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祥 吴文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二○三五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4页。。要完成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一、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

查雅雯和曹立认为,我国区域间总量和人均层面的发展水平仍有不小差距,这是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2)查雅雯、曹立:《缩小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主要挑战、现实基础与实现路径》,《理论视野》2022年第5期。王淑芹指出,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与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在GDP、人均收入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是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3)王淑芹:《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源流、风险挑战与关键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8期。陶希东强调,我国区域间经济社会差距过大问题依旧突出,宏观区域差距的不断扩大必然给实现共同富裕带来巨大挑战。(4)陶希东:《共同富裕:内涵特点、现实挑战与战略选择》,《社会政策研究》2022年第2期。

(二)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演变

张首魁和赵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强调其演进逻辑与共同富裕相统一。(5)张首魁、赵宇:《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演进逻辑与战略趋向》,《东岳论丛》2020年第10期。黄阳平和林欣在回顾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历史变迁后指出,其经历了从区域均衡发展到区域非均衡发展再到区域协调发展的转变,认为它以实现共同富裕为长远目标。(6)黄阳平、林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区域经济格局重塑和升华》,《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12期。刘耀彬和郑维伟梳理归纳出新中国成立至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历经的五大阶段性调整: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非均衡协调发展、均衡协调发展、均衡协调高质量发展,发现每个阶段都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7)刘耀彬、郑维伟:《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选择》,《华东经济管理》2022年第2期。

(三)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措施

蔡之兵等认为,要进一步提高增长极地区的综合实力、完善增长极地区的辐射带动渠道、增强欠发达地区发展能力。(8)蔡之兵、石柱、郭启光:《共同富裕导向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思路研究》,《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1期。庞丹等指出,要促进“江”“河”国家战略有机衔接、形成“4+5+7+N”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加快现代化都市圈建设。(9)庞丹、边悦玲、张晓峰:《共同富裕视域下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新疆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董雪兵等提出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逐渐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等。(10)董雪兵、缪彬彬、倪好:《以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推动共同富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深入阐释区域协调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梳理区域发展不协调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阻碍表现,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刻剖析区域发展不协调导致贫富差距的主因,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针对性举措。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党的历代领导人对共同富裕的探索、解决社会矛盾以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共同富裕内涵不可或缺的内容

关于共同富裕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1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内涵的思想,还是党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内涵的理论探索,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同富裕是从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和发展目标”(12)程恩富、刘伟:《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剖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马克思主张未来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8页。,并且强调“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在党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内涵的理论探索中,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角度对共同富裕进行了深邃思考,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73页。。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党的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强调“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走共同富裕道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6)李静波、祁靖:《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关于共同富裕理论的阐释》,《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0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突出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二○三五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1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4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总之,共同富裕追求的是全体人民都要实现富裕,“全体”必然包含着所有地区的人民,这就要求区域之间不能出现发展鸿沟,否则共同富裕的目标难以实现。由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共同富裕内涵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贯穿于党探索共同富裕的全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积极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考虑破解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各种难题。

毛泽东提出,我国虽然是一个谈不上富强的农业国,但我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1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页。。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目标,平衡内地与沿海的工业发展势在必行。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他指出,“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这实际上就是以逐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手段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协调区域发展的“两个大局”思想,即内地要顾全沿海地区先发展的大局,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候也要服从帮助内地发展的大局。

沿着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在继续探索如何更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江泽民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出“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2)《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页。。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实施包括“统筹区域发展”在内的“五大统筹”战略,强调“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23)《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1页。。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提出并实施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在内的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2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44页。。

(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从社会基本矛盾看,共同富裕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分配和消费领域的集中表现。”(25)吴文新、程恩富:《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实现的前提与四维逻辑》,《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11期。“共同”主要表现为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中处于平等、互惠、互助的地位,例如,我国可依据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以国资收益全民分红的方式促进共享共富”(26)程恩富、伍山林:《以国资收益全民分红的方式促进共享共富》,《海派经济学》2021年第4期。;“富裕”主要表现为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为有效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路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7)《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0页。此后,根据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我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推行的以加强国防为重心的三线建设(28)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中显著改善了生产力极不平衡的分布状况,平衡了内地与沿海的工业发展关系,缩小了内地与沿海之间的贫富差距。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都基本坚持这一表述。从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思想到江泽民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再到胡锦涛提出“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来看,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发展理念,主张坚持以协调发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统筹协调各地区高质量发展中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构建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在内的新发展格局指明了方向,凸显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三、区域发展不协调阻滞共同富裕的实现

目前,我国区域发展还存在一些棘手的不协调性问题,导致区域间贫富差距难以有效弥合、缩短城乡贫富差距的进展缓慢、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受羁绊,这严重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

