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向军，李明芮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如何深入剖析、全面解读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这一重要论述准确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精准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质。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特征和伟大实践的重大研判，更是当前理论界探讨其基本意涵的重要哲学课题。有鉴于此，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出发，在历史规律性和选择性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生场域，在认识真理性和辩证性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性，在价值主体性和共识性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在全面性和协调性的方法论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成要素，在实践目的对象性和现实性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旨归。从五个方面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与观点方法，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深层次上的学理建构，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砥砺奋进。

一、历史观基础：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生场域

“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2]25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过程，表现为有规律的客观过程。历史观“亦称‘社会历史观’。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的根本见解”[3]127，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认知、评价与把握自身历史的方式。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又扎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场域；既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化逻辑，也不同于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因此，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在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展开，也要厘清中国现代化历史性进程的演进图景。只有在整体视域的大历史观中把握其规律性和逻辑性，才能将现代化规律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

（一）历史规律性：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

历史的规律性决定了人类历史总体进程的不可超越性，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中萌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不断探索。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4]710资本主义不断开拓世界市场，推动商业和交通业迅速发展，“历史越成为世界历史”[5]168。世界历史意味着各民族的地域历史性活动被打破，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所替代。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客观的、自然的历史过程。任何民族都不可避免被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正是由于“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社会）向现代工业世界（社会）的大过渡”[6]321，任何民族想要实现现代化就不得不参与到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中。

第一，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世界历史看，西方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历史和开启现代化同步展开。现代化起始于18 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随后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工业化的先发优势，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404，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动下，一大批非西方国家被历史性地卷入世界历史的洪流。20 世纪上半叶，以苏联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探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尽管苏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快速进步，但苏联错误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提到的“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占有”理解为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对经济社会的干预，致使苏联在20 世纪90 年代走向解体。苏联解体标志着欧美主导了现代化的历史方向，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

第二，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从中国现代化历史看，近代中国以1840 年鸦片战争为标志性开端，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拖入世界历史进程，被帝国主义列强“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7]628。尽管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以洋务运动为开端的器物技术的转变，实现了百日维新和立宪运动在制度层面的改良，且不断在资本主义发展上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历史一再证明，由于被迫卷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和现代化历史潮流中，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历史体系决定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中踏上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是行不通的。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在民族独立基础上自主地开创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必须是中国式现代化，而不能是西方现代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之路。

（二）历史选择性：中国式现代化“走自己路”的探索历程

任何民族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都会根据自己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对现代化道路做出不同的选择，从而使现代化道路呈现多样性。然而，对现代化多样性的强调，并不能消解现代化的一般性特征。具体地说，首先是选择的客体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其次检验选择活动的标准呈现客观性和规律性。因此，主体的历史选择不仅有既定前提，而且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中国式现代化自觉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做出兼具民族特性的历史选择，开辟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回答了“中国向何处”“中国革命怎么办”的历史之问。毛泽东指出以民族民主革命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7]672，确定了阶级联合的理论。他强调要在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基础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核心理念。在经济方面他提出引导发展合作经济，在文化方面提出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等，这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展现了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模式。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工作重点和治国方略，提出要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8]350。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并提出通过“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骤。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正式启航。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新情况，对现代化的理念、政策、目标以及路径等做出了新调整，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认识。首先实现了指导思想上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并将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的动力，强调经济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提出改革开放的重要命题。其次把民主和法制作为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168，“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9]146等重要论断。随着现代化的继续推进，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0]15的目标，同时提出“三步走”战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越，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时代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书写了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胡锦涛把社会和谐升华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属性，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1]1745，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发展，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境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新起点，新高度。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擎画到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蓝图，到十九届六中全会科学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成就，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百年来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逐步推进，走出了一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把命运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谋划更大的胜利和荣光。

二、认识论特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实践观为基础，从认识和实践、主体和客体多重矛盾关系中，科学揭示了认识的本质属性和运动延展的一般规律。从认识的共性来说，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和把握，但无论是认识主体还是认识客体都有其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正是因为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具有各不相同的特殊性，从而构成了划分的基础。由此，认识事物，关键是认识事物的特殊性。认识事物的特殊性，是一切认识的起点。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特质上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相结合，与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实践特质，是不断通过创新以新的内涵彰显自身的现代化。

