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雪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从狭义的个体视域来看,每一个生命体都渴望自己是健康王国的公民。健康的体魄,健全的灵魂是美好生活的前提和保障。然而,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既定规律,疾病和死亡是生物体无法摆脱的宿命。因而,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要经历疾病的折磨和考验;或迟或早,都要被迫成为疾病王国的公民。

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而言,文学就是人学,疾病与死亡是文学创作基本的母题之一。疾病虽说属于医学研究的内容,但由于疾病体验与身份建构、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密关系,疾病叙事及疾病治疗的主题已然成为中西文学史上重要的序列,传达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共同的创伤体验和共通的人文关怀。

纵观文学史,从无意识的疾病元素过渡到有意识的疾病主题,二十世纪西方小说迎来疾病叙事和疾病意象的流行。诸如,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二十世纪唯一一个被各个派别的评论家严肃对待的英国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德语作家托马斯·曼、本恩、迪伦马特和贝恩哈德等,他们一方面是疾病文学创作的高手,而另一方面,又是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医学、病理性与创造力、病态化与现代性之间的交互、融合关系的专家学者。

奥地利的专家学者弗朗茨·卡夫卡无疑是最伟大、最独特、最有成就的疾病叙事作家之一。卡夫卡受到西方历代各种哲学与文学流派的启发和影响,在融合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开拓自己的艺术世界。从整体特性来看,疾病叙事贯穿于卡夫卡的每一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卡式”风格将医学领域的研究问题移位到文学创作中来,采用文学的方法和视野,书写了众多小人物的悲剧,对患病的身体和异化的心灵进行诗学化剖析。卡夫卡的疾病叙事别具一格之处主要在于:用现实世界的肉身演绎人的生存境况,为人类深藏不露的思想和感觉找到某种外在的对应“形式”,以及通过这一“形式”来表达普遍的真理,即把人的内在价值取向建构成外部的身体形态,进而生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审美特质。

一、个体疾病叙事的阐释义

卡夫卡在疾病叙事中,将病者主体分成典型的两类。一类是具体化的“独立个体”异化的身心模式;另一类是抽象化的“普遍群体”病态的生存状态。“人的境况”是卡夫卡的创作导向和宗旨,表述身体经验、构建疾病隐喻与社会型态的关系以及阐释病理症状与文学诗性的关联则是卡夫卡疾病叙事的途径。

卡夫卡在思考人的问题时,直指单个的人,他塑造了一系列光怪离奇的个体形象。一大早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被送到遥远陌生国度的卡尔·罗斯曼、无端被逮捕的约瑟夫·K、在黑夜到达陌生村庄的土地测量师K、一直处于死活状态间的猎人格拉胡斯……。这些独异个体原本是普通的小人物,他们只是被迫或被动地“抛入”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无妄之灾中或一种莫名其妙的境地里,与按照规律正常运作的外部世界脱节,从而再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变为社会各个层面的局外人。阐释这些独异个体的荒诞处境时,卡夫卡一方面采用显性的书写模式,详细描写人的身体在行动和思考的过程中与自我本意的背离及与客观世界的分裂;另一方面,则运用隐秘的修辞策略,通过似是而非的语言文字结合理性的逻辑判断让读者自行意会嵌入特定境遇中身体的演绎,实践从表象到本真的超越。如:困于甲虫之身的格里高尔仍怀有美好冥想,无法确证自我身份的约瑟夫·K 在焦虑不安中四处奔走,日夜停留在秋千上的杂技演员及以饥饿为追求的艺术家、为融入人类生活而积极学习的红彼得等,他们陷入绝境却并未放弃努力和抗争,一场场拯救自我的行动虽无力又无望,却向世人拆穿了生存的骗局,揭开了被遮蔽的生活真相,用理性精神作出探索荒诞世界的壮举。

无论直接的叙事还是隐秘的意象,身体都成为描绘的对象。作为一种外在“形式”,身体在冒险、受虐、变形及疯癫中获得对生存的认知模式。卡夫卡将身体径直放在人物处境即将突破某个“临界点”的中心,并以演绎身体的受难与变形为线索,重审原初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展现负载着不同生命之重的身体前往死亡之域的旅行。于是身体上的疾病成为一种象征,暗示在荒谬的非理性生存状态下,独异个体在偏离了所谓的正常人群,偏离了社会公认的价值体系和标准之后的悲惨命运。个体疾病和异己因素,在卡夫卡的叙事中,是权力机构和主流话语张贴的标签。究其实,疾病的根源在于个体与其身处的社会出现了关系认同危机,或思想与维持社会运转的工具理性不在同一个节拍上。由此,卡夫卡个体疾病叙事有比较固定的指向,即阐释一种外在秩序触发的内在异己感。身体则是固定的叙事途径,是一种能指的符号,或曰书写信息的场域。

