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强珠

陶渊明所著的《五柳先生传》一文，在过去的中学语文教材里，经常被选作为课文。但是，在最近所编辑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里，却不再出现这个篇目。编者为何不再编选这篇文章作课文，其理由笔者不得而知。但是，就笔者本人的观点来看，觉得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笔者认为，陶渊明所著《五柳先生传》的确不太适合作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

对于《五柳先生传》，以往主要是比较推崇其中的主人公五柳先生，把他作为一个光辉人物的典型，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把《五柳先生传》选作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不止中学语文教材这样，在清代著名的《古文观止》中也收录了《五柳先生传》这篇文章。

对于五柳先生，过去普遍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好学上进之人。马清福注解的《古文观止》（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 年4 月第1 版）中在《五柳先生传》一文后的注释里是这样评述的：“这是一篇人物传记。传记中的五柳先生是一个安贫乐道，不慕荣利，磊落旷达，性格爽快的人物”。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8 月第一版。第二卷83 页）中在论及《五柳先生》时这样说：“以极简洁的笔墨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划出一条与世俗的界限，从而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还指出“五柳先生遂成为寄托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也有人认为《五柳先生传》在文中表明了五柳先生的三大志趣：一是读书，二是饮酒，三是写文章，塑造了一个真实的自我，表现了卓然不群的高尚品格，透露出强烈的人格个性之美。当代著名散文家吴晗也特别赞赏五柳先生，赞赏他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特别是“不求甚解”值得后人学习。为此，他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不求甚解》，认为其读书的“不求甚解”是古人读书的正确方法。总之，过去的普遍的人们，普遍是对《五柳先生传》一文与其中的主人公五柳先生是持赞赏歌颂的态度。

但是平心而论，如论陶渊明本人来说，确实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从能够自耕自足的生活态度这方面来看，他甚至比起儒家先师孔子更令人钦敬——孔子是饿死不劳动的。但对于他笔下的《五柳先生传》中的主人公五柳先生，笔者觉得就不免令人有些汗颜，实在太不欣赏。他与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几乎是如出一辙，在有些方面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所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在编选语文教材时，普遍是对《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持批判、怜悯的态度，却对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传》里的五柳先生，持肯定的甚至于是赞扬的态度，笔者就觉得很有不妥。笔者认为，《五柳先生传》里的五柳先生，身上真正算得上是优点的，不过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在笔者看来，五柳先生其实同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一样，就是一个封建社会里典型的毫无用处的迂腐的书呆子形象，身上根本没有任何值得夸赞的地方，基本上全是缺点，而这些缺点，其实是同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是极其相似的，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孔乙己。而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在编选和使用《五柳先生传》的时候，竟然是采取赞赏的态度，这就让人觉得无法理解了。

首先从五柳先生被人们所赞赏的优点“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来说，不论从古到今，其实都没有任何值得赞赏和学习的地方。笔者认为，他这种“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其实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陶醉，同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一样，不过是一个书呆子气，这样的人，书读得再多，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和价值，是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仿效的。真正好读书的人，可不是这样，而是要从书中获得好处。古人就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就是说明读书的用处。真正的好读书者，在封建社会来说，那是要达则兼差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今天看来，也应该是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小则要能够自食其力、养家糊口，大则要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可五柳先生其实同孔乙己一样，读了书之后，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结果竟成为贫困户，反过来拖累国家和社会。笔者相信，小则今天的家长，大则今天的国家，是没有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刻苦读书成为五柳先生和孔乙己这个样子的，是没有谁愿意祖国的未来成为这个样子的。笔者这样说，不是反对读书，也不是反对好读书，也并非希望我们今天的青少年不愿读书，而是希望他们刻苦努力地读书，但是希望他们从书中学会本事，以此武装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小则养家糊口，大则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贡献，造福社会和人民。只有这样的好读书才值得提倡和学习。而五柳先生和孔乙己则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因此他们这种好读书的态度是不值得赞赏、提倡和学习的。

作者在文中赞赏五柳先生的话还有这样几句，“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其实也是值得商榷的，扪心自问，教人实在不敢佩服。“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其实是同孔乙己“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一样，穷鬼一个，不过比那些混吃混喝的泼皮无赖好一点。“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表面看起来，好像有点所谓“安贫乐道”。要论安贫乐道，笔者看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里所谈到的外出求学时的艰苦生活时，那才是真正的安贫乐道：因为他是在贫穷时努力读书学习，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五柳先生的人生态度，与宋濂青少年时期刻苦好学、艰苦求学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根本不是同一类人。

