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振球

改革开放初期，江门是广东的老牌工业重镇，拥有一批大中型国营企业，有着厚实的工业积累和沉淀。1983年，江门从佛山地区分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地级市，下辖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变成了市管县的体制。1984年，江门被列入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改革步伐加快。

我上任江门市委副书记后，做了调查研究，了解到的情况是行政管理体制对企业束缚很多，特别是涉及技术改造及扩建等基本建设的时候，都要报到上一级行政部门去审批，手续非常烦琐，一个项目前前后后几十道手续。我们意识到要增强企业活力，需要给企业投资经营各方面的自主权。我就跟市委主要领导商量，对国有企业率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机构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干预。当时提出来一个叫“室局减半”的方案，把工业主管部门的几个行政管理局以及行政性的公司全部撤销，一部分成立行业办公室并到经委，从一个几十个人的局变成一个几个人的行业办公室，不再办理各种审批手续，转变为为企业提供全国的市场信息、行业规划，从宏观上对企业进行指导；另外一部分自己办企业，变成为企业服务的第三产业，就是现在讲的生产服务性的第三产业。比如物资相关产业，当时全国整个物资分配行业还属于两种体制，一部分已经放开，一部分还是计划的。一些由工业主管部门转变过来的生产服务性企业就为他们原来行业里面的企业找材料、搞销售，有时组织企业参加全国一些展销会等等，为企业打开市场服务。这次改革在1984年5月份开始酝酿，到1985年初全面推开，全市12个工业主管部门和行业性公司全部撤销，只剩一个市经委。这次改革在全国比较轰动，应该说江门是最早一批实行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地方。

江门进行机构改革以后，企业有了更大的活力，可以根据市场需要来组织自己的发展规划，有项目就自己找银行商谈，根据经济规律去寻求贷款，企业自身发展活力有了很大提高。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说“江门这样搞，都乱套了。中央都没改，你们改了”。1985年下半年，国家体改委派了试点司的司长周少华同志，带了三四个人下来调研，调研以后觉得“这样的做法好，中央机关也应该慢慢走上这个路，但是那个阻力很大，我们回去考虑在全国先找一批城市先来试”。1986年，国家体改委在江门召开了全国中等城市改革座谈会。国家改革试点城市江苏常州、安徽马鞍山、厦门、吉林延边等16个城市都派了人来江门开座谈会。后来这16个城市改革进展情况不完全一致，有的地方回去以后还是觉得阻力很大，怕改了以后跟上面脱钩，就不敢改，也有真正改起来的。

改革进行中，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在资源分配权过于集中的情况下，上下不对口，确实会带来些问题，最关键的是，企业活力迸发出来以后，你上的项目、要干的事情，是不是符合市场需要，是不是真正在市场竞争中有优势，如果有优势，即使企业没有与行政部门挂钩，但是经过努力也不是不能够解决。

改革开放之初，江门是一个有一定机械工业基础的轻工业城市。图为江门无线电三厂

以江门金羚洗衣机厂为例，当时洗衣机只能由全国定点的几个厂生产，不是定点厂就不准生产。金羚洗衣机厂在全国比较早地从日本引进了全自动洗衣机样机，进行仿制生产，但是因为洗衣机属于一轻行业的，而金羚洗衣机厂是二轻行业的，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老定不上点。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不能纳入定点关系到企业的命运，所有原材料，特别是塑料、钢板这些都要靠轻工部分配，不纳入定点，就没有这个生产计划。我就带着厂长到北京，找到当时的轻工部部长杨波，他跟我们解释说，年产要20万台、要盈利多少才能纳入轻工部的定点。金羚洗衣机厂当时生产技术先进，效率也高，虽然年产不到10万台，但是它有利润。我就和杨波部长说：“不能一刀切，一定要20万台年产才能够定点。我们一台全自动洗衣机的生产复杂程度，价格是普通洗衣机的几倍，虽然产量还不到10万台，但它有效益，利润好，老百姓需要。这个定点条件不完全合理，不应完全按产品规模来，关键要看有没有发展前途，是不是盈利。”杨波部长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后来经过努力，金羚洗衣机厂被纳入了定点。

