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德，廖志峥，周 杨

（湖南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0）

2017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确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时间表：到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作为我国大湖生态经济区的典型代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担负着长江流域生态安全、水安全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高质量推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大力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对有效推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振兴、湿地保护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如何推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课题。综观已有文献，虽然关于乡村产业融合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研究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产业融合的文献并不多见。为此，笔者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等方法，实证分析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33 个县市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变化，以期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1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为反映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情况，该研究借鉴前人关于产业融合的研究成果[1-3]，以系统全面和数据可得性为原则，建立乡村第一产业系统（U1）、乡村第二产业系统（U2）、乡村第三产业系统（U3），将其作为宏观层次的一级指标，以此为基础从规模水平和效益质量2 个方面来衡量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水平。乡村第一产业系统（U1）共选取8 个指标，分别为乡村第一产业总产值（U11）、乡村第一产业占比（U12）、年末实有耕地面积（U13）、农民收入水平（U14）、单位农药施用量（U15）、农业机械化水平（U16）、农业粮食单产（U17）、乡村恩格尔系数（U18）。乡村第二产业系统（U2）选取乡村第二产业总产值（U21）、乡村第二产业占比（U22）、固定资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U23）、乡村第二产业主营业务收入（U24）、成本费用利润率（U25）、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U26）、第二产业利润增长率（U27）、工业增加值能耗（U28）8个指标。乡村第三产业系统（U3）选取乡村第三产业总产值（U31）、乡村第三产业占比（U32）、全年接待游客人数（U33）、乡村第三产业产出水平（U34）、乡村第三产业收入水平（U35）、乡村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U36）、乡村人均GDP（U37）7 个指标。该研究最后构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各指标权重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包括湖南省的岳阳、常德、益阳3 市以及长沙市望城区和湖北省荆州市，共33个县市区。该研究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33 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以2010—2019 年不同年份截面数据为研究基础，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的各县市区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各县市区统计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等，个别缺失数据采用平均年限增长率法和插值法进行补充。

1.2 评价模型构建

1.2.1 耦合协调度模型第一，采用熵权法处理数据。即使是对于无可比性的数据，熵权法也能将不同量纲数据转化为可以比较的信息熵，依据熵值大小可以横向比较各类指标对产业融合的影响能力水平，权重值与各类指标对产业融合的影响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为降低时间变化对各类指标权重不同程度的影响，该研究使用极差标准化公式处理各指标历年数据，将所得结果代入熵权法公式获取标准化后的指标权重。极差标准化公式如下。

式中：yij为数据标准化后的值；xij为i年j县市区指标原始值；xjmax和xjmin分别对应指标数据的最大值与最小值；a∈（0，1），且一般a取值为0.9[4]。其中，正向指标使用公式（1）进行数据标准化，负向指标使用公式（2）进行数据标准化。

该研究对无量纲化后的数据进行计算获取权重Wj，具体如下。

式中：Wj代表第j项指标权重。该研究通过计算得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产业融合各指标权重（表1）。

接着，该研究建立乡村第一、二、三产业三大系统评价函数。

式中：Ut代表乡村第一、二、三产业系统综合评价函数，j为某一子系统指标项数。

第二，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乡村产业耦合度能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分析耦合因子间的相互关系；耦合发展度能体现乡村产业融合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内的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指乡村产业耦合的协调水平。耦合度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C为乡村产业子系统耦合度，耦合度C∈[0，1]。

为更准确反映子系统耦合发展水平高低，该研究需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准确评估乡村产业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式中：D是通过计算得到的耦合协调度值，D∈[0，1]，能够反映乡村一二三产业系统协调发展水平；T代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程度，是依据各乡村系统因素计算得出的乡村产业发展综合能力协调指数，T∈[0，1]；因为乡村产业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匹配且缺一不可，被视为同等重要，故该研究取a=b=c=1/3[5]。

根据刘安乐等[6]的研究成果，耦合度可以分为6 个阶段，即C=0，C∈（0，0.3]，C∈（0.3，0.5]，C∈（0.5，0.8]，C∈（0.8，1），C=1，分别代表混序无关发展状态、低耦合水平阶段、拮抗阶段、磨合阶段、高水平耦合阶段、良性共振耦合并有序发展状态。耦合协调度可分为4 个阶段，即萌芽阶段{D∈[0，0.4）}、起步阶段{D∈[0.4，0.6）}、稳定阶段{D∈[0.6，0.8）}、成熟阶段{D∈[0.8，1]}，具体划分如表2 所示。

