河南洛阳、宜阳等地出土的空首布中,出现了“三川釿”的铭文。山西、河北等地征集到的尖足空首布中,还有“重以黄(衡)釿”等铭文。早期各种形制的空首布上,铸铭越来越多地包含“釿”字铭文。

“釿”首先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量单位。丘光明先生根据两件铜鼎自铭重量折算,战国时期魏国以“釿”计重,相当于今天30～31.5克。(16)丘光明编：《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而1959年侯马牛村东周遗址出土的“□□□黄釿”布,残重30.7克,较多的大尖足空首布一般在34克左右。(17)马飞海总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第16页。早期的空首布,还借用了以往青铜称量的重量单位,来表现和等分自身所代表的交换价值。布币上铭铸的“釿”字,相应变成了交换价值的计量单位。

除了“釿”这一价值符号之外,布币还铸有其他铭文,为其所代表的价值量提供信誉保证,主要有记注货币铸造、发行机构、地名和时间、批次等。有学者统计,目前“可以考定的平肩空首布地名大约有四十余种”(18)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第33页。,斜肩空首布注地名者8种,耸肩空首布注地名者30余种(19)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第100、103页。。在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仍有较强影响力的情况下,诸侯和各级贵族的姓氏、封地密切相关。因此,记注地名的同时也具有了标明了货币铸造和发行机构的意义。

与价值标准化相适应,布币的物质形态——形制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作为农具使用的钱,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銎。而作用货币使用的空首布,銎彻底失去了作用,逐步变成了一个象征符号。随着布币使用和流通的加速,其形制还沿着便于流通的方向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形态更为规则整齐,便于携带和流通。

与布币不同,春秋战国之际刀币上缺乏明确表示重量的铭文,似乎难以从铭文中获得其标准化的信息。就尖首刀而言,其铭文绝大多数只有一个字,只有个别的有2个字。铭文或类似数字,或与地名有关,但很难让人把这些铭文与刀币所代表的交换价值联系在一起。从重量和形制上看,黄锡全先生把尖首刀分为3型7式。(20)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第208页。其中两式的形制在货币标准化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一是甲型二式,该式中普遍出现铭文,同时重量较为稳定,一般重11～22克,如平山灵寿故城春秋晚期遗址出土者,重11～15克,多为15克;其二是丙型二式,重11.6～21.9克,多在15克左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平山中山王墓中出土了10件有自铭重量的青铜器,其重量单位分为“石”“刀”两种,其进位关系为每石等于800刀,每刀12克。1979年陕西出土野狐沟一号墓出土的战国晚期铜鼎,形制与铭文格式与中山王墓青铜器相同,自铭重量单位为262“刀”,实重2750克,每刀相当于10.496克。(21)丘光明编：《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328-333页。如果考虑到最早的刀币在市场一般不是通过称重、而是以枚计数参与交换,甚至不排除“刀”本身就是刀币标准化的价值单位,后来演化为重量单位的可能。对照前述黄锡全先生的分类,甚至可以推测,在形制上具有标准化意义的两式尖首刀中较小的基本重量单位,变成了后来中山国的计重单位“刀”。正如后来铜钱的“钱”字,转化为“斤、两、钱、分”的重量单位一样。

燕国铸行的“明”刀(易刀),是先秦刀布中出土数量最多的货币之一。“明”刀铭文也很少。但与尖首刀不同的是,所有“明”刀上,都铭有一个“明”字(或释为“匽”“易”),背文通常也只有1～2字,多不过3字。黄锡全先生对明刀铭文的含义,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左、中、右是燕国主管货币铸造的主要管理机构,其后紧跟数字、干支等,应是记制范的范次,或有不明其义者,有可能是陶范工匠的私名或标记。”(22)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第238-251页。也就是说,明刀从一开始就可能是官方专门机构铸行的货币。结合明刀统一铸有“明”字、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刃口外廓来看,其铸行之日,已是完成标准化之时。此外,也有学者从燕国后来铸行賹化圜钱的角度,认为燕国的货币单位也是“化”,并按燕明刀的重量与賹化圜钱的重量进行比较,认为燕明刀的价值标准与贝相联系,做出了“一枚易刀可能值10贝”的推测。(23)陈晓华：《东周列国铸币单位及比价研究》,《人文杂志》1993年第10期。

