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宪平 秦大树 邹福安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长期以来，由于罕见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以下简称三朝）带有年款的瓷器，海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及其生产情况不甚了然，从而冠以“Blank”“Interregnum”“黑暗期”“空白点”“空白期”等不实之名[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三朝纪年墓葬、遗址出土瓷器的增多，有关三朝瓷器的一些风格特征得以被认识。然而，对这一时期民窑生产的总体面貌，以及其早晚阶段生产变化情况，仍缺少可靠的考古资料，特别是窑址的发掘资料。2012年以来，落马桥窑址发掘清理了时代连续的明清民窑遗存，是目前考古发掘的最全面完整的明清民窑遗址。通过整理研究，我们对明代早期民窑业的发展脉络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本文将对此次发掘出土的三朝时期各类代表性器物进行介绍，对相关地层出土器物的种类进行统计分析，同时还对前一阶段（洪武到宣德时期）的出土器物进行统计分析与对比研究，进而探讨明代早期以落马桥窑场为代表的景德镇民窑场的生产情况与发展变化。

一、窑址位置及相关考古工作

落马桥窑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华南路红光瓷厂厂区内，西距昌江约0.6千米，南距南河约1.9千米，属景德镇市老城区的中心地带（图一）。“落马桥”是古今沿用地名，在康熙《浮梁县志》“景德镇图”上能够找到“落马桥”的名字，同书卷三“建置”“津梁”条下载：“镇市都，拱辰桥（正统里人刘士护建）、落马桥”[2]，据此我们知道落马桥在古代行政区划上属于饶州府浮梁县兴西乡的镇市都。镇市都又是古代景德镇的位置所在，《浮梁县志》卷一“隅乡”条下载“景德镇（在里仁、镇市二都）”[3]。因此，落马桥是古代浮梁瓷器生产中心区“景德镇”（镇区）内的一处重要窑场。位置上南邻小港嘴，属于镇区“十三里窑场”[4]的南部。

图一 落马桥窑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落马桥窑址受到学界关注较早，而其被熟知则与其出土元青花有莫大的关系[5]。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元代窖藏、墓葬出土青花瓷器的不断发现[6]，元青花遂成为了古陶瓷学界研究的热点。在此契机下，随着以湖田窑址调查和试掘为标志的景德镇瓷窑遗址考古工作的初步开展，人们开始关注窑址所反映的生产层面的信息。黄云鹏曾报告在落马桥红光瓷厂隧道窑基建时出土的几类元青花及青白釉唇口饼足碗[7]。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报告了1980年落马桥基建中发现的白瓷、青白瓷、元青花瓷、红绿彩及枢府瓷，特别是采集到了带有“头青”“戴彩”“黄”“吴”“辛巳”等铭文及八思巴文的瓷器残片[8]。此后也有学者对落马桥窑址进行过调查[9]。

落马桥窑址位于明清景德镇瓷业生产的中心区，由于窑址受到了严重威胁，2012～2013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对落马桥窑址进行了发掘[10]。实际发掘面积684平方米，揭露了大量北宋至清末的制瓷业遗迹，出土了数以吨计的瓷片和窑具。整理表明，落马桥的窑业生产可早至北宋后期，南宋中期窑业快速发展，生产出大量高质量的青白瓷。蒋祈在《陶记》中说：“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11]，可与落马桥的考古发现相印证，同时也为《陶记》著于南宋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元代落马桥的瓷器生产进入高峰期，高等级建筑和五爪龙纹瓷片的发现，表明此处在元代或为官方瓷器生产机构——浮梁瓷局下辖的一处重要窑场。明清时期，落马桥窑场持续繁荣，嘉靖时期还是一处重要的“官搭民烧”窑场。综上，落马桥的瓷器生产从北宋末延续至清末民国，时间跨度长达800年。

