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商周时期尖底盏研究*

2023-03-25于孟洲

考古与文物 2023年1期

蒋辉于孟洲

（1.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黑龙江大学考古学系）

尖底盏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数量较少。形制基本呈漏斗状，下腹斜收。据已发表资料，尖底盏在成都平原出现于商代晚期，到战国早中期以后消失，使用时间较长。

学界对成都平原尖底盏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起源、演化、消亡、年代和用途等[1]。限于写作年代、材料发表情况和研究目的，尖底盏的类型学分析还比较粗疏，对其来源和功用等问题的探讨也不够细致。近年来成都平原出土尖底盏资料陆续增多，使我们可以对该类器物进行更为细致深入地研究。鉴于尖底盏是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的整个四川盆地从晚商至战国早中期巴蜀文化中的重要器类，全面分析该类器物，对深入开展巴蜀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目前发表资料以成都平原最为丰富，下文将以成都平原为主要研究区域，顺便提及其与宝鸡和三峡地区尖底盏的关系。

目前成都平原出土尖底盏的遗址（地点）包括成都十二桥[2]、指挥街[3]、岷江小区[4]、金沙黄忠A线[5]、黄忠B线[6]、黄忠村[7]、蜀风花园城二期[8]、春雨花间[9]、兰苑[10]、万博[11]、芙蓉苑南[12]、国际花园[13]、西城天下[14]、星河路西延线[15]、阳光地带二期[16]、黄河地点[17]、金牛社区综合楼[18]、黄忠小学[19]、如阳实业[20]、总装后勤部[21]、博物馆新址[22]、新一村[23]、上汪家拐街[24]、下东大街[25]、红花堰[26]、奎星楼街27号[27]，成都高新区普天电缆[28]、摩普生物科技[29]，成都高新西区万安药业包装厂[30]、中海国际社区2号[31]、大唐电信二期[32]、电子科大清水河校区行政楼[33]，彭州龙泉村[34]、青龙村[35]、米筛泉[36]，郫县清江村[37]、波罗村[38]、三观村[39]、曹家祠堂[40]、宋家河坝[41]、陈家院子[42]、双喜村[43]、天台村[44]、西华大学实验楼[45]，新都正因村[46]、桂林乡[47]、太平村[48]、南桥街[49]，青白江大夫村[50]、宏峰村[51]，广汉三星堆[52]，雅安沙溪[53]等；出土尖底盏的墓葬（墓地）包括成都中医学院[54]、文庙西街[55]、商业街[56]、金鱼村[57]、化成小区[58]、抚琴小区[59]、石灰街[60]、石人小区[61]、白果林[62]、青羊小区[63]，青白江沿坨村[64]，什邡城关[65]，绵竹船棺葬[66]，犍为土坑墓[67]等。

