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噶丹·松赞林寺

站在中甸佛屏山巅上，噶丹·松赞林寺一览无余，在清晨淡淡的雾霭中，这座宏大的寺庙显得更加神秘威严。

率部进军中甸前，四十二师师长廖运周查看了相关资料，知道噶丹·松赞林寺属清朝皇帝和五世达赖所敕建的藏区十三林之一，是云南藏区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1674年，五世达赖奏请清朝康熙皇帝批准后亲自选址指导修建该寺，并赐寺名“噶丹·松赞林寺”。全寺依山势层叠而上，金碧辉煌、气派非凡，因其外观布局酷似布达拉宫，所以又有“小布达拉宫”之称。噶丹·松赞林寺建成后，成为本地区政教合一制度的最高机构。

1950年5月，部队刚进城，还没有安顿好，廖运周就找到新任中甸县县长孙致和，商量要去拜访噶丹·松赞林寺。拜访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表示对噶丹·松赞林寺的重视。噶丹·松赞林寺在当年红军长征过中甸时曾经提供了帮助，现在去拜访答谢也是应该的。二是工作需要。部队到了中甸，百废待举，如果得不到噶丹·松赞林寺的支持，工作将很难开展。稳定噶丹·松赞林寺是整个中甸得以安定的关键，也是当前统战工作的最主要问题。孙致和对廖运周的意见表示赞同，两人决定立即派人去噶丹·松赞林寺告知此事。

很快，寺里传回消息，欢迎他们到访。于是，廖运周、孙致和踏着当年贺龙走过的路，前往噶丹·松赞林寺。

抵达后，廖运周一行人被引入大寺会客室，掌寺的八大老僧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见面互相介绍后，廖运周说：“部队刚进城，我们特意来拜访各位僧侣，感谢噶丹·松赞林寺当年对红军的支援关爱。红军路经此地北上抗日，得到了大寺的全力支持与配合，开仓放粮接济红军，帮助红军渡过一段艰难岁月。红军走时寺里又派了两支骑兵队把部队护送出中甸，你们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贺龙总指挥送给你们的锦幛，部队没有忘记寺院对红军的恩情。”

当年红军离开中甸后，噶丹·松赞林寺把贺龙送的“兴盛番族”锦幛妥善地保管了起来。国民党当局听闻此事，多次前来查问。但寺里回应说，从来没有收到过共产党高级领导送的东西。由于噶丹·松赞林寺的巨大影响力，国民党政府也不敢随便进来搜查。这次解放军进城时，噶丹·松赞林寺的僧众带着保存完好的锦幛，和县城的群众一起吹响长号、焚起檀香、手举哈达，到南门外迎接解放军，这面锦幛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等廖运周说完，一名老僧接着说：“红军路经此地对寺院秋毫无犯，尊重我们的宗教政策，还派人给寺院站岗，红军将领贺龙还专门送来锦幛，我们资助红军粮食，红军也都付了钱，护送的骑兵回来也都给足了银两，这些年我们一直念念不忘。现在中甸解放，部队进驻，我们都发自内心拥护和欢迎。”他说完又叫人把那面锦幛拿了出来。虽然已经过去多年，锦幛仍被保护得完好无损。廖运周笑着说：“这面锦幛是红军和噶丹·松赞林寺患难与共友谊的见证。”

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交谈双方的距离好像一下子拉近了，陌生感也消除了，谈话也不再拘束了。于是，一名老僧问道：“上次红军到这里寺院里的一切都没有变，现在不知道部队进中甸后，寺里会不会有其他变化？”对于噶丹·松赞林寺来说，这无疑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廖运周端起酥油茶喝了一大口，他十分清楚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明白自己的回答对稳定人心的作用。他定了定神，说：“我们来就是给各位吃一颗定心丸。我们党的政策大家都清楚，是一贯的。当年贺龙总指挥就讲过，事实证明红军都是说话算数的。今天我们在这里郑重宣布，尊重宗教信仰政策，寺院的行政设施保持原来的制度不变。来之前我查看了寺院人数，现在有1225人，过去旧政府每年每人按7斗5升青稞供给，现在仍然这么供给，青稞一粒不少，过去供给的油、银、布、铁、纸仍然继续供给。现在寺院的枪支弹药是有点多，但这些枪支弹药只要不用来为非作歹，只是用来守护寺院，就仍然由寺院管理使用，政府概不收缴。”廖运周的话说完，八大老僧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随着会谈气氛的热烈，八大老僧对廖运周、孙致和说：“既然是朋友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们刚到，看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我们做的，别不好意思，尽管提出来，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尽量帮助你们。”

廖运周说：“今天来还真有事需你们帮助解决。部队刚到，带的粮食已经用完了，后方运送粮食到来还需几天，这几天部队就要断顿了，想请你们支援点粮食，等运来粮食后立即奉还。”八大老僧沉思了一会儿，说：“去年天气大旱，收成不好，收上的粮食比往年少，寺里粮食也不是很充裕。但既然你们开了口，这个忙要帮，明天就可以派人来取。”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天色不早了。廖运周站起来，说：“十几年前，红军经过此地贺龙总指挥送了贵寺一块锦幛，成就了一段佳话。今天我和孙县长也送一块匾表一下心意。”说完，陪同来的参谋王发强把一块书写着“民族友爱”字样的软匾递了过去。两个老僧站起来将软匾接了过去并连声表示感谢。