二、落马桥窑址出土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

落马桥窑址发掘出土的三朝瓷器残片数量丰富，品种以青花为主，其次为白釉，另有少量的外青釉内青花、外蓝釉内青花、哥釉青花、青釉等。现择主要品种、器型介绍如下。

1.青花

碗 标本13JHT3④b:14，可复原。侈口，深曲腹，圈足内斜，挖足过肩。口径14.5、足径5.6、高7厘米。白胎，细而坚致。白釉，莹润光亮，外足端刮釉，足底施釉不及足端，口沿处施酱色釉。青花发色较蓝艳。外壁绘云气纹，内底绘月华纹（图二，1）。标本12JHT3④b:317，可复原。尖唇，敛口，斜腹微曲，小圈足较高，足墙微内斜。口径15、足径4.8、高7.3厘米。白胎，细。白釉泛黄，略失透，口沿刮釉，施酱色釉，足端刮釉，釉面缩釉处较多。青花发色暗淡。外壁绘云气纹；内壁上腹绘云纹一周，下腹双圈内绘竖线纹一周，底部绘月华纹（图二，2）。标本12JHT3⑤:224，变形。侈口，深曲腹，圈足，挖足深。口径20.2、足径9、高10.2厘米。白胎，细腻，胎体较厚。白釉光润，微泛灰，通体施釉，外足端刮釉，足内施釉不及足端。青花发色略灰暗。外腹部绘缠枝莲纹，近底部绘变形仰莲瓣纹一周；内口沿饰织锦纹，腹部绘折枝莲花，底部绘莲池纹。器身有较多粘渣（图二，5）。标本12JHT3④a:212，可复原。方唇，口稍侈，曲腹，圈足稍小，外足墙较直，内足墙外斜。口径14、足径5.4、高7厘米。白胎，稍粗。白釉泛青，光亮，布满细碎开片，器身施釉，足底不施釉。外腹部绘缠枝莲纹；内壁口沿处双圈边饰，内底单圈内绘兰花。足底粘砂（图二，6）。标本12JHT3扩⑤a:302，失口。上腹较直，下腹曲，圈足较高，内斜。足径6.5、残高6.6厘米。白胎，较细。白釉，光亮，布满细碎开片，通体施釉，裹足刮釉。青花发色浓艳深沉。外壁口沿绘方回纹一周，腹部绘缠枝莲纹，近底处绘莲瓣一周；内底绘莲瓣纹，内书梵文（图二，8）。

图二 落马桥窑址出土正统至天顺时期青花瓷

盘 标本13JHT19③c:17，可复原，微塌底。方唇，折沿上翘，曲腹，圈足，足墙内斜。内腹部有菊瓣式凸棱。口径20、足径11.5、高3.5厘米。白胎，细。白釉，较光亮，通体施釉，裹足刮釉。口沿刮釉，施酱色釉。内口沿饰单圈，内底双圈内绘麒麟纹（图二，4）。标本13JHT18③c:4，可复原，口部变形，微塌底。口较敞，腹斜曲，圈足内斜。口径约20、足径11.4、高3.8厘米。白胎细，胎体薄。白釉泛青，光亮，通体施釉，裹足刮釉。青花发色浓艳。内底双圈内绘牡丹花纹（图二，7）。

高足杯 标本12JHT3扩⑤:309，下腹及高足残片。深曲腹，高足较宽，足上部有竹节状凸起。足径4.7、残高8.8厘米。白胎，较细。白釉较泛青，光润，通体施釉，足内亦施釉，裹足刮釉。青花发色较深沉。外腹部纹饰残；内底双圈内绘月华纹；高足竹节上、下及近足端处饰多道线圈（图二，9）。标本13JHT3F14①:302，下腹及高足残片。深曲腹，高足较宽，足上部有竹节状凸起。足径5.1、残高8.5厘米。白胎，较细。白釉泛灰，光润，通体施釉，内足墙亦施釉，裹足刮釉。外腹部绘花卉纹；内底双圈内绘月影梅纹；高足饰多道线圈（图二，10）。

钵 标本12JHT3④:321，可复原。方唇，直口，上腹直，下腹曲，圈足内斜。口径11.4、足径7.4、高4.7厘米。白胎，较细。白釉泛青，较光亮，通体有大量开片，且缩釉处较多，通体施釉，足端刮釉，足底施酱色护胎釉。青花发色较深。外腹部绘缠枝花卉纹；内底双圈内绘十字宝杵纹，纹饰残（图二，3）。

炉 标本13JHT18③c:322，可复原。方唇，直壁，近底处向内斜折，圈足稍内斜。口径8.4、足径4.4、高6.1厘米。白胎微泛灰，稍粗。白釉泛青，光亮，玻璃质感强，布满细碎开片。器内无釉，外壁施釉及足，足底无釉。青花发色蓝中带灰，略晕散。外壁绘花草植物纹（图二，11）。

器座 标本13JHT18③c:325，失口。束颈，丰肩，斜腹，近足处出台，足端较宽且平，外侧有削棱，器身中空，底部中心有圆孔。足径5.7、残高5.2厘米。白胎，较细，胎体较厚，足底露胎处烧呈砖红色。白釉，釉色较泛青灰，较光润，釉面有缩釉痕，局部“串烟”泛黄。腹部镂空之间绘“卍”字纹，镂空处青花描边（图二，12）。