(一)妨碍区域间贫富差距有效弥合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大、各区域发展并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致使各区域间贫富差距十分明显,虽然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消除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努力,但区域间贫富差距还没有真正有效弥合。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东部地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始终是优势领先者,无论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是与中西部地区的比较都是如此。1952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57亿元、146亿元、127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约为37.8%、21.5%、18.7%。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分别约是中部、西部地区的1.8倍、2.0倍,中部地区生产总值约是西部地区的1.1倍。到了1978年,经过近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有明显提高,三个地区生产总值都比1952年增长4倍多,分别达到1514亿元、750亿元、726亿元。但是,中部、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在拉大,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分别约是中部、西部地区的2.0倍、2.1倍;中部、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有所收敛,中部地区生产总值约是西部地区的1.0倍。截至2021年,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均迅速增长,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约390.2倍、332.5倍、329.2倍。同1978年相比,中部地区生产总值仍然约是西部地区的1.0倍,表明两个地区基本保持齐头并进的发展之势;但是,中部、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分别约是中部、西部地区的2.4倍、2.5倍。(31)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0355.html)《重大战略扎实推进 区域发展成效显著——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八》(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0428.html)整理所得。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来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西部地区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基本持平。2021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4980.3元、29650.0元、27798.4元,前者分别约是后两者的1.5倍、1.6倍;各省份人均消费支出排名显示,前7位都来自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有重庆、中部地区只有湖北跻身前十,分别位列第8、9位。(32)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整理所得。

(二)迟滞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受环境、历史、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城市与乡村两个区域的发展并不是协调并进的,而是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发展的速度、规模、成就等都显著高于乡村,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缩短城乡贫富差距的进程较为缓慢。

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1949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99.5元、44元,两者比值约是2.3,存在明显差距;到了1978年,两者分别达到343元、134元,比值较1949年提高了近0.3,差距在不断拉大;截至2021年,经过改革开放长足发展,两者分别达到47411.9元、18930.9元,但是,两者比值与1978年相比只降低了不到0.1,差距几乎无变化。(33)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阔步迈向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0408.html)整理所得。这表明,我国城乡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没有发生实质性缩小,这严重阻碍了大幅度、高效率缩短城乡贫富差距的进程。

在人均消费支出方面,1957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22元、71元,两者比值约为3.1,表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落后于城镇居民;这种状况到了1978年有所改善,两者分别达到311元、116元,比值下降到2.7;从1978年至2021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两者分别达到30307.2元、15915.6元,比值进一步下降到1.9,差距在明显缩小。(34)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阔步迈向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0408.html)整理所得。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都在增加,而后者增加速度快于前者,表明农村居民在脱贫致富、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但是,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仍然高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391.6元,表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导致短期内快速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的目标难以实现。

(三)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

让全体人民公平享有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既是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所在,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着力点。但是,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还没有实现均等化。

从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状况来看,东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部、西部地区。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教育经费分别约为22307.6亿元、10698.1亿元、13299.1亿元,东部地区的教育经费分别约是中部、西部地区的2.1倍、1.7倍。2021年,全国共有医院、执业(助理)医师、医院床位数分别为36570个、428.8万人、741.4万张,其中,东部地区各项占比分别为35.0%、42.2%、36.0%;中部地区各项占比分别为24.6%、24.6%、26.6%,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各项占比分别为30.9%、25.7%、28.6%,也明显低于东部地区。2021年,东部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和支出分别为2467.7亿元、1838.5亿元,中部地区分别为1348.7亿元、854.7亿元,西部地区分别为1313.1亿元、851.4亿元,显而易见,东部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和支出均高于中部、西部地区。(35)数据来源:根据《年中国统计年鉴—2022》整理所得。

从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状况来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高于农村。2021年,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人均支出分别为3322.0元、1645.5元,前者约是后者的2.0倍。2021年,城市与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分别约为9.9人、6.3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分别约为3.7人、2.4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分别约为4.6人、2.6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分别约为7.5张、6.0张,除最后一项数据的城乡之比约是1.3之外,前三项数据的城乡之比均为1.5倍之多。2021年,城镇离退休人员平均每人每月可领取约3577.4元养老金,而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年满60周岁老人,开始时每月领取的基础养老金只有55元,尽管近年来各地区在不断上调基础养老金,但是,同城镇离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相比仍然十分微薄。(36)数据来源:根据《年中国统计年鉴—2022》整理所得。

四、区域发展不协调导致贫富差距的政治经济学探析

区域发展不协调对实现共同富裕造成诸多阻碍,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可以发现其错综复杂的主因,即我国各区域自然条件、发展战略、经济改革存在显著差别,这使得区域之间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共进的目标遭遇种种困难,导致各区域在长期非均衡发展中逐渐拉大了贫富差距。

(一)区域自然环境的客观差异造成贫富差距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实现所有人的富裕。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然而,生产力发展除了受主观因素影响之外,还受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各区域自然环境复杂多变,致使其经济发展所拥有的初始自然禀赋差异十分明显,不可避免地导致区域发展差距,区域间的贫富差距在所难免。

