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荣安

杜润生，中国农村问题专家，他身上最著名最闪亮的名头便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在改革开放初期，负责农村经济改革研究的他，为我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他这方面的卓越贡献已广为人知。而在他非凡的革命生涯中，却有另一段与安徽有关的经历鲜为人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随刘邓大军在安徽金寨境内战斗，是已被任命但没有到任的金寨县县长。

杜润生是山西太谷人，1913年出生。1932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在一二·九运动中任学联代表。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区队长和宣传部部长，后任中共太行区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六分区专员、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等职。

1947年，为了粉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战略企图，中共中央制定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从而转入战略进攻的方针。按照中央的指示，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心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在刘邓大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准备南下时，就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解放区抽调了1200多名行政干部集中训练，组成代号“天池部队”的精干部队，作为解放大别山、建立地方政权的骨干，随军行动，开展地方工作。杜润生也是其中的一员。

杜润生曾撰文回忆：“1947年8月，刘邓大军奉中央命令挺进大别山，组织上决定把我和孔祥桢调到中原局工作，我任秘书长，孔任城工部部长。当时中原局机关部长级干部就是我们俩，我们随野司（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行动，千里跃进，突破陇海线，过了黄泛区，越过沙河、洪河、汝河、淮河，到8月27日进入了大别山的中心——金寨县。”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立即部署战略展开，命令陈锡联率领的第三纵队迅速攻占立煌（金寨县的前身）。据《金寨县志》记载，194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曾决定由李友九任中共立煌县委书记，杜润生任立煌县县长，并建议改立煌县为金寨县。

1947年9月2日，刘邓大军三纵八旅攻占了立煌县城金家寨后，中共中央中原局电告任命李友九为县委书记，杜润生为县长。但这时李友九、杜润生都离金家寨较远，不能很快到任，而随三纵行动的太行干部白涛等已经到达金家寨。在三纵八旅要立即执行新的战斗任务，地方政权必须迅速建立的情况下，遂经报中原局批准，旋改由白涛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那么，杜润生这时在哪里？为何不能及时到任？原来，他这时在距离金家寨有45公里的吴家店一带，正与当地的反动武装进行战斗。

据杜润生回忆：“部队要机动作战，野司要流动，刘、邓找我和孔祥桢谈话，给我们一个连（其实只有20多条枪），让我们蹲下来‘扎根大别山，发动群众搞土改。这时金寨内外环境非常险恶，外围有白崇禧20多万军队的包围，境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组织了地主武装‘棒棒队（小保队）打黑枪，我和孔祥桢骑的马也被打死了。后来，根据刘、邓指示，向河南汝南突围，从金寨的吴家店出发，……我们顺利地突围了。”

杜润生是实事求是的楷模。他在金寨战斗时之所以能顺利突围也得益于在工作中坚持了实事求是。他在金寨期间，就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当地一些党员和乡村骨干所谓“自首”的问题。

金寨是个老苏区，革命红旗始终不倒。1938年3月，由红二十八军改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根据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中共商南县委继续保留，负责恢复、发展立煌（金寨）、商城县的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

老红军、原商南县委组织部部长徐其昌曾撰文回忆，1938年初，由于老苏区原有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党员和干部有的参军离开本地，有的被敌人屠杀，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党的骨干。县委建议并得到特委同意，除在复员退伍人员中物色部分能够胜任基层党组织工作的骨干外，再从部队抽调部分有经验、回乡生活有着落的党员骨干以复员的方式下地方开展党的工作。

由于在国共合作期间，这些回乡的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是红军复员退伍回乡人员，国民党没有加害他们，对他们进行了身份登记。这些回乡共产党员见多识广、工作能力强，有的后来还参加了地方政权的社会管理工作，以合法的身份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以致后来被人误认为他们已“变节自首”。