表2 乡村产业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划分

1.2.2 空间自相关模型为了更好地反映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间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关系，该研究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分析空间相关性，通过ArcMap 工具计算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Moran's I）和全局空间自相关（Global Moran's I）指数。该研究使用Global Moran's I评估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空间相关显著性。Global Moran's I＞0，说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整体区域存在空间上的正向相关性；Global Moran's I＜0，说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整体区域存在空间上的负向相关性；Global Moran's I=0，说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区域不存在相关性。该研究使用Local Moran's I评估乡村产业融合空间特异性，归纳出4 种空间自相关模式：HH、HL、LH、LL。HH 型表示相邻区域间乡村产业耦合发展度高的县市区有正向影响关系；HL 型表示该区域乡村产业耦合发展度高但抑制相邻区域产业耦合发展；LH型表示该区域耦合发展度低却对相邻地区有促进耦合发展作用；LL 型表示该区域耦合发展度低且与相邻区域相互制约。Global Moran's I和Local Moran's I指数模型如下[7]。

式中：xi、xj分别代表不同县市区单位i和j的耦合发展水平；x-代表耦合发展水平均值；wij代表各个县市区空间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s2是xi的离散方差；n是数据范围内县市区单元总数。耦合协调度是由耦合度与耦合发展水平共同决定的，但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只能表示产业融合程度，而乡村产业耦合发展度更能体现关联空间的乡村产业发展程度，也是耦合协调度高低的现实依据，且与之形成正相关关系，因此，该研究采用耦合发展度指标以更好地分析地区乡村一二三产业耦合发展的空间关联性[8]。

2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时空演变分析

2.1 时序分析

该研究计算出2010—2019 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乡村产业融合系统耦合度C、耦合发展度T、耦合协调度D数据结果，如表3 所示。

从表3 可以看出，2010—2019 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耦合发展度T和耦合协调度D都稳定增长，可大致划分为2 个阶段。一是起步阶段（2010—2014 年）。乡村产业发展在这一时期主要以夯实农业产业基础为主要行动目标，2010年，乡村产业结构中农业产业占比高达38.5%，耦合协调度D达到耦合起步阶段的0.419，耦合发展度T仅为0.177。虽然乡村产业在稳步发展，但仍达不到稳定阶段。经过 大量实地考察和数据调研，发现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资源禀赋利用率低，乡村产业结构失衡，各类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的支撑。在2014 年的统计数据中，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实际耕地面积是长株潭经济区耕地面积的2.5 倍，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低于长株潭经济区的543.2%，固定资产投资低于长株潭经济区的201.4%，公共财政支出低于长株潭经济区的144.6%。这说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金融服务体系和乡村产业扶持政策体系尚不完善，许多扶持乡村产业的资源直接倾斜于传统农渔业，以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乡村产业整体规模在扩大，但是有效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尚未形成。

表3 2010—2019 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一二三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二是稳定阶段（2015—2019 年）。稳定阶段是乡村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当地响应区域规划纲要要求，调整乡村产业发展结构，将洞庭湖区域发展重心转移到乡村，将乡村产业发展重心转移到乡村产业融合，扩大了对基础设施、信息工程的投资，为发展乡村产业融合提供现实基础，且各个地区都采取如“大学生返乡”“大学生村干部”等人才引进措施，积极将传统农业基地打造为新型、创意农业基地，同时促进农旅结合，打造新型小镇。因此，这一阶段的乡村第二、三产业获得极大的发展，与起步阶段相比，乡村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提高17.4%，乡村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提高30.9%。乡村产业耦合发展度和耦合协调度在2019 年达到最高，分别为0.593 和0.766，耦合发展度增长速度提高27.1%，耦合协调度发展速度提高38.9%，说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乡村产业融合在这一时期进入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发展阶段。2019 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和公共财政支出分别比长株潭城市群少471.7%、153.4%和122.1%，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与长株潭城市群在金融体系与政策扶持上的距离，但是仍有提升空间。

2.2 空间分析

该研究采用2010 年、2013 年、2016 年和2019年4 个年份的洞庭湖生态经济区33 个县市区作为比较对象，依据上述公式分别计算出这4 个年份33 个县市区的耦合度C、耦合发展度T和耦合协调度D（表4）。

