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宝

(淮南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吕其明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交响乐和电影音乐作曲家,曾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优秀歌曲奖,并获中国电影音乐终身成就奖。2021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为其颁授“七一勋章”,表彰他在中国红色音乐和电影音乐创作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1930年5月,吕其明出生于安徽无为的一个革命之家,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9年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音乐创作,1959年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后,全身心投入于新中国的电影音乐事业。曾先后为《铁道游击队》《雷雨》《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南昌起义》《焦裕禄》等200多部(集)影视剧创作音乐,创作了《红旗颂》《使命》等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和300余首歌曲,其中《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合作)、《啊!故乡》等电影插曲深受听众喜爱。尤其是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诗《白求恩》等一大批气势恢弘的交响乐作品,因饱含人民性、英雄性、时代性和创新性而广为流传,奠定了在中国红色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

综观吕其明70 多年的音乐创作生涯,讴歌党、祖国、人民及人民军队,是贯穿其一生艺术创作的主旋律。他说:“我的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主旋律作品,这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有血性的军人,一个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任务。……所以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满腔热情地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人民军队”[1]。正是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彰显了作曲家鲜明的红色初心,他的音乐作品具有鲜明的红色标识。

一、吕其明初心形成的历史叙事

初心并非与生俱来的,其形成既需要经历一个从认知到实践的漫长过程,又融汇时代背景、客观环境、主观动机和个体选择等多种复杂因素;既需要在培植的基础上淬炼砥砺,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又需要矢志坚守和不断升华。吕其明自幼并未接受系统专业教育,他一步步为党讴歌、为人民抒怀,自觉成为唱响时代主旋律、开创崭新艺术道路的时代音乐家。以艺术的方式歌颂祖国、人民、党和人民军队之红色初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吕其明参军后,先后在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七师文工团、华东军区文工团学习与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乐团工作。吕其明初心的形成历经发轫、质变、升华三个阶段。

(一)初心发轫阶段(1930—1945年)

吕其明初心的萌生与其当时所处的时代和生长环境密切相关。1940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吕其明与姐姐一起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从事抗日文艺宣传工作,开启长达近10年的战地生活。吕其明到新四军文工团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抗战新歌剧《农村曲》的排练与演出。歌剧选取抗战题材,通过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激发乡亲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提高了人民誓死抗战的思想觉悟。吕其明在剧中扮演了他艺术生涯中的第一个角色——因日寇侵略而被迫逃难的小毛。因深受革命大家庭中文艺氛围的熏陶,尤其是经常参与诸如歌剧《农村曲》等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作品创作,使吕其明初始便与人民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并培养其坚定的抗日信念和真诚的家国情怀,而且使他逐渐对通过音乐艺术表达现实生活充满了热爱与向往。1941年,新四军二师文艺工作者被集中安排到设有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戏剧系和普通班的抗大八分校文化队参加业务培训,吕其明被分配到普通班学习乐理知识。由于酷爱音乐,他便常常溜到音乐系去“蹭课”。三个月的集中学习为吕其明后来从事音乐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2年,作曲家贺绿汀在赴延安的途中,专程到淮南抗日根据地指导工作。他利用三个月的时间,为剧团战士传授音乐理论知识,组织排练了《游击队之歌》《垦春泥》《胜利进行曲》等革命题材的合唱作品。由于没有变声,吕其明参加女高音声部演唱,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文艺实践,接受革命音乐的洗礼。三个月的专业学习,极大地激发了吕其明学习与创作的欲望。在一次军民联欢会上,吕其明神气地指挥着年轻的战士们,演唱了其自己根据军号曲调改编的合唱曲《向前进》。歌曲虽然简单稚嫩,却表现出他高涨的创作热情和敏锐的艺术悟性,凸显出他渴望用音乐艺术来表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心声和炙热的爱国情怀。

(二)初心质变阶段(1945—1949年)

在经历了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的往复循环后,吕其明的红色初心已经具有较为稳固的前提和基础。参加抗日文艺宣传,接受革命音乐文化教育,不仅淬炼了他面对各种艰难困苦而勇往直前的精神,磨砺了其坚强的革命意志,锤炼了其精神品格,而且充盈了他生命中鲜明的红色基因,为其以后从事红色音乐创作、传播革命文化的精神思想和专业知识奠定了基础,对于吕其明初心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1945年,15岁的吕其明对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此他成为战争年代非常年轻的共产党员,实现了其人生中的第一次思想飞跃,完成了初心的质变。每当谈起入党时的情形,吕其明都会满怀深情地说:“入党意味着确立了我的世界观、文艺观和价值观,那就是把一生献给党的事业,献给人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就是抱着这种宗旨意识,我从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走来,迎接了共和国的诞生。”[2]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吕其明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自此,吕其明的初心已经基本形成。