2.白釉

盘 标本13JHT21③c:309，可复原。塌底。圆唇，侈口，斜曲腹，圈足。口径21、足径12、高4.2厘米。白胎，细，胎体较薄。白釉，莹润光亮，通体施釉，裹足刮釉。内底有大量黄褐色斑点，足底有较多缩釉点（图三，1）。

水盂 标本13JHT19③c:301，可复原。方圆唇，敛口，鼓腹，下腹斜曲内收，平底微上凹。口径12.2、底径11.8、高11.6厘米。白胎较细，胎体较厚。白釉光亮，有少量开片，器内施釉，外壁施釉不及底。露胎处呈现火石红（图三，2）。

3.青釉

盘 标本13JHT18③c:13，可复原。圆唇，花口，折沿，腹斜曲，圈足内斜。腹部有菊瓣式凸棱。口径19.8、足径9.7、高3.4厘米。胎稍细，外壁修坯痕明显。青釉莹润光亮，通体施釉，足端刮釉，足底无釉（图三，5）。

4.仿哥釉青花

盘 标本12JHT14②b:311，可复原。圆唇，大侈口，折腹，圈足内斜。口径21.4、足径11、高3.3厘米。白胎较粗，胎体较薄。仿哥釉，布满细碎开片，通体施釉，裹足刮釉，口沿处施酱釉。青花装饰，盘内壁近底处饰两道线圈，底部绘麒麟纹，纹饰残（图三，3）。

5.外青釉内青花

碗 标本13JHT19③c:307，可复原。口较侈，尖圆唇，曲腹，圈足内斜，挖足过肩。口径12、足径4.2、高5.9厘米。白胎稍细。青釉，莹润光亮，通体施釉，裹足刮釉。内壁青花装饰，口沿处饰双线圈，内底双圈内书字，似为“福”字（图三，4）。

图三 落马桥窑址出土正统至天顺时期颜色釉瓷

三、明早期景德镇民窑业的生产状况及发展变化

要了解某一时期窑业的发展情况和历史地位，需要从纵向上比较它前后阶段的生产情况，这样才能做出整体的判断；而要了解某一时期的窑业生产情况，应尽量是由不同生产窑场所代表的“点”去构建窑区的“面”，点越多，构建的面越完整，所反映某地区的窑业生产情况也越具有说服力。明代早期，景德镇制瓷业以镇区为中心，在周边的湖田、瑶里、丽阳等窑区也有一定规模的瓷器生产，然而目前进行过正式考古发掘且包含明早期遗存的民窑遗址十分有限，见于发表的仅有湖田、丽阳瓷器山和落马桥三处，而位于镇区内的仅有落马桥一处。其中，湖田窑是早期窑业的中心窑场，五代至宋元遗存十分丰富，但明代已是湖田窑的衰落期和最后生产阶段，难以反映此时民窑生产的基本情况；瓷器山窑址的时代集中在宣德至天顺时期，由于没有晚期生产活动对早期遗存的破坏，完整的保留了一个时期的窑业生产面貌，但也由于遗存的时代短，缺少瓷器生产的纵向联系。落马桥窑址的发掘恰好填补了以上两点缺失，它位于生产核心区内，出土的明早期遗物丰富且连续，为我们考察明早期景德镇民窑的生产与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们将落马桥明清遗存分为七期，其中一、二期分别对应洪武至宣德和正统至天顺时期。第一期出土器物不多，品种单一，白釉瓷为主流产品，另有少量红绿彩瓷和釉里红瓷。以典型遗迹单位T17H5为例，在此灰坑出土的3032件（片）标本中，白釉瓷有2966片，占总数的97.8%；器类也很单一，主要为碗、盘，白釉碗占84.6%，白釉盘占15.4%[12]。碗主要有侈口曲腹（图四，1）和侈口折腹（图四，2）两种。折腹碗的口部很侈，较元代卵白釉同类器口部外侈程度强（图五）。盘主要是侈口曲腹盘，内底多有压环（向下减胎一周），圈足大，挖足较浅，通常只有外足墙的一半，内足墙向外斜削（图四，3）。器物均为白胎，胎质多较细。器物内腹部多见模印装饰。本期出土器物能够与多处明初纪年墓葬出土瓷器相对照，如白釉侈口曲腹盘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俞通源墓[13]、中华门外郎家山永乐十六年（1418年）宋晟夫人墓（图四，6）[14]出土器造型及纹饰相同。白釉侈口曲腹碗与永乐五年宋晟墓[15]、四川平武王玺家族墓地宣德六年（1431年）王祥墓（图四，4）[16]出土器形制相同。白釉侈口折腹碗与四川成都明蜀王府遗址出土器形制相同（图四，5）。