（一）认识真理性：“两个结合”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认识活动的产物，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哲学范畴。因此，认识真理性是切实遵循和贯彻实践认识论的客观性原则，是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以及对事物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全面、客观、真实地把握。一切具体的认识活动和形式，不过是人们追求真理的手段。认识真理如此，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于独特文化传统和历史环境，在其推进进程中，更是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性联系。正是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2]321的过程中，拓宽并丰富自身的理论特质。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因密码，是无法超越的历史存在形式。五千年的民族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孕育了百年现代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性、独特的民族性、深厚的文化禀赋和丰富的制度资源。中国式现代化厚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孕育的文化沃土，独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必须走适合自己民族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一再证明，只有在历史演进中正确认识自身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才能探索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话语表达系统，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且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提供了必要的对话语境。

第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真理，是无法替代的人类精神精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以现代化为主题，紧密结合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条件，牢牢抓住历史任务要求，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既坚持理论的科学性又坚持与时俱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体现得特别突出的就是把历史性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发生本质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现代化。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变局和中国式现代化最好的发展时期同频共振，如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性？如何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沿着“中国式”“中国特色”不断前进？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2]321。而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力量，是原创性贡献的密码所在。

（二）认识辩证性：“四个不是”道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质

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阐明了人类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能动的辩证发展过程。“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13]296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认识形成的过程必然带有辩证性，这种辩证性是通过事物内在矛盾而进行的自我否定，以实现事物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实质是“扬弃”。

对中国式现代化来说，这种扬弃是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中国必须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4]76。“四个不是”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领导人民发挥历史主动，践行“两个结合”，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创造，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创新。第一，是不断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版。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转化，实现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中国历史文化延续数千年之久，其中蕴含的治国经验、治国思维、治国方式对中华式现代化皆有借鉴的重要意义。善于继承才能不断创新。如何把握好传统文化的适用范围，这就需要结合时代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正确的取舍。要全面深入地考察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特殊历史合理性，尊重其发展规律性，取其具有永久性的普遍价值，去其不合理的糟粕。第二，是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版。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开放性品格、实践性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时代化，它以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解决现实矛盾的同时自身也在追求发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要坚持好运用好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懈探索社会主义实践和时代发展提出的重大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第三，是立足中国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彰显中国特色的原创版。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又根植中国大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也不同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依附性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创性，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重要之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实国情决定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依据自己国情和发展特点，把中国发展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是有着对走自己的路的清晰认识，我们党带领人民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第四，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版。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所以是走得对、行得通的强国之路，根本上就在于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独特逻辑。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2]123，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立场。“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5]在实践基础上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要在总结实践经验中实现新发展新突破，从而更好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理论。

三、价值观引领：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以主体尺度为特性反映主客关系的范畴，表现为关于客体对主体是否具有价值的一种判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题和行动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独特价值目标，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价值主体性：人民至上标注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

