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中　张岚　楚真　史进平　陈丽芬

1948年1月，中共中央为配合部队南下中原，开辟新区工作，从华北联合大学调集了90多名学生赴中央工委驻地西柏坡进行集中培训，称为“中组部南下干部训练班”。在西柏坡，他们聆听了刘少奇、朱德、彭真、陈毅、钱俊瑞、艾思奇等深入浅出的授课，实现了从知识分子到革命者的思想转变。笔者于2014年6月6日至6月8日赴武汉，对南下干部训练班的成员张岚（时90岁）、冉中（时88岁）、楚真（时84岁）进行了访问，获知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整理汇总，以飨读者。

1947年6月，参加蒋管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一批批学生，通过中共地下组织介绍来到束鹿县（现辛集）的华北联合大学。当时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是成仿吾，校训是“团结、前进、刻苦、坚定”，学校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老师们会从各方面去引导大家，结合实际自觉改造思想。

学员们在此的所见所闻和国统区大不相同，尤其部分同学还参加了土改，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上更是发生了转变，农村的生活对学员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为了使学员们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艺战线上的新思想和新成果，著名作家丁玲专门为学员们作了报告，以她刚杀青尚待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为例，讲了土改，特别强调人民的文学来自人民，考虑问题要有群众的观点。艾青讲课时，人们问他为什么姓艾，他解释说，就是在蒋介石蒋的草字头下打了个叉，意思就是要与蒋介石决裂。

经过五个月的学习，在学员们临近毕业的时候，中共中央派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专程到学校，与校长成仿吾商谈抽调部分学生到中央驻地参加集训，准备南下事宜。这一方面是当时配合部队南下的形势需要；另一方面中央也考虑使这些知识分子尽快得到锻炼，迅速成长起来。安子文走后，成仿吾交代要选一批优秀的、身体好的同学，到中组部接受短训，准备南下。一听去中央学习，之后到南方去开辟新区，大家都十分激动，同学们争先恐后写申请书，有的还写了血书，纷纷要求前往。经过慎重考虑，学校决定将政治学院的八、九、十班3个班90名学生调往中央组织部，因为这3个班都是从国统区转来的短训班学生，也马上要毕业了。

冉中保存的当年的听课笔记（左）和在华北联合大学的毕业证（右）

1948年1月11日，学员们从华北联大出发，从平汉铁路东跨越到路西，从平原进入山区，一路笑声，一路歌唱，经过6天行程，于17日近黄昏时来到了建屏县（现在的平山县）西柏坡。学员们的宿地选在距离西柏坡不到两公里的南庄村，这里是中组部的所在地。在此，培训班共有90多名学员，分为10个学习组，被称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南下干部训练班”。

培訓班的事宜由中组部具体负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主持，他的秘书莫燕忠协助做日常具体的教务工作，负责和同学们的联系，及时收集学员们的学习情况和思想动态。安子文经常听取各学习小组汇报，目的是让中央领导同志讲课时能联系实际，讲得更加有的放矢，生动活泼，渗透进同学们心扉。莫燕忠回忆，当时，尽管中央领导同志日理万机，但是不论请谁讲课，都是有求必应，工作再忙，都是要讲几次就讲几次。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也常到学员驻地看望大家并解决实际问题，可见中央对培训班的重视。

1948年1月29日，刘少奇来到南庄村，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作了《我们的目的和任务》的动员报告。这是学员们第一次见到少奇同志，之前读到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次能当面聆听教导，心情十分激动。

少奇同志很严肃，但又和蔼地说：你们要到中原新区去工作，那是很艰苦的，牺牲过许多同志，你们到那里去，要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决心。接着，他指出，你们这些学生已经入伍了，参加了“一斤半团体”（一个兵一年要消耗十五石小米），就是公家的人了。既然加入了这个团体，就要对人民的事业起更积极的作用，不能起消极的作用。加入这个团体，就要永远干下去，一直干到老、干到死！参加这个团体不是好玩的，要躺在床上好好想一想。革命不是开玩笑，而是残酷的斗争。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需要大家准备好艰苦奋斗的精神，对前进中的艰难险阻要永远经得起考验，及至牺牲生命。