表4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33 个县市区不同年份乡村一二三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2010 年、2013 年、2016 年和2019 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耦合协调度处于萌芽阶段的县市区数量占比分别为57.6%、30.3%、12.1%和3.03%，进入稳定阶段的县市区数量占比分别为0%、6%、15.15%和42.42%，说明整个区域的产业耦合协调度是逐年增长的，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县市区在空间上以东南部望城区、赫山区为主，并向西北逐渐扩散分布。这些县市区与其他县市区相比拥有更扎实的产业基础和交通基础，更具有乡村产业融合技术发展优势和创新创意乡村产业园集聚区位优势，因此，其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态势最优。而北部区域的江陵县、监利县等城市因湿地生态退化，缺乏经济基础支持，难以突破自身发展限制。直至2019 年，耦合协调度进入成熟阶段的县市区数量仅占3.03%，说明到此时为止，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产业虽然一直处于发展状态，但仍未达到较高水平的产业融合发展阶段，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进一步推动。

从空间整体来看，2019 年耦合协调度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望城区、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荆州市，且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在这4 个年份呈现同一空间发展模式，即“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布局。从县市区来看，各个县市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差异大，至2019 年，高低水平差距高达181.8%，其中，江陵县的耦合协调度仍处于中度失调的萌芽阶段，望城区耦合协调水平最高，处于良好协调的成熟阶段，其他县市区皆处于起步阶段或稳定阶段。望城区拥有密集的产业工业园，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也具有更优化的产业结构和发展优势，其耦合发展度和耦合协调度在4 个年份中都为最高，但2013—2016 年其耦合发展度从0.839 降低到0.805，耦合度从0.541 提升到0.640，耦合协调度从0.674 提高到0.718，随后在2019 年其耦合发展度、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别提高到0.922、0.729 和0.820，说明望城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虽2013—2016 年出现产业结构调整性波动，但仍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属于同样发展类型的还有荆州区、君山区、湘阴县和澧县等11 个县市区，表明2014 年以来各县市区实施的实验性扶持产业融合政策使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并出现暂时性利润负增长，如2016 年，望城区乡村第二产业利润增长率为-9.53%，君山区乡村第二产业利润增长率为-12.4%，湘阴县乡村第二产业利润增长率为-10.21%，荆州区乡村第三产业收入增长率为-2%，但总体上这些政策对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有正向促进作用的。

从耦合协调度来看，至2019 年仍然停留在萌芽阶段的县市区仅有江陵县，其虽然处于波动上升状态，但发展速度过于缓慢。首先是因为该区域公路、水电、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缺乏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有效管理，农业发展成本高，难以注入活力资金，故也难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其次是因为该区域缺乏立足于长远发展的科学规范产业发展措施，若政策缺乏一定的前瞻性，则乡村产业发展难以满足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江陵县在发展过程中以传统农业设施建设工程为主，创新创意型农业产业建设规划较少。至2019 年处于起步阶段的县市区有沙市区、松滋县、安化县等17 个，占总县市区数的51.5%，这些县市区以乡村发展新区和乡村产业功能拓展区为主，在空间上呈包围乡村产业耦合核心区布局。这些县市区推动各自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业物流产业、休闲农业和农旅产业等新兴产业实力壮大，推进农业功能链迅速拓展，在“十三五”期间更是加强农业产业科研经费注入，技术与政策的双轨推进促进了地区的产业融合发展。至2019 年处于稳定阶段的县市区有荆州区、岳阳县、桃江县等14 个，占县市区总数的42.4%，这些县市区主要分布于乡村产业耦合核心区和东南部；处于成熟阶段的县市区仅有望城区1 个。虽然这些区域产业融合发展态势较好，但大部分处于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状态，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3 时空关联分析

该研究运用ArcGIS 软件计算出2010 年、2013年、2016 年、2019 年4 个年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产业耦合发展的Global Moran's I值（表5）。从4个年份的数据来看，4 年的Global Moran's I值分别为0.216、0.256、0.263、0.310，Global Moran's I＞0 且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乡村产业耦合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且集聚程度逐年提升。其中，2013—2016 年，政策作用下的产业结构性调整使Global Moran's I值增长速度低于其他年份。

表5 不同年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一二三产业耦合发展Global Moran's I值

