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03～2004年，为配合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对长安校区内的古墓葬进行了发掘，共计发掘墓葬121座，包括唐墓87座。该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东南部，北邻郭南村，西邻张杜村，东邻大居安村（图一）。据墓志可知，其中的M16为牛相仁夫妇合葬墓，现将其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图一 牛相仁墓地理位置示意图

一、地层关系

牛相仁墓开口以上地层可分为两层：

第①层 耕土层。厚0.2～0.25米。土质疏松，呈灰褐色，内含大量植物根系及现代砖瓦碎渣、生活垃圾。

第②层 扰土层。厚0.5～0.6米。土质致密，较硬，呈黄褐色，上部包含少量植物根茎、近代砖瓦碎渣和料姜石颗粒等，下部土质较纯净。

墓葬开口于此层下，打破垆土层及生土。

二、墓葬形制与结构

该墓为斜坡墓道带天井过洞单室土洞墓，坐北向南，方向180°。平面呈刀形，由墓道、过洞、天井、封门、甬道、墓室六部分组成。墓葬南北水平总长20米，墓道开口距现存地表深0.79米，墓室底距现存地表深6.5米（图二）。

图二 牛相仁墓平、剖面图

1.墓道

位于墓葬最南端，北连第一过洞。平面略呈南北向梯形，南端开口略宽于北端，土圹斜坡，坡度20°。墓道东西两壁南部从原始开口至坡底逐渐外扩，形成口窄底稍宽的梯形。壁面及斜坡地面原经修造，平整光滑。内填较硬的黄褐色花土。墓道开口水平长9.69、南端宽1.04、北端宽0.7、斜坡长10、底部南端宽1.04、北端宽1.01米，自深3.54米。

2.过洞 2个。

第一过洞南接墓道，第二过洞位于两个天井之间。两个过洞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土圹斜坡拱顶，坡度同墓道。过洞两壁基本竖直，从1.5～1.6米处起拱，拱顶近平，弧高约0.15米。每个过洞入口处两壁各有4～5厘米收分折棱，从上至下向南倾斜，以示门洞。壁面及拱顶原经铲平修整，光滑，地面平整，后拱顶局部有垮塌。内填较疏松的黄褐色淤土及花土。第一过洞进深1.2、宽0.96、高1.69～1.85米；第二过洞进深1、宽0.94、高1.69～1.91米。

3.天井 2个。

第一天井南接第一过洞，第二天井位于第二过洞及甬道之间。两个天井形制结构基本相同，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土圹斜坡竖井，坡度同墓道、过洞。天井四壁从原始开口至过洞顶基本竖直，下部东西两壁从坡底向上竖直，两直壁顶上微见拱顶，起拱高度与前后过洞等高，横剖面呈一宽直柄铲形。四壁面原稍作修整，上部略显粗糙，下部平整光滑。内均填较硬的黄褐色花土。第一天井口长1.88、宽0.6米，南壁从原始开口至过洞井深2.06、北壁深3米；第二天井口长2.12、宽0.6米，南壁从原始开口至过洞井深3.12、北壁深3.91米。

4.封门

条砖封门，封门位于甬道中部。残存条砖10层，最底两层为横向错缝平砌，每层用砖三块。二层以上为卧砖丁向人字形垒砌，每层用砖约13～15块，最顶上三层砖墙向南错位。条砖长33、宽14、厚6厘米。封门墙高1.4、面宽1、墙体厚度约0.35米。

5.甬道

南接第二天井，北连墓室。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土圹拱顶，地面与墓室地面基本在一条水平线上。甬道两壁竖直，约从1.6米处起拱，拱顶近平，弧高约0.15米。甬道入口处两壁各有4厘米收分折棱，从上至下微向南倾斜，以示门洞。壁面原经铲平修整，光滑，地面平整。内填较疏松的黄褐色淤土及花土。进深1.11、面宽1、高1.75米。

