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春雷

韩光是东北地区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和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者之一，曾担任过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后来以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身份，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军创建初期做政治工作，代理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转战南满和北满的广大地区，协助杨靖宇、赵尚志等同志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是东北抗日联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

韩光一贯重视东北党史与抗联史的工作。自1982年起，他相继担任中纪委专职书记、常务书记，同时受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简称“中征委”）的委托，兼任东北组组长，兼管东北地方党史和抗联史的史料征集、研究工作。1987年在主动退出一线、二线后，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东北地区党史和抗联史的研究、宣传工作。他在20多年时间里，曾多次主持或参加研讨东北党史和抗联史问题的重要会议，对东北地方党史工作倾注了大量精力，做了许多建设性工作。东北各地党史工作部门与党史界的很多同志们得到过他的关怀、鼓励、支持和教益。

韩光最初从事党史研究，不是源于工作之余的兴趣爱好。他在中纪委工作繁忙，还要不断接待来自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方面“很多同志的来访，各方访、反复访、多头访。每访，就得谈、写、修改记录，有时还得帮助校阅别人的访问记录”。他说，“我为此曾经有过苦恼，后来想通了。与其被动干，不如主动干。应付了事干，不如有计划干。事后补救干，不如从头干。思想一通，自己就自由了。前个时期不敢承担，现在已经是义不容辞了。”

1950年，韩光在东北向周总理汇报工作

韩光在接受中征委委托兼任东北组组长时说，当这个组长，我只能做到两条：一是学习，就是通过参加党史的资料征集工作，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并且向许多老同志学习；二是服务，就是为大家张罗张罗，做些联络、促进、协调的工作。要把东北党史的资料征集好、研究好、整理好，还是得靠中征委的指导，靠三省省委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靠老同志们的共同关心和党史战线上工作同志们的辛勤努力。我参加东北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有几靠：上面靠中征委；中间靠东北三省省委领导；下边靠大家齐心努力。

韓光为东北党史研究尤其是抗联史的研究、宣传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依据中央对党史工作的指导思想，结合东北地区的历史实际，对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提出了不少指导意见；他对东北党史和抗联斗争史问题作了一系列讲话，写了不少文章、信函、书评，出版了专题史料；加上他早期参加东北革命保存下来的档案文献，有关历史事件的回忆文章，以及对东北一些地方政治经济工作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写给党中央、中纪委等部门的建议函件和考察报告等，积累在一起有40万字。重读他的党史著作，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拳拳赤子之心，和他身上闪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光芒跃然纸上，让人感动并深受启发。

作为东北地区的老党员和抗联老战士，韩光没有把党史研究的视野局限在自己的家乡一域，而是站在了党中央和全局的高度上认真审视和看待东北的党史工作。1982年8月23日，在沈阳召开的东北三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韩光开始担任中征委东北组组长。他在会上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地讲道，虽然自1935年满洲省委撤销到1945年的10年中，东北地区各大城市党的工作失掉了省委的领导，遭到了很大破坏，但是党中央一贯关心东北人民解放斗争。为了驱逐日寇，收复失地，解放全东北，我们党领导下的一些部门和地区，做了多方面的努力。韩光结合亲身经历和深入研究，对这一历史事实涉及的部门和地区作出了清晰全面的阐述。

一是“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东总开始活动于1936—1937年，前期主要在北平、重庆等蒋管区活动，提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团结流亡关内的东北中上层人士、知识分子。后期，1939年以后，总部设在延安。二是设在延安的“东北工作委员会”（简称“延安东委”）。1939年由中央决定设立，任务是研究伪满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设法了解东北抗联各军活动情况，可能时打通联系。研究我党在伪满开辟建立工作的方法。三是设在晋察冀边区的“东北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委”）。1941年冬，中央为了迅速开展东北地区地下建党工作决定设立该委员会。东委机关设在毗邻东北的晋察冀，从延安和晋察冀抽调有条件去东北工作的干部，经过秘密训练后，派到东北。主要任务是在东北建党，重新建设党的组织。还要设法寻找东北抗联部队，发现过去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团员，并掌握他们的情况等。东委设领导小组，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程子华任组长，韩光是副组长之一并主持东委日常工作。东委于1942年7月在晋察冀开始办公，直到1945年8月，共派出数十名干部，进入长春、沈阳、哈尔滨、承德、营口、抚顺、阜新、辽南盘山、吉林、牡丹江、鸡西、鹤岗等地工作，在东北地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东委负责单独训练、秘密派遣和单线联系，并在北平、天津建立了两个秘密交通联络站。四是情报工作系统。五是山东胶东地区党组织。在1944年前后，向大连市、旅顺市派去相当数量的地下工作者。六是晋察冀边区。边区的几个区党委—冀西、冀晋、冀热辽、冀中等区党委，以及若干有条件做东北工作的地委和县委，均或设东委，或指定专人，负责东北工作。