齐国刀币的铭文比燕“明”刀稍多,正面主要有“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法化”等。所谓“法化”即国家法定的货币,是齐国政权统一铸行的货币。从齐法化的情况来看,尺寸和重量差距不大,重量一般都在50克左右,重者有64克,轻者一般都在40克以上,属于先秦青铜铸币中形制和重量较为规范的货币。朱活先生认为,齐国在铸行刀币的同时,“贝化”(包括天然贝、仿贝)仍继续流通,齐刀铭“化”,实质上是与“贝化”建立了一种等价关系。“从币材的重量来看,一枚齐法化相当无文铜贝40枚,也就是‘益贝’廿朋;从刀化的名目价值来看,一枚齐法化相当海贝200枚,也就是贝化廿朋”(24)朱活：《古钱新探》,第131页。。还有学者也曾认为,“齐法化”背铭有“三十”的数字,有的下面接一个“化”字,意为齐法化与贝币的兑换比值,“即一枚齐刀大化与三十化铜贝等值”(25)陈晓华：《东周列国铸币单位及比价研究》,《人文杂志》1993年第10期。。尽管上述两种看法孰是孰非尚难判断,但从齐法化价值标准化的角度来看,齐国统一铸行法化时与贝币确定比值,应该是可能的。也就是说,齐国很可能通过与贝币价值建立兑换关系,实现了刀币价值的标准化,并由国家统一铸币、统一规定法定价值。

由上观之,春秋战国之际钱、刀逐步失去了作为青铜工具的实际用途,完成了从生产工具到货币的转化。这意味着,在中国青铜铸币多元化的发轫时期,在相对分割的市场上,形成了具有突出区域性特点的交换价值单位。它们或借用贝币的价值单位“货”“匕”“化”,或直接使用重量单位“釿”“刀”等,并成功地铭刻在失去了实用价值的小型青铜工具上。铸造发行机构或公共权力机构还通过铭注地名等方式,为铭刻在这种小型青铜器上的交换价值的真实性、有效性,提供信誉担保。初步完成标准化的钱刀,至此正式成为中国货币史上的第一代青铜铸币。

二、铸币的多样化与价值体系的危机

钱、刀的标准化,改写了青铜器的历史,铸币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然而,对于中国青铜铸币史来说,这却仅仅是一个开端。从此开始,钱刀没有也不可能像金属溶液的冷却过程那样,就此凝固下来。相反,业已成为铸币的钱、刀,像泉水一样不断涌流、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铸币的多样性日益突出地体现出来。

布币从标准化之日起,就出现了减重现象。减重后的铸币,仍旧按币面价值流通。于是,具有相同铭文、相同交换价值的布币,出现了实际重量多样化的趋势。在降低铸币成本、零星细碎的商品不断卷入交换的进程中,布币的实际重量不仅越来越轻,而且差异越来越大。

从战国时期布币的出土情况来看,以“化”为单位的布币已不见于考古材料,而以“釿”为单位的布币大量增加,同时其重量的差异逐步扩大。韩、赵、魏国等诸侯国辖区出土的“尖首布”“桥足布”,普遍形成了“二釿”“一釿”“半釿”三等制,而由于大多数布币都铸有“釿”字,钱币学界还直接赋予了它“釿布”的称号。从黄锡全先生统计的32种桥足布的重量情况来看,铭“二釿”者5种,平均重量接近30克,最高31.5克,最低17.5克。铭“一釿”者13种,平均重量接近15克,最高19.5克,最低10.5克。半釿则只有7克左右,最高8.3克,最低6克。(26)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第124页。尖足布则分两等,“大者为一釿布,小者为半釿布”只是“大者一釿并无‘釿’的标度。小者半釿也多无‘半釿’的标度。只有少数标明有‘半’字”(27)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第129页。。实际重量与魏桥足布中的“一釿”“半釿”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战国时期通行的桥足布、尖足布,实际重量只有15克(相当于“半釿”)者,已铭之为“一釿”。战国中后期,布币的实际重量进一步减轻。笔者根据黄锡全先生对桥足布、平首尖足布、类方足布、类圆足布和小方足布实测重量的统计,整理出下表(见表1)：