6.墓室

位于墓葬最北端，南接甬道。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土洞式结构。墓室四壁基本竖直，东西两壁约从1.8米起拱，发掘时墓室顶已全部坍塌，拱顶弧高情况不明。四壁面由于墓室早期大量进水冲刷，多坑洼不平，地面平整。在墓室地面中部，南北向平铺一排条砖，将墓室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放置棺具，东部放置随葬品。内填较硬的黄褐色淤土、花土及垮塌的堆积土。进深3、宽2.61、残高1.4米。

三、葬具与葬式

葬具 木棺2具，并排放置于墓室西半部，棺具均已腐朽成黑色灰迹，由于墓室进水冲刷淤积，发掘时墓室填土中及西北角仅残留少量棺木灰痕，棺具的具体结构及大小尺寸已不清。

葬式 墓主骨架均已腐朽成黄色粉末状，散布于墓室填土及西部地面上，从实际发掘观察，两墓主原均为仰身直肢葬，头北足南，面向及其余葬式已不清。在东侧棺具内，墓主头骨旁，原放置开元通宝铜钱184枚。

四、随葬器物

牛相仁墓共出土随葬品22件(组)，有陶俑及陶器、瓷器、铜器、石器等。所有随葬品出土位置大体可分三组：第一组出土于墓室入口处的石墓志及武士俑、镇墓兽等；第二组集中出土于墓室东北角的骑马俑、陶罐、三彩瓶及瓷盂等；第三组出土于墓室西北部，即墓主头骨、胸部、手骨等位置的184枚铜钱（图三）。

图三 墓室随葬品分布图

1.陶俑 14件。有武士俑、镇墓兽、单刀仕女骑马俑、风帽骑马俑、兜鍪武士骑马俑以及鸡、羊等。

武士俑 2件。出土于墓室入口处，墓志后东西两边。泥质红陶，俑头、身、底座、双手臂等分体合范模制，后粘接成一体，体中空。两件形制基本相同。标本M16:9，俑直立状，扭头向右，头戴尖锥状高髻兜鍪，盔帔覆耳颈，帔沿微外张，盔前沿覆额上翻成三角形颜题。俑面相凶悍，高颧骨凹腮，阔叶眉紧蹙，深目凸睛圆睁，凝视右上方，高鼻阔翼悬垂，鼻孔圆张，阔嘴厚唇紧抿，上唇蓄八字胡须，下颚络腮大胡。颈裹高项护，形成顿项，项护与甲绊系结成花朵状于颈下。身穿明光铠，两棱角形护胸镜微凸，一纵一横双带形甲绊系结于胸前，腰系宽厚革带，两肩套穿兽面臂鞲，兽双眼圆睁，宽鼻上卷，口吐双臂，下臂裹勒腕帛子，腕紧束，帛口外张成卷云状。甲内套穿双重战裙，上重裙裾下摆饰流苏纹，下重裙裾下摆后飘张，状如燕尾，表面刻划斜线纹衣褶。下裳窄筒袴，脚穿尖首厚平底高靿及膝战靴。两脚八字形分开，直立于马蹄状树墩形底座上。两臂下垂曲肘微外撇，两手握拳平前伸，拳心向上，原持物已佚。通体涂白彩。通高65.3厘米（图四，1；图五）。

图五 武士俑（M16:9）

标本M16:10，上半身已残佚，身穿明光铠，胸有圆护，腰系索状带，铠甲下套穿双重战裙，两重裙裾下摆均饰流苏襕边。下裳筒袴，脚穿高靿及膝尖首战靴，两腿叉开，直立于三层叠涩树墩形底座上。通体原涂白彩，多已脱落。残高46.7厘米（图四，2）。