图五 落马桥窑址出土元卵白釉折腹碗（T3H5①:53）

图四 落马桥窑址第一期与明初纪年墓出土白釉瓷对比

本组地层、遗迹叠压或打破元代晚期地层，加上地层中出土有明确的明初“乐平县”铭板瓦[17]，可以判定年代上限不早于洪武。本组地层又被三朝时期地层所叠压，因而年代下限不晚于三朝。对比纪年资料发现，落马桥出土的白釉瓷不仅见于洪武时期的墓葬中，也见于永乐、宣德时期的墓葬中，虽然晚期墓葬随葬早期器物很常见，但是考虑到上述情况并非个例，且通过类型学的排比，无法排除一些白釉瓷器为永宣时期生产的可能，因而将第一期的年代判定为洪武至宣德时期。

青花瓷是享誉世界的名品，也代表了景德镇瓷器发展史上的重要工艺革新和技术进步，元青花的出现标志着景德镇瓷器由单一的胎釉装饰阶段进入到了彩绘装饰阶段。但考古发现表明，青花瓷这一新品种在当时并不是最主要的产品，在落马桥元代晚期地层出土的各类瓷器标本中，青花瓷最多占9.1%[18]，也就是说，元青花的出现并没有替代原有的装饰工艺，真正的彩绘时代进入明代才开始。对于官窑来说，通过御窑厂遗址的系统发掘，大体可以清楚在永宣时期以青花瓷为代表的彩绘瓷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而明代民窑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复烧青花瓷的，长期以来并不清楚。20世纪70～80年代，南京地区的学者尝试通过瓷器风格排比，从玉带河遗址出土的大量明代民窑瓷器中将属于明早期的部分辨认出来[19]，甚至细化到了洪武、永乐、宣德这样具体的某一朝，但由于缺少标准器作为参考，断代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掺入了主观认识，造成结果的偏颇。以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在早于正统朝的明代纪年墓葬中尚未见到民窑风格的青花瓷器（元青花风格瓷器除外），也就无法提供明确的断代依据。

我们在落马桥窑址的发掘和资料整理过程中，对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始烧年代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在正统至天顺时期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带有明代民窑风格的青花瓷片，但在更早的洪武至宣德时期地层中未有明确的发现。结合正统元年浮梁县民陆子顺一次进献五万件瓷器的史料[20]，上距宣德朝不足两年的正统二年朱盘烒墓出土有较成熟的青花瓷器[21]，景德镇唐英学社“藩府佳器”展曾展出过一件青花“宣德拾年（1435年）岁次乙卯年置”铭的青釉残器以及丽阳瓷器山窑址的发掘资料，我们推测至迟在正统之前的宣德后期，景德镇民窑已经开始了少量的青花瓷器生产。但落马桥窑址的发掘也表明，洪武至宣德时期，景德镇民窑还处于恢复阶段，产品绝大多数为白釉瓷，青花瓷的规模化生产要到宣德以后的正统至天顺时期才完全建立起来。

落马桥第二期地层堆积丰厚，出土物数量较前一期大幅增多，显著变化是出土了大量的青花瓷，另有一定数量的白釉瓷和少量的外青釉内青花、哥釉青花瓷等。整理中将T15～T23的同一地层合并统计，在③c层出土的8498件（片）遗物中，青花瓷占70.97%，白釉瓷占24.32%，素胎器占1.73%，另有少量的青釉、酱釉、紫金釉等瓷片，匣钵、火照、垫饼等窑具，瓦片、砖、房脊等建筑构件。纪年资料方面，此期地层出土的青花云气纹净水碗（图六，1）与景德镇景泰四年（1453年）严昇墓出土的青花花卉纹净水碗造型相近（图六，3）[22]；青花折枝花卉纹筒式炉（图六，2）与严昇墓出土的同类器造型、纹饰一致（图六，4）[23]，相同造型的器物还见于景德镇丽阳瓷器山窑址[24]及江西德兴黄柏乡正统十二年（1447年）张叔嵬墓[25]出土，筒式炉所绘的折枝花卉纹与江西德兴景泰二年墓出土的青花戟耳瓶、青花鼎式炉[26]上的纹样一致，由此可知折枝花卉纹是景泰时期十分流行的装饰纹样；青花渣斗上的人物纹及铁索云纹与浙江嘉兴大桥景泰三年许公墓出土的青花碗风格相近[27]；青花云气纹碗内底所饰月华纹，与浙江桐乡濮院杨家桥天顺六年（1462年）墓出土的外蓝釉内青花碗纹样一致[28]。综上，此期的年代为正统至天顺时期。