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

少奇同志还特别提醒大家，要经得起这个团体内部（党内）斗争的考验。他说，有些同志往往因为党内斗争而灰心，是因为没有这种精神准备。得到正确的批评，能够虚心接受，受到不正确的批评甚至打击，也不要悲观失望，不要性急，需要忍受打击。要作出适当的处理须经过许多步骤，或者说作适当酝酿才能做到。要相信真理和正义终究要战胜一切的。要坚决站在人民的一边，在任何逆境中不能动摇。革命队伍是团结的。要以党的态度而进行斗争，不是为了分裂、为了破坏团结而进行党内斗争。内部斗争，要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斗争。特别是在环境困难的时候，不要说闲话、怪话，要讲团结的话、鼓励的话。

刘少奇还十分重视共产党员廉洁奉公问题。他说，将来革命胜利了，自己的工作成功了，地位名誉都有了，人民信仰你了，那时头也许会发晕的，千万不能踏在人民的头上，要同人民做朋友，因为你为他们做了好事，人民亲自把你举在头上，这样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官僚主义。因为我们的工作好，党和政府又给我们更大的责任、更大的领导权，就更有可能促使某些人贪污腐化。在这个时候才能考验我们，廉洁不廉洁，犯不犯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总之将来胜利了要遇到许多好事，这是一种好的考验。这是和战场上、刑场上和党内受打击的考验比较而言的。

2月29日学员们南下中原，临行前，少奇同志再次给培训班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大家的学习成果之后，针对大家急于走上工作岗位“大显身手”的想法说：听说你们有很大的热情，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第一，不要犯急性病。你们有很大的热情，急于求成就容易犯急性病，结果表不了功反而表过，不能受奖励反而受批评，为人民没有谋到利益反而使人民受了损害。应当以老老实实向人民负责的态度去做工作。做事情要十分谨慎，不要把事情做坏了。第二，要求再提高一步，工作中对人民有点帮助。第三，再要求自己对人民帮助更多点。大家应该按照这样的顺序和态度去做工作，就可以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地提高。不至于一上来就犯急性病、碰钉子，使自己的情绪一步一步地落下去。

接着少奇同志讲了工作中又一个重要问题：争上游与谨慎从事相结合。做工作要以客觀情况、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态度和进程。工作节奏是快是慢，要按照历史的发展而定，尤其是需要快的时候，更要采取特别慎重的态度，千万不要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要注意绕过一切暗礁，该快时要快，该慢时要慢。一个工作进程有很多阶段，要正视它的关键，该放弃一些的时候就放弃一些，该抓紧一些的时候就抓紧一些，要有适当的轻重缓急的处理方法。

1948年1月30日，大家仰慕已久的朱德总司令来到培训班。总司令那天身穿灰色土布棉军装，头戴棉军帽，脚穿棉布鞋，微黑透红的面庞，浓密微翘的眉毛，加上若干条纵横有致的皱纹，神态威武中透着慈祥。他抿嘴微笑着，频频向同学们招手致意，并打手势请热情欢迎他的学员们坐下。他在讲桌后面的方凳上落座，戴上老花镜，开始给大家讲课。

朱德这次讲课的内容是向大家介绍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他首先指出，宣言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所宣布的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实际上就是我党的最低政治纲领，它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集中了中国人民意志。

接着，朱总司令就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给大家讲解，强调指出，我党的统一战线是很广泛的，必须联合被美蒋压迫的一切阶级，组成民族联合统一战线，大家一齐起来革命，方能成功。而在工作中，只有学会自己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有永久的幸福、快乐。要做到在革命工作中，丢掉自己的自私思想，一心一意进行革命事业。

朱德也特别谈了廉洁政治的问题。他指出，在当前社会里，腐化贪污的政治，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带来的，到了民国此风愈演愈烈。那些贪官污吏都是享受中国人民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反而破产，甚至饥饿而死，所以宣言对建立廉洁政治是最注重的。