图四 出土陶俑

镇墓兽 2件。出土于墓室入口处墓志后边。泥质红陶，前后合范模制，体中空。两件形制基本相同，唯一件为人面，一件为兽面。标本M16:7，俑作蹲踞状，人面兽身，头戴高圆弧髻顶兜鍪，帽帔覆耳齐颈。面相凶悍，阔叶眉高凸紧蹙，双眼凸睛圆睁，凝视前方，高鼻阔翼悬垂，阔嘴厚唇紧抿，上唇蓄八字胡须，顿项圆护。胸前凸，宽扁长尾上翘贴背，两前腿直斜撑，两后腿曲踞，四爪宽大，臀着地，蹲坐于薄半椭圆形地板上。通体原涂白彩，多已脱落。通高31.4厘米（图四，3；图六）。标本M16:8，姿态与上相同，唯为兽面，兽粗短颈臃肿上挺，面相狰狞凶悍，两叶形耳前翻上竖，宽眉骨高凸，深目鼓睛暴睁，宽鼻阔翼。鼻孔圆张，盆口紧闭，獠牙外露。通体原涂白彩，多已脱落。通高27.4厘米（图四，4；图七）。

图七 兽面镇墓兽（M16:8）

仕女骑马俑 6件。出土于墓室东北角及墓室入口处，6件形制大同小异，修复完整者3件。均泥质红陶，骑俑、马身、四腿、地板分体合范模制，后粘接成一体，体中空。以仕女发髻的不同可分二型。

A型 3件。单刀半翻髻仕女骑马俑，修复完整者1件。标本M16:19，骑俑头梳单刀半翻髻，浓发上梳挽于髻下。鹅蛋形脸庞，五官不清，小眯眼，塌鼻小翼，小嘴紧抿，细脖颈。上身穿圆领窄长袖衫，下裳高腰齐胸长裙，下裳窄筒袴，脚穿尖首平底履，右臂下垂曲肘，手握拳抱腹前，左臂自然下垂手隐袖内垂腹侧，端坐骑跨于马鞍桥上。马直立状，粗长颈斜上挺，勾首嘴前伸，马面细长，棱角分明，面部有模糊的络㘘佩饰，双目凸睛圆睁，注视前方，扁嘴紧闭，额顶原为插耳，插孔犹存，插耳下流海八字形分开，颈上剪平鬃。马体肥臀圆背宽，扁长尾下垂贴尻，尾稍后翘。马背上置桥形鞍，鞍下衬椭圆形鞯。马四腿细长，四蹄敦厚，直立于薄长方形地板上，地板四角斜削。俑头、鞍鞯原涂黑彩，其余通体涂白彩，多已脱落。通高34.6、马体长26.9厘米（图一〇，1；图一一）。

图一一 A型仕女骑马俑（M16:19）

图一〇 出土陶俑

B型 3件。高髻仕女骑马俑，修复完整的有2件，1件残碎。形制与A型基本相同，唯仕女头梳厚圆饼状初唐高髻。俑头、鞍鞯涂黑彩，其余通体涂白彩，已脱落殆尽。标本M16:11，通高33.5、马体长28厘米（图一〇，2；）。标本M16:12，通高33.6、马体长27.4厘米（图一〇，7；图一二）。

图一二 B型仕女骑马俑（M16:12）

风帽骑马俑 1件。标本M16:22，出土于墓室东北角。泥质红褐陶，模制。仅残存骑俑，马已残碎。俑头戴矮髻顶风帽，面相浑圆，五官模糊不清。身穿低交领窄袖袍服，腰系窄带。左臂下垂曲肘，手握拳抱胸前，右臂自然下垂，手隐袖内抱腰间。俑残高14.2厘米（图一〇，3；图八）。

图八 风帽骑马俑（M16:22）

兜鍪武士骑马俑 1件。标本M16:17，出土于墓室东北角。泥质红褐陶，模制。仅残存骑俑，马已残碎。俑头戴兜鍪，帽帔覆耳搭肩背，围裹颈下，兜鍪顶原插缨穗，插孔犹存。身穿大翻领项护铠甲，肩披臂鞲，下臂裹勒腕帛子。两臂下垂曲肘前伸，双手握拳抱腰间。通体原涂白彩，多已脱落。俑残高11.6厘米（图一〇，4；图九）。