一、类型学分析

（一）型式划分

据整体形态可将成都平原商周时期尖底盏分为五型。

A型敞口，无肩。依据口与腹部形态分五个亚型。

Aa型形态与Ac型Ⅰ式较为相似，但腹较直。标本三星堆K1:346-5（图一，1）。

Ab型有沿，腹上部外弧，下部内收。依据腹部变化分二式。

Ⅰ式标本三星堆K1:320（图一，2）。三星堆K1:24，上腹外弧两次，下腹内收成尖底，与Ab型Ⅰ式稍有不同，因只发现1件，故暂归入Ab型Ⅰ式（图一，3）。

演化规律：腹部由深变浅，腹上部外弧程度减弱，器身变矮。

Ac型腹稍外弧。依据腹部变化分三式。

Ⅰ式标本春雨花间ⅦT1514⑤:1（图一，5）。

Ⅲ式标本西城天下H4572:3（图一，7）。

演化规律：腹部由浅变深，器身变高。

Ad型腹上端近口沿处开始弧收。结合口部及腹部形态分二式。

Ⅰ式标本三星堆82GST2③:14（图一，8）。

Ⅱ式标本西城天下H4572:11（图一，9）。

演化规律：腹变深，器身变高，底部由尖底变成不规整底。

Ae型腹微弧。标本正因村H19③:1（图一，10）。

图一 A型尖底盏

B型敛口，肩部圆鼓，分五个亚型。

Ba型敛口较甚，腹较浅，呈“坦腹”状。依据腹部变化，分三式。

Ⅰ式标本普天电缆H2:1（图二，1）。

Ⅱ式标本芙蓉苑南H1692:1（图二，2）。

Ⅲ式标本大夫村T3⑤:13（图二，3）。

演化规律：腹逐渐变浅，“坦腹”程度不断加深。

Bb型斜腹内收，器身较Bc型矮。依据肩部变化分三式。

Ⅰ式标本蜀风花园城M27:1（图二，4）。

Ⅱ式标本星河路H7096:3（图二，5）。

Ⅲ式标本大唐电信T2⑤:2（图二，6）。

演化规律：肩部逐渐变短，下腹变深。

Bc型斜弧腹，器身较Bb型高。依整体形态变化分二式。

Ⅰ式标本芙蓉苑南H2097:1（图二，7）。

Ⅱ式标本黄忠B线H515:2（图二，8）。

演化规律：腹部变浅，器身整体变矮。

Bd型肩部甚狭，口内敛程度较甚。标本十二桥ⅡT30⑩:2（图二，9）。

Be型腹较深，小平底。标本中海国际社区H5:6（图二，10）。

图二 B型尖底盏

C型微敞口或直口，肩、腹转折较明显，呈“上下两段式”。综合腹部、口部及肩部形态，分为四个亚型。

Ca型下腹较直或微内弧。依据腹部变化分三式。

Ⅲ式标本十二桥ⅡT50⑩:1（图三，3）。

演化规律：上腹相对变浅，下腹相对变深，器身变宽扁。

Cb型口部形制与Ca型Ⅰ式同，惟腹部明显内弧。标本兰苑H305:21（图三，4）。

Cc型下腹内弧，腹较Ca型浅。依腹部形态变化分二式。

Ⅰ式标本万安药业T3⑤:112（图三，5）。

Ⅱ式标本龙泉村T6④:1（图三，6）。

演化规律：腹变浅，下腹内弧程度加深。

Cd型下腹较深。依据腹部变化分三式。

Ⅰ式标本新一村T102⑧:15（图三，7）。

Ⅱ式标本新一村T404⑥:48（图三，8）。

Ⅲ式标本金鱼村M1:9（图三，9）。

图三 C型尖底盏

演化规律：上腹相对变深，下腹相对变浅，器身变矮扁。

D型有沿，口微敛或近直口，束颈，肩部外鼓。依沿部及腹部形制差异，分三亚型。

Da型斜折沿，腹较直。标本万博M200:3（图四，1）。

Db型斜折沿，腹内弧。标本兰苑H305:10（图四，2）。

Dc型立沿较短，腹内弧。标本兰苑H305:23（图四，3）。

E型子母口，腹部稍显转折，下腹斜直，依整体形态变化分二式。

Ⅰ式标本波罗村奥维尔H236:2（图四，4）。

Ⅱ式标本波罗村奥维尔TN2W4⑤:5（图四，5）。

图四 D、E型尖底盏

演化规律：敞口幅度变大，承器盖的内沿更为明显，器身变矮。

（二）分期与年代

根据尖底盏的形制演变趋势及各型式间的共存关系，我们将成都平原商周时期尖底盏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四段。

第一段：主要见于广汉三星堆，其他地区仅少量发现。主要有Aa型、Ab型Ⅰ式、Ac型Ⅰ式、Ad型Ⅰ式、Ae型、Ba型Ⅰ式及Ca型Ⅰ式等。多呈外折沿或敞口无沿；腹较直或腹部外弧；尖底多呈乳突状，少量呈小平底或近圜底。学界大都认为三星堆一号坑的年代为殷墟一期或稍晚[68]。十二桥层、金沙遗址春雨花间ⅣT1514⑤层的年代为商代晚期[69]。新都正因村H19③层出土的器物与十二桥层接近，年代也应当在商代晚期。因此，第一段的年代可大体判断为商代晚期，上限可至殷墟一期或稍晚。