针对宣言中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问题，朱老总说道，民国以来公私不分，公家是他的，他的更是他的，有了钱更要做官，做了官更要捞钱，这就是刮人民的血汗起家的官僚资本。所以将来通过革命战争推倒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后，就要建立廉洁的政府。大家要站在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立场上，不要想升官发财，要一切为了人民，才能搞好革命。

朱德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右为毛泽东

2月19日，朱德第二次来到训练班，专门解答学员们提出的问题。那天朱老总坐在讲桌中间，莫燕忠坐在一旁，要大家自由提问。当时，气氛非常活跃，朱老总面带笑容巡视全场，等待大家提问题。一会儿工夫，纸条一个个传递到讲桌上，莫燕忠把各种问题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然后交给朱老总。大家提出的问题包罗万象，有国际形势问题，有国内形势问题，有军事斗争问题，也有土地改革问题。例如“解放战争再打下去，美国会不会出兵，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真要捉到了，怎么处理他？”……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包括一些有些幼稚的问题，朱老总都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在此革命高潮到来之际，大家都在思考着一些热点问题：在未来的年代里，知识分子所处的阶级地位是怎样的？朱老总用非常简洁的话作出了论断：将来的时代是谁的时代呢？是工人阶级的时代，将来的知识分子是劳心的工人。有人还直率地说，我们同学中人人都有个人英雄主义，请问总司令，你是否也有这种思想？总司令态度和蔼地把这个问题说开了。他说，要把革命搞好，谁都有这个愿望，是不是能搞好？能。但是我们领导打仗的也是一个兵，如果打了胜仗都把账记在自己身上，算什么呢？自己应该惭愧，因为不都是你干的。工作时只要好好做，就可能成为英雄。但不要骄傲，不要想自己了不起，主观想做英雄做不成，要努力地为人民服务，虚心地向人民学习。

1948年2月2日，彭真在南庄的祠堂给大家讲课。那天晚上，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凛冽的寒风吹打着陈旧的门窗。一盏汽灯挂在屋梁上，把满屋照得通亮。学员们围坐在彭真四周，有坐矮板凳的，有坐草垫子的，室内充满热烈活跃的气氛。

彭真首先表示了对各位学员的欢迎，说：你们经过在蒋管区五二〇学生运动的洗礼，顺应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怀着满腔革命热情来到解放区，愿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党和人民热烈欢迎你们。这条路你们走对了，怎么走好呢？第一，就是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如果理论脱离了实际，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飘飘忽忽，不着边际，免不了要从空中坠落。第二，就是要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如果不能同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工农群众相结合，就会像墙头上的芦苇，缺乏牢固的根基，就会东摇西晃随风倒，脚跟站不稳。不能没有要义，要从“地”里长出来，“地”—就是工农群众。他们既是“生产的主力军，又是革命的主力军”。为了阐明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和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彭真总结中国青年运动及知识分子发展的历史经验时说：“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开花结果的是‘两结合’好的少数几个，都是后来中国共产党创立时的领导骨干；五卅运动中和工人、农民结合的，大部分结了果；一二九运动青年知识分子中留的干部最多，因为一二九以后七七抗战开始，大批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起来了。这次五二〇运动规模更大，同工农群众结合的条件更多、更有利，一定会产生更多的知识分子骨干。”

彭真

彭真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启发教育大家：1923年至1925年，我做工人运动三年，开始根本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彼此不能互相了解，我还觉得很得意；后来，一个真正工人出身的同志，来了五天就了解到很多我所了解不到的事，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不能做到理念与实际相结合，不能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开的是荒花，光开花不结果。现在全国已进入革命高潮，期望你们南下中原以后，要很好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同那里的廣大工农群众紧密结合起来，那就像孙悟空落了地一样，它本来就很厉害，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大闹天宫，落了地就更有根基，本领就更大了。