杜润生随刘邓大军、中原局领导机关到达金寨后，就发现了一些党员和乡村骨干“自首”的问题。中原局机关的一些干部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主张对这些“自首”的人进行打击。可杜润生和孔祥桢等人则认为应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人、适当利用这些人。实践证明，杜润生和孔祥桢等人的看法是正确的。后来，他们正是依靠了这些“自首分子”的帮助，才顺利突围。

据杜润生回忆：“这时中原局机关的一些干部，主张在收缴地主武装，打击‘棒棒队的同时，也‘烧一烧这一批自首的人。我和孔祥桢商议后一致认为，如果整他们，就会彻底孤立自己，应当适当利用他们。后来，根据刘、邓指示，向河南汝南突围，从金寨的吴家店出发，还是靠这些‘自首分子给我们带路、搞情报、找粮食吃，使我们顺利地突围了。”

从金寨突围后，杜润生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孔祥桢则担任了汝南县的县长。新中国成立后，杜润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孔祥桢曾任交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1986年10月26日，孔祥桢逝世，杜润生撰写了《实事求是的楷模》一文，纪念这位老战友、老朋友。在文章中，深情回顾了他和孔祥桢在金寨的战斗经历。

2002年1月中旬，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邀请10个省市的12名农村基层干部，就农民增收减负和改善干群关系等问题进行座谈。笔者时任金寨县梅山镇党委书记，也应邀参会，有幸见到了杜老，并作为基层干部的唯一代表陪他共进晚餐。

时年89岁的杜润生身体清瘦、精神矍铄，温文儒雅、和蔼可亲。他笑着对我说：“金寨县原来叫立煌县，1947年我随刘邓大军南下，本来组织上安排我去当县长，结果没有到任。”

我回答：“这个我知道，金寨县的县志有记载。您当时为什么没有到任呢？”

“当时人少事多，工作很紧张。我被任命到金寨当县长后，手头上的工作一时没人接，就走不了。后来可以走了，当地的反动武装很厉害，把我的马都打死了，我们和敌人战斗，又耽误了时间。结果，县城金家寨被我军其他部队攻下后，我没有及时到任，那边等不及，上级又任命了已经到达金家寨的南下干部当了县长，我就成了没有到任的金寨县县长。”杜老沉浸在回忆中。

“那您当时在什么地方呢？”我问。

“在吴家店。”杜老答道。

“我就出生在吴家店，没想到您还在我老家战斗过。”我惊喜地说。

“啊？你就是吴家店人！吴家店当时是个小街，不太长，还有不少草房，现在情况怎么样？”杜老興奋地问。

“吴家店的变化很大，街上早就没有草房了，现在基本上都是楼房了……”我介绍。

“我真想再去看一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接着，杜老又询问了金寨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生活状况、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说：“金寨是国家重点贫困县，建国后治理淮河修了两座水库，淹没了土地、移民，损失很大，有3个‘十万的说法。3个‘十万是怎么说的？”

我答道：“修建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金寨县淹没了10万亩良田、14万亩经济林，移民10万人，还淹没了金家寨、麻埠、流波[童]3个经济重镇。”

“金寨老区人民对国家的贡献很大！”杜老感慨道。接着，他拿起喝红酒的大酒杯对坐在身边的夫人说：“今天见到了我战斗过的地方的人，又了解了情况，特别高兴！应该喝点酒庆贺一下。”

杜老的夫人笑着说：“今天情况特殊，可以破例喝一点。”接着她伸手拿起喝白酒的小酒杯倒上了红葡萄酒。

杜老举起小酒杯，说：“我这个未到任的金寨县县长，祝金寨老区早日脱贫致富，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来，我们都干了。”

杜老对金寨老区的一往情深溢于言表。酒毕，我们又紧紧握手。时光飞逝，20多年过去，杜老当时的音容笑貌和交谈情景仍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杜润生是曾在金寨境内战斗而没有到任的金寨县县长。他在金寨的经历已被载入《金寨县革命史》《金寨县志》和《金家寨的记忆》等历史书籍。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是留给金寨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犹如一座不朽的红色丰碑，熠熠生辉，永励后人。

（责任编辑：章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