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铭光

庄炎林出身于华侨世家。父亲庄希泉是著名爱国侨领，母亲余佩皋是南洋华侨女子教育的先驱。庄希泉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赴南洋新加坡为上海革命军政府募款，为民主革命贡献力量，曾因参加抗日民主运动入狱。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庄希泉夫妇退出了国民党，积极从事抗日工作，支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支持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庄希泉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侨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团结广大华侨、归侨、侨眷，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在反右派斗争和“文革”期间，他抵制“左”的错误，保护了一批归侨、侨眷干部。他为国为民奋斗一生，在98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庄炎林深受父母的影响，继承了他们的爱国思想和革命传统。“永爱中华，此志不渝！”是庄希泉给自己立下的誓言，也成为庄炎林的人生信条。

庄炎林，1921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童年在上海、厦门读书，后随父庄希泉侨居新加坡、马来西亚。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16岁的庄炎林义愤填膺，无法安心读书。他准备借道香港，北上延安，奔向抗日第一线。于是，去香港向正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父亲提出要求。庄希泉虽然舍不得，还是带领自己的独生子去找中共驻香港机构负责人连贯。连贯的支持，使庄炎林如愿以偿。此时，日军正准备进攻武汉，交通受封，一时无法成行。庄希泉让庄炎林先去广西桂林，待时机成熟，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奔赴延安。

1938年9月，庄炎林到了桂林，经中共广西地下党动员参加了广西抗日学生军。1939年底开始的昆仑关会战期间，他作为学生军参加战斗，在广西武鸣日寇占领区组织发动群众抗日，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学生军开赴前线行军途中，一次一发炮弹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爆炸，庄炎林当场被炸晕，他身后的一头水牛被炸得血肉横飞，他旁边的一位学生不幸遇难。在昆仑关战役中，中国军队消灭了日军一个旅团5000人，我们的军民牺牲了15000人。庄炎林是战争的幸存者。

1940年6月，地下党根据工作需要动员庄炎林回桂林复学，就读于桂林高中。他在该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高中毕业后，庄炎林被中共桂林市委安排到广西大学读书，先后任新生支部副书记、书记。他曾以英文写了一篇《孔二小姐与狗》，抨击国民党大官僚孔祥熙的女儿携狗乘飞机之事，轰动一时。

“七九事件”（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反共迫害活动）发生后，桂林的许多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庄炎林奉命撤离桂林隐蔽于融县，之后前往钟达县担任省工委政治交通联络员。

由于出了叛徒，广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失去同中共南方局的联系，经费十分困难，党员干部的生存条件恶劣。他得知党组织的困难后，向父亲庄希泉求助。他们父子将变卖家产所得钱款交给中共广西省工委，作为党组织的经费。24大箱的财物足足装了一艘机帆船。

省工委书记钱兴，希望庄炎林通过他父亲，寻找到同上级组织联系的途径。庄炎林在桂林见到父亲的好友，时任《广西日报》驻柳州办事处主任的张兆汉，经过相互了解接上关系。由张兆汉向上汇报，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使广西省工委同中共中央恢复了联系。

庄炎林任石桥特别支部书记时，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飞虎队的一架同日军作战的飞机被击中，两个受伤的飞行员跳伞后，被民兵发现送到石桥镇。庄炎林用英语同他们交谈，了解情况后，予以救护接待，报上级护送回飞虎队基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冬，成立中共桂林市工作委员会，庄炎林任书记。

1946年春夏间，广西省工委委派庄炎林前往上海、南京同党中央联系。庄炎林到南京梅园新村向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汇报后，钱瑛建议他留在上海工作。于是，庄炎林以华侨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活跃在上海。内战爆发后，他被党组织安排到《经济周报》工作，任责任编辑兼记者，实际上负责整个采编工作。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经济学界和工商界人士，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他参与组织上海工商经济青年联谊会，加强对进步青年的引导和教育。

庄炎林（右一）在上海与经济周报社同仁合影

為了迎接上海解放，庄炎林被调到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主持秘书处工作，负责出版机关报。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常在他家召开会议。常来参加会议的有以后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人民日报社长的钱李仁，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朱良等同志。

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名义，出版铅印周报《上海人民》报，刊登解放战争的信息和上海人民迎接解放的新闻，通过地下党组织在市民中散发。在白色恐怖下，出版了6期。庄炎林是主要负责人。

1959 年，庄炎林在建设中的古田溪水电站一级大坝前

1949年5月24日傍晚，上海即将解放，党组织接管了《申报》，利用该报印刷设备，恢复出版《上海人民》报。庄炎林和同志们一夜未睡，第二天，上海部分地区刚获得解放，《上海人民》报的《上海解放》号外版就出现在上海人民面前。26日、27日，报纸继续出版。28日，《解放日报》创刊，《上海人民》的采编入员转到解放日报社工作，庄炎林进解放日报负责要闻部编辑工作。