卡夫卡的个体疾病叙事自成体系。其一,它打破不同躯体间的界限,通过变形敞开不幸和痛苦;其二,它突破伪饰假面的遮蔽,打开一扇扇窥见隐私和罪恶的大门,让人物离开原有的经验生活,置身全然真实的生存场景。如:卡夫卡让格里高尔失去“赚钱机器”的身份,让土地测量师K 为进入城堡而绞尽脑汁,让约瑟夫·K 在永无息止的消解权威中,让猎人格拉胡斯躺在非人间的小船上追寻金光灿灿的天堂……。这些个体的生存境况被冷酷地展现出来,以揭示一种人们熟视无睹的规律:个体要立足社会,必须与外界缔结某种恒定的关系。一旦因生病或失业或不被需要导致关系解除,就会被抛进背离正常生活的轨道,生存便成为不可理解的荒谬现象;而总会有一些真的勇士,敢于直面另类的生活形态,不畏挑战自我和征服困境。但“勇士们”在实现自身潜能或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必然面临着前进或倒退、成功或失败两种结局。前进或许能实现个体存在的价值,但这样做就会脱离群体的阵营,会对个体当前的安全造成威胁。“倒退虽然是获得了暂时的安全,但却逃避了责任,阻碍了潜能的实现,走向了非存在。”[1](P280)故而,“独异个体”最终要么走向死亡,要么选择放弃,与现实做变相的妥协。卡夫卡创造的这些形象,就如同一面面镜像,不仅让读者能够凝视自身,体验作为一个个客体的自我在人世间或生存或毁灭,也能让人们意识到“形”与“像”的分裂与重组是一种人生常态。

卡夫卡独异个体疾病叙事的意义就在于崇尚追寻的过程。无论城堡、法庭、地洞还是父亲、他者、舆论工具,这些因素结合成各种权力缠绕的关系网,人们置身于现实社会,实质就是循环流转于繁杂琐碎的人际关系网络间,既受制于某些权力,又施行某些权力。卡夫卡聚焦在权力网络的运转下,“个人”被异化的过程。个体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志与完整人格,也就成为无自由行为权力的傀儡,成为“权力体系运作中的附属物”[2](P166)。若再进一步失去梦想和行动,人们在心安理得中过起小职员、小公务员的“正常人”生活,个体就淹没在“类”的洪流中,从而丧失了自我独特性和创新精神。卡夫卡的“存在”之路是以鼓励独异个体追求内在自我,拒斥外部现实世界为起点的。独异个体的反抗是个性的觉醒,主动从惯性和群体中脱身而出,也许会遭遇挫折和失败,但在与异化的抗争中摆脱了精神贫弱,成就理想自我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二、群体疾病叙事的隐喻义

“人”兼有“个人”和“人类”两重含义。作为“个体”,注重的是每一个人的“个别性”;而作为“类”,强调不同人的“共同性”。个人的命运就是普遍的人类的命运。众多重压下的小人物形象,折射普遍意义上人类的生存境况。个体的存在形式包括其在公共领域中的生活和在私人领域中的生活,但基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活,首先是在现实社会中作为共同生活的“类”存在;“个人”生活附着在人作为“类”的生活上。因而,人与世界构成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个人生活的幸福指数。

卡夫卡认为,“尽管人群拥挤,每个人都是沉默的,孤独的……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3](P361)在失去支配自身能力的自由及灵魂被奴役、被控制的处境下,个体只有保持沉默和趋于同化,才能归依到庞大群体的貌似合理化的秩序中,安然地生存下来。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建立强大世俗秩序、道德规范及理性体系,导致弱势的“个体”无法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只能被限制和屈服于“类”的运转机制。这种小人物的生存法则注定“没有一个同外部对象世界相对的私有的‘自我’,甚至没有一个人是一个‘自我’。我们人人都只是众人中的一个,是我们的同学、同胞、社团的许多名字中的一个名字。”[4](P29)卡夫卡塑造的昏沉的“乌合之众”这类群体形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短篇小说《在流放地》和长篇小说《城堡》。

卡夫卡于《在流放地》中细致地描绘了两种“愚昧的群体”。一是所谓的“被判决者”,这些犯罪的士兵们不仅不知道自己缘何被捕和被判决,甚至没有申辩机会,无从承认或否定罪行。他们处于彻底的被动和失语状态,但并未因此而恐慌和绝望。犯人们对罪行从未产生怀疑,对遭受的屠杀也无动于衷,反而对杀人机器深感兴趣且充满狂热的崇拜,愚蠢迂腐到“无论从哪方面看,犯人都像一条听话的狗,使人简直以为可以放他在周围山上乱跑,只要临刑前吹个口哨就召回来了。”[5](P120)另一类群体是“看客们”,一旦处决犯人,整个山坳里挤满看热闹的人群。本应是血腥恐怖、让人避之不及的杀戮场面,却成了围观群众狂欢的盛典,人们像迎接节日表演般群情激昂、欢心雀跃。