第二段：多见于成都主城区，成都市周边如高新西区、郫县、彭州等地亦有出土。主要有Ab型Ⅱ式、Ac型Ⅱ式、Ac型Ⅲ式、Ad型Ⅱ式、Ba型Ⅱ式、Bb型Ⅰ式、Bb型Ⅱ式、Bc型、Bd型、Be型、Ca型Ⅱ式、Ca型Ⅲ式、Cb型及D、E型等。形制发生较大变化，上一阶段流行的外折沿类已发展到尾声，敛口、肩部圆鼓（即B型）及“上下两段式”尖底盏（即C型）得到极大发展。金沙遗址兰苑H305、蜀风花园城②层下墓葬及灰坑、芙蓉苑南④B层下灰坑、万博早期墓葬、黄忠村H150等年代一般推断为商末周初。西城天下H4572、国际花园早期墓葬的年代一般认为在西周前期[70]。如阳实业T202⑤层和高新西区部分遗存时代较早，所出高领罐、瓮形器等与蜀风花园城接近。万博中期墓葬、星河路西延线早期遗存、黄忠村H158、H128、黄忠B线⑤层及⑤层下灰坑、郫县清江村⑦层、彭州龙泉村等所出矮领罐、圈足罐、瓮形器与西城天下H4572、国际花园早期墓葬等接近，时代应相去不远。波罗村所出E型Ⅰ式尖底盏与2001年度涪陵石沱⑥层[71]所出尖底盏相似。石沱所出小平底罐、尖底杯等与万博早期遗存同类器相似，年代也应在商末周初。波罗村E型Ⅱ式尖底盏紧接E型Ⅰ式发展而来，年代或稍晚，定在西周前期较为恰当。因此，第二段的年代当在商末周初至西周前期。

第三段：除成都市区外，周边地区也有较多发现。主要有Ba型Ⅲ式、Bb型Ⅲ式、Cc型Ⅰ式及Cd型Ⅰ式、Cd型Ⅱ式等。有沿尖底盏在本阶段基本消失，敛口、肩部圆鼓类尖底盏已发展到末期，“上下两段式”尖底盏继续发展。新一村⑧～⑥层年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72]。金沙遗址黄忠A线⑤层及⑤层下灰坑、万博⑥层一般认为在西周晚期[73]。成都市博物馆新址M1、高新西区万安药业包装厂⑤层及⑤层下灰坑、大唐电信⑤层及⑤层下灰坑、郫县清江村⑤层、青白江区大夫村⑤层、H1所出簋形器、喇叭口罐、绳纹罐等与新一村⑧～⑥层接近，年代当大致相当。因此，第三段的年代当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

第四段：成都市区墓葬中有较多发现，遗址内较少。彭州、什邡、犍为等地亦有出土。尖底盏种类很少，主要有Cc型Ⅱ式、Cd型Ⅲ式等。此期以大量矮扁、制作规整的“上下两段式”尖底盏为特色。新一村H7的年代在春秋晚期[74]。上汪家拐街H8、中医学院土坑墓、金鱼村M1及商业街船棺葬一般认为在战国早期[75]。文庙西街M2年代在战国中期[76]。什邡城关墓地出土尖底盏的遗存年代在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77]。星河路西延线所出器盖、平底罐与商业街船棺葬接近，年代当相去不远。下东大街、龙泉村等遗址所出陶釜、圈足豆等与文庙西街相近，年代应大致相当。因此，第四段的年代当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

综合考察以上各段的特点，第一、二段尖底盏的形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除Ba型Ⅲ式、Bb型Ⅲ式等少数型式外，A、B型尖底盏的主要型式基本只存在于此阶段；第三段尖底盏的数量及种类大量减少。“上下两段式”尖底盏由高瘦到矮扁的演变拉开了第四段流行宽扁型尖底盏的序幕，第三、四段的连接比较紧密。另外，Cb、Da、Db、Dc、E型尖底盏仅见于二段，Cc、Cd型尖底盏仅见于三、四段，这也体现出二、三段在尖底盏的型式种类上存在一定差别。综上，可将成都平原商周时期尖底盏的发展进程归纳为两期（表一）：第一期包括第一、二段，为尖底盏的初步发展与繁荣期；第二期包括第三、四段，为尖底盏的继续发展与衰落期。