价值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特定关系。一方面，主体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客体的规律，发现客体的价值。另一方面，主体需要改造客体，使其以服务主体的需求、利益为目标。这两方面的规定指出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不论是对客体潜在价值的发现，还是对客体的改造，都伴随着主体的创新本质。毫无疑问，人作为价值关系形成的主体依据，是价值的创造者、实现者、追求者。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16]103。列宁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17]347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8]1031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价值主体，是真正的英雄。考察中国，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最恢弘的史诗，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业，推动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19]296。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既是现代化的前提也是现代化的目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精神和活力，努力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进而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价值的主体性原则是主体按照自己的需要尺度对客体进行选择，体现了主体活动的主观目的性，是人的内在尺度。人们的实践活动都同他们的需要和利益有关。对需要的满足就是对利益的追求，也就是说价值关系也是利益关系。同任何人一样，任何政党也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0]42这明确昭示了无产阶级是为人民谋利益的阶级，共产主义运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18]864-865为人民谋利益即是我们党的初心。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初心和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把人民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让人民更好地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二）价值共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明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价值共识性体现为人类具有普遍性的共同价值，表达了人类对共同理想的目标追求。它超越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不同层次的具体主体的价值信仰、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同时，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还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5]163。当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通过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实现资源共享、利益互惠。而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使全社会成员达到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共同价值的出场就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当人类社会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性社会，当全球性人类建立相互的依存关系，以及以共同利益为纽带而形成共同命运的人类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4]46。因此亟须各国以直面全球性问题为支撑，通过政治磋商、外交对话建构起共享共治的世界。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以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目标，以全人类价值为精神纽带。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契合了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培育全人类对命运与共的一致性认同，这种认同是全球化时代全人类共有价值共识，是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共同价值追求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现实关切，更是人类对未来全球发展的殷切期待，且旨在把整个人类联系起来，破解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从而实现全人类共同繁荣和发展。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类共同现代化，实现命运与共。“一带一路”激活了发展中国家实现代化的梦想，分享了中国式现代化智慧和经验。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独立自主情况下实现全面现代化，这为那些想要维护自身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一带一路”正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难以独善其身的现实，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通过战略对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互联互通，开创了共同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平等互利有韧性的合作模式，助推各国实现现代化。以“一带一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造福我国人民，更造福全世界各国人民，为实现共同发展命运与共开辟了新路径。另一方面，推动建构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既致力于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为基点，核心是超越西方固守的狭隘利益观，打破当今世界的不均衡发展局面，让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为实现人类的幸福生活而共同努力。这两者无疑共享着根本一致的政治价值，两者都需要依靠价值引导和塑造展现出最持久的影响力，这也是中国致力于为全人类做出贡献的真诚愿望和实际行动。

四、方法论属性：剖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成要素

一切真理性理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方法直接来源于理论，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经验总结。科学理论只有转化为科学方法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3]139科学有效的方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的共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五位一体”统筹推进和“四个全面”协调部署，总和而成了一个全面、系统、协调的目标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目标方向和发展路径。

（一）全面性：“五位一体”统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方向

全面性是认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可以理解为从全方位、从各个方面对事物进行把握。全面性即是把握整体观，抓住事物的整体和本质。马克思对生产协作的分析向我们表明，一切系统都是协作系统。这种协作使“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21]379。新力量的产生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从而使系统各要素的性质发生变化，产生了系统的新质态。在新质产生的过程中各要素所创造出的集体力，便是整体效应的具体表现。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6]222只有在相互联系的整体中才能实现自身的独立。所以，全面性方法要求坚持全面、联系的眼光把握事物，力求多方位、多角度观察客观世界。

不同于单向度追求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涉及多维度、多领域、多层次的系统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现代化领域。中国式现代化突破单线维度，遵循整体性逻辑，是一个全面、整体的概念，而这五个维度的现代化目标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容层次的细化和具体化。其一，经济现代化是核心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要在经济领域实现突破和飞跃。经济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组成，能够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和提供有力支撑，是解决我国现代化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因此，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构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扎实物质基础。其二，政治现代化是重要保障。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政治民主化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具体国情和党领导现代化的政治逻辑，是要实现政党、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协同共治。因此要发挥党、政府、社会和公民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实现其积极能动性和有序互动，从而塑造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政治格局。其三，文化现代化是精神底蕴。文化赋予了中国现代化鲜明的民族特质和个性特征，为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动能和文化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也是文化建设之路。实现文化现代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双重超越。其四，社会现代化是现实支撑。之所以强调实现社会现代化提供了现实支撑，原因在于推进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是要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旨在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有清晰的认识。解决社会矛盾是根本性问题，涉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面对随现代化而来的冲突和矛盾，推进社会现代化需要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制度体系，需要着眼于人民福祉，注重化解和防范社会风险，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其五，生态现代化是重要依托。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的生态化，是基于对社会发展与自然系统做出充分考虑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2]59强调提供优美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要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共生性，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地生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二）协调性：“四个全面”协调部署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任何系统作为整体都依赖于内部要素的协作，因此协调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性着眼于事物的统筹全局，注重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结构优化，从而保证系统各要素、各维度的协调统一。在现代化化建设中，“协调”的目的在于找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最优结构。从本质上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美好愿景的实践路径。要科学把握好每一个全面，才能更加清晰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之道。

