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荧

互文性阅读来源于“互文性”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她认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文本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李玉平在《互文性批评初探》中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文学作品皆有互文性，只不过有的作品明显一点；有的作品隐晦一点；有的作品显著一点；有的作品轻微一点罢了。”随着“大语文”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互文性阅读开始被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关注。将众多的文本置于互文性阅读的视野中，就会发现教材中的文本与文本之间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互文，如果能深入分析其中的互文关系，就能更好地吃透文本，在横向和纵向上对语文教材有一个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在教学时，教师如果能给予学生互文性阅读的启发，引导学生去发现不同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就能有效地训练学生的独立阅读和思考能力。因此，学习并利用互文性阅读，不论对语文教师还是对学生都有很大的益处。

一、人物形象互文：《皇帝的新装》《我的叔叔于勒》和《故乡》

好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塑造出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在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中，或者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如果存在着某一类相似的人物形象，并且这类形象旨在传递相似的创作目的或起到相同的创作作用，那么这类人物形象可以说是构成了互文。

《皇帝的新装》是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创作的童话故事。这篇童话故事通过讲述一个愚蠢的皇帝被两个骗子愚弄，穿上了一件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新装，赤裸裸地举行游行大典后被一个儿童戳穿的丑剧。在这个故事中，这些皇帝、大臣、骗子、百姓等成年人的世界中充斥着虚伪和谎言，极其讽刺的是这些虚伪和谎言却被一个儿童戳穿了，为什么安徒生要这么写呢？因为儿童是天真无邪、无惧无畏的，哪怕作家对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有再多的痛恨和失望，却仍然将仅存的一点希望寄托在儿童身上，这是作家给读者留下的一点希冀。

无独有偶，这样的创作目的也体现在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和《故乡》中。《我的叔叔于勒》中唯一一个对于勒心存善意和怜悯的人物形象便是“我”了。只有“我”看到了于勒满是皱痕的手、满是愁容的脸，只有“我”还在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在“我”眼中，于勒是亲人，亲情是最重要的，“我”这个形象在当时那个以金钱为关系准则的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是那么格格不入，但却恰恰是那个令人失望的社会的最后一点曙光。

同樣，鲁迅先生笔下的《故乡》，不论是闰土，还是杨二嫂都已经在封建社会的荼毒中迷失了自己，可是鲁迅先生在痛心之余却给读者留下了水生和宏儿。这两个孩子之间没有那层可悲的隔膜，他们是一气的，他们还有可能延续“我”和闰土的情谊。

综上所述，儿童形象在以上三篇课文中都体现了作者的共同创作目的：寄托理想和希望。无论是黑暗丑陋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作家在抨击时代弊端的同时都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同时也给读者传递了正能量，这正体现了文学的功用：针砭时弊却不泯灭希望。

二、主题互文：《我的叔叔于勒》和《范进中举》

《我的叔叔于勒》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范进中举》选自我国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表面上看，这两篇课文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作家不同、国别不同、写作时间不同，但是，通过比较阅读会发现这两篇课文的主题构成了互文关系。

《我的叔叔于勒》的主题在于揭露资本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儒林外史》的主题在于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及各阶层人物的思想毒害，揭露了当时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和政治的黑暗，讽刺了世态炎凉。比较分析后发现，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我的叔叔于勒》最初发表于1883年，19世纪80年代正是法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时期，普法战争以后，法国出现了延续二十年的农业危机，工业技术发展缓慢，工业危机时起时伏。财政寡头为了转嫁危机，一方面，向国外大量投资，加紧侵略殖民地；另一方面，在国内加紧盘剥劳动人民，使小资产阶级大量贫困破产。同时，在文化思想上更加紧用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蚀毒害广大群众。这篇小说所写的小资产阶级日益困窘的境遇和他们海外发财的幻想以及拜金主义的人和人的关系都清晰反映着时代的面目。小说刻画的菲利普夫妇是于勒的亲人，当听说于勒发财后，他们用一切美好的语言去称赞他，称于勒是“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好心的人”“有办法的人”，在见到困苦不堪、穷困潦倒的于勒发财梦破灭后，他们很快撕下了虚伪的面具，痛骂于勒是“贼”“讨饭的”“流氓”，在这样强烈的反差中，我们看到了一对只识金钱的丑陋夫妇形象。

《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时期，清代康雍乾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束缚士人思想，吴敬梓把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反映在《儒林外史》里，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范进中举》中的胡屠户和范进是亲人，作为范进的老丈人，他对范进的态度在范进中举前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举前，他在范进面前是颐指气使的，甚至骂范进：“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这一句语言描写，体现了胡屠户对范进的不屑和鄙视。然而，范进中举后，胡屠户却用尽了夸赞的语言恭维范进：“我那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两相比较之下，一个利欲熏心、见钱眼开的胡屠户形象跃然纸上。同时，范进坚持不懈地考了三十多年的科举，直到须发花白还坐在科举的考场中，一朝中举，竟然喜极而疯，可见当时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毒害之深。