针对来自国统区的训练班成员看问题简单，容易片面的问题，彭真说，有些人把解放区美化了，理想化了，认为一切都好；还有一些人不理解为什么解放区也有贪污腐化的，大家应该客观辩证地看问题。实际上，在蒋管区里黑暗的、腐败的东西，解放区也有，但是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在他们那里是主要的、大量的，在我们这里是次要的、少量的；二是，在他们那里是上行下效，不加治理，在我们这里人人反对，严加惩治；三是，在他们那里是发展得愈演愈烈。在我们这里是防微杜渐，越来越少。总之，从总体上看蒋管区是黑暗的、反人民的，是反动的；解放区是光明的、是为人民的，是进步的。事实上，解放区也有黑暗的一面，要逐渐克服，在克服缺点中前进。共产党人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也包括对自己的错误和缺点的态度如何。现在我们要公开党，就是要把党员置于广大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同时党内要经常开展自我批评，承认我们有黑暗的一面，是为了逐步地克服它，我们是坚决相信解放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据地。

1948年2月5日，中共建屏县委书记、县土改工作组组长钱俊瑞到南庄村给训练班讲课，他以《我的思想改造过程》剖析自己的心路历程，说明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一生的思想经历，也有一个由必然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要通过许多的触发点和转折点才能完成，以此来启迪大家。

钱俊瑞以自身经历说道：我的家在无锡鱼米之乡，由贫农上升为中农。师范毕业时正逢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对穷人很同情。当时求学的结果，一方面增加了不少书本知识；另一方面看问题很抽象，不愿意也不习惯对问题作具体分析。后来从事教育救国，教小学、教中学，又参加了中央大学办的民众教育学院（专门教工人的），在大工厂里办了教育试验区，是受陶行知的影响。

到1929年夏季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组织的下乡调查，为此要先学社会主义，才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到农村一边调查研究农村经济，一边又在攻读《资本论》，还向德国人学德文版的《资本论》，这时期确认了共产主义，有了明确的理想，但读书多了，不自觉地又沾染上了教条主义，只信仰共产主义，只想做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不愿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想等出了名之后再加入共产党。到了1931年要求参加共产党。那时王明的极左路线盛行，地下党组织要求在白色恐怖下，在上海大街上写革命标语，我拒绝了。后来参加了左联的文艺活动，看到丁玲、田汉被捕，仍然坚定，思想才转变了，也成熟了，坚决要求参加共产党。

在自己入党后，旧社会带给知识分子的一些残余的坏思想总要在一定条件和气候下作祟。1936年，受党指派，我去法国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这次活动中，没同领导商量，就冒着生命危险，独自参加了去运军火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这是一次违反组织原则的行为。

1940年7月，我到部队去工作，自然感到很痛快，但又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党组织生活过得很严格，支部书记是我的学生，学生管老师，也不舒服。但看到在新四军里有很多同志才由大后方来的，虽然没有经验，逢到皖南事变，他们都奋不顾身、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真正教育了我，知道了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老百姓也深深教育了我，他们衷心拥护共产党。当时，我们在一起的五个人，五天五夜没吃饭，群众吃尽苦头帮助我们，终于使我们脱险。让我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是鱼，老百姓是水，鱼逢水就活了。

皖南事变后，在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期间，1942年、1943年整风时，给我整出了个人英雄主义。追究思想根源是这样的：上学时经常考第一，走上社会又很快出了头，自以为了不起。这些都是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的坏思想。比如1946年发生四三事件，在北平我创办的《解放三日刊》遭封闭、我工作人员被拘捕时，在长安大街我们大骂国民党、高唱《国际歌》，我觉得很满意，有些洋洋自得，便是一次个人英雄主义的再现。还有教条主义，思想不活跃，教条主义较重。在工作中只考虑照上级指示解决问题，不是和实际相结合，不愿到群众中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眼下，我来建屏搞土改工作，是经自己申请上级批准的，干得很带劲，就是想克服空洞的教条主义的表现，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理论研究工作和所从事的实际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我认识到由非无产阶级思想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改造过程。首先就是要下定决心与广大劳动群众结合，千万不可脱离老百姓，永远要当好人民的公仆、老百姓的长工。真的接近、贴心老百姓了，思想上才会有飞跃的进步。第二就是要参加实际斗争，做到密切联系实际。这样才懂得我们共产党的伟大，坚定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事业不惜牺牲的精神。第三是要经常严肃地作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来医治我们思想上随时出现的各种毛病。勇于暴露自己的短点，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始是痛苦的，其结果则是痛快的。