上述部门、地区、方面，严格执行党的隐藏精干政策，深入日伪腹地，蓄积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此外，还有其他诸多系统按照中央的决定和方针，分头派干部去东北进行驱逐日军、收复失地的地下工作。

他强调，另有两种力量不容忽视：一是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二是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东北抗联的部队小部分先遣敌后，作侦察战；大部分则随同苏军进军。我八路军、新四军分别从热河、华北、山东，兼程进兵东北。这时，无论是抗战后期我党派去做地下工作的上述各方干部，或是在伪满时期日伪警宪特漏捕、漏杀的地下党员，都纷纷响应党中央进军东北的号召，就地与我党、我军接上关系，配合进行东北的战斗，加快东北的解放。

韩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纵观全局的宏大政治视野，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研究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东北地区进行解放斗爭的全面工作。经他系统总结出来的各个方面工作体系，如同翻开了一张波澜壮阔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全景图，生动地展现了党充分调动一切力量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信念，和党中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指挥艺术、高超政治智慧。

针对党史界一些同志对东北地区党组织创建活动存在的某些认识误区，韩光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在三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东北三省，特别是哈尔滨地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实践活动都是比较早的，同南方一些先进省份相比，不算晚。过去一般认为，东北地区比较落后，最近一个时期，接触了东北三省搞党史的同志提供的一些资料，才知道过去的认识不太对。”他结合学生时期就在黑龙江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对这一观点作出了进一步解释：由于东北与俄国毗邻，大体上在1918年、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巨浪东进、南下冲击到“中东路”，对哈尔滨及“中东路”沿线懂俄语的知识分子，首先发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很快北上，影响到东北一些大城市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他还通过认真思考，将1945年以前党在东北地区的活动进行分期，提出了著名的“四个时期”论断，提交1982年东北三省党史研究会议集体讨论，以理清大家在体系、思路、脉络方面的模糊认识。

一是1922年及以前，5年左右，是东北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期；二是1923—1927年，5年，东北地区党的活动主要在城市，在工人、知识分子中间。几个大城市和若干县镇有了党、团组织和党员，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满洲省委；三是1928—1935年，8年，东北地区党的活动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由工人转向农民，由地下活动转向武装斗争为主；四是1936—1945年8月，10年，由于满洲省委的撤销，这一时期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和组织系统，斗争进程非常复杂、曲折，大体是：从高潮到低潮，到准备再起，到配合进攻。

1985年7月，在辽宁丹东召开的中征委东北抗联历史问题暨三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韩光根据东北地区客观实际提出，东北党的活动历史有个明显特点：“就是从党组织的初建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是从1931年九一八就开始了），解放战争时期，直到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组织建制上和实际工作上，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他本人和很多老同志就曾经在各个历史时期分别在黑、吉、辽三省战斗工作过。而近几年的实践也说明，每年一度三省共同参加的党史工作会议，对于贯彻执行中征委的指导方针和提出任务，推动东北地区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工作的整体进展，研究解决某些具有共同性的重大党史专题，如满洲省委问题、东北抗联问题等等，都起了积极作用，并且每次都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果。在及时总结东北地区党史研究工作规律的基础上，韩光进一步建议，各省党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工作，应继续坚持互相联系、集体作战、分工协作的好习惯好作风，以避免重复劳动和史料、认识的局限，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东北三省省委与各地党史工作部门的辛勤努力下，在中征委和韩光连续十余年的关注推动下，东北地区广大党史工作者一心一意投入资料征集研究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丰富的成绩。特别是对于从20年代创建初期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这一时期的东北党组织活动史料，已经基本征集到手，并且进行了核实考证、专题整理和初步研究工作。韩光适时提出：根据中央关于编纂党史资料的指示精神，先把东北地区党组织在这一时期的史料整理编纂成书，以推动地方党史研究、促进党史宣传教育。建议得到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意和东北三省省委以及曾经在满洲省委工作过的领导同志的一致赞同。1994年，韩光主持编纂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组织的活动概述（1919年5月—1945年10月）》一书出版，总体上勾画、说明党早期在东北这个战略性地区活动的轮廓、历程，为东北党史留下了珍贵史料，为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