上海解放后，成立经济研究所，庄炎林被调去该所负责组织研究上海经济发展问题。福建即将解放，由于赴闽接管干部严重不足，华东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组建南下服务团，就地在上海动员知识青年南下福建。时任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鼎丞找庄炎林谈话，告知要调他回老家福建工作。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招收、组织一批上海知识青年组成南下服务团赴福建工作。

由庄炎林任招生办事处主任，招收了2500多名知识青年，组成赴福建南下服务团。张鼎丞亲任南下服务团团长，庄炎林任青年处处长。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途中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扫射，历经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省，南下服务团在9月25日全体到达福州，行程1100多公里。服务团团员们分赴八闽各地，成为福建省各行各业的骨干。据不完全统计，南下服务团成员中，约有三分之一最后成为县处级干部、上百人为地厅级干部，还有几位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

庄炎林在福建先后任青年团省委书记，省委文教部、宣传部副部长，兼任省体委副主任、省政府秘书长等职。他还被下放到重点侨乡晋江县主政挂职锻炼。

1958年8月，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亲自点将，调庄炎林任闽江水电工程局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在南平的省直属大型工矿企业党委书记和南平地委书记处书记。他边干边学，战斗在第一线。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古田溪水电站创造了新纪录，其中拦河大坝混凝土浇捣最大一次浇筑量、最大块石埋入率、每立方最省水电用量都打破了当时由加拿大、联邦德国、美国保持的世界纪录；大坝混凝土最大日浇筑量、最大月浇筑量、月块石平均埋入率、每台修钎机每分钟修好空心钢钎根次等指标，创全国同行业最高纪录；打通了一条当时全国最长的隧洞和全国最大的隧洞。水电站二期工程进展很快，1959年10月并网发电，为福建工业发展提供了主要能源，二、三、四级电站也相继动工。朱德、徐特立、谢觉哉、陈丕显都曾去参观、视察。

“文化大革命”中，庄炎林被说成是叶飞的“黑干将”，给他定的罪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遭遇折磨并被关在狭小的黑屋里，仍坚持锻炼身体。

1970年春，庄炎林被下放到闽北邵武县山区插队落户，接受劳动改造。他和农民一起出工，积极劳动，得到干部群众的赞扬，县委决定调他任吴家塘公社党委书记兼任吴家塘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后来，庄炎林被任命为中共晋江县委书记，在省级干部会议上，省委书记韩先楚表扬他能上能下，到哪里都能将工作做好。

对外经济联络部要派人去坦桑尼亚主持坦赞铁路修建工作，选中了庄炎林。1975年春，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坦桑尼亚经济代表，主持修筑坦赞铁路等几个援外项目。

1976年，庄炎林陪同坦桑尼亚总理卡瓦瓦参观坦赞铁路

坦赞铁路完成后，庄炎林回国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他回到对外经济联络部任办公厅主任。此后，任国家旅游总局副局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国旅行总社社长、中国侨联主席。

庄炎林积极投入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主动打开国门。对外开放需要引进资金、引进人才。中国的对外开放，从引进外资入手，引进外资是从引进外资建设旅游饭店为突破口的。随着改革开放，來华人员与日俱增。1978年，入境人员达180.9万人次，超过以往20年人数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32.4%。但当时北京仅有7家涉外饭店，达到接待标准的仅有1000张左右床位，而且基础设施，管理水平，服务态度，都同国外的星级宾馆，相距甚远。许多海外来客到了北京无处下榻，只能送到郊区或天津，甚至用飞机送到南京、上海等地住宿。邓小平强调：“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发展旅游业，为改革开放积累外汇”。大力改善投资环境，解决宾馆不足，水准太低的问题，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成功引进外资的当务之急。那时国家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财政状况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建旅游饭店。邓小平提出，利用外资修建，还说应多搞几个点。

建合资饭店是关系引进外资能否成功的第一场攻坚战。为了解决旅游住房紧张这个“拦路虎”，国务院成立了以谷牧、陈慕华、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廖承志点将刚任国家旅游总局副局长的庄炎林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负责具体工作。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因是新鲜事物，各方面的认识不一致，反对者很多。有人认为办饭店，搞旅游是赔本生意，赚不了钱。有人认为建合资饭店，同外国资本家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是阶级立场问题，让外国资本家建饭店简直就是卖国主义！廖承志、庄炎林顶住了压力，物色合作伙伴，开始了艰难的前期工作，一年内先后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侨商、外商进行接触、洽谈。