图九 兜鍪武士骑马俑（M16:17）

鸡 1件。标本M16:20，出土于墓室东北角。泥质红褐陶，左右合范模制，体中空。鸡作直立状，头扁圆，扁尖状短啄，头顶有矮冠，体肥圆，双翅合抱，宽扁长尾下垂，翅、尾羽毛刻划清晰。双腿已残佚。残高7.1、体长9厘米（图一〇，6）。

羊 1件。标本M16:21，出土于墓室东北角。泥质红褐陶，左右合范模制，体中空。羊颈部以上已残佚，体肥臀圆，扁长尾左盘曲贴臀，四腿曲折平卧于地。残高5.8、体残长9.7厘米（图一〇，5）。

2.陶器 3件。有罐、三彩瓶。

罐 2件。出土于墓室东北角，均泥质灰陶，轮制。两件罐形体稍有不同。标本M16:3，罐体稍宽扁，圆口微侈，窄折沿，方唇，矮颈微束，宽溜肩，深腹圆鼓，下部斜收成小平底，外底心大内凹。素面，腹壁上有明显的轮制同心圆痕。口径13、最大腹径25、底径13.1、高25厘米（图一三，1）。标本M16:4，罐体略显瘦高，圆侈口，窄卷沿，方圆唇，矮颈微束，窄溜肩，深弧腹，平底微内凹。罐腹壁光滑，素净无纹。口径11.5、最大腹径22.6、底径12.6、高24.6厘米（图一三，2；图一五）。

图一三 出土陶、瓷、铜器

图一五 陶罐（M16:4）

三彩瓶 1件。标本M16:6，喇叭形口，宽折沿微外斜刹，尖圆唇，细高颈微束腰，窄溜肩，卵圆球状深腹，足呈圆饼形，底部微内凹。通体施白釉为地，并用黄、绿、褐色釉装饰，釉色晶莹明亮，庄重古朴。胎色洁白，质坚细密，陶洗精细。口径5.8、最大腹径11、足径7、高23.5厘米（图一三，3；图一六）。

图一六 三彩瓶（M16:6）

3.瓷器 1件。出土于墓室中部偏东北。

白釉瓷盂 标本M16:2，盂为盘口，卷沿，圆唇，盘壁束腰，形成双重沿，矮束颈，广鼓肩，扁圆球状腹，圆饼形假圈足，底部微内凹。通体施白釉微泛青，釉层厚而凝重，晶莹明亮，腹外底及圈足素烧。胎色洁白，质坚细腻，陶洗精细。通体素净无纹。口径6.7、最大腹径12.7、足径8.3、高10.4厘米（图一三，4；图一四）。

图一四 白釉瓷盂（M16:2）

4.铜器 3组。有扣边饰、泡钉、钱币等。

扣边饰 1组5件。标本M16:5-1～5，出土于墓室西北部，与一组铜钱混杂一处。这组铜饰为4枚铜环和1条铜扣边，铜扣边已断成数段，均用薄铜片捶揲成形（图一七）。铜环呈老鸭嘴形。标本M16:5-1，通长2.2、环径0.8厘米（图一三，5）。铜扣边用薄铜片曲折成凹槽状。标本M16:5-2，宽0.4厘米。推测这是一件漆木盒或小盝箱上的附件（图一三，7）。

图一七 铜扣边饰（M16:5-1～5）

鎏金铜泡钉 1组2枚。标本M16:18，出土于墓室东北角。大小相同，呈小蘑茹状，捶揲而成，四棱锥状长钉，帽面鎏金。泡径1.2、钉长1.7厘米（图一三，6；图一八）。

图一八 鎏金铜泡钉（M16:18）

钱币 1组184枚。标本M16:1，出土于墓室西北部，墓主头骨旁，均为唐开元通宝，浇铸成形。经室内整理，钱有大小两种，品相均较佳。内外廓规整，好孔方正，背肉素净无纹。钱文对读，字迹清晰，字体较小不及廓，笔划纤细，“元”字二划左上挑。大者钱径2.5、穿径0.7厘米，重4.3克（图一三，8）。小者钱径2.3、穿径0.55厘米，重2.7克。