表1 战国时期部分布币实测重量比较表(单位：克)

从表中不难看出,从桥足布到小方足布,布币的平均重量仍在继续下降。特别是小方足布,最轻者已减到了2.7克一枚。然而,作为铸币的交换价值,较大的9～14克重的小方足布仍相当于“一釿”;6克左右的,则与“半釿”等值。

“釿”布进一步减重且继续并行流通,产生了两个严重的结果：

其一,按价值单位“釿”“半釿”流通的布币,实际重量差异越来越大。其中,相当于“一釿”者,重量从19.5克至9.1克,轻重相差2.14倍;相当于“半釿”者,从8.3克至2.7克,轻重相差3.07倍。

其二,最小的一釿布,与最大的半釿布之间的差别,却随着一釿布的减重日益缩小。小方足布中,最轻的仅9.1克,而最重的半釿桥足布却有8.3克。

除方足布外,从尖足布、类圆足布发展而来的实首圆足布,首先在形制上取得突破,把布币的所有锐角钝化为圆形。虽然仍旧铸为大小两种,分别属于“一釿”“半釿”布。可是大布实际重量减少到了10.5至18克,特别轻者仅6.8克;小布的重量一般只有4.6至8.5克,少数也有重10克者。(28)中国钱币大辞典编委会：《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第366页。显然,无论桥足布、方足布,还是尖足布、圆足布,作为铸币的各种布币,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的困境。

与布币不同,刀币总体上似乎不存在减重现象,实际重量没有出现类似的多样化倾向。刀币中最重的是齐法化,但除“即墨法化”有23克的外,其余法化一般重50克左右,最低41克,最高64克。其他刀币中,低于10克者较少,如河北平山战国晚期墓内出土过低于5克的尖首刀、辽宁凌源出土过3枚重6.8克的刀币。另外部分赵国仿铸的白人刀、甘丹刀、蔺刀有低于10克者。尖首刀、燕明刀、齐明刀及部分赵国仿铸的刀币,重量一般都在10～20克左右,最高22克,最低8.8克,且超过20克的只有2种,低于10克的只有1种。(29)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第201-204页;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铸币研究》,第117页。也就是说,无论刀币如何分类,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刀币始终没有出现像布币那样,普遍减重到10克以下的情况。

然而,在布币减重而刀币减重不明显的情况下,钱刀之间的差距显得更为突出。当我们把钱刀的实际重量制成下图(见图1)时,这种差异更直观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图1 战国钱刀重量比较图

从图中可看出,单枚货币实际重量最大的,是齐法化甲型刀币。最轻的也在40克以上。而最小的是小型方足布,最重的也不过10克。两相比较,同样以枚计数的钱刀,差距已经达到了4倍以上。