江门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五县商场，是第一个搞来料加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通过日本的三水和三洋公司的来料加工，生产“三洋”牌音响、“三水”牌落地柜式组合音响，产品畅销全国，每年销量都是几倍几倍地增长。江门当时还有个甘蔗化工厂，原先由一个糖厂、一个纸厂合并发展起来，是对甘蔗进行综合利用的企业，周恩来总理1959年曾经考察过这个厂并给它题词叫“江门甘蔗化工厂”。这个厂后来除了产糖，还产20多种副产品，包括生活日用品等，廢糖用来做酒精，甘蔗渣用来造纸，整个原料全部综合利用起来，“吃光用尽”。

江门甘蔗化工厂旧照

在这些企业中，我们试点了“联销联利工资总额浮动”改革，这个改革是在“清远经验”基础上的发展。当时考虑单纯的工业生产的增长不足以反映一个企业的经营成果，经营成果最终还是要体现在销售跟利润的同步增长上。我们采取了以下具体做法：把企业利润与职工工资总额挂起钩来，销售增长了，利润增长了，工资总额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同比例增长，这样做就打破了吃“大锅饭”的弊端，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改革后，企业每年利润大概能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几，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偿利能力提高了，国家得大头，同时，工人工资也得到相应的增长。这个实验在江门迅速地铺开。当时《南方日报》《羊城晚报》连续登了一系列的文章，对这批试点企业广泛地做了宣传。“联销联利工资总额浮动”改革的经验后来被中央1985年的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吸收。

我被调到广东省体改委后，第一件工作就是按照国家体改委的安排研究广东省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五八”规划（即1988—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中期规划是指三年、五年、八年，所以又称“三五八”改革规划）。我组织委里年轻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一个规划建议。在建议中我们提出的主要思路包括：从利润承包制改为按照纳税“税利分流”；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上提出了改变财政承包干，变成分税制；进一步放开市场的价格，除了电力、交通等关乎民生基础性的价格以外，其他能由市场调节的尽量由市场调节，从“放调结合，以调为主”，改为“放调结合，以放为主”；要以开放促改革，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考察我们的体制能否适应国际竞争；除了国家几个大的国有银行之外，要多成立一些民间的银行、股份制银行等等；在企业改革方面还提出要逐步地推行股份制。

1988年6月，全国“三五八”规划研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当时国家机关、各个部委从事体改工作的一些研究部门参加，还有七八个省的地方体改委也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我带队参加了这个会议。回头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体上是按照按这个规划里面提到的事情在干，包括“税利分流”，企业税收归税收、利润归利润，利润体现投资者的权益，税收是国家行政管理所需要，把这两个性质分开了，理顺了企业的财产关系和对社会责任关系。

1978年以前统购统销的粮店和1992年实行承包经营的粮店

“三五八”规划研讨会后，广东在价格体制改革上又迈出了一大步。1988年底，广东受命“能不能在粮食价格改革上面先走一步，搞个实验”。当时的省长叶选平把任务交给省体改委牵头。我们找了省财政厅、省粮食厅等部门的同志一起研究这个事情。财政厅一些同志提出来“粮食要放开，价格一涨，财政就受不了，一年要增加好几亿的财政补贴，这个风险很大”。我跟小组同志商量研究后的解释是：粮食价格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分配问题，粮食是人的生活必需品，谁也少不了，企业员工也好，行政公务人员也好，在他的工资分配里面都应该体现这个人的基本需求。所以粮食放开，本来是国家暗补的，明明从农民手里收来粮食跟市场上卖给城市居民的价格是倒挂的，财政有块补贴，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暗补变明补，明补到每个人的工资收入里面去，各自消化。也就是说，企业的由企业消化，企业给职工加工资，财政供养人口由财政加工资，取消这种暗补，让暗补转换为粮食的实际价格。