当然，最令人不齿的，是五柳先生同孔乙己一样，极其鲜明的好喝懒做的性格。如果说，以上两点还有些勉强算得可取的地方，那好喝懒做就根本是一无是处了。问题就在于，人们在读这篇文章时，往往被他的一些所谓的优点所蒙骗，没有注意到其背后所掩盖的好喝懒做的劣性。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就会从文中不难看出，在好喝懒做这一点上，五柳先生甚至完全可以说是与孔乙己相比，唯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个人都一样的喜欢喝酒，甚至于是嗜酒如命。对此绝非妄言，而是有事实为证。五柳先生家庭穷得“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仍然还“性嗜酒”，与孔乙己临死还要来酒店喝酒，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再则，《五柳先生传》在谈到读书时，是用“好”字，说他“好读书”，“好”就是爱好的意思；但说到酒时，则是用“嗜”字，说他“性嗜酒”，“嗜”就是特别喜欢的意思——比起酒来，读书又算得了什么呢？

再看宋濂笔下的《送东阳马生序》，在说到自己年幼时就喜欢读书学习时，就是不用“好”，而是用“嗜”，说他自己“幼时即嗜学”就可一目了然。足见说他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一样嗜酒如命确实一点也不为过。为什么又说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因为孔乙己虽然懒，但好歹也给人家抄抄书，知道换一碗饭吃。可五柳先生呢？在《五柳先生传》中有一点劳动的痕迹吗？再者就喝酒而言，孔乙己虽然好喝，但毕竟花的是自家的钱；而五柳先生呢？纯粹就是白吃——完全不给人家做任何事——也许，孔乙己还写得一笔好字，所以才能给人家抄抄书；大概这五柳先生书读得不怎么样，字也拿不出手，所以，才没有人要他抄书——这有何值得赞赏的？

说他同孔乙己一样“懒做”，也非妄言，也是有确凿的证据的。固然，在《孔乙己》中对孔乙己的“懒做”既有直接的评述，也有具体的描述。《五柳先生传》中说由于立足于歌颂和赞赏五柳先生，文中是不会直接出现这样的词汇，但这一点也不会妨碍我们从行文中找到与孔乙己懒做类似的具体表现。文中似乎是用歌颂的语气来描述五柳先生，其实这恰恰体现出了他懒做的本性：“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这是否同孔乙己的“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有点如出一辙呢？这不是懒又是什么？只可惜人们一般都被一个漂亮的托词“安贫乐道”给诓骗了。

至于文中所述“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也同孔乙己“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也是孔乙己自命不凡、自命清高的具体体现，充其量不过就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孔乙己自以为自己读过几天书，就高人一等。而五柳先生呢？也不过是能写写文章自我安慰、自我欺骗，以为自己就了不起了，高人一等了。而其实呢？自己什么也不是。用这样的人来教育今天的学生刻苦努力读书学习，其作用，可能只会适得其反。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陶渊明所著《五柳先生传》中的主人公五柳先生与鲁迅所著《孔乙己》中的主人公孔乙己一样，都是封建社会里落泊读书人的典型，是读书人中的反面形象，是不适合作为教育学生读书学习的正面教材的。因此，对于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取消了《五柳先生传》，笔者是持双手赞成的态度——《五柳先生传》真的不适合作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其中的主人公五柳先生也真不适合用来作为教育学生读书学习的榜样。

科学性——

把教育事件转换成有结构的学习经验

学校课程的本质是教育者根据特定目的将学生的学习经验结构化，使其具有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等特征。换言之，学校课程就是将一个个需要完成的、相对独立的教育事件依据特定的目的和逻辑，组织成一个个有结构的学习经验。单元则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化学习经验的表征，它是最小的课程单位或微课程，再由一个个单元组成一个科目，整个课程体系便是由不同科目建构起来的某一学段的育人方案。

单元作为课程单位，必须体现五个自成一体的课程要素，即需求（为什么学）、目标（期望学会什么）、内容（学什么）、实施（怎么学）、评价（学会了没有），而且只有当这五个要素体现出内在一致性时，教育事件才能变得“完整”，变得有意义。由于国家课程的需求问题在各学科的课程标准中都有明确规定或呈现，故在落实国家课程时，教师的单元教学设计文本集中呈现后四个课程要素及其一致性即可。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教育者依据特定的目的将教育事件转换成有组织的学习经验，需要以课程标准为课程教学设计出发点，要注重体现素养导向、代表综合性成就目标的“学业质量”，而不是教材的具体内容或知识点。具体而言，教师在设计单元教学时，首先要分析教材目录，明确本册教材要教的内容哪些可以作为单元的大主题。然后，依据这些大主题，对标学业质量，分析学情，确定用大问题、大任务或大观念来组织单元，制定学习目标，设计学习过程与评价，从而把要教的内容转换成相互关联的、有结构的学习经验。

——崔允漷 《中国教育报》2022 年12 月01 日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