不仅如此,当我们转而考察铸币的另一个要素——铸币成色时,刀币的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小轻重相当的刀币,铜、铅、锡三种主要金属的成分,存在巨大差异。为便于比较分析,笔者找到了几组春秋战国时期实用刀削、布币的合金成分,并根据有关专家对刀币合金成分的研究成果,将其中的含铜量制成下图2(30)资料来源于周卫荣、陈荣、孙成甫：《齐国铸币合金成分的检测与考察》,《中国钱币》1992年第2期;赵匡华、周卫荣等：《战国时期古币金属组成试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1期;招远县图书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招远切头尖首刀及其科学考察》,《中国钱币》1987年第3期;张晓梅、王纪洁、原思训：《燕国明刀币的合金成分与金相组织的分析》,《考古》2005年第9期;田光、周卫荣、赵仁久：《满城、迁西出土的明刀、尖首刀》,《中国钱币》2000年第2期;田长浒：《从现代实验剖析中国古代青铜铸造的科学成就》,《成都科技大学学报》1980年第3-4期;黄锡全：《记山西北部发现的两批战国小刀币》,《中国钱币》2003年第2期;柯堂坤：《山东青铜器合金成分分析》,《文物春秋》1992年第4期;何堂坤、靳枫毅：《辽西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合金成分初步研究》,《考古》2002年第1期;樊祥熹、戴志强、周卫荣：《燕国货币合金成分研究》,《中国钱币》1997年第2期;陈荣、赵匡华：《战国古币的金相组织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

图2 实用刀削、刀币、布币含铜量比较图

上图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实用工具刀削,含铜量保持在60%以上,特殊情况下甚至有高达90%以上者。同样,布币的含铜量也不低,一般都能保持在70%以上,最低也在60%以上。可是,刀币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一方面,无论是出土于山东的切首刀、齐之法化、即墨之法化,还是尖首刀、燕明刀,都有相当一部分含铜量在60%以上,与实用工具、布币的含铜量相当。但另一方面,无论齐刀、燕刀还是尖首刀,又都存在含铜量很低的情况。作为货币流通的刀币,铜含量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特点。其中：1.尖首刀中含铜量差别最大的是河北迁西出土的尖首刀。含铜量最低的只有35.03%,而最高的仍高达72.65%。前者只有后者的48.22%。2.齐刀含铜量差距最大的是两组齐法化,最低含铜量为44.72%,最高的仍保持在65.95%。前者为后者的67.8%。3.燕明刀虽然也同样铸行过含铜量超过70%的刀币,而且在笔者搜集到的7组数据中,最高含铜量超过60%的达5组,另外2组分别为57.29%、56.17%,离60%也为数不远。可是,燕明刀最低含铜量却创下了刀、布的历史记录。河北满城出土的明刀,最低含铜量已降至22.23%,而铅的最高含量达76.65%。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不能算做青铜铸币,甚至与铅刀都已相去不远了。燕明刀的含铜量,相应创下了最大相差3.29倍的纪录。

更为突出的是,战国时期钱刀没有也不可能严格限于固定的市场范围内流通。随着战国时期东周王畿、三晋和燕、齐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上述大小参差、轻重不等、成色各异的钱刀,完全无视诸侯国的疆界,日益频繁地跨界流通。甚至在形制上明显不同的钱和刀,也逐步在同一地区、同一市场上并行流通。据张弛先生考证,“刀布并行流通现象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的鲜虞国境内,主要集中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地区”(31)张弛：《中国刀币汇考》,第145页。。战国时期,各种钱刀的流通区域,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相互重叠与交叉。因此,在考古发现中,同一地出土货币的种类,亦相应越来越多。如战国时期属于赵国的山西祁县下王庄出土的64.5公斤货币,总类达29种之多。其中能确定为赵国货币的有5种,另有韩国货币7种、魏国货币6种、燕国货币2种,还有9种难以确定国别。(32)傅淑敏：《祁县下王庄出土的战国布币》,《文物》1972年第4期。在北京广安门内燕蓟古城遗址出土战国中晚期燕、赵、魏、韩、周等国古钱币约三万枚,其中有小型布币70余种,包含燕国明刀、赵国圆首直刀两种。(33)程纪中、梁学义：《北京广安门内燕蓟古城遗址出土数万枚战国刀币布币》,《中国钱币》2009年第2期。