“暗补变明补，各自消化”这几个字概括了整个粮食改革的思路。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叶选平在出席1989年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就提出来“广东准备取消粮票啦，想动粮食价格”。结果遭到不小的反对，担心广东这么一改，粮食全流到广东去啦，这个事就搁了下来。直到1991年，选平同志当时已经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新省长又提出来粮食价格改革。当时的书记跟省长都说：“这个改革，广东早几年就酝酿过了，这事应该成熟了，现在可以考虑再改吧！”我们就把这个方案又细化了一下，特别是考虑了怎么回避风险。提出粮食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要有一个保底的措施，一旦发生大灾荒，凡是认定为粮食经营企业的必须听政府的指挥来平衡物价，满足市场需求，不能随便涨价，所以这样的粮食企业必须有严格的经营资格認定。同时，还提了一个以防万一的措施：取消粮票但不取消粮本，居民每户还保留粮本，一旦发生重大的灾荒，还可以凭本来供应国家低价粮食。方案完善以后，我们还向时任副总理做了汇报，得到了他的支持，“我想在一个省先试一下有没有太大的风险。你们广东的同志回去把方案再完善完善，你们可以先干。”回来我们就干，第二年，中央也把粮食价格给改了。粮价改革是价格改革的灵魂，粮食这个关系老百姓最根本的事情都能够由市场来决定，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由市场来决定呢？这样一来，就打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这个算是广东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中敢闯敢干的一个缩影吧。

广东股份制改革也是省体改委牵头，做了大量的研究。当时我们考虑利润包干、税利分流等等还不足以解决企业产权明晰的问题，企业产权不清晰，就不能明确最后的经济成果为谁所分享，企业经营根子上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我们从马克思“在联合劳动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句话得到很大的启发。股份制实际上是一种个人所有制，但又是在联合劳动基础上产生的，每个企业不是一个股东构成的，是很多联合劳动者构成的，但是谁投资谁收益。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制定方案，在国有企业中进行股份制改革。

为了取得社会上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编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广东股份制构想》，介绍了股份制的来源、股份制企业的法律特征、公司的运作机制等股份制一些基本的东西，大概二三十来万字。后来一批批企业或经济管理部门都拿这个书做培训教材。另外我们还编了一本《股票市场一百问》，介绍整个股票市场怎么运作的，实际上都是对全民认识股份制的普及宣传。在这个基础上，由体改委牵头，由省经委、省工商局、人民银行广东分行等一些部门成立了一个股份制联合审批小组，体改委担任组长单位，日常工作机构就设在体改委。这个小组一成立，就在全省掀起了一场股份制改革的浪潮，几百家企业经过公司自查评估后发动老百姓入股，企业之间互相参股，很快形成几百家股份制公司。一下集中200多亿资金，补充到原来的国有企业里，这批资金解决了发展的一些问题。

《广东股份制构想》封面

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在理论上有很多探讨和争论。1989年9月份，在北京总政招待所开了一个关于股份制的研讨会。会议由国家经委副主任张彦宁主持，国家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劲夫也参加了。会议还是肯定了股份制改革，但是在具体改革的路径上有很大分歧。有些同志认为国有企业在改制成为股份公司的时候，应该把国有资产划给职工，作为职工内部股。我跟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司副司长吴晓灵就提出来“股份制绝对不能搞内部职工股，尤其不能从利润当中切一块给内部职工作为股权”。因为股份制讲要明晰产权，产权投资者得到利润，职工得到的是工资跟奖金、员工的集体福利，这两者应该分开，不能搞内部职工股。我们的意见在辩论中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最后国家关于股份制公司改制的文件中，也是严格禁止把企业利润积累还给职工。这个会议为以后一些文件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作者在第十六届南方改革论坛上发言

会议中还有一点争议比较大，就是国有企业在发行股票的时候，到底应不应该与老百姓的股权同权同利、同样的待遇？因为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的性质变化，所以就有老百姓出钱买的股份可以流通，国家的股权就不能流通，法人股就不能流通，保持国有控股权不丧失，搞成了双轨制。在这一点上，我是持反对意见的。双轨制的后果造成能流通的股权在公司里边是少数，只有25%，75%是不能动的，这个股市容量就很小，造成中国股市大量的泡沫；也造成一发行股票大家就抢，谁抢到谁发财，深圳“8·10事件”就是典型。“8·10事件”一出，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国家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代表国家直接来管理股票市场，而且通知各地方股份制企业的主管部门到北京开会。在会议讨论中我提出：“现在股票暴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应该扩大发行，满足老百姓的投资需求。”另外我还建议改进发行方法。发行方法不公开、不公平，造成腐败丛生。会下坐在一起议论时，有人说，“老易你真敢说话，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责任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