表一成都平原尖底盏分期表

二、起源及消亡

（一）尖底盏的起源

学界多认为成都平原尖底器的源头在峡江地区[78]，但峡江地区尖底器中，只有尖底缸、尖底杯等出现时间明显较早，尖底盏出现于石地坝文化早期[79]，并不比成都平原早。依据目前资料，成都平原所见Aa型、Ab型Ⅰ式尖底盏的年代最早，均出土于三星堆一号器物坑；峡江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尖底盏出现于石地坝文化一期，如丰都玉溪坪M22、M19[80]、忠县哨棚嘴1999年发掘的第四期遗存[81]等。白九江等学者认为石地坝文化一期的年代“不晚于殷墟一期，其上限或可到二里岗上层偏晚阶段”[82]；于孟洲认为石地坝文化一期的年代“可早到十二桥遗址层”[83]，相当于本文尖底盏分期中的一期一段偏晚阶段。仔细观察石地坝文化一期所出尖底盏及共存陶器形制（图五），如玉溪坪M22所出尖底盏，呈敞口，腹微弧，与本文Ae型尖底盏相似。Ae型尖底盏最早见于正因村H19③:1，其时代和十二桥遗址层相当；哨棚嘴1999年发掘的第四期遗存中，小平底罐呈短颈、鼓肩，与十二桥遗址层小平底罐比较接近。因此，将石地坝文化一期年代推断为与“十二桥遗址层”相当是比较恰当的。三星堆一号器物坑的年代，在殷墟一期或稍晚[84]。十二桥遗址层的年代，一般认为在殷墟三期[85]。所以从目前考古发现看，成都平原尖底盏出现时间有可能比峡江地区稍早。

图五石地坝文一期与十二桥遗址层陶器比较

就现有材料而言，还需要考虑以下四个问题：其一，成都平原没有尖底器传统，该区域的宝墩文化及三星堆文化（除祭祀坑以外的遗存）中均未发现尖底器，而峡江地区有着较为悠久的尖底器传统，所以成都平原尖底盏的出现更可能是受到外界启发所致；其二，目前所见晚商时期尖底盏分别出现于成都平原和峡江地区，数量均不多，出现年代相差不远，峡江地区并无与更早阶段尖底杯和尖底缸同时期的尖底盏，所以尖底盏更可能是晚商时期新出现的一类尖底器；其三，成都平原最早出现尖底盏的三星堆一号器物坑，从建造形制、埋藏特点、器物种类与组合、出现年代等多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特殊性。按照江章华的认识，坑内礼器及宗教神物为三星堆文化阶段的国家宗庙重器，被取而代之的十二桥阶段人们毁灭和掩埋，坑内所出的尖底盏和器座等陶器为十二桥文化遗物[86]。如果江章华的判断不误，尖底盏这类器物突然出现于三星堆器物坑就更有可能与外来人群有直接关联；其四，本文所划分的Aa、Ab型尖底盏数量不多，或只存在于一段，或存在于一、二段，并未成为成都平原尖底盏的主流器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类器物刚出现时的一种存在状态。

（二）尖底盏的消亡

战国中期之后，尖底盏几乎在各类考古材料中绝迹了。有学者谈到，“战国早中期之后的尖底盏渐渐融入到圈足豆之中去了”[87]。这里的圈足豆应指“浅盘圈足豆”。此时的尖底盏确与某些浅盘圈足豆的盘部较为相似（图六）。什邡城关墓地[88]的尖底盏与浅盘圈足豆（即报告Bb型豆）似乎还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表二）。尖底盏是配合器座一起使用的，浅盘圈足豆可能受此启发而产生，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稳固。如大邑五龙出土的Ⅰ式浅腹盘尖底豆（即浅盘式圈足豆），“豆盘多尖底，实为尖底小盏加喇叭状器座粘合而成”[89]。或许浅盘圈足豆的出现，使器身与器座分离、使用起来不甚稳固的尖底盏受到冲击，是导致尖底盏最终消亡的一个原因。什邡墓地随葬品组合的变化，便是对这种替代过程的反映。不过，以此作为尖底盏消亡原因的一种解释，还需更多、更直接的考古资料来验证。