“东北大地处于一片黑暗之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便成为燃起革命斗争的火种，像一盏照亮人民心目的红灯，从未止熄过。”党在东北的工作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熊熊烈火，而研究东北党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工作重点难点、耀眼灼热之处在哪里？它的优先方向和主攻方向，应该在哪里？在1984年8月25日吉林长春召开的东北三省党史资料专题座谈会开幕会上，韩光提出，“东北党的历史，人民武装斗争史，现在看起来，贯穿全局、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抗联武装的斗争。如果把抗联斗争史写好了，东北三省解放前的主要党史资料就立起来了。当然，满洲省委早期的史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前一段主要是地下工作。进入武装斗争以后，才轰轰烈烈地真正把人民发动起来。所以，我们把东北抗联的史料立好，把史写好，东北地区前一段党史也就好搞了。”

1985年8月，韩光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座谈会，同与会的老同志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三省省委有关负责同志合影

在同年中征委召开的另一次东北党史工作会议上，韩光再次强调了这个论断的理论依据：“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是我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伟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是贯穿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始终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4天之内，党中央和满洲省委就连续发表宣言、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恶目的，谴责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号召东北人民和军队起来救国自救，自动抵抗日军进攻，组织东北地区的游击战争，还努力争取团结抗日救国军、义勇军、自卫军等民众抗日武装，逐步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的革命红旗始终不倒，坚持到最后胜利。它的历史功绩是不能低估、不能埋没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东北抗联的斗争，历来十分关怀和重视，并且给过重要的评价。”

1982年8月，东北三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召开，与会者合影。前排左三为韩光

为了引导党史界加深对抗联史是东北党史重要研究内容的科学认识，韩光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旁征博引作出宣传和阐释：早在1945年4月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东北三省的人民及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抗日义勇军，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虽然经过许多困难挫折，但是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50年代后期，东北三省已开始进行地方党史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60年代初，周恩来同志视察黑龙江时就曾经指出，东北三省应该从多方面很好地收集、研究和编写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东北局宣传部曾统一组织领导过这项工作，并且积累了满洲省委和东北抗联时期的一些重要資料；十年内乱使东北地区党史工作陷于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批准成立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三省随之建立了相应机构，重新恢复党史资料征集工作。

韩光呼吁，“我们认为，在东北地区以及全国，不仅要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主力部队的伟大历史功绩，还需要进一步宣传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4年之久的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悲壮的光荣事迹。正如中宣部原部长陆定一所说的那样：‘东北抗日联军的光荣事迹，我们宣传得太少了，全国人民也知道得太少了……不要让我们的子孙一无所知。否则，我们就愧对先烈，也无法向后人交代。要有更多的、更好的宣传东北抗日联军的措施出台，不仅向东北人民，而且要向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国人民宣传。’”

韩光强调，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给予了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从各个方面进行拨乱反正，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党史征集、研究机构，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开展党史工作，着手编写党的历史，并准备编辑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型的《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东北抗联史的编写工作，也在近几年的大好形势下重新提上了日程。一定要坚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健在抗联老同志的回忆支持，积极收集各种史料，认真核校订正事实，担负起应有的历史责任和义务，把东北抗联史这本书编写好。

1982年4月，韩光（前排左三）与东北抗联老同志在一起

在中征委和韩光以及东北党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1987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丛书，邓小平题写了书名。1991年，由东北地区协作，三省省委关心支持下编撰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一书，报送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7月1日，韩光与三省在抗联战斗过的退休省领导，一起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进一步宣传东北抗联英雄事迹》的报告，并提出支持拍摄一部史诗性大型影视片的集体倡议。