通过廖承志，庄炎林认识了美籍华人陈宣远。陈宣远早年从上海到美国定居，是建筑师，设计、建造过饭店，也是饭店管理者，在美国拥有建筑事务所和5家饭店。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愿为祖国贡献力量。当时，合资法尚未出台，双方议定：合资2000万美元建设建国饭店，其中中方占51%的股权，外方占49%的股权；双方合作10年，10年后外方将所拥有的股权赠给中方，中方完全拥有饭店。陈宣远从美国带来的律师提出了异议说，按照美国的法律，在国外投资白送是违法的，但可以由双方业主商定有价转让。庄炎林同陈宣远最终商定，饭店经营10年后，陈宣远的49%的股权，以1美元转给中方所有。这个合同对中方是十分有利的。中方出资的1000万美元，全部由国外银行提供低息贷款，实际上是“一美元买一个饭店”。

没想到庄炎林签发的国家旅游总局呈送国务院的报告，遭到一些反对。于是，谷牧提议召开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讨论是否建设建国饭店。参加会议的除国务院领导外，还有有关部委和北京市建委的领导。争论中有人算账说，还清银行的本息后，还差2万美元，为了国家利益，我们反对上马，如果你庄炎林硬要建饭店，你来还这2万美元。庄炎林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充分剖析建设建国饭店的利弊，说明办这个饭店的必要性、可能性及能为国家赢利的科学性、必然性。由于没有先例，不同的观点分歧较大，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没有作决定，只是将不同意见上报。

庄炎林起草的报告，在17位中央领导人中流转。邓小平看到国家旅游总局的报告后态度鲜明地表示，必须建造足够的上档次的旅游饭店。陈云、李先念等也力主上马开工。时任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表示同意。建造饭店虽获批准，施工过程又遭遇波折。饭店所选地址后面是某部的干部宿舍区，他们说盖饭店会挡掉阳光，不让盖。只能改变设计，降低房屋高度，确保干部宿舍的一层在冬至那天也能照到阳光。但破土动工后，有人又称“扰民”，影响风水。工地上白天竖起的篱笆，晚上就有人前来破坏，将其拆掉，使工程无法进行。虽经几次交涉也无用。廖承志听说后，建议庄炎林起草一份报告送中央。小平同志看完报告后，在上面批了两句话、11个字：“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才平息此事。

建国饭店建成开业后，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点名，将答谢宴定在这个饭店举行。各国驻华大使及各界人士纷纷前来，饭店声名大振。开业当年，就赢利150万元。仅用了四年多时间就连本带息还清了银行的全部贷款。10年后，建国饭店的利税相当于赚了7.8个饭店，通过盖饭店还学到了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20年时间，它的利润相当于当年投资的27倍。

建国饭店的建设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堪称中国旅游饭店建设的里程碑。建国饭店建设进行中，庄炎林被调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任副主任，并兼任中國旅行总社社长。在庄炎林筹建建国饭店的过程中，同时筹建另一个旅游饭店。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公布后，有“世界船王”之称的包玉刚，怀有强烈爱国心，很想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出力。他愿意出资1000万美元在北京盖一座旅游饭店。他只有一个要求，为了纪念他父亲，要求饭店以他的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庄炎林知道后十分高兴。但是，有人说：“饭店以资本家的名字命名，这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吗？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有人当面指责庄炎林说：“你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同志，应该知道，建国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拒绝外援，让资本家建饭店，你在搞什么名堂嘛？”邓小平知道此事后，亲自为兆龙饭店题名，以示支持。

1982年，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位于北京建国门外的建国饭店正式营业

兆龙饭店建设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阻力，同北京有关部门几经协商，才选到一块地，直到一年后，才举行赠款签字仪式。在签字仪式上，邓小平亲手收下了包玉刚递上的1000万美元的支票。他将支票交给庄炎林时，语重心长地说：“小庄，问题总算解决了，你们现在可以抓紧干了。”邓小平的话给了庄炎林信心。1985年10月，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破例出席饭店的剪彩仪式。

庄炎林还抓了一批旅游饭店建造。譬如南京著名的金陵饭店，金陵饭店为当时国内最高的饭店，高37层，首设国内的顶层旋转餐厅。筹建时因金陵饭店选址在棚户区，拆迁困难，意见难以一致，谈判困难。饭店投资方、南京籍新加坡华人陶欣伯急忙搬救兵，到北京请庄炎林帮助。庄炎林同陶欣伯一家同去南京。庄炎林请陶欣伯一家在市内参观旅游，自己去访问需要拆迁的贫困户，耐心做工作。通过做工作，棚户区的贫困户大多表示理解，同意拆迁。他向南京市建议，先盖好贫困户的安居房，谁先同意拆迁就让谁先挑新房，再想办法做个别钉子户的工作。随后，他打电话向正在上海开会的谷牧副总理汇报。谷牧会后率领国家计委主任等人，专程赶到南京，召集省、市领导开会，拍板将建造金陵饭店的事定下来。陶欣伯感动地对庄炎林说：“你要是不同我们一起去南京，金陵饭店就建不起来了。”