5.墓志 1合。出土于甬道后部墓室前部的入口处。标本M16:15，青石质，由盖、志两部分组成。志盖盝顶正方形，四立沿及四刹面均阴线刻二方连续横向“S”形绕枝卷云纹，盝顶四边亦为阴线刻横向“S”形绕枝卷云纹组成的方形规范，规范内阴刻篆书铭文三行9字：“大唐朝散大夫牛君铭”，每行三字。盖边长43、刹面宽9.5、盝顶边长32.5、厚9厘米（图一九）。志石正方形，四立沿阴线刻二方连续横向“S”形绕枝卷云纹，志面刻划清晰的阴线棋盘格，阴刻楷书铭文17行，满行16字，共计260字。志石边长43、厚10厘米（图二〇）。兹录其志文如下：

图一九 牛相仁墓志盖拓本（M16:15）（约1/6）

大唐朝散大夫牛府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相仁，字体悊，陇西狄道人也。层构峨/峨，飘积石而高茂；鸿源淼淼，凌碧海而宏/深。曾祖神奖，周秘书丞。祖仲将，太常主簿。/父相仁，平州司马，并器局凝邈，墙宇孤暎。/君操等松筠，志同金石，虚心乐道，谢职栖/园。何图阅水无留，裁飚长骛。以贞观十八/年六月十三日终于隆政坊私第，年六十/七。乃以麟德二年岁次乙丑五月壬申朔/一日壬申，迁合于雍州长安县义阳乡界/高阳之原，礼也。夫人王氏，四德贞明，三从/是式。遽黄肠易毁，马鬣难凭。爰勒斯铭，纪/芳泉石。其词曰：/

金酱无效，玉体虚传。伤乎盛丽，俄归九泉。/一奄朝露，永谢终天。春鶊徒立，秋蝉浪諠。/气转序移，金来玉往。惟灵惟魄，归乾归壤。/鸟思扬悲，马嘶松响。一瘗重基，千秋何仰。/

五、结语

唐麟德二年（665年）牛相仁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三彩瓶，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它是目前所知年代明确的最早的三彩器之一，仅比目前所认为的年代最早的龙朔三年（663年）郑仁泰墓出土三彩器晚两年[1]，更重要的是牛相仁墓所出的三彩瓶可修复完整，对于考察早期三彩器的制作工艺具有更重要的参考价值。其胎为白色，应系采用瓷土烧制而成。三彩纹饰拙朴，其釉色风格与唐上元二年（675年）虢王李凤墓出土的三彩榻、三彩盘极为相似[2]，明显表现出早期唐三彩装饰线条拙朴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郑仁泰墓出土的所谓三彩，简报中明确称之为“兰（蓝）彩瓷罐盖纽”[3]，可知其为年代较早的唐青花瓷，而不是唐三彩，应该排除掉其是年代最早的唐三彩，以正视听。从年代上而言，牛相仁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三彩瓶才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唐三彩。

该墓出土的镇墓兽踏板较低，呈蹲踞式，具有明显的初唐镇墓兽的形制特点。特别是镇墓兽及武士俑的摆放位置和排列方式，为唐墓中“四神”的摆放方式和位置提供了重要证据。牛相仁墓葬的形制、规模及随葬品也大体与牛相仁从五品下的文散官身份相吻合。另外，在两具人骨的头骨、胸部、手骨等部位发现184枚铜钱，其中手骨部位的铜钱应为手握。又从合葬者的身躯高度可以推测东侧墓主人为牛相仁，铜钱主要位于其头骨、胸部等部位，这些铜钱应为在迁葬牛相仁时，象征性地在其头骨部位放置了大量铜钱作为口琀，随着时代的推移因外力作用致使铜钱有所偏移，位置发生了变化。