1935—1936年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给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发出过几份信件（史称“六三指示信及其补充信件”），即1935年6月3日，以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名义经吉东特委发给东北各地党组织的指示信（“六三指示信”），1935年11月和1936年3月，分别以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名义，发给珠河县党团组织及抗联第三军负责同志的两封信（“吉特信”和“中代信”），1936年10月发出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信（“新政策信”）。1937年以后，北满和吉东两地党组织、抗联部队中的领导同志之间，由于对“六三指示信”及其补充信件即上述“吉特信”“中代信”和“新政策信”等的认识不同而发生了争论。一种认为它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另一种认为“六三指示信”总的精神是右倾的。持不同看法的同志曾就争论问题多次交换意见以求一致，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得实现。上述不同看法长期遗留下来，有时还在有关东北抗日联军的回忆录、文章和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这种状况不利于全面正确地阐述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也不利于团结。有鉴于此，1985年初，中央批示同意了东北三省的请示报告，由冯文彬（中征委主任）、韩光两位同志共同主持召开系列东北抗联历史问题座谈会，来解决这一持续半个世纪的历史争论问题。

在北京和丹东召开的东北抗联历史问题座谈会及其他几次党史工作会议上，韩光均对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批示精神，加快推进解决这项工作作了细致、深入的思想动员。他说，一是大家都是搞党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研究党史要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党内历史上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不论是全局性的或者是局部的，都不宜久悬不决，否则不利于团结前进，甚至会留下后患。二是搞研究的要拿出研究成果，以至著书立说，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党史工作者，首先还要遵循中央的方针，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解决党内历史争议问题提供可靠的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拿出正确的见解，促使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这点，对搞党史研究以及史料征集工作的同志来讲，其作用和贡献，比起出几本书，发表几篇学术论文，可能还重要得多。三是对某些历史问题有不同认识，有争议，是难免的、正常的，恰好表明党史研究工作正在向深、精发展。有不同意见，是好事，不是坏事。有争论，便于比较，有比较，才容易把问题看准。四是我们党历来倡导理论要结合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对于有争议的问题，要搞清楚症结所在，研究一下究竟怎样评述，才能既合乎客观历史实际，又能使持不同看法的老同志能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大的原则上接近起来，达到一致，从而最终结束这种争议，不要留给后人。大家共同探讨、研究，怎样形成一个合乎客观历史实际的，有科学分析的、公正的说法。我们总不能让这些争议久悬不决地拖下去，让它在东北抗联的光辉历史上留下阴影，甚至影响到抗联光荣斗争的历史形象。这一定是健在的抗联老同志和有关的党史工作同志的共同愿望。

关于正确解决、妥善处理抗联历史争议问题的原则，韩光也在几次会议上提出了指导性工作建议：一是中央处理党的历史问题的基本精神和方针，充分体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关于起草这个决议的几次谈话之中。中央处理历史问题的基本精神，就是两点：第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第二，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二是1983年中央批转的《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也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基本方针。中征委把这个文件复印送给到会同志，大家应该重新学习。三是对待这样的问题，如果仅仅依靠个人的记忆或者评述就不行了，而需要我们掌握和运用中央精神和方针，集体来研究分析，达到一致的、确当的认识。因为，我们所要研究处理的问题，不是一般地征集、核订某些史料，也不是去追究个别事件或个别人物的是非功过，而是要谈论关于东北抗联历史全局性的问题。四是讨论问题时要注意：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衡量，以今天的思想水平去认识问题，绝不可停留在当时的水平上；从党的利益出发，捐除个人恩怨；全面了解事实经过和背景，充分占有史料；涉及“你是”或“我是”时，更要注意从团结愿望出发，心平气和，必要时可反复讨论，绝不可根据片面材料、局部材料，忙于作出结论。五是必须把还健在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东北抗联老同志聚集在一起，把抗联史的初稿，让这些亲自参加过战斗的老同志看一看，议一议，有利于弄清楚一些重要历史事实，也可以听听抗联老同志们的意见。

1983年9月，韩光在哈尔滨出席党史工作会议

他鼓励大家，只要我们坚持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导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全局上着眼，抗联历史上的某些争议是不难澄清、不难解决的。早日把东北抗联的斗争历史很好地整理出来，对抗联坚持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充分的、实事求是的、确当的评价，这是我们这些健在的老同志们身上肩负着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要给今人和后人留下一份能使他们正确了解东北抗联斗争的准确可靠的史册，也好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份重要教材。

1985年7月，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批示同意，冯文彬、韩光主持召开了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问题座谈会，会议在“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方针指导下，根据多年积累的史料反复研究和到会老同志的共同讨论，取得一致认识并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纪要》。1986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这份纪要，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转发全国省、军级以上单位，为最终结束这场发生在30年代中期、延续40来年的历史争论，编写一部着眼全局、实事求是、表述确当的抗联史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指导和参加东北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的数十年里，韩光和同志们一道致力解决党史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累了很多工作经验，对今天加强和改进党史研究工作仍具借鉴意义。