值得注意的是,诸侯国之间的代铸币,在形制上与原铸币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区别,重量也开始发生变化。如赵国、中山国仿铸的刀币,已放弃了“合六成规”的理念,铸成了直刀。而各种直刀的重量,也呈现出减轻的趋势。如白人刀,最重的16.5克,最轻的已突破了燕刀10克的底线,降至7.5克。无独有偶,蔺刀的重量,也只有7～8.6克。据统计,赵国、中山国仿铸的6种直刀中,重量一般在7～16.5克之间。(36)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第117页。仿铸刀币重量的平均水平,比燕刀、齐明刀又有下降。相应地,燕国仿铸的布币,“形制上与三晋方足布币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燕布耸肩、束腰,比较轻小,文字写法、风格也不同于三晋文字”(37)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第205页。。

如果说刀币成色的多样化,是铸币人降低铸币成本、摄取超额铸币利益的结果,布币减重及随之而来的尺寸多样化,则客观上适应了细碎商品交易的需要。仿铸币则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市场空间扩展的趋势。在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的进程中,确立了固定形制、价值单位和价值保证的铸币,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多样性。

可是,钱刀日益突出的多样性,却给市场发展带来了出乎预料的危害。同一地区、同一市场上流通的形制不同、轻重不一、大小不等、成色各异的铸币,与商品价值的均质性相对应、有利于提高交易便利性的单一铸币世界,离得越来越远。对于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来说,任何一件商品面对的已不再是可直接比较、有明确等分的交换价值,而是与商品世界同样琳琅满目的多种金属体;对于货币世界来说,两种货币相遇,不仅不可避免地面对各种复杂的兑换关系,而且必要时还得脱下铸币的服装,赤裸裸地重新站到天平上,接受砝码的检验。而代铸币的大量出现,则意味着铸币权从集中走向分散。对于原铸币诸侯国来说,流入本国的代铸币,显然与盗铸的货币已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代铸货币的收益,点滴不剩地流入了代铸方的钱袋。至此,铸币标准化时期发明各种价值标记及其保障体系,已随着铸币的多样化发展,陷入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与钱刀的金属体结合在一起的交换价值体系,在多种价值单位的冲突中,在与金属体的背离中,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三、价值体系的重建与圜钱的产生

然而,我们也看到,铸币多样性的充分展现,在带来交换价值体系危机的同时,也在为解决危机开辟新的路径,探索着铸币重新标准化的未来方向。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在钱刀多样化的进程中,已经开始了重建交换价值体系的探索。其主要路径,逐步从重新确定交换价值单位、改进铸币形制两个方面展开。

在出土货币中,魏国铸行的“梁布”,似乎已具有重建价值体系的意义。“梁布”铸行于魏国,流通于三晋、两周。其形制总体上仍属于桥足布的范围,但“肩”已严重钝化,失去了锐角,变得更便于携带。更主要的是,“梁布”的铭文和重量发生了重大变化。梁布有以下4种(38)中国钱币大辞典编委会：《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第215-218页。：

“梁冢釿五十当寽”,长5.8～6厘米,足宽3.7～3.8厘米,重25.5～31克

“梁冢釿百当寽”,长4.9～5.4厘米,足宽3.2～3.4厘米,重12～15.5克

“梁正币百当寽”,长5.6～6.3厘米,足宽3.9～4.5厘米,重10.5～15.8克

“梁半币二百当寽”,长3.8～4.6厘米,足宽2.7～3厘米,重6.5克

从上述基本数据可看出：

梁布的计量单位有二：一为“冢(重)釿”,一为“正(或半)币”。其中,“冢釿”与釿有关,但不是重量千差万别的“釿布”的价值单位“釿”,而是战国时期的重量单位“釿”,即31.5克左右。它反映的是梁布的实际重量。“正币”即整币,以计数流通的一枚钱币。或者说,这是梁币的基本计数单位。“半币”的价值只是“正币”的一半,是与整币对应的零钱。

