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科技大学 牟晓妍

儿童是国家发展的希望，也是民族繁荣的火种。由于心智发展不成熟造成的脆弱性和依赖性，儿童群体在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福利方面仍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农村困境儿童。国务院出台的最新《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中，在儿童与教育方面，确定了进一步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主要目标，强调保障特殊儿童群体受教育权利，同时不断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推广家庭教育经验。[1]近几年，各省也陆续出台了家庭教育的地方法规，为儿童的监护人赋权，使家庭教育这一行为从私人道德领域上升至公共法治层面，但是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无法为家庭教育赋能。[2]

虽然我国的普惠型儿童福利的基本制度政策和法律法规已得到基本确立，但在农村地区，困境儿童因问题多元和境况复杂等现实原因，在政策落实和救助过程中存在重重窘况。一方面，在农村地区，有关家庭教育的专业培训和资源服务十分有限，具有专精素质的人才供给不足，在宣传推广方面也有待提升；另一方面，困境儿童的亲属对于家庭教育的意识停留在较浅显的层面，不注重对孩子的情感支持和家庭氛围营造。为保证农村困境儿童的健康成长，家庭教育的质与量都应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农村困境儿童的家庭教育现状及原因

众所周知，一个人接受的教育基本来自三方——家庭、学校和社会，家校社对于儿童的协同教育属于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新冠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对儿童的教育生态位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即使我国的线上课程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学校教育存在空间隔离的短板，无法全面直观地监测到儿童的学习状态，需要监护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督促儿童；良莠不齐的社会教育则鱼龙混杂，从前期筛选、投入钱财和成效反馈的全过程都需要家长亲力亲为，网课时代的家庭教育显得越发举足轻重、无可取代。然而，农村困境儿童的家庭教育目前并非理想状态，尚存弥补之处。

（一）监护人家庭教育资本稀薄及照护角色缺位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中低收入国家，有大约53%的10岁儿童存在文章阅读理解障碍和认知发育滞后的问题，该数据即为学习贫困率。[3]网课以来，困境儿童学习的主要场所从学校转变到家庭，触网时间延长，倘若监护人不重视家庭教育的资本投入，极易导致儿童阅读理解发展滞后，无法达到所在年龄段应有的智力发展水平。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资本投入不足和照护角色缺位问题呈现因果联系，即农村困境儿童的家庭资本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支持等方面资源贫乏和投入不足导致了农村困境儿童家庭的监护角色缺位现象。[4]

国内的教育投入主要指父母促进未经济独立的子女学业发展的消费。[5]樊晓杰等从家庭资本视角分析，发现家庭人均收入是影响家庭教育针对小学生支出的最主要因素。家庭经济贫困的儿童自身享受低保补贴的不在少数，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对于教育的经济投入极低，基本不会超出经济负担能力而购买影子教育等校外教育，在短期内收益较低的素质教育也被认为是低性价比投入。[6]随着“二胎”“三胎”政策的放开，当困境儿童属于非独生子女时，则会加倍稀释家庭资源对于个体的投入，监护人无心提供全面的看护，引起儿童早期的大脑发展迟缓、自信心不足等问题的风险增大。[7]

监护角色缺位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主动缺位，例如一些农村夫妻为了更好地工作机会和薪资水平选择外出打工，以换取下一代拥有更充裕的物质条件。王瑶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虽然享受到了更多课外补习的教育资源，但监护角色缺位的代价是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多数由长辈代劳，在隔代监护中，祖父母等大部分未通过教育实现阶级跃升，家庭文化背景资源匮乏，文化资本投入十分有限，家庭教育的内容主要围绕衣食住行，往往忽略了儿童的习惯培养和行为方式，最终致使儿童自身学习期望下降，思维也较保守，缺乏创新性。[8]

另一类为被动角色缺位，例如父母因为罹患重病、去世、身体或智力残疾或因违法犯罪而在监狱劳动改造等缘故，自身无法对儿童执行监护权，不得不依赖亲友的支持。张羽鹏通过阅读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一书发现，不同于中产阶级的“协同栽培”模式，工农等底层群体多采用顺其自然的“放养”模式。[9]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虽然得到亲属的生活扶助，但鲜少能够获得足够的情感支持和陪伴，缺乏安全感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在网课过程中极易耽于网络，不利于自律能力的培养。

（二）监护人家庭教育方式固化和责任主体意识不足

由于大部分监护人对家庭教育认识不足，没有系统学习家庭教育方法，教育模式较固定，缺乏科学经验。我国农村困境儿童监护人的教育方式具有专制型与放任型并存的特点。从文化价值角度分析，中国家长多半沿袭自己童年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模式，比如典型的“严父慈母”模式，一方面强调“家长制”权威，要求儿童顺从，采取简单的行令禁止限制儿童来保证其人身安全等；另一方面，家长很少有以身作则，树立榜样的观念，不太在乎儿童自我约束和行为习惯的小毛病，尤其是隔代监护中，不会及时干预，通常认为“孩子长大懂事就会好”，使得位于模仿力较强年龄的儿童潜移默化地习得了不良行为，在今后的发展中难以改正。[10]

农村困境儿童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责任主体意识不足体现在忽视了权利和义务的双重性。其一，重视学习成绩，但以口头督促为主，亲自辅导与陪伴较少；其二，严格要求孩子顺从自己的想法，照顾自己的面子，但很少换位思考并尊重孩子内心想法；其三，缺乏自我责任的反思，将自身角色错位异化，而将责任归咎于学校、社会甚至儿童自身，以 “问题解决”为中心，使得家庭教育陷入问题情境，通过给儿童贴上问题标签来达到管制效果，从家庭教育承担儿童成长主体责任的议题中隐身。[11]