一是党史、军史资料征集和整理，都必须严格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进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既不能任意夸大，也不能任意贬低，不必有所回避，有所忌讳，而要如实地准确地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貌。此外，不仅要着眼于为中央编写党史提供急需资料，还要考虑到今后编写党史资料长编和党史资料丛书，以及编写地方党史的需要。

二是做好征集工作最要紧的是先把史料立准确。想把东北抗联史写好，首先要看史料征集得怎么样，史料立得准确不准确。在观点和指导思想上，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有各级党的组织领导，都比较好办，最要紧的是把史料立准确，史料准确了，那么有些问题的是非就比较容易分析判明了。

三是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首要是把题目出好、出准，要有一个总纲目。列出一个比较完备、比较系统的专题征集提纲，也就给东北党组织全盘活动画出一个概略的轮廓，便于从事征集、研究工作的同志和提供资料的同志掌握总体脉络。征集题目要尽可能搞得完备一些，能够反映出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活动的真实面貌，包括时代的背景、主要事件、主要人物、党的工作的各个侧面等等。因此，题目不怕多，就怕不准确或把应列的题目漏掉了。究竟哪个时期应该列出哪些题目，还应该增添哪些题目？题目的提法准确不准确、得当不得当？都需要认真审议，加以补充、订正、修改。这如同盖房子先得有设计、施工的图纸一样。

四是全面评价、兼顾各方。东北地区人民革命斗争和党的全部活动，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在漫长的岁月里，有地下党的活动，有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不同时期，有关各方又以不同名义派干部到东北进行工作。他们虽然因力量的大小、时间的长短、环境的优劣以及工作性质的区别而起的作用不同，但总合起来，才是党的全部活动。因此，征集史料工作，要顾到有关各方。忽略某方面的作用，夸大某方面的作用，都是不妥的。

五是研究东北党的历史，要突出党的领导作用，突出人民革命的作用，而不要突出个人。我们是研究党史，写党史，不是写个人奋斗史。寫党史，是写党的活动，党领导革命运动，领导各方面工作的情况。当然，个人在革命历史中的作用，也不能回避，是不能否认的。没有党员的活动，也就无所谓党史。但是，反映个人作用，必须服从革命利益、党的利益。要尊重史实，要摆得恰当，要估计得恰如其分。

六是出版党史著作一定要内外有别。党的史料，特别是牵涉关系比较复杂、问题比较重大的史料，它的整理和发表，都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公开发表尤其要十分慎重，决不允许不经党所授权的领导部门审查批准，不负责任地随便捅到公开报刊上去。书，一定要出。但必须内外有别。内部出版，主要应是史料。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迹情节、过程、背景，写清楚。一些不同意见、见解，可见于内部读物，以利交流、讨论，提高研究质量和工作水平。下述三者，不宜公开发表：一是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同志间团结的重大争议；二是影响民族团结或涉外关系的言论；三是党和国家从未发表过的机密。总之，无论内部出版或公开发行，都要注意质量，对干部，对青年人，对后代，富有教育意义。千万防止粗制滥造，增加思想混乱。

七是加强专题史料的征集、研究。立准立好专题史料，同编出整部党史一样，都是党史工作的科研成果，都是对党、对人民的实际贡献。一般可以或按事件、或按地区、或按时期、或按工作性质，拟定题目，作出全面规划，指定专人负责征集、研究。要在已经收集、整理的大量史实基础上，有重点地立准、立好专题党史资料。这些专题史料里面，可以包括在公开出版中不宜写、不宜展开的重大历史争议问题，某些特殊事件，以及某些涉及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问题，涉及对外关系问题，等等，都要下一番功夫把它们立准、立好。这项工作和准备公开出版的抗联斗争史，是相辅相成的。

1974年韩光（右三）与聂荣臻（右二）等合影

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是关系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百年大计，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肩负着艰巨光荣的任务。韩光在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序言中写道：“东北抗日联军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的历史，是东北地区历史上特有的大笔精神财富，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并多次强调，研究东北地区党史，一定要聚焦为现实服务，特别是要充分、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东北抗联艰苦奋战、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着眼于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大团结，教育和激励后人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无私奉献。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精神文明建设中一项重要工作。