表二什邡城关墓地第一、二、三期尖底盏与圈足豆数量及比例

图六尖底盏与浅盘圈足豆

三、尖底盏的用途

下文将根据出土环境及共存器物分别进行探讨。

（一）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尖底盏

三星堆一号器物坑出土的尖底盏共复原22件，均为夹砂陶[90]，分别对应于本文划分的Aa、Ab两亚型。一号坑还出土器座14件，分属A、B两型，无论是在器物坑内的堆放位置，还是尺寸，均体现出尖底盏与器座之间的紧密关系，二者应当就是配套使用的。发掘者推测尖底盏和器座是专门为祭祀礼仪活动而配套制作的冥器[91]，也有学者认为是作为礼器之用[92]。三星堆器物坑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等高规格礼仪祭祀用器，说坑内同出的尖底盏也具有礼仪祭祀用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尖底盏这类器物更多见于十二桥文化，而非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器类，在三星堆遗址的出现已近于三星堆文化之末。如果按照前述江章华的认识，器物坑内的尖底盏更可能与十二桥文化人群对应，也即十二桥文化人群在毁灭三星堆文化国家宗庙重器时举行某种仪式的用器。是否如此，需要更多祭祀坑所在区域的发掘信息加以验证。

（二）遗址中出土的尖底盏

遗址中所出尖底盏未发现有烟炱的痕迹。再者，尖底盏一般形制较小，可以排除其作为炊器的可能。

冯汉骥曾指出尖底盏是蜀人的一种食器[93]。本文划分的D型尖底盏的形制与同期小平底罐颇同，只是略显低矮（图七），表明小平底罐与尖底盏在形制上存在借用现象[94]。有学者观察到十二桥文化阶段小平底罐中泥质陶的比重逐渐上升，特别是到了十二桥文化一期早段偏晚至一期晚段偏早泥质陶所占比例接近半数，结合小平底罐形态特征推测泥质小平底罐可能作为盛食器[95]。既然尖底盏与盛食器类小平底罐形态相近，那么功能也可能相似。此类尖底盏多黑皮陶、肩颈较大，作为盛食器、配合器座使用确实很合适。另外，尖底盏的消亡与浅盘圈足豆的流行不无关系，这种相互间的替代应是以功能的相近为前提的。浅盘圈足豆一般作为盛食器使用，尖底盏的形态及容积与豆盘相近，若配合器座的话，与豆几乎无甚差别，故其功能也可能为盛食器。

图七尖底盏与小平底罐

成都平原战国时期考古遗存中常出一种尖底盒，是由下部的尖底罐与上部的尖顶器盖互相扣合而成，如文庙西街[96]尖底盒M1:9（图八），尖顶器盖的形制与Cc型Ⅱ式尖底盏几无二致。在大邑五龙[97]战国墓葬中，曾出土过尖顶小盖M4:10，其形制与Cd型Ⅲ式尖底盏近乎雷同。可见，尖底盏的另一个用途，便是作为器盖。不过，尖底盏作为器盖使用的历史，可能并非始自战国时期。金沙遗址中，常见有罐（或簋形器）等容器与B、C型尖底盏共出。这两型尖底盏肩腹较明显，与金沙遗址所出“覆碗型器盖”的形制有相似之处。和部分共存的罐（或簋形器）相比，一些尖底盏的口径略大。金沙遗址尖底盏底部多不规整，部分尖底盏的底部撇向一边。这种不规整的底部作为器盖的捉手倒是比较适宜的，如新一村⑧层[98]与文庙西街M2[99]就曾出土过捉手撇向一边的器盖（图九）。因此，应该已有一部分尖底盏成为当时罐（或簋形器）的器盖。但毕竟其制作比较粗糙，形制也不规整，与专门的器盖相比，使用起来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尖底盏作为器盖使用，应该不是特别普遍的现象。