其一，全面从严治党是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航者和践行者，始终把实现现代化作为核心目标，形成了适合中国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理论。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健全和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实现领导现代化。作为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还需勇于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保持生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其二，全面依法治国是本质要求。法治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引导规范的作用，把法治贯穿其中，遵循法治规律，才能通向良法善治的法治现代化正确道路，才能通向21世纪人类法治文明的康庄大道。面向未来，必须以建设法治强国为目标，加快法治建设，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其三，全面深化改革是不竭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独特的实践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仍有大量改革难题存在。面对新挑战新任务，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从全局高度理清各项改革之间的逻辑关系，把握好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推动各项改革发生协同效应，以深化改革激发发展活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动力和活力。其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重要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接续部署，所建构的理论格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回应，所部署的战略目标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的具体细化与路径选择，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由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原则和战略要求，不断创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方法，从而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图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于现代化的系统性、协调性和前瞻性，以“全面”为基本要求，展开全局性谋划、系统性布局、针对性突破。每一个方面都有一套丰富的系统理论，立足解决具体问题，有明确的整体性逻辑，能够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从而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胜利。

五、实践目的论本质：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旨归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23]253凡实践皆包含着某种目的，且必然表现为贯穿于实践的整个过程。实践目的是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具体实践，是人预先设定的关于实践活动创造的对象。中国式现代化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实践目的，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一）实践目的对象性：中国式现代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

马克思在批判了黑格尔对人的对象性的纯粹思辨的基础上，认为当现实的人通过自身外化为对象性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24]102。实践目的是人的设定，这种“设定”的实质是确证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这种本质力量还体现为“人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25]329，因此，实践目的的本质体现为对需要的满足。正是为了满足“需要”才会致力于生产实践活动，从而使得“需要满足”。

中国人民自古便有对《桃花源记》中祥和安乐、自由平等的生活描述，体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聚焦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人民需要”标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首要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6]8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把握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点，更需要把握好“人民需要”的历史性变化。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层次已经从“生存”转入“美好生活”，需要的范畴也不断扩展，已经从物质文化扩展到精神、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其客观标准已转化为“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6]14的标准和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为实践目的，将共享共建作为其形成的内在规律，在不断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从满足物质需要延伸到精神需要再到全面性需要的目标。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还需依托主体力量，全面发展个体，提高个体的现代化水平，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终极指向。

（二）实践目的现实性：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凡称得上实践目的的，皆具有现实性。首先，“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7]139。实践的直接现实性，是主体通过实践把观念的东西直接向现实转化。人们通过多次的实践活动不仅能够实现人对需要的满足，而且能够检验实践目的、计划是否对客体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科学认识。其次，我们知道，实践目的是主体在观念上的实践结果。如果实践目的在观念中就此结束，那么实践目的并非真正的实践目的，而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因此，主体在设定和建构实践目的时，就必然要求所设定、建构的实践目的具有现实性。同时，具有现实性的实践目的还需要对客体建立正确认识，这种正确的认识是实践目的现实性的坚实基础。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国家富强是各国现代化的追求目标。对中国来说，所追求的富强绝不是两极分化，平均主义的富强，而是普遍的相对的，通过公平分配实现的富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集中体现在不断为实现共同富裕开辟道路。其一，共同富裕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的基本目标。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28]200。生产力由全体成员共同地、有计划地利用，生产规模要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生产成果由所有人共享。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9]652其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锚定目标。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下，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这种更富更强是全体人民的更富和更强。邓小平也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0]364并且要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来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31]209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维度，提出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1]15。从这些论述中可知，中国共产党深刻阐释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必然性，充分认识到共同富裕与现代化发展的紧密相连。实现共同富裕凸显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统一发展的丰富内涵，凸显了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没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无法真正实现。因此，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将其贯穿于各领域建设，形成协调推进的实践格局，使其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