（一）东北党史研究工作绝不能忽略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1980年日本审定教科书时将“侵略”淡化为“进出”“进入”大陆，并歪曲南京大屠杀和朝鲜三一运动的史实，1982年这种教科书公开出版，1986年再次发生教科书问题，中国政府均及时提出严正交涉。韩光在东北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活动中指出，日本文部省新修订的教科书，公然美化侵略中国，已广泛引起公愤。日本修改教科书，使我联想到，党的史料征集、研究工作，绝不能忽略日寇侵占东北、屠杀血洗我人民的罪恶行径。否则，我党领导人民对日进行的长期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就失去了根据。日本修改教科书提醒我们还要防止偷梁换柱、篡改历史。日本国内至今仍有以某些政界人物为代表的一股邪恶势力，妄图颠覆历史，可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是何等重要！何等迫切！何等复杂！

在韩光的建议和指导下，东北党史界全面加强了这方面问题的研究。1991年11月，辽宁省史学界和出版界推出的《九一八事变》丛书中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一书，集中以大量确凿的史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当局的罪恶策划及其实施的种种暴行，韩光在书评中对研究人员的斗争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与澄清已往历史上的是非，是为了牢记历史教训，着眼于中日人民携手前进的未来，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二）东北抗联史对党的抗日历史一定要正面、肯定地写。在1995年8月15日，韩光在大连市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大连解放50周年大会上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我国是受日本法西斯侵略最早、抗战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主战场，全国军民坚持长达8年（在东北则是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韩光多年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东北抗日联军是在我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组建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东北抗联将士们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凭借简陋装备与血肉之躯，在白山黑水间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周旋苦斗。经常震撼着哈尔滨、长春、沈阳三大中心城市，牵制了大量关东军，配合了关内抗战。敌寇不堪持续不断的腹背受击，哀叹东北抗联为“满洲治安之癌”。

东北抗联史要着重反映党领导东北人民艰苦卓绝、英勇斗争的史实，要充分赞颂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充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对我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方面要正面地写、肯定地写；对日寇和旧中国反动当局方面，是揭露地写、批判地写。只有这样写才是准确地反映历史上本质的、主导的方面。抗联各军，无论是地区、部队之间、同志之间，政治上、组织上是团结一致的，是领导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直到最后胜利的。这才是激励后人更加团结一心、奋发向上的基本历史事实。

（三）要大力弘揚东北抗战历史中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1990年10月，韩光为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辽宁省司法厅沈阳劳改分局编著的《铁窗丹心》一书作序。他认为，这是一本专题史料书。它所记述的是1927—1937年间，在东北地区反动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的13个监狱中，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们坚贞不屈的斗争史实。他们把敌人的监牢、法庭直到刑场当作自己的战场，同志间团结互助，宣传革命主张，坚定、机智、顽强地斗争不息，无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东北抗日联军始终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企盼接通暂被阻隔的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始终保持高昂的民族精神。它的英雄事迹，是东北地区历史上特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应该深入开展、利用，成为激励后人增强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信心的有益教材。

（四）运用党史资料教育好青年一代。1987年3月16日，在东北三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韩光对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加赞扬。他说，“哈工大党委把革命传统教育列为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收到很好的效果。”“同样，东北三省有些县委在开展基层整党中，指定县党史工作人员去作报告或编印党史资料，介绍当地党组织奋斗历程和先烈的英雄事迹，进行党性和党的传统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感到非常亲切，印象很深。他们说，昔日先烈为民族和社会解放流血，我们更应该为国家建设流汗。”韩光指出，这些情况表明，运用党史资料为现实服务会收到重要的社会效益。东北地区要继续注意研究和整理，当地党的活动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提供给各级党委新进入领导班子的同志，以便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历史状况，作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的参考与借鉴；要为各级党组织进行党的传统教育，加强党性教育以及职业道德建设提供有针对性的生动教材。

1989年12月，韩光在为《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所作的序中写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能够振奋人们精神，陶冶人们高尚情操，鼓舞人们积极向上的好歌曲，不能让那种格调低下、使人沉溺的靡靡之音腐蚀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心灵。“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他强调，要更进一步配合精神文明建设，搞好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韩光同志一生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与很多革命战友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赵一曼等多位同志写过不同形式的回忆文章传记，大力宣传东北党史人物的英雄事迹。他为共产主义理想，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以及党史事业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

（责任编辑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