图八尖底盒与尖底器盖

图九捉手撇向一侧的器盖

（三）墓葬中出土的尖底盏

随葬尖底盏的墓葬主要可分两类：一为金沙遗址早期墓葬[100]（相当于本文所分一期后段），一为成都平原战国时期墓葬[101]（相当于本文所分二期后段）。我们发现两类墓葬中作为随葬品的尖底盏与遗址内所出尖底盏无论陶系、制法还是形态均无明显区别。且有无尖底盏随葬在墓圹形制、墓室大小、葬式等方面也并未体现明显区别。所以，墓葬中出土的尖底盏，应是墓主生前日常使用之物而非明器。

四、从尖底盏看成都平原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一）与关中西部地区

今宝鸡市区附近是西周王朝的一处多个高级贵族的聚居地。分布于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三个相距不远地点的伯墓地[102]附近一带应是伯的封邑所在。茹家庄遗址及伯墓地出土的尖底器、青铜钺、三角形援直内戈、柳叶形剑等，均是成都平原的常见器型。茹家庄遗址出土的尖底盏与十二桥遗址所出尖底盏非常接近（图一〇）。位于嘉陵江东岸的凤县龙口村也发现有与伯墓地相似的尖底罐[103]，进一步显示嘉陵江上游在宝鸡地区与成都平原间的联系中可能充当了通道作用。

图一〇茹家庄遗址与十二桥遗址尖底盏对比

尖底器是蜀文化的典型器物，成都平原所见尖底类器包括尖底盏、尖底杯、尖底罐、尖底盂，数量较大。宝鸡地区所出尖底盏与尖底罐，应是受到成都平原的影响。伯墓地所见多种与成都平原相似的器物种类，仅用文化交流解释或许还不够，之间更可能伴随有人群的迁徙。有学者认为伯墓地出土的铜尖底罐、平底罐等埋葬习俗，不是单纯的来自于十二桥文化的外来文化因素，应是与自身的文化渊源有着直接关系的传统要素，并推测商末周初出现于宝鸡南部的“”集团原本是居于凤县到成都平原一带的族群，后携十二桥文化的要素越秦岭北徙，占据了关中平原之一隅[104]。从伯墓地也能充分反映出尖底器于蜀人可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以至于身处异国他乡，也在使用这类器物。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时代稍早的茹家庄遗址，尖底盏与尖底罐是共出的，而在国墓地，随葬尖底器中只有尖底罐（陶尖底罐和铜尖底罐）而没有尖底盏。另外，铜尖底罐仅见于宝鸡地区，目前还不见于成都平原。这其中的缘由还需深入考察。

（二）与峡江地区

路家河与石地坝文化阶段，峡江地区的文化交流呈现出西向的特点，即峡江地区对十二桥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大量峡江地区的文化因素如尖底杯、釜、圜底罐、敛口罐等进入成都平原，并成为十二桥文化的重要器类[105]。据此可以推测，在三星堆文化末、十二桥文化初这一文化交替时期，成都平原与峡江地区文化交流是异常频繁的，部分峡江地区的族群进入成都平原，并携入较多峡江地区的文化因素。成都平原尖底盏便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出现的。尖底盏出现后，便在成都平原与峡江地区各自文化构成中占有一席之地。两地所出尖底盏在形态上大多具有共性：即成都平原尖底盏的大部分型式，在峡江地区都可以找到形态相似者，如A1、B1组（图一一）。但差异也不容忽视，两地各有一组尖底盏不见于对方，如A2、B2组（图一一）。可见，作为成都平原对外交通孔道之一的峡江地区，一直保持着与成都平原较为密切的文化互动与人群流动，这便促使两地的尖底盏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始终能保持部分近乎相同的形制；但毕竟两地所处区域环境、所属考古学文化及人群构成不同，所以又有一部分尖底盏为各自所独有。

