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菊梅

《次北固山下》这首传唱千古的名篇为历代文人墨客所称道，在明朝文学点评大家胡应麟的笔下更是获得了“盛唐绝作”的至高赞誉。其作者王湾也被现今的一些研究者视为，与玉成了《春江花月夜》的张若虚、玉成了《凉州词》的王翰、玉成了《枫桥夜泊》的张继是同一类的，在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方面建树有限，但凭借着数量不多、别出心裁的妙手偶得，而独秀于中国古典诗歌之林的诗人。王湾不见于正史，故其生于何时、卒于何时已经难以详细考察，但据前人推算，他大概活跃在唐玄宗统治下的开元与天宝年间。他的诗早在中晚唐就受到了關注，芮挺章的《国秀集》和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中编入了十首左右。《次北固山下》初见于芮挺章的《国秀集》，也是《国秀集》中唯一编入的王湾的诗，其内容与部编版教材没有区别，为“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而使人疑惑的是，在芮挺章的《国秀集》之后诞生的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里，出现了标注王湾的另一首诗《江南意》：“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潮平两岸失，风正数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其内容与《次北固山下》相比，有同有异，同在颈联均为家喻户晓的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异在：第一，首联全异，作“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第二，颔联有二字之差，首句尾字作“失”，次句三字作“数”；第三，尾联全异，作“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这两首作于一人之手，且同中有异的诗，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该问题过去曾激发较多争议，也促成了大批论著的涌现。因此，加以廓清，不仅有助于教师正确解读《次北固山下》，还有助于了结学界围绕《次北固山下》分蘖出的公案，意义十分重大。

一、《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关系的争议

就《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关系展开探究的论著，此前代表性较强的有古人王夫之的《唐诗评选》、许学夷的《诗源辨体》，今人霍松林的《何如“海日生残夜” 一句能令万古传——说王湾〈次北固山下〉》、施蛰存的《唐诗百话》、刘学楷的《唐诗名篇异文的三个典型案例》、陈良运的《王湾〈次北固山下〉异文蠡测》、骆玉明的《写景的神韵——读王湾〈次北固山下〉》、方胜的《王湾〈次北固山下〉“改作说”献疑》、汪洋的《〈次北固山下〉杂考》，戴伟华的《王湾〈次北固山下〉诗学史意义的确立——兼论“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政治寓意》，等等。统括来看，观点可归纳为“《次北固山下》改写自《江南意》说”与“《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为两诗说”两大类，而“改写说”又具体包含“本人所改说”与“他人所改说”两种情况。

（一）《次北固山下》改写自《江南意》说

据方胜的《王湾〈次北固山下〉“改作说”献疑》的梳理，最早对《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的关系提出论断，并认为《次北固山下》改写自《江南意》的是明朝文学点评大家许学夷，其《诗源辨体》云：“古人作诗追求质量，并不忌惮更改删削，所以，大多精品都流传了下来，而《次北固山下》正是王湾易稿的成果，《江南意》与《次北固山下》相比，其技法之精巧判若云泥，退一步说，如果说是后人擅自篡改的，哪有连题目都改了的道理？”“本人所改说”由许学夷开创之后，得到了不少学者的附和。施蛰存的《唐诗百话》云：“虽然芮挺章的《国秀集》在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之前，按照时间推测，编入《国秀集》的《次北固山下》也当在编入《河岳英灵集》的《江南意》之前，但《次北固山下》不像是初稿，倒像是改写稿，审视“潮平两岸阔”和“潮平两岸失”的差别，更坚信了这一点。”刘学楷的《唐诗名篇异文的三个典型案例》也赞同“本人所改说”，并继承了许学夷的思路，云：无论是《次北固山下》还是《江南意》，可以肯定均出自王湾之手。既然《次北固山下》写得较好，《江南意》写得较差，显而易见《江南意》应为初稿，《次北固山下》应为改写稿。

陈良运的《王湾〈次北固山下〉异文蠡测》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仅提出了《次北固山下》是王湾本于《江南意》所改写，还提出了一种改写原因的假设：《河岳英灵集》记载，张说非常欣赏《江南意》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两句，将其大书在专供宰相议事的政事堂，供人瞻仰墨宝。但至开元十三年，张说陷于党争，朝堂之上遭到李林甫等人的攻击，政治生涯宣告终结。而彼时王湾身居长安或者洛阳一带，靠近中枢的他势必风闻“大事件”，那么出于避免被张说牵连的考虑，把其非常欣赏的《江南意》改写为面目不一的《次北固山下》以脱清干系，是极为合理的。此外，汪洋的《〈次北固山下〉杂考》、戴伟华的《王湾〈次北固山下〉诗学史意义的确立——兼论“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政治寓意》也持“本人所改说”。汪洋补三证以圆“本人所改说”：第一，唐代的诗人为提升诗歌创作水平，改写旧稿是常事，尊如杜甫、贾岛也不例外，这就导致其诗歌往往有多个版本共存，因此，《江南意》与《次北固山下》当为王湾同一首诗改写前后的两个版本。第二，《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内容并无抵牾之处，“北固山”正在“南国”，“行舟绿水前”表明水流而行，正与“东行”达成一致。第三，《次北固山下》不管在声韵还是用词上，较《江南意》更为考究，由后者到前者改写的痕迹一目了然。