最后，钱俊瑞说：真正好的布尔什维克，是善于利用自己的错误教育自己、教育全体党员的。我愿将自己思想改造中的一点体会贡献给大家，以求共勉。

2月24日，钱俊瑞再一次来到培训班，和大家交流漫谈农村工作。因为大家要南下到新区去，所以他就下乡工作的环境、对象和具体工作谈了很多。他结合土改，提出明确的政策，加上好的方式方法，才能做到土改的成功。知识分子在工作上要避免形式逻辑，满足贫雇农与团结中农要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要偏重于任何一边。农村环境决定了农民的特点，一是分散的，生产上没有组织，而作为领导人，要帮助农民克服生产中的散漫性，培养他们的集体性；二是迟缓的，觉悟程度相对较差；三是缺乏文化的，如让他们了解一个问题相对困难。那我们知识分子在工作中，用一大套名词给他们讲毫无用处。我们要决心学习地方话，更要了解农民的心理。当然，从农民的劳动方面来说，他是唯物的、实在的，老实朴素不空谈的，没有幻想，他跟着自然的运动而遵循规律，绝不干超过规律的事情。而我们知识分子则相反，常常有不合乎实际的想法，思想越过了物质条件，唯心论了，空想了。所以我们不要从抽象的理论做事情，而要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办事情。

谈及如何在农村工作，钱俊瑞指出，一要着重调查研究，了解真实的情况；二是掌握政策，要有策略有步骤地处理问题，做到对症下药；三是要建立队伍，培养干部，做到队伍强大，“大”是广泛的意思，“强”是精悍的意思；四是要广泛召开群众代表会，这是解决问题、工作与教育群众、培养干部的优良机构，是群众路线的最好具体形式。

最后，钱俊瑞特别强调，在工作中，一切要通过群众，但千万不要放弃领导群众，做群众的尾巴。

1948年2月16日，大家慕名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来到培训班，给大家讲哲学课—《辩证唯物论基本的概念》。这些从国统区来的青年学生都久闻艾思奇大名，并听说或读过他的名著《大众哲学》，非常崇拜他，所以有的在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改名时要带一个“哲”字，有兄妹俩干脆改名为“艾思由”“艾思迪”的。

艾思奇在来训练班讲话之前，便听到了学员们对他仰慕的议论，所以在开讲时先提到了自己写的东西。他说：我不过只是学着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对社会生活中某些实际问题，想作些有益的分析探讨，至于它正确与否，是不是符合真理，都有待经过实际检验之后才去证实。

接着，他简明扼要地向学员们讲解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思想方法，应用这门科学知识，来指导大家的思想趋于正确的研究问题。它最根本的好处是什么？就是睁着眼睛走路。唯心论的思想方法就是闭着眼睛走路，是盲目的思想方法。现在世界上的反动阶级都宣传唯心论。我们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相反，我们讲实事求是，不凭主观想象办事。

接着，艾思奇讲解了调查研究，避免唯心论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讲实践性，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就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坚持辩证法唯物论，最重要的是坚持搞好调查研究。例如，去年的学生运动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就是经过反复的斗争实践和反复的调查研究，才提出的更完整、更准确的口号。因此它是唯物论的，是有生命力的。如果不调查，提出不符合实际的口号，运动就不会健康的发展。不管搞什么工作，不做好周密的调查研究，不按照实际情况去做，就要变成唯心论。结果即使本领再大的人一旦抛弃了唯物论，就会陷进唯心论的泥沼，办事情、干事业没有不失败的。