（三）家庭成员关系疏离和情感支持不足

经济压力和工作繁忙使部分困境儿童家长为生计奔波，对于家庭关系的维护不勤，家庭成员互动频率低，长此以往，儿童与家长相处就略显尴尬，关系较疏离。还有部分家长由于自身残疾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患有抑郁倾向的风险增大，比较少提供正向反馈，主动谈心的时间短，激励性的教育行为也难以实施。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与我国父母心理健康不良、情感陪伴不足脱不开干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儿童很容易受到精神创伤，变得缺乏自信心，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贫困和疏离感也会持续加剧，而且极易形成消极封闭的心理防御机制。[12]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情感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而亲子关系也是情感支持的重要支柱。但由于家庭环境的不完善，亲子关系往往比较松散，从而影响孩子的情感支持，阻碍其正常的社会交往。

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困境儿童家庭教育的专业优势

我国儿童事业由于地域和经济水平不一而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困境儿童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能力提升迫在眉睫。2022年，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倡议社会工作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发挥社工的专业优势，而面向家庭系统开展社会服务是提升农村困境儿童的家庭教育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专业理论关注家庭的系统性和功能性

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社会工作具有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的作用。社工遵循“人在情境中”，从客观的视角观察困境儿童家庭系统，从儿童心理发展角度来理解家庭教育形式，着眼于其原生家庭环境和家庭结构，旨在发现家庭微系统的稳态，从更宽泛的社会背景来引导家长实现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以此来更好的洞悉和指导家庭教育，提升家庭照护能力，完善家庭功能，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二）多重角色打破结构壁垒链接多层次资源

近两年，社工站的建设发展如火如荼，在农村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拥有人力资源优势和空间优势，社工具有跨专业的灵活性，可以游走于不同的组织架构，协调联动各个部门的人员，获得丰富的资源。社工可充当倡导者，针对当地的民政人员、儿童主任展开培训，优化人力素质；社工可充当政策影响人与政府部门建立沟通，反馈政策落实情况，发挥社会调节的作用；充当关系协调者，与社区、学校建立联系，实现合作共赢，促进社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三）专业方法介入提供全方位精准服务

社会工作者可以提供持续的支持和帮助，能够根据儿童自身特点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以建立良性的亲子关系，帮助家长和孩子塑成良好的沟通模式，支持家长有效实施家庭教育。全过程的评估模式可精准介入中高风险的农村困境儿童的家庭教育危机，及时解决家庭教育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有针对性地弥补家庭教育的缺陷，从而保证农村困境儿童的家庭教育持续有效地提升，有利于困境儿童克服家庭的消极因素，实现自我发展。

三、社会工作提升农村困境儿童家庭教育能力的路径探索

社会工作者需要发现新角度，采取新手段，利用社会工作者的多重角色有效介入农村困境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提升农村困境儿童监护人的教育能力，进而改善农村困境儿童的成长环境。

（一）社区社会工作专效提升监护人教育能力

家庭教育形式通常分为两个维度：言传和身教，相比言传的行为控制，身教则是借助示范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章丹等人的研究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视角分析，认为身教对儿童的影响更大。[13]因此，社会工作者举办政策宣讲活动，邀请专家来讲授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设置“家庭教育我知道”“政策零距离”“沟通技巧有奖竞答”等环节提高家长的参与兴趣，让家庭监护人进行监护角色再教育，正确地以身作则，引导监护人站在儿童角度换位思考，使家长明晰不良家庭教育方式的后果，掌握良性沟通技巧。社工也可以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困境儿童家庭教育交流平台，让家庭监护人可以及时地讨论家庭教育中遇到的问题，与志同道合的人进行交流，建立起良好的交流环境，帮助监护人改善教育语气，以建设儿童友好型家庭为目标，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二）线上线下活动拉进亲子距离

贺光烨等人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证实了贫困的家庭环境不利于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但是，借助非物质层面的干预则可有效缓解超过20%的负面影响。[14]换句话说，就是与其被动承受不良条件，不如主动从自身改变，加深家庭关系，创造机会鼓励亲子良性互动。因此社工采取线上加线下相融合的活动模式，充当使能者、活动策划者角色，运用个案与小组工作方法，线下活动设置“家庭折扇”“蒙眼摸亲”等互动环节，打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隔阂；线上活动安排“亲子热线”等流程，增强彼此的心理支持和正向互动，帮助他们更好地调节情绪，增强自信心。这些方法不仅强化亲子关系，更促进家庭成员的平等沟通，在增强农村困境儿童家庭韧性和为家庭赋能方面事半功倍。

（三）家校社联动强化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工作者在家校社合作体系中主要协调各方资源，链接给有需求的服务对象家庭。首先，政府购买项目几乎覆盖了区县的各个乡镇，因此在项目前期社工可与民政工作人员密切配合，对儿童主任展开培训，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质量；其次，对于缺乏家庭教育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为其申请基金会的“代理爸妈”助学金；然后，充分挖掘学校资源，邀请老师充当志愿者，辅助社工组织农村困境儿童开展心理健康、自信提升等主题的成长小组、教育小组活动。最后，社工可与大学生志愿者对接，为留守儿童和孤儿提供情感陪伴和课业辅导等服务。只有社工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建立良性的循环互动机制，形成多元化的支持力量，才能保障农村困境儿童的智力发展和身心健康，有助于为农村困境儿童的家庭教育营造良好环境。

四、结语

相较学校老师、同辈群体等子系统，网课使困境儿童的家庭子系统在物理空间维度上更加紧凑，生活与学习均在家庭这一特殊场域，很难从内发现固有问题，需要从社会工作视角介入，为农村困境儿童家庭提供系统化的支持，提升监护人的认知与教育水平，为家庭赋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亲子关系，创造和谐的家庭环境，进而解决农村困境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