东部地区以温带季风和亚热带季风的湿润气候为主,常年气温适中;降水量丰沛,水资源丰富充足;土壤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地理交通便利。但是,东部地区矿藏资源较为匮乏。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自然环境要素呈现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比较敏感和脆弱。虽然这里的气候与东部地区类似,降水量、土地以及矿藏资源较为充足,但是水资源分布不均匀,地形纵横交错,起伏较大,交通的便利性与通达性受到很大制约。西部地区处于我国地势的第一级阶梯,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原山地气候,昼夜温差大,降水量少,气候高寒、干旱;大部分地区土壤贫瘠,不适宜农作物种植;地势高峻,地形落差大,交通极为不便。但是,该地区是我国矿藏资源的富集区,各类矿产储量十分丰富。

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发展区域经济中占尽先机,成功地把优越的自然地理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促使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率先走上发达富裕之路。中西部地区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导致其经济发展迟缓,没有将巨大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后发优势,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逐渐拉开了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陷入穷困落后的境地。

(二)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偏向拉大贫富差距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1页。。因此,正确处理好生产效率与公平分配的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和政府在促进区域发展中采取因时而变、有所侧重的政策,这使得我国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但由于政策扶持的偏向导致区域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区域间贫富差距也随之拉大。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和政府在注重平衡内地与沿海生产力布局的基础上,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但是,在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工业基础异常薄弱的国情下,要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取得实效,势必要集中全国有限资源向城市工业建设倾斜。为此,我国采取城乡分治政策,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引导社会各类资源先行满足城市工业经济发展的需要,优先提高工业经济发展效率。然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虽然有助于我国工业建设获得有力的政策扶持,却让本就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严重阻碍了城乡发展的协调性,致使城乡贫富差距较大的状况迄今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和“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即国家出台优惠政策大力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标杆,待时机成熟时,东部地区再大力帮扶中西部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家相继推出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助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效率快速提升。进入21世纪后,尽管国家越来越注重平衡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东部地区凭借国家的政策支持,确立了明显的领先优势,中西部地区与之相比形成了明显的贫富差距。

(三)区域经济改革的成效有别扩大贫富差距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即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7页。,同时客观分析并肯定了市场作用。因而,要同时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营造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各区域进行改革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所取得的成效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扩大了区域间贫富差距。

东部地区经过40多年的大胆尝试与不懈探索,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政府职能从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转向提供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机制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不仅能够促进本区域内部的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而且可以吸引和聚集域外经济要素,由此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劣势,促进了本区域的经济腾飞,成为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和增长极,让原本就存在的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中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依赖程度较深,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希望更多寄托在政府帮扶上,加之当时国家暂时采取了优先支持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导致中西部地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缓慢、力度不强、效果欠佳。这些劣势让政府难以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严重阻碍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未能卓有成效地把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目前,国家正在努力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鸿沟,但消弭两者之间久已存在的贫富差距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

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路径

进入新时代,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根据新发展阶段各区域发展实际,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重大决策与战略、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深化区域经济改革入手制定行之有效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在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基础上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一)持之以恒有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重大决策与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相继作出推进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决策。进入新时代,又推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对此,必须毫不动摇推进实施,以此推动区域间贫富差距持续缩小。

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在引领全国经济增长中的龙头作用和创新要素集聚优势,率先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西部地区要努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竭力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地区要重点通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加快实现老工业基地全方位振兴。中部地区要打造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新型城镇化重点区、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崛起。

新征程上,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区域协同联动发展。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抓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京津冀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开创协同发展新格局。沿江11省市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原则,开辟长江经济带东西双向、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新局面,全面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质量。着力引领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全国其他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示范。大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促进流域内逐步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

(二)“输血”“造血”双管齐下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

国家和东部地区应当贯彻“先富带动后富”的方针,采取更多帮扶政策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输血”;中西部地区更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利用好帮扶政策增强自身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只有通过双管齐下的努力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才能高质量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国家和东部地区要大力帮扶中西部地区加快经济发展。一方面,国家要像过去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那样,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支持力度,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另一方面,东部地区要主动担负起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义务。按照邓小平的设想, “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4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77页。。因此,东部地区要深入开展对口支援中西部地区的工作,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的支持,通过适当多上缴税收以让渡部分财力来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43)王曙光、张小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学术交流》2016年第9期。。

中西部地区要踔厉奋发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中西部地区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便利各类经济要素的聚集和畅通,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其次,中西部地区要坚持不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最后,中西部地区要巩固拓展好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迈出更坚实的步伐,着力防范和消除因恶劣自然环境诱发的返贫致贫风险。

(三)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以深化区域经济改革

要把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在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中深化区域经济改革,从而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构建有效市场,激发各区域经济改革的活力。首先,多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各区域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次,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各区域要建立健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市场化的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最后,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区域要一视同仁为所有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

更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以打造有为政府,维护各区域经济改革的平稳性。首先,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从顶层设计上确保政府宏观调控始终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服务。其次,政府要运用多种手段弥补市场无法自我克服的缺陷,矫正阻碍区域协调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各类市场失灵。再次,通过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造富”、高收入群体偷税漏税等,强化政府对缩小区域收入分配差距的宏观调控。最后,坚决遏制民生领域内的资本无序扩张和过度市场化,强化政府在推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编织全覆盖、无差别、高效率的民生保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