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芳茹 舒艾/文

在明清两次科技翻译高潮中，西方外来译者与本土文人的合译活动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参与科技合译活动的本土文人对西方科技文化的看法却大不相同。与利玛窦合译的士大夫群体对西方的科技文化持较为包容的态度，但以李善兰为代表的大部分清末合译者却始终对西来文化信仰保持距离，坚守其儒家文人身份。本文以徐光启和李善兰为例，对比他们对西方文化各自所持的态度，及态度所形成的原因。

1 研究背景

明清两代的中外合译模式推动了两次西学翻译高潮的出现。明末清初的科技合译活动以利玛窦和徐光启为代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英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港口为通商口岸。五口开埠后，上海墨海书馆的江南文人与晚清来华的英国伦敦会士合译完成多部科学著作。同是与西方来华译者合译科学，明清两代合译文人的文化立场却大有不同：与利玛窦交往合作的徐光启等士大夫在接触西方文化后，对其持有一种积极和包容的心态；而与伦敦会士共事的李善兰、管嗣复等人始终对异域信仰保持一定距离，对传统的中国文化持有较大的文化优越感。前后短短二百年，为何两代合译文人在文化心态上发生如此转变？徐光启和李善兰是明清两次科技合译活动的杰出代表，前者参与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后者则参与完成了后九卷的翻译，二人由此产生了一场跨越百年的跨时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