同样，北京长城饭店，香山饭店等一批当时中国最豪华的饭店能顺利建成都离不开庄炎林在背后所做的工作。饭店建成后，为了学习、了解国外的管理经验，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旅游总局、北京市旅游局，上海市旅游局等单位还组成考察队伍，由庄炎林带队前往欧美学习。

假日饭店是国际著名的旅游饭店集团。在假日饭店总部参观时，得知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他们连锁经营、管理的饭店达1700多家，有30多万个客房。经商谈，双方均有合作的意向。北京丽都假日饭店是中国第一家假日饭店，是中国第一家集客房、餐饮、公寓、商业楼、体育俱乐部、娱乐场所和国际学校、幼儿园于一体的设施完备的饭店。丽都假日饭店的投资者是新加坡华人罗新权。开始洽谈时，也有反对声。庄炎林获得授权后，顶住了压力，同外方商定，采用中外合作方式，中方出土地和市政配套，外方全额投资，营业利润按中方20%，外方80%分配，外方负责还本付息，合营15年后饭店归中方所有。正在饭店破土动工时，有人通过某报内参写匿名信，说：丽都饭店上当受骗损失严重；外方不出一分钱，中方损失几千万美元。可能有贪污腐败行为。有领导批示，建议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检查组前往彻查。胡耀邦批示：我认为首先查清事实是否如此。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那我们是干了一件大蠢事。干蠢事也不要紧，我们共产党就是在干蠢事中学乖的，但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要对干蠢事的人给予帮助，包括给予处分、撤职查办，也是帮助。如果干得对，还要给予鼓励、支持、重用。

中央决定组织由中顾委常委伍修权任总检查组组长，由政府部长，兵团级、军级干部，中央司局级干部和会计师、审计师几十名参加的检查组到丽都饭店审查。经过历时三个多月的检查，没有查出任何问题。这时，又有诬告信送到中央，别有用心地提出不仅要查中方的单据，还要查外方在国外进货的原始单据。原始单据是投资者的商业秘密。外方投资人罗新权受不了这样折腾，对庄炎林说，中国大陆的政策不稳定，不干了，我已经投资的1000万美元，算我捐给国家。庄炎林耐心地劝导罗新权，说动了他。在他的配合下，重达90多公斤的原始单据，从海外空运来，供检查组检查。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检查组宣布，对庄炎林的告状纯属子虚乌有，丽都饭店建设中，既不存在“上当受骗，损失严重”，也不存在“编造假账欺骗中央”，更不存在贪污受贿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批评了这起诬告事件。庄炎林在风雨中经受了考验。

邓小平接见包兆龙（前排左六）、包玉刚（前排右五）父子，前排右一为庄炎林

年幼时，庄炎林体弱多病。父亲庄希泉带他参加体育运动，使他的身体强壮起来。他终身坚持拿大顶、游泳、跑步、跳水、举哑铃、做气功等体育锻炼。1987年，他将铁人三项运动引进中国，发起在海南三亚举办全国首届“铁人三项马拉松”比赛，并以66岁高龄，用13个小时完成游泳2公里、骑自行车80公里、42.195公里的马拉松长跑，是跑完全程的年龄最大者，荣获“中国第一老铁人”称号。同年7月5日，他参加在北京怀柔举行的，有欧美、澳洲、日本及全国各地运动员参加的国际铁人三项马拉松比赛，坚持跑完了全程。他也爱好游泳、冬泳。曾在闽江顺流直下35公里，畅游了6个小时。63岁时在武汉横渡长江，67岁时用13小时10分横渡琼州海峡，近七旬时，在西藏拉萨河和海拔4680米的羊卓雍湖，跳入雪山融化的冰冷湖水中畅游。1983年3月初，他到新疆考察，在小天池拨开薄冰，在零下18摄氏度的水中，游了三圈。他到国外出差，只要有机会就游泳，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加勒比海、维多利亚湖，都曾留下他的身影。1984年8月，他出访菲律宾，在宿务市东面的大海里畅游了十几公里。1988年5月1日，举行首次横渡琼州海峡活动，庄炎林是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从雷州半岛徐闻县排尾角下水，在海口市白沙门上岸，行程直线30多公里，他以13小时10分的速度游完全程。他能在跳板和跳台跳水，年逾八旬还能在10米跳台跳出多种花样，是跳水项目二级运动员。87岁时在澳大利亚大堡礁打破外国人潜水最高年龄75岁的纪录。坚持健身强体，使庄炎林精力充沛地工作，并得以健康长寿，最终以98岁高龄走完传奇一生。

（责任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