“寽”,即锊,它“既是这种钱币的价格标度,也是商周时期的重量单位”(39)蔡运章：《寽的重量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到战国晚期时仍通行于三晋、两周地区。“寽”是在“釿布”的名义价值与金属实际重量矛盾冲突、刀布等各种货币的价值单位陷入混乱的情况下,借用既有重量单位,重新建立的价值单位。其实际重量大约为1260克。(40)丘光明编：《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第327、341页。

相应地,在浙江、湖北、安徽、江苏、陕西、山东、河南等地出土的“桡比当釿”布币,则是“四比”布的“整币”。其形制与“四比”布基本一致,只是体积更大,一般通长10.1～10.4厘米,肩宽3～3.2厘米,足宽3.7～3.9厘米,重量达到28～37克。与“四比”布不同的是,在“桡比当釿”布的背面有铭文“十货”,“意为这种钱相当于十枚蚁鼻钱的价值”(42)中国钱币大辞典编委会：《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第276、285页。。“四比”“桡比当釿”货贝,不仅直接借用既有的重量单位“釿”(31.5克左右),重新确立价值单位,而且相互之间建立了4：1：10的零整关系和兑换关系。

除上述两种布币外,“三孔布”也是布币重建价值体系的重要产物。从实首圆足布演化而来的“三孔布”,外形上继承了圆足布边角钝化的成果,又在首和两个角上留下了圆孔,穿系携带更加方便。钱面继续记注地名,为其代表的交换价值提供发行人的信誉担保。更重要的是,三孔布抛弃了“釿”的价值单位及易于与“釿”混淆的重量单位,背面铭文改铭重量单位“铢”“两”。其中,铭“两”者一般通常7～7.9厘米,重13.7～17克,平均15.35克。与赵国一两的实际重量15.75克相比较,相差0.4克。误差只相当于大型三孔布平均重量的2.6%;小型者铭“十二朱”,即半两,长5.1～5.5厘米,重6.36～9.25克,平均重7.8克。(43)中国钱币大辞典编委会：《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第371页。如果按战国衡制一铢重0.65克计算,12铢也重7.8克,两着完全相等。“三孔布”通过借用重量单位标示交换价值,矫正了布币由于减重带来的问题,实现了青铜铸币“重如其文”。

正是在重建铸币价值体系、优化铸币形制的进程中,战国中后期一种全新的铸币——圜钱应运而生。圜钱在形制上完全摆脱了钱、刀脱胎于生产工具的母型,彻底失去了棱角。圜钱却继承了钱刀演变中铸孔以便穿系、携带的成果,把孔铸在了圜钱的中间。这一形制的变化,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和鼓励。战国中后期的无论是三晋两周,北方的燕、齐,还是地处西鄙的秦国,都加入了铸行的行列。然而,从圜钱的铭文来看,其价值标记和信誉保障,却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探索过程。

较早铸行圜钱的当是原来的布币流通区——三晋两周地区。2006年4月,洛阳出土4枚梁布的同时,出土了“垣”圜钱2枚,圆形圆孔,无郭,重量分别为8.4克、9.3克。(44)赵晓军、吴业恒：《洛阳新发现的战国钱币及相关问题》,《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2001年洛阳史家山出土一批空首布的同时,出土了“垣”圜钱60枚,重8.5～8.8克。(4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史家屯发现空首布和圜钱》,《文物》2002年第9期。圜钱铭文仅铸一个单字“垣”,仍旧是记注地名,借助铸行地、铸行机构的权威,保障其交换价值。与此类似,两周圜钱铭“西周”(重3.8～4.2克)、“东周”(重4～6.6克),也是以周王室的名义,对铸币价值的有效性做出保证。显然,这种记注地名、国名的圜钱,把铸币的价值系统完全寄托在了铸币人的信誉上。而对于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来说,这样的价值保障方式,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周室和诸侯国国力兴衰和战火的考验。因为战火殃及甚至灭亡了的诸侯国及其铸币机构,将难以甚至无力继续负责任地为铸币的交换价值提供有效的信誉保障。