根据Local Moran's I统计分析结果，该研究在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的基础上将2010—2019 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一二三产业耦合发展划分为4种局部空间集聚类型，即HH、HL、LH、LL。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属于HH 型的区域集中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东南部，且从望城区、湘阴县2 个县市区增加到湘阴县、汨罗市、岳阳县、平江县、赫山区和望城区6 个县市区。这些县市区不仅拥有较高的乡村产业耦合发展水平，还与邻近区域形成良好的耦合发展协作互助关系。LL 型区域虽有向西南转移的迹象，但随后转移到北部，即从安乡县、南县逐渐转移到公安县、江陵县。这说明乡村产业发展能促进落后地区发展，但部分地区由于产业技术和基础设施水平限制，其乡村产业发展逐渐滞后于周围县市区乡村产业耦合发展且形成负影响。LH 型集中在南部地区，包括资阳区和汨罗市，2010 年后资阳区消除LH 型特征，2013 年后汨罗市的空间集聚类型转化为HH 型。这说明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有助于地区乡村产业发展速度追赶周边地区，并去除抑制效应，而有效的政策指导和区域优势辐射不仅可以弥补落后地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不足，还能推动该地区与周边地区协力发展。HL 型集中在中部地区，包括澧县和华容县，但随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乡村产业发展，2 个区域耦合发展抑制影响力逐渐降低，2014 年后其对周围地区不再形成耦合发展负向影响。时空关联分析结果与乡村产业耦合协调度空间发展分析结果呈现的总体趋势相同，说明乡村产业耦合发展度的空间集聚程度与地区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正相关，因此，构建完善区域间利益关联机制可以促进县市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该研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等定量方法，研究2010—2019 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各县市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发展趋势，可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从整体时间发展角度来看，洞庭湖生态经济区10 年间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从起步阶段过渡到稳定阶段，且耦合发展度与耦合协调度都呈稳定上升状态，但其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仍然不够高，距离成熟阶段的优质协调水平仍有差距，相互促进、相互协作的能力仍需提升。

第二，从各个县市区的角度来看，部分县市区的乡村产业耦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水平呈调整性波动上升状态，主要是因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实施和政策对乡村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使这些县市区乡村产业发展度有些许回调，但整体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是稳定上升的。明显具有该特征的县市区包括望城区、沅江市、安化县、大通湖区和资阳区等12 个县市区。其中，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县市区是望城区，且该区以产业基础、交通基础和创新技术为依托，逐渐形成乡村产业融合优势辐射带。但望城区也只处于刚步入成熟阶段的良好协调水平，离良性共振耦合并有序发展状态还有一定的距离。

第三，从整体空间发展角度来看，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整体耦合发展度和耦合协调度呈上升状态，但东南部耦合发展水平最高，西北部耦合发展水平最低，形成“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乡村产业耦合发展水平从高至低依次为望城区、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荆州市。这主要是由于产业创新和政策扶持的双轨并入，东南部地区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交通运输和特色产业的优势，将农业资源与产品精加工、网络电商、生态旅游等结合，衍生出乡村电商、乡村小镇旅游、自动化农业等新兴业态，促使乡村产业价值链发展和延伸，故乡村产业融合整体呈上升状态。但由于不同区域资源禀赋、特色文化、政策力度不同，故形成区域间不协调发展的格局。

第四，从空间自相关分析来看，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集聚效应，且集聚效果逐年提升。至2019 年，HH 型县市区数量最多，且集中在经济区东南部，形成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区；LL 型县市区集中在经济区北部，形成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抑制区；LH 型县市区与HL 型县市区随着乡村产业发展而逐渐消除区域产业融合发展负向影响。

3.2 主要建议

第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仍存在乡村产业融合水平较低的问题，应在宏观层面持续深化改革，调整乡村产业供给侧配置，完善乡村产业金融扶持政策，为乡村产业融合建设更科学、更合理的制度体系，并鼓励采用先进的组织制度、管理方式，促进乡村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积极培育新型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

第二，为平衡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呈现的“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域差距，各县市区应以本地产业优势与政策优势为基础，强化跨区域利益联结机制并提升本地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逐渐减少与经济区内其他县市区的产业融合发展差异。

第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东南部应结合区域联合发展优势，聚焦于农村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加紧落实“产社融合、村社融合”的政策要求，推动地区以产业集群优势建立并发展产业园区，加速搭建产业融合载体进程，强化包括产业融合示范园、农村创新创业园和农业科技园等各类产业园的先头组织的带头引领功能，提升乡村产业融合高水平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第四，从空间自相关布局分析来看，各县市区需要强化利益联结机制，弱化地区间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抑制作用，提升区域发展协调性，推进与其他县市区之间的资源禀赋要素流通，建设联动互助、优势互补的地区发展体系，调整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激发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活力，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