在《城堡》中,“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得到充分的印证。卡夫卡借助外在样貌来诠释人性的扭曲与人体构造的关系。“城堡属下的小村庄里,居民们都长着一张张饱经苦难的脸,他们的脑袋看起来好像头顶被打扁了似的,他们的体态也好像是挨了打而疼得扭成现在这副样子。”[6](P34)然而,正是这群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民众,却通过对阿玛丽亚一家人的冷暴力深化和加强了权威恶势力的穿透与蔓延。村民们自然而然地认同现有世界的合理性与权威性,一方面,对一切以下犯上的逾矩越规皆感厌恶和恐惧,当然,他们厌恶的不是规则的制定者,而是破坏这些规则的“异端”;另一方面,物质与精神的同样贫瘠催生出他们更为卑下狠恶的本性,对权力的召唤和役使有着难以言传的向往与迎合。“人们生活在良心普遍被冻僵的状态中,大多数人是被恐惧这种污泥胶着在廉价原则的东摇西晃的椅子上,这就是全部生活实际。”[7]“小人物群像”身体及行为的趋同性和一体化,造就了这一群体样貌的模糊与心灵的荒芜。

《金刚经》里所言“微尘众”,多到像尘沙微粒一样的众生,在六道中流转,普罗大众的生存相态最能体现人类生命之“本相”。这些尘芥似的小人物,一方面是无辜而不幸的,他们循规蹈矩、麻木愚昧,如虫豸般苟活,却被异化世界无情迫害,没有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和路径;另一方面,他们亦是有罪的,人类的昏昧一定程度上成为滋养异化世界权威的膏腴之地,便也成了罪孽。昏沉麻木的生存模式使人们意识不到生而为人的责任和使命,因其大多数人的惟命是从、默默无言,便构成了羁绊觉醒者和独异个体前行的阻力和障碍。

从本质上来看,卡夫卡的“小人物群体”揭示时代的病症,即人类在暴政、权势、习俗、欲望等异己势力面前所展现的无能为力和委曲求全。这一群体症状超越了单纯的疾病病理性质,还包含着政治隐喻、社会批判、道德评价、文化指向等更为多元的涵义。因此,卡夫卡作品中涵盖抽象性和笼统性的“群体”形象蕴藏更为深刻、丰富的隐喻意义。社会的黑暗、各种权威规范对人的精神的麻醉和侵蚀,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疏远及敌对、仇视,比生理疾病更具哲学及美学范畴的指向性,建构一种双向的映射结构。群体症状指向一个时代里某个民族从肉体到灵魂的状态,卡夫卡从实用性角度将国民性及社会的病态性相关联,从而生成从个体性病例到类属化症候的疾病叙事型态。

三、结 语

卡夫卡呈现的“人的境况”最典型的特点就是“高级人类的低等动物化”,简言之,就是人与动物界限的模糊和消失。甲虫格里高尔始终怀有人性的温情与爱意,猿猴“红彼得”具备人类的思维与行为,狗发出了“我是谁”的质疑。反之,“高贵”的人类却四处碰壁、一事无成、悲观绝望,被可怕地囚禁在各自的不幸之中。可见:“人的形象与动物形象的相互混淆,是人失败的标志,是千百年来西方理性失败的标志。”[8](P3)

卡夫卡与疾病相伴一生,他集病患、艺术家、社会的弃儿于一身,但也因此催生其杰出的艺术观念。他敏锐的身体意识和深刻的精神焦虑,比一般人更能领会异己力量的威胁和角色定位的迷茫。卡夫卡塑造了很多经典的病患形象和疾病意象,重新建构个体与世界、传统形象与现代意义的生成关系,唤醒人们发现和质疑生存的法则。“人的境况”是卡夫卡展现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艺术,即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形态。他对“客观真实”或“固定模式”予以消解,从个体的自我出发,在混乱中为人类的尊严,为寻找生活的真正规律而斗争。于是,在“自我”与“世界”的战斗中,卡夫卡通过“变形”的方式,对现代性的畸形进行反思与批判。他透过世界的裂痕看到荒诞,却以理性分析来解构荒诞。卡夫卡的成就,“是在笨拙地模仿人类秩序、社会和宗教的虚伪秩序之外,企图重新发现被遗忘的和已经丧去的生活意义。”[9](P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