两周三晋地区,还出土过以“釿”为铭的圜钱。其中出土较多的是 “桼垣一釿”。一般钱径3.6～3.8、孔径0.6～1.2厘米,重10.5～13.1克。(46)中国钱币大辞典编委会：《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第615页。有学者还介绍过“由河南鄢陵出土的原始圜钱平均重31.3克”的情况。(47)蔡运章：《战国圜钱概论》,见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4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这里,新出的圜钱陷入了两难：“釿”到底与重量单位对应,还是与“釿”布的价值单位挂钩?如果与一釿31.5克对应,则圜钱难以适应基层农村市场零星小额交易的需要。而如果与“釿”布的价值单位挂钩,则将使新币的价值体系,面对旧有的矛盾和危机。铭之为“釿”的圜钱,将遇到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它与4～30克的各种釿布、小方足布,与10～20克的明刀、40～60克的齐刀,如何建立起平衡、合理的兑换关系。

战国末期,齐国也铸行了3种圆形圆孔“賹化”圜钱——“賹六化”“賹四化”“賹化”。“賹化”重2～3克,“賹四化”多数在5～6克,也有重至10.5、轻至4.5克;“賹六化”在8.5～10.5克间。燕国则铸行方孔“易化”或“一化”,大型的在4.5～5克间,多数在3克。一化大多在2克,轻的仅1克左右。(48)马飞海总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第32页。

显然,“化”“贝”的小面额、细碎性,对这两种圜钱交换价值的确定发挥了重要影响,有利于圜钱适应小商品市场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易”化,采用了方孔形制,从技术上更有力地支持、保障圜钱的铸行。但是,化贝本身的多样性,化贝与燕齐刀币价值关系的历史联系及其复杂性,却导致了賹化和易化圜钱从一开始就显得有些纷繁混乱,从而极大地制约着齐、燕两国,在探索铸币价值体系方面的意义。

原来既非布币发源地、又非刀币区的秦国,也在战国中后期开始铸行圜钱。秦国圜钱在彻底采用圜形的同时,通过多种方式探索圜钱的交换价值确定方式。其中,铭“长安”“文信”者,由铸钱机构、官员代表秦国,为铸币价值提供信誉保障;铭“半瞏”(重6.9～12.5克)者,强调圜钱以枚计数,并铸出价值量相当于圜钱一半的铸币,尝试划分整、零;也有像三孔布一样,铭文为“一珠重一两十二”(重9.8～13.9克)、“一珠重一两十四”(重9.41～15.62克)、“两甾”(49)马飞海总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第32页。(即十二铢,半两。重6～7克)等,通过标明圜钱的“两”“铢”等重量单位,由圜钱自身的金属含量为其价值单位担保。尤为突出的是,四川青川秦墓中出土了直接铭以“半两”的方孔圜钱,且同墓出土的木牍,留下了“二年十一月”的纪年。(50)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这说明至迟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前后,秦国已铸行了铭为“半两”的方孔圜钱。

经过长期的探索,秦国圜钱的抽象形制、方孔的技术支持、细小单位铢两铭重,在秦半两身上实现了合而为一。对照前述多种货币标准化探索的情况来看,秦半两似乎返朴归真,较为朴实地宣布圜钱“重如其文”,用其自身的金属体和春秋战国时期通行各地的重量单位,铭注其交换价值,揭示了未来铸币标准化的基本方向。

最后,还值得注意的是,圜钱尽管价值体系选择方向多样,但似乎成色却比刀币有所提高,似乎呈现出含铜量逐步回升的趋势：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中国钱币大词典》公布了两枚“垣”圜钱的合金成分,一枚含铜94.42%,铅0.52%,锡1.80%。另一枚含铜量更高达99.31%,铅仅0.28%,锡也仅0.34%。(51)马飞海总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第1162页;中国钱币大辞典编委会：《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第655页。其中后者将第一枚的含铜量“94.42”误写为 “94.92”。