图六 落马桥窑址第二期与景泰纪年墓出土青花瓷对比

本期出土的器类较第一期大量增加，以碗、盘为主，另有碟、杯、高足杯、炉、壶、罐、瓶、钵、渣斗、罐盖、盒盖、器座、灯盏、砚台、瓷板、枕等。碗、盘类器物中又以侈口曲腹圈足碗、盘占绝对数量，碗类器物挖足多较深，常见“挖足过肩”的现象。折沿盘出土较多（图二，4），有的做成花口，腹部有菊瓣式凸棱。明中期较为流行的折沿碗在这一时期基本不见。高足杯主要有大小两种，大者腹身似碗，高足宽大；小者杯身小，高足瘦小，足部外撇程度强。高足上部多有一周竹节状凸起，品种有青花、白釉、外青釉内青花、外蓝釉内青花等（图七）。足内多施釉且杯、足结合处平整，或有尖凸但利坯规整（图八，1），明显有别于元代高足杯足内基本不施釉、杯底常见不规则泥凸的接足方式（图八，2），可能是受到了明初官窑瓷器的影响。此外，有的高足杯封底（图八，3）。器物均为白胎，胎质细。足底基本都施釉，裹足刮釉，釉色多泛青且光润，口沿常见施酱釉一周。装饰基本为釉下青花，发色蓝艳，有的有铁斑析出，装饰题材较丰富，以缠枝、折枝花卉纹为主，另有云气纹、月华纹、麒麟纹、人物纹、“福”字、宝杵纹等，未出土足底书款的器物。

图八 落马桥窑址出土高足杯

图七 落马桥窑址出土正统至天顺时期各品种高足杯

由上可见，正统至天顺时期，以落马桥为代表的镇区制瓷业进入了发展阶段，产品的种类、数量和精美程度都较前一阶段明显提升，青花瓷的大量生产标志着此时一个以技术含量更高，产品更加具有艺术性的青花瓷器生产为主的民窑生产体系建立起来，而且自此之后，青花瓷在整个明清时期民窑瓷器生产中一直占据主体地位，民窑由此也进入了彩绘瓷生产阶段。

若将视线扩大到全国范围内，不难发现明代最重要的两个窑业生产区景德镇与龙泉，在明代早中期发生着重要的变化，龙泉窑在明初生产和输出上的优势地位逐步被景德镇所取代，而这种变化的趋势正是从所谓的“空白期”开始的。明初洪武至宣德时期龙泉窑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元末农民大起义使全国各地窑业生产陷入低谷。然而龙泉地处浙南深山，受战乱影响较小。其次，文献记载，章溢知处州时[29]，“处（州）多山而少田，军需恒不足，胡深为奏免，惟输琉瓷、白藤于朝，而行省复有所科，溢奏罢之”[30]。即因为龙泉地区地少粮少，难以向吴王朝政府缴纳军粮，因此用琉田所产的瓷器和白藤代替，说明在明朝建立之前，龙泉就向官府贡纳瓷器，这为后来龙泉被指定为贡窑奠定了基础。再者，龙泉有瓷器输出的地利之便，在朝贡贸易和走私贸易下，东南海域的琉球、日本等国更容易获得龙泉瓷器，文献中甚至有他们深入窑区购买瓷器的记载，《明实录》载：“（永乐二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琉球国山南王遣使贡方物，就令赍白金诣处州市磁器，法当逮问。上曰：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31]

正统至天顺时期，景德镇民窑业开始复兴，工艺技术发生重大转变。如前所述，落马桥出土这一时期遗物丰富，青花瓷占到了总数的71%。梳理海内外墓葬、遗址、沉船等发现也有类似的情况，统计目前已发现的19座三朝纪年墓出土的124件瓷器中，青花瓷有102件，占到了总数的82%[32]。2005年发掘的毛家湾瓷器坑，在统计的8016件青花标本中，第一、二期青花瓷仅占10.1%[33]，第三期（正统至天顺）青花瓷2116片，占24.5%[34]。此外，出土的第三期白釉、蓝釉瓷仅154片，不足青花瓷的十分之一。2013～2017年发掘的四川成都明蜀王府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景德镇三朝瓷器[35]。