戴伟华亦补证云：第一，李白曾将“古意”这个含混的题目改写为地点清晰的“南陵别儿童入京”，那么依照该规律看，王湾将“江南意”这个含混的题目改写为地点清晰的“次北固山下”实属正常。第二，将题目改写为“次北固山下”后，其与诗歌句句呼应，给人完成度更高之感。第三，唐代的诗人写水多用“阔”而少见“失”，如刘希夷的“日悬沧海阔”，宋之问的“渐见江势阔”，张说的“风波万里阔”，李颀的“澄霁晚流阔”等。究其原因，在于用“失”板滞，用“阔”灵动。第四，《次北固山下》尾联“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抒发愁情，与上联“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摹画奇景，衔接自然，使全诗结构层层递进，浑融一体，而《江南意》尾联“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则意味少缺，使全诗结构断裂开来，难成一脉。

明末清初的文学点评大家王夫之虽亦主张“改写说”，却另辟了第二种情况“他人所改说”。其《唐诗评选》云：《全唐诗话》收录的《江南意》对江南风景的摹画堪称形神兼备，惟妙惟肖，而《唐诗品汇》收录的《次北固山下》不仅笔法拙劣，失去了《江南意》的清新雅致，还在内容上存在着逻辑硬伤——首联既说“客路青山外”，又说“行舟绿水前”，究竟是乘水路还是走陆路，拉杂不清，令人一头雾水。因此，王夫之断定《次北固山下》乃后世狂妄之徒的拙劣改写，理当捐弃。王夫之的“他人所改说”一反前论，独树一帜，但其以《次北固山下》劣于《江南意》的观点太过标新立异，且有先入为主之嫌，故后世除少数推崇王夫之者外，响应寥寥，常被学者忽略。

综上所述，“改写说”自許学夷提出，迄今发展了几百年，期间经施蛰存、刘学楷、陈良运、汪洋、戴伟华等学者不断补证，已成为《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关系的争议中的最强之音。然而，最强之音未必是最对之音，“两诗说”的横空出世就向其发出了挑战。

（二）《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为两诗说

最先提出“《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为两诗说”的当属霍松林。他写作于20世纪、收入《霍松林唐诗鉴赏读本》的一篇文章《何如“海日生残夜” 一句能令万古传——说王湾〈次北固山下〉》旗帜鲜明地质疑了“改写说”，并阐述了“两诗说”，云：《次北固山下》和《江南意》题目和内容不一样的地方太多，表现的情思和风趣也有较大差异，所以，简单地将两者混为一谈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根本站不住脚。此外，《江南意》首联中“东行伺早天”说明诗人是往东去的，目的地大概是长江下游的吴中地区，而《次北固山下》首联中“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及尾联中“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说明诗人是往西去的，目的地大概是远在中原的洛阳地区。两首诗反映的诗人的前行方向恰恰相反，因此，霍松林认为“改写说”是不能解释该问题的。

霍松林之后，“两诗说”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拥护，其中以方胜为代表。他的《王湾〈次北固山下〉“改作说”献疑》列三证否定了“改作说”，云：第一，如果《次北固山下》真为《江南意》改写而成，那么《江南意》首联“南国多新意”之“新意”，于“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中何见？难道“青山”“绿水”体现了“新意”吗？第二，《江南意》首联“东行伺早天”说明诗人尚未到达目的地，而《次北固山下》尾联则抒发了诗人的浓浓乡愁，对一个长期在外宦游的士子来说，这样的乡愁不应产生于尚未到达目的地之时。第三，即便是诗人出于远离党争波及、避免张说牵连的考虑，对《江南意》进行了改写，也理当修订被张说公开书于牌匾之上的、脍炙人口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两句，为何非但一字不刊，反将其他三联多处翻新？如此岂不是欲盖弥彰？以三证否定“改写说”为前提，方胜继而又列三证支持“两诗说”，云：第一，王湾《晚春诣苏州敬赠伍员外》可以确定作于江南，而伍员外在苏州任职的时间是开元初年，那么王湾在江南宦游也应在开元初年。此前，王湾已中进士，后又被授予修书、洛阳尉等工作，所以，其江南之行的时间不会太长。如果说《晚春诣苏州敬赠伍员外》作于前往江南途中，则《次北固山下》大概率作于由江南返回亟待工作的地点洛阳的路上，与《江南意》之“东行”正好相反。第二，《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首联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江南意》作于“东行”途中，彼时王湾初涉江南，满眼皆是“新意”，而《次北固山下》作于返洛路上，彼时王湾居江南日久，触目已无“新意”，思乡之情炽烈，故开篇强调自己“客”的身份，不见“新意”字样。第三，正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代诗人纵使极具才情，偶得佳句也实属不易，于是往往反复使用。更何况从王湾传世的其他作品来看，他的才情仅可称得上一般，明朝的文学点评大家陆时雍的《唐诗镜》就言，《次北固山下》缺少令人赏心悦目的句子。由此看来，王湾将凝聚匠心、颇为满意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用于两首相关联的诗歌中（一首写于去时途中，一首写于来时路上），也是合乎创作逻辑的。