针对知识青年容易使知与行脱节的弱点，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看你说得好，而是看你做得好。真正的唯物论者，是靠实践来证明；唯心论者，是靠空洞的说教来证明。靠主观臆断办事，必然要坏事。产生主观主义的原因，从思想上来说，是看问题的片面性；从社会方面来说，与阶级性有关。学生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眼光短浅，看不到大的方面—广大的群众利益。它能反对大资产阶级，但是它自私、脱离群众大多数，就容易看问题片面，忽视全面，必然容易犯主观主义。同学们体会，闭着眼睛走路的人，正是由于片面性和自私性蒙蔽了眼睛，使自己看不清前进的道路。这“两性”就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克服掉的。

所以大家要到群众中去，经常反省自己，向群众低头，克服自己的错误弱点。在工作中，让自己至少有半年的时间同老百姓住在一起，你会体会到老百姓纯洁的感情，建立起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克服个人主义，能够做老百姓的牛，就能够成为群众的领袖。

1948年2月28日，到西柏坡参加中央工委会议的陈毅来到中组部培训班，以“欢迎大家南下中原”为题，为学员们作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报告。他讲话的英姿风采，音容笑貌，豪爽风趣的谈吐依然清晰印在大家的脑海。

一开始，陈毅便热情、幽默地说：我既是来欢送你们，又是欢迎你们！主要还是欢迎你们。我刚从中原前线来，那边很需要干部去开辟新区，稳定新区，我热烈欢迎你们南下中原，驰骋于江、淮、河、汉广大中原、华东地区，为开辟中原新区、稳定中原新区作出贡献。

陈毅在分析中原形势时，指出中原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取中原者，可以得天下。中原地区已为我人民解放军所有，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所以，你们要有参加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还必须要有英勇顽强的斗志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说到这里，陈毅坦诚地用自己在南方坚持三年严酷游击战争的经历教育学员们。在“梅岭事件”中，陈毅同志“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这就是那气壮山河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陈毅在西柏坡时期

接着，陈毅谈了南下后如何动员群众的问题。他指出，劳动的群众就是“上帝”，因为他们创造了一切。所以我们要坚决地依靠群众，有牺牲的决心，有武装斗争的决心，准备吃苦耐劳。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要学会本地语，穿起老百姓的衣服，要完全老百姓化，不要让他看成上级，看成客待，要溶解在他们之中，不分彼此，无话不说，做到和群众真正结合了，什么工作都好办了。如果真正组织起了老百姓，那比我们的军队还要力量大，才扎下了根儿。

1948年3月，培训班学员们要准备南下中原了，中组部发给学员们每人一套新书。这套解放区刚出版的书籍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整顿三风文献》；刘少奇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还有中译本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些都是大家极为需要的精神食粮。

3月3日，培训班的学员们从南庄村出发，经过20天的行军，到达黄河北岸濮阳地区，编进陈毅兼任校长的华东野战军随营干部学校的建制，集训学习。这里集结了党、政、军、文及从事群众工作的各类干部1.2万多人，是准备随军南下开辟新区中原的一个庞大的工作队。依据校长陈毅的命令，这些学生干部队被编作独立十三中队，直属学校领导。

6月，随着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新解放区持续扩大，大家被分配工作了。第一批，调到华东野战军，随陈粟大军而去。有的去了华野特种兵部队，拥有当时最现代化的装备；有的去了野政文工团。第二批，调到陕南地区，随陳赓兵团而去。这批为数不多，大都是搞政治或群众工作。第三批，调到江汉地区，随刘邓大军而去。这是最后一批，大多数搞新闻工作和宣传工作。

中组部南下干部训练班不到百人的学生队，从蒋管区里的“第二条战线”转移到“第一条战线”上来，从时间上讲大约十个月，这十个月是“难忘的十个月”，“历史转折中的十个月”，而西柏坡的日子，更是深深留在记忆中，所以学员们都把西柏坡称为自己生命的第二故乡。

（责任编辑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