瓷器输出方面，尽管这一时期受海禁的影响，海外贸易受到了较严格的限制，而且正统十二年文献明确记载“不许私将白地青花瓷器皿卖与外夷使臣”[36]，但仍有一些景德镇瓷器输出到了海外，这在作为贸易中转站的琉球出土瓷器中表现的十分显著[37]（图九，1～4）[38]。元代中晚期至明初，输入琉球的龙泉青瓷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至15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在数量上已超过龙泉[39]。东南亚地区的沉船也出水了少量的青花瓷，如最具代表性的潘达南沉船（Pandanan）出水了30～60件景德镇青花瓷[40]，皇家南海号（Royal Nanhai）沉船也出水数件景德镇青花瓷（图九，5、6）[41]。此外，在英国学者乔治·威廉姆森调查伊朗南部遗址所获瓷器标本中，有属于三朝的青花瓷片[42]；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收藏有三朝青花凤凰牡丹纹盘（图九，7）[43]；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有三朝青花月影梅纹碗、“福”字碗残片等[44]（图九，8）。以上情况说明，正统至天顺时期，在朝贡与走私贸易背景下，景德镇瓷器有一定数量的输出[45]，而且输出范围不仅局限于东亚、东南亚，也到达了西亚乃至非洲。而各地出土龙泉青瓷的数量较明初有所降低，反映出景德镇民窑的崛起使得龙泉窑的竞争力减弱，至明代中期，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景德镇瓷器的输出进入规模化阶段，最终二者完成贸易地位的转变。

图九 海外出土（出水）与馆藏的三朝瓷器

四、小结

通过对落马桥窑址出土明早期遗物的整理，我们获得了对这一时期民窑生产规模、产品种类与发展变化等方面的一些认识。相较于洪武至宣德时期几乎是单纯生产白釉、青釉等单色釉瓷器的情况，正统至天顺时期民窑生产规模明显扩大，瓷器种类丰富，产品向多样化、精致化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民窑青花瓷继元代晚期之后大量生产，且多精致美观，反映出景德镇民营制瓷业在总体上走上了发展的阶段。以青花瓷器规模化生产为标志的民窑生产体系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为明代中后期景德镇民窑的高度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明代瓷器发展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在景德镇与龙泉窑的竞争中最终取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高宪平.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瓷业研究综述[C]∥填空补白Ⅱ:考古新发现明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9:422-437.

[2]陈淯等修,邓熝等纂.浮梁县志:津梁(第3卷)[M]∥中国方志丛书(第83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272.

[3]同[2]:190.

[4]蓝浦著,郑廷桂增补.景德镇陶录:图说(第1卷)[M]∥续修四库全书:谱录类(第11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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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克伦.元青花研究六十年[C]∥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13-30.

[7]黄云鹏.馆藏和窑址出土的元青花、釉里红瓷[J].江西历史文物,1983(4):1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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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淯等修,邓熝等纂.浮梁县志:陶政（第4卷）[M]∥中国方志丛书(第83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410.

[12]包含少量的元代青花、青白釉、卵白釉瓷,统计时剔除。下文统计情况与之相同。

[13]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局.江苏南京市戚家山明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9(10):18-26.

[14]南京市博物馆.古都神韵——南京市博物馆文物精华[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34.

[15]同[14]:30.

[16]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平武土司遗珍——明代王玺家族墓出土文物选萃[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110-111.

[17]乐平在洪武初年降州为县。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地理四(第4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58.

[18]同[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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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明实录:英宗实录(第23卷)[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2:444.但未提到所进瓷器中有青花瓷。

[21]古湘,陈柏泉.介绍几件元、明青花瓷器[J].文物,1973(12):64-66转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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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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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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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龙泉县志（乾隆刊本）（第8卷）[M].龙泉市博物馆藏,20叶.本条记载在成文版同治刊本中记为“硫磺”,但在该书卷三《赋役志》中所记物产并无硫磺,为后来传抄所误。

[31]明实录:太宗实录(第31卷)[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556.

[32]高宪平,李晞.明代早期景德镇民窑生产的区域性与阶段性[J].南方文物,2020(11):185-195.

[33]判断为洪武、永乐至宣德的民窑青花瓷片缺乏断代依据,对比资料来自南京玉带河出土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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