——赵匡华先生等通过对战国货币和秦代“半两”金属成分的比较分析,做出了这样的推测：“秦代沿袭秦国‘半两’圜钱币制,而秦代‘半两’钱含铜量甚高,竟在80%左右。我们估计战国秦‘半两’的铜含量也会接近此值。”(52)赵匡华等：《战国时期古币金属组成试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1期。所检测的5枚秦半两,三种主要金属成分平均值分别达到了72.12%(铜)、16.60%(铅)、9.30%(锡)。

——燕齐刀币的含铜量波动性很大,且呈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可是,齐賹化圜钱中,含铜量最高达到了62.99%,最低也保持在42.18%。18枚的平均成色,达到铜56.18%,铅34。94%,锡3.77%.仅含铜量一项而言,不仅超过了燕明刀46.94%的水平,而且比27枚“齐法化”的平均水平54.21%,高出1.37个百分点。(53)赵匡华等：《战国时期古币金属组成试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如果从战国末期货币种类来说,无论梁布、比布、三孔布,还是遍及两周三晋燕齐秦的圜钱,乃至铸币含铜量的回升,无疑又进一步增加了青铜铸币的多样性。所不同的是,这几种铸币的形制更便于流通,其中绝大多数成色也似乎没有持续下降,改而用金属的重量单位标明所代表的交换价值,出现了重如其文、用金属自身成色和重量、借助渐趋统一的衡量单位重建铸币价值体系的趋势。一种返朴归真、把交换价值的信誉建立在较为稳定的成色和金属体重量上,为参与交换的各方,共同认可其交换价值,奠定了一个相对较好的基础。从这里,我们似乎又一次看到了青铜铸币走向新的标准化的方向。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秦半两在实际铸行中,也并非臻于完美。铭记重量之后,半两是否适应市场需要的问题,铭重与实际重量的背离和随之而来的减重问题等等,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然而对于中国青铜铸币的标准化与多样性来说,似乎已初步渡过了第一个“标准化——多样化——回归标准化”周期。

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先秦时期人们常用的生产工具——钱、刀,形态多样、尺寸各异、轻重不一。它们在没有失去生产工具职能时,难以直接用做货币,用于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反之,不再用作生产工具功能的钱、刀,则通过铭铸价值单位、铸造发行地等方式,标明所代表的交换价值——面值,取得了货币资格,成为了最早的金属铸币。从钱刀上的铭文来看,早期铭刻的价值单位,既有与贝币价值相关联的“化”“匕”等符号,也有直接按重量标明的“釿”(约30克)“刀”(10～12克)等文字。也就是说,“匕”“化”“釿”“刀”等铭文,标志着钱刀被赋予了可计量、可等分的交换价值。同一类型的钱刀,获得了共同的价值标准,完成了第一次标准化。

然而,作为铸币的钱刀,在铸行中很快出现了新的多样化。铭铸了重量单位“釿”“刀”的钱刀或减重成为“虚价”大钱,或含铜量持续下降。特别是在钱刀跨区域混合流通、不断渗入小额交易领域的情况下,市场上的实际流通的钱刀,虽然仍保留着此前铭铸的面值,但实际价值不断减少,与面值的差异越来越大。重新确定交换价值单位、改进铸币形制,成为扭转钱刀多样化趋势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梁布、“比”布、三孔布、三晋两周圜钱以及“賹化”圜钱等,含铜量稳中有升,具有了以新的重量单位——寽、两、铢等标明币值且“重如其文”、进一步改进铸币形制,探索重建新的价值体系的意义。而秦国“半两”圜钱的设计,更返朴归真,“重如其文”,体现了青铜铸币重建新的价值体系,再次走向标准化的基本方向。于是,随着秦国统一战争的推进,这种天圆地方、重12铢的半两钱,流通区域全面拓展,成为了秦统一全国之际官方铸行的主要货币。至于此后“半两”钱继续减重,汉初仍以“秦钱重难用”,铸行实际重量更低的“半两”钱,则属于青铜铸币重建价值体系之后新一轮的多样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