从噶丹·松赞林寺回来后，孙致和就投入繁忙的事务。一天，他正准备出门去办事，在县政府门口碰到了两个僧侣。两人正在门口同哨兵说着什么，见孙致和出来，其中一个僧侣说：“县长，我们来找你反映个事，哨兵不让进。”孙致和一听反映问题，马上把他们请了进去，问他们要反映什么事。

僧侣说：“反映部队的事。”

孙致和赶紧问道：“是不是部队有人违纪了？”

僧侣说：“部队没有任何人违纪。历朝历代军队向寺院借粮从来没有还的惯例，当初借粮给部队也没有想叫你们还，可没有想到昨天你们把粮食还回来了。”

原来，部队昨天刚运来一批粮食。孙致和与廖运周商量，把这批粮食先还给寺院，因为当初借粮时就说好了粮食一到就还。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信誉很重要。就这样，这一批粮食被直接送到了噶丹·松赞林寺的粮仓。

“是不是粮食不够？”孙致和问道。

“县长，不是。当初你们借的是青稞，但昨天你们还给我们的全是大米、小麦，而且还多给了我们很多，这样你们可就吃了大亏！这件事可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是来感谢你们的。”

听完了事情的原委，孙致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们为了部队慷慨解囊鼎力相助，部队有条件了多还点、还好一点也是应该的，你们不要放在心上。”

通过这件事，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与噶丹·松赞林寺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这支部队和红军一样

东旺是位于中甸中间地带的一个乡。部队刚到东旺，就发现这里的许多群众都贫病交加。四十二师政委张子明见村里许多人无钱治病，就让部队把携带的药品先给地方群众用。由于药效奇好，那些天许多老百姓都排队去找军医看病。

虽然战士们事前都知道东旺的群众生活贫苦，但在目睹这里的贫困情况之后，大家还是感到震惊不已——这里的居民大都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穿的不用说，甚至吃的都没有。张子明到了一户人家，只见房子四面透风，一个老人病在床上，盖的被子已经烂得快成了一块棉网；所谓的床是用树枝绑在一起，两边用石块支起来的；在三个石块上垒了一块瓦罐，就当作做饭用的锅。他掀开瓦罐，只见里面煮了些黑乎乎的东西，用木棍撬起一块尝了尝，苦涩中带有腥味，还有点馊味。张子明对同行的地方同志说：“这些东西不能吃了，再吃会吃坏身体的。”地方同志说：“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每年种的粮食刚够过冬天，春天夏天秋天就靠野菜了，你不让他吃，那他就得饿死。”

回来后，张子明找到廖运周，说：“这里的贫穷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廖运周这些天也一直在走村入户做群众工作，张子明说的情况他也深有感触。张子明又说：“当初红军经过这里，地方群众支援红军。我听说有这样一个故事：红军过富民时有两个伤员因负伤掉队，不幸被敌人抓住活埋。一个上山挖药的青年农民在树丛中看到了这一幕，十分愤恨，眼看两个战士被埋得只有头部露在地面了，十分担忧，可面对荷枪实弹的敌人也无能为力。熬到天黑敌人离去后，这个青年迅速赶过去，用挖药的小锄头将他们刨了出来，伸手一試，发现还有气，便趁着夜色，把这两个红军战士悄悄背回家中，用草药给他们认真治疗、调理。第二天，敌人发觉被活埋的红军不见了，又气又恨，就在乡里又是悬赏，又是搜查。这个青年知道一旦走漏了风声，不但红军战士救不了，自己一家和左邻右舍还要遭殃。于是趁着夜晚，把两个伤员转移到了森林中的山洞里安置，借上山挖药之机去给他们换药、送食物送饮水，直到二人伤病基本痊愈。两名红军战士急着要归队，他又备了干粮，送他们踏上了追赶红军的征程。当年这里的群众对红军有恩，现在他们有难，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我们要发救济粮，帮助大家渡过眼前的饥荒。”

廖运周立即同意张子明的意见，他说：“那就把前些日子运来的粮食直接分给群众。”前段时间部队粮食紧张，廖运周利用到昆明开会的时机向部队和地方领导求援，地方领导把准备运往别处的粮食拿出了一部分给了他们，刚刚才运到。于是，廖运周和张子明立即打电话给孙致和，告诉了他这件事。一听说部队要接济粮食给地方群众，孙致和放下电话就跑来了，说：“今天我回去就发个通报，明天叫大家到村里广场来领粮食。”

此后，部队连续3天在广场上按照各家的困难和人口情况发放救济粮，许多老百姓领到粮食后都激动得哭了。每家虽然分到的粮食不多，但都是雪中送炭的救命粮。因此，百姓们见人就说共产党好、解放军好，说这支部队和红军一样。于是，部队跟群众一下子亲密了许多，东旺的工作局面也一下打开了，这个效果是廖运周和张子明当初没有想到的。

1950年，迪庆全境获得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掀开了历史新篇章。（待续）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