统而观之，面对《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的关系问题，以霍松林和方胜为代表的“两诗说”从“改写说”难以周全的漏洞入手，再结合王湾的其他作品，有理有据地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应，说服力更强。然而细绎方胜之证，似于王湾作《次北固山下》时的行向的分析上，忽略了一点重要的文本信息，其实则暗示了《次北固山下》与“东行”无涉。

二、“行舟绿水前”对“两诗说”的补正

据上文对《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关系的争议的盘点来看，如果说《次北固山下》中哪一句最为前人所轻视，无过于“行舟绿水前”。霍松林、骆玉明、汪洋、戴伟华等虽然都对“行舟绿水前”进行了解读，但均没有准确把握其透露的关键信息，从而错失了“两诗说”的一条重要证据。

（一）前人对“行舟绿水前”的解读

霍松林认为，“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两句紧扣题目，不仅指明了诗人此时所处的位置，而且用“客路”和“行舟”二词，表现了诗人身在旅途、心盼回乡的迫切情绪，与尾联“乡书”和“归雁”二词构成了照应关系。骆玉明认为，“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两句既兼具写景和点题的功能，又表明伴随着“行舟”距离洛阳越来越远，诗人的思乡之情当愈发炽烈，于是尾联“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的得出便显得水到渠成，十分打动人心。霍松林与骆玉明针对两句的分析，皆从整体入手，着眼于其抒情功能和结构意义，并不注重“行舟绿水前”的炼字品评，而汪洋注意到了这一点。汪洋认为，只有当船与江水流向一致时，诗人驻足船尾朝后看，映入眼帘的景象才是船在水前，且“风正一帆悬”表明风向与船行进的方向是一致的，冬季刮西北风，也证明了船由西向东沿江直下。汪洋虽敏锐地抓住了“行舟绿水前”与行向之间潜藏的联系，但其径言顺流方可见“行舟绿水前”过于武断，尽管如此，他还是为深入探究“行舟绿水前”对行向的表露提供了启发。

（二）“行舟绿水前”对行向的表露

诗人眼见怎样的景象，才会以“行舟绿水前”来形容？假如汪洋所言为实，船顺流而行，彼时诗人驻足船尾，面向后方，那又怎么解释“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显然，“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并非汪洋预设之情况能完全观照。因此，可以大胆猜测，“行舟绿水前”形容的，正是诗人乘船逆流而上眼见的独特景象。若舟置于水中，一般描述舟与水之关系多用“间”或“边”，将“行舟绿水前”中的“前”替换为“间”，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均无明显差别，那么，为何诗人要别具一格地用唐人诗作中不常见的“前”？唯有当船行方向与水流方向相反时，船头“迎着”逆流，方可营造一种船在水“前面”的视觉观感，否则，两者方向一致，其“前”“后”关系显然难以判断。值得注意的是，破解了“行舟绿水前”对行向的表露，还能发现其与颔联、颈联存在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照应关系。由于“行舟绿水前”揭示船行方向与水流方向相反，而北固山一带的长江是自西向东，所以船行方向即自东向西。又由于颔联“风正一帆悬”揭示风吹方向与船行方向相同，所以彼时江上已经刮起了东风。朱自清的《春》有言，“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东风的出现寓示着春天的到来，所以，诗人在通过观察船帆，感受到风向的改变后，不禁发出“江春入旧年”的慨叹。总而言之，从“行舟绿水前”到“风正一帆悬”再到“江春入旧年”，诗人围绕着自东向西的行向，不仅借助炼字描绘了奇异的景象，还匠心独运地营造了逻辑严密的诗歌结构。得出的这一成果，对“两诗说”的支撑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在《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关系的争议上，持“改写说”者较多，成为一时主流，但论述往往难掩漏洞，无法圆通。而“两诗说”的影响尽管不如“改写说”，列证却更为质实，且“行舟绿水前”对行向的表露，既有生活经验作为外部参照，又有文本信息作为内部呼应，其于推广“两诗说”、纠正由《次北固山下》衍生的种种误读十分重要。

作者单位：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