由此可见，莫泊桑和吴敬梓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弊端和矛盾，揭示了社会众生相，分别把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钱权关系暴露在读者的视野中，引发读者的思考，践行了作家的社会责任。

三、写作手法互文：想象、象征和“草蛇灰线”

写作手法的互文在语文教材文本中屡见不鲜，类似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更是普遍。但是，有些手法仅存在于部分文段、字句之中，过于狭隘，与文本的互文关系不大，所以不能认为有相同的手法即为互文。笔者仅从三个较为典型且宏观的角度分析写作手法的互文性，旨在探求典型手法在文本互文间的广泛运用。

（一）想象：《天上的街市》和《夜雨寄北》

想象是诗歌中的常见手法，大量存在于古诗词和现代诗歌中。以教材为例，《天上的街市》中郭沫若对天上街市和牛郎织女生活的想象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理想世界。《夜雨寄北》中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描写更是作者饱受羁旅愁思时重燃的一点希望。从课内拓展到课外，语文教师在诗歌教学中可以给学生渗透互文性的概念，让学生将赏析常见手法运用到诗歌学习中来，从而提升学生品读诗歌的能力。

（二）象征：《白楊礼赞》《海燕》和《艾青诗选》

象征手法常见于主旨较为隐晦的文本。比如，《白杨礼赞》中傲岸挺立的白杨树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海燕》中的海燕、大海、海鸥等各有其象征意义。如果没有教师的辅助讲解，象征意义是学生把握的难点。但是如果能从互文的角度广泛学习具有象征手法的文本，比如了解了《艾青诗选》土地、太阳、火把、黎明等意象在艾青诗歌中的特殊象征含义，就能更好地理解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从而做到举一反三。

（三）草蛇灰线：《智取生辰纲》和《刘姥姥进大观园》

所谓“草蛇灰线”，源自“脂批”。脂批中多次提及“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千里伏线”“伏后文”等，比喻事物留下隐约可寻的线索和迹象。为结合语文教材，笔者将以《智取生辰纲》和《刘姥姥进大观园》为代表分析古典小说《水浒传》和《红楼梦》中的“草蛇灰线”笔法。运用“草蛇灰线”的意义在于增强情节的有机性，通过对特定事物忽断忽续的描写，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线，使故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自然而又合乎逻辑，从而形成彼此呼应、首尾贯通的艺术整体。“草蛇灰线”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独特的结构技巧。

《智取生辰纲》中吴用等人能成功截取生辰纲在于一个“智”，这个“智”的关键环节在于成功下药。“两个客人去车子前取出两个椰瓢来”，“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将出来，手里拿一个瓢。”文中多次提到“瓢”，绝非闲笔。“瓢”有瓢的妙处，无瓢如何舀酒？舀酒正为借机下药。因此，这里的“瓢”就是一个重要的伏笔，成为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关键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生在阅读时可能不会注意到“瓢”这个细节，教师便可以结合情节发展做一下点拨。有了这样一个线索，学生便可以从宏观上更好地把握《水浒传》的这一经典章节。

伏线可长可短，《刘姥姥进大观园》主要讲述的是刘姥姥二进大观园，装疯卖傻，逗得贾母等人开心的情节。其实，在整部《红楼梦》中，刘姥姥曾三进大观园，第一次是刘姥姥凭借很牵强的关系使贾府认下了亲戚，并且得到了二十两银子；第二次是语文教材中的选段；第三次进荣国府，是刘姥姥在贾府被抄家后带走了凤姐的女儿巧姐。刘姥姥三进荣国府，贯穿了整部《红楼梦》，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恰恰成了荣国府兴衰的见证者，其善良和知恩图报也让人感叹不已。

语文教材中的中国古典小说常常是节选，如果学生没有通读过全部，很难做到整体把握，那么教师就可以借助“草蛇灰线”，让学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隅而观全局。

初中语文教材文本众多，内容丰富，互文性理论内涵深厚，互文性阅读视野广阔，本文分析梳理仅是冰山一角。语文教师如果能将互文性理论作为依托，把语文教材的文本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梳理出其中的各种互文关系，就能开拓出教材研究的新视角，摸索出新的教学方法，进而更好地提升教学质量。同时，互文性视野也能帮助学生发散思维，避免割裂文本之间的联系，真正做到融会贯通，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新镇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