图一一成都平原与峡江地区尖底盏对比

五、余论

一般认为，尖底器是蜀文化的典型器物，是十二桥文化区别于三星堆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尖底器中的尖底盏贯穿十二桥文化始终，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尖底器作为十二桥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是无可厚非的。但要指出的是，尖底盏在十二桥文化中并非自始至终占据显著地位。纵观十二桥文化，尖底器从未占据器类的主要位置。相反，十二桥文化早期，三星堆文化遗留下来的器物如小平底罐等倒是数量尤多；而到了十二桥文化晚期，各种罐类器、瓮类器等又呈执牛耳之势，尖底器种类逐渐减少，最后只剩下尖底盏一种。

据相关研究，小平底罐在十二桥文化一期早段偏早至一期偏晚阶段，数量呈减少之势；相反，尖底盏在此时正处于上升期，数量逐渐增多。结合二者在形制上存在借用现象及功用的趋同分析，尖底盏的兴起极有可能严重冲击着小平底罐的地位，小平底罐的消亡或与此相关。当然，不能排除新兴的十二桥文化在继承三星堆文化原有器物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小平底罐或因此被选择性的放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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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1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万博地点考古勘探与发掘收获[C]∥成都考古发现(2002).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村遗址芙蓉苑南地点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3).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国际花园地点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西城天下地点发掘[C]∥成都考古发现(2005).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8).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1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金沙遗址:阳光地带二期地点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23-25.

[1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黄河”地点墓葬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12).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1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金沙遗址“金沙遗址综合楼”地点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18).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1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商周遗存发掘简报[J].考古,2022(2).

[2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如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住楼地点古遗址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8).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总装后勤部供应站地点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新址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2).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24]成都市文物考古队,四川大学历史系.成都市上汪家拐街遗址发掘报告[C]∥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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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18年成都市成华区红花堰遗址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18).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2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青羊区奎星楼街27号古遗址、墓葬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18).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2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高新西区普天电缆古遗址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6).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高新西区摩普生物科技地点古遗址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高新西区万安药业包装厂商周遗址试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3).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3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中海国际社区2号地点商周遗址发掘报告[C]∥成都考古发现(2010).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3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高新西区大唐电信二期商周遗址试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3).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3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行政大楼地点商周遗址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6).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馆.彭州市太清乡龙泉村遗址战国时期文化遗存2003年发掘报告[C]∥成都考古发现(200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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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郫县陈家院子遗址先秦时期文化遗存试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4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郫县双喜村遗址试掘报告[C]∥成都考古发现(2013).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4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郫县天台村遗址“万达广场”地点发掘报告[C]∥成都考古发现(2015).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4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郫都区西华大学实验楼古遗址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15).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4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都市正因村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收获[C]∥成都考古发现(200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47]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新都县桂林乡商代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97(3).

[4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太平村遗址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10).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4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新都区南桥街商周遗址试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18).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5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夫村古遗址试掘收获[C]∥成都考古发现(2007).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5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都市青白江区宏峰村古遗址发掘简报[C]∥成都考古发现(2005).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52]a.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J].文物,1987(10).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45-150.c.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C]∥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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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曾咏霞.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一九八七年工作简况[J].成都文物,1988(1).

[60]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战国土坑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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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市博考古队.成都市一九九零年田野考古工作纪要[J].成都文物,1991(1).

[63]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三洞桥青羊小区战国墓[J].文物,1989(5).

[6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成都市青白江区沿坨村战国墓群发掘报告[C]∥成都考古发现(2017).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6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5-268.

[66]王有鹏.四川绵竹县船棺葬[J].文物,1987(10).

[67]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J].考古,1983(9).

[68]a.孙华.关于三星队器物坑的若干问题[C]∥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427-429.最近的简报则认为K1的年代晚至殷墟四期，详见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c.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J].考古,2022(7).

[69]江章华.金沙遗址的初步分析[J].文物,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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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涪陵石沱遗址2001年度发掘报告[C]∥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72]同[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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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a.江章华,王毅,张攀.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J].考古学报,2002(1).b.李明斌.成都地区战国考古学遗存初步研究[J].四川文物,1999(3).c.孙华.四川成都商业街大墓的初步分析——成都商业街大墓发掘简报读后[C]∥南方民族考古(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76]同[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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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同[1]e.

[80]同[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