据墓志，牛相仁生前所任的官职为朝散大夫，系从五品下的文散官。其曾祖神奖（周秘书丞，约相当于五品）、祖父仲将（太常主簿，从七品上）、父亲（平州司马，平州为下州，从六品上）以及牛相仁（朝散大夫，从五品下），世代均为中下级官吏。他本人卒于贞观十八年（644年）六月十三日，与其夫人于麟德二年（665年）五月一日合葬，前后相隔21年。应该是其夫人王氏死后，将早殁的牛相仁迁葬，然后将夫妇二人合葬于高阳原义阳乡。其中志文所载“父相仁平州司马”，似为墓志撰书者笔误，亦或是父子同名。据墓志可知牛相仁世系为：牛神奖——牛仲将——牛相仁（父）——牛相仁。

目前所知唐长安城西南及南郊长安县所辖乡里主要有义阳乡、合交乡、高阳乡、丰谷乡、清官乡、万春乡、居安乡、华林乡、永寿乡等[4]。据考古发掘的墓志，西北大学长安校区所在区域在唐代分属居安乡、义阳乡和福水乡，是这三个乡里的交界处。据《长安志》卷十二记载：“义阳乡在县西南二里，管布政里。”[5]从牛相仁墓的位置来看，义阳乡位于今西北大学长安校区教学区中部略偏南的位置，与居安乡相邻，大体位于居安乡之西，这大概是义阳乡最东南的边界。结合同一墓地出土的其他墓志来看，居安乡一度归辖于自长安县析置的乾封县。又据同一墓地发现的咸亨二年（671年）李义墓志，云其葬于高阳原乾封县福水乡[6]，该墓位于西北大学长安区教学区中部西南的位置，其与丰谷乡相邻。福水乡和丰谷乡两者可能分别以水为乡名[7]，交水（福水）之南有丰谷水，丰谷乡位于福水乡之南。也有人认为交水（福水）之南为丰谷乡[8]，那福水乡自然在其北了。如此，西北大学长安校区教学区西北则为义阳乡，东部及东南部属于居安乡，西南部则为福水乡，这一发现对补充长安城南郊的乡里数量并确定其位置有重要意义。

又据《置乾封明堂县制》云：“东西两县，官曹尚少，在于抚字，事或难周。至于词讼，综理时阙，须分所职，各使兼济。其长安县宜置乾封县，万年县析置明堂县，并于京城内近南安置。其户口即于两县逐便割隶，应须官寮并公廨等，一事以上，并准长安、万年两县，各令所司处分奏闻。”[9]唐总章元年（668年）析长安县置乾封县，说明居安乡设置在后，义阳乡设置在前，设置乾封县时，从义阳乡分出了居安乡。既然居安乡与义阳乡是自长安县析置乾封县时分置，那么两乡为相邻关系，其分界大约在今西北大学长安校区教学区中部偏南的位置。

据志文，牛相仁的私第在长安城隆政坊，唐玄宗时该坊因避其讳而改称布政坊，位于朱雀门街之西第三街街西从北第四坊，属于长安县管辖。该坊东界皇城，南临金光门春明门大街，坊东南有清明渠水流过，坊西有永安渠水自南而北流过。牛相仁“终于隆政坊（布政坊）私第”，葬于该坊所属的义阳乡高阳原，可知居住在长安城中的居民，死后埋葬在所属乡里的区域之内。这为探讨长安城居民的居葬关系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资料。

[1]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7).

[2]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凤墓发掘简报[J].考古,1977(5).

[3]同[1].

[4]武伯纶.唐万年、长安县乡里考[J].考古学报,1963(2).

[5]宋敏求.长安志(第12卷)[M].经训堂丛书,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67上栏.

[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99.

[7]同[4].

[8]徐畅.唐万年、长安县乡里村考订补[C]∥唐史论丛(第2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151-173.

[9]董诰等.全唐文(第11卷)[M].北京:中华书,198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