父亲吕惠生的牺牲对吕其明的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坚定了他投身党的事业的坚定决心。1945年9月,吕惠生在随新四军七师转移途中,突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埋伏袭击,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43岁。吕其明回忆说:“我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深切地体验到革命先烈献身的英雄情怀,这种人生体验比积累的知识更加宝贵”[1]。父亲与无数先烈的奋斗和牺牲,在吕其明的内心深处矗立起一座座信仰的丰碑。从10岁参加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吕其明从一个懵懂稚气的孩童逐渐成长为一名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责任担当的革命青年。17岁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老兵”,独自带领一个营的新兵毅然走上前线。1949 年10 月1日,吕其明参加了开国盛典,他亲眼目睹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现场强烈感受到人们激动而热烈的欢呼。那一刻,从战场上走过来的吕其明对红旗有着最为直接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因为红旗已经深烙在他的心理结构之中,这为他后来创作交响序曲《红旗颂》提供了极为直观而生动的艺术意象。

(三)初心升华阶段(1949—)

新中国成立后,为创作电影音乐,吕其明去过治淮工地,去过大庆,去过焦裕禄同志战斗过的兰考县。他先后创作了歌曲《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鞍钢在建设中》,为电影《水乡的春天》《乘风破浪》《铁道游击队》《家》创作音乐,其中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迅速传遍全国。《红旗颂》的诞生源于1965 年的“上海之春”,该活动的领导机构即时为吕其明布置一个“命题作业”——创作一部爱党爱国题材的管弦乐作品《红旗颂》。这对35岁的吕其明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是因为吕其明内心深处一直有创作这类体裁音乐的梦想;挑战是如何确定音乐主题。“《红旗颂》怎么写、写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当时我思考了很长时间,要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感情的碰撞,我就想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切入点。”[3]在红旗下成长,在战火中锤炼,吕其明对红旗有特别自然、亲切而深厚的感情,也自然会体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所经历的艰辛历程。他回忆说:“此时我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我想到,红旗是革命的象征,无论在南湖小船的油灯光中、在井冈山的绿竹丛中、在遵义城的堞墙上、在革命圣地延安、在百团大战的指挥所、在淮海战役的阵地前、还是在西柏坡……凡是有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的飘扬。红旗又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长期战争生活的往事以及在红旗下成长的历程,像电影一样一一在我眼前闪过。最终那些血染的红旗和天安门的五星红旗在我心中融合成为了一个崇高而伟大的形象”[4]。可以说,红旗早已成为他心灵深处的意象和标志性符号。音乐意象一经明确,吕其明便一挥而就,一周时间便创作完成新中国第一部以歌颂红旗为主题的大型交响诗。《红旗颂》不仅是历史的产物,更是时代的产物。在八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吕其明始终坚持主旋律题材的创作,矢志不渝地传承红色气质,赓续红色血脉,把握时代脉搏,适应时代发展,激扬时代正气,创作了一系列讴歌党、人民和人民英雄的壮阔篇章。在“七一”勋章颁授典礼现场,他仍然谦逊地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创作了一些音乐作品,难以报答组织对我的培养和关怀”[5]。

二、吕其明初心形成的原因

吕其明初心的形成源于革命家庭环境的影响、战地生活的历练与组织的培养以及革命文艺实践等方面。

(一)家庭环境是吕其明初心形成的重要前提

吕其明自幼受到父亲的重要影响,父亲吕惠生极其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是他参加革命的领路人。1926年,吕惠生毕业于北平国立农业大学。返乡后,任安徽省无为县中学校长,后任县政府建设科科长。由于从政期间务实清廉,在当地颇有声望。抗战时期,他广集粮饷与弹药,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提供给养。1939年冬,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吕惠生被列入暗杀名单,他遂携全家毅然投奔新四军。在抗日根据地,吕惠生曾先后被委任江苏仪征县和安徽无为县县长、皖江行政公署主任。期间,为根除水患,他组织十万余人修筑堤坝,后称“惠生堤”。可以说,从孩童时代起,吕其明的生活和命运就与革命和为人民服务紧紧联系在一起。

吕惠生被捕后,面对威逼利诱大义凛然,遭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临刑前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父亲是吕其明成长的引路人,不仅给予了他生命,还给了他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父亲的信仰和精神为吕其明的未来成长标注了鲜红的人生坐标,为其确立了做人的标准和人生的航向。父亲的凛然正气对吕其明而言,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不仅为吕其明一生坚定地走革命道路增添了力量,还对他之后的学习、生活与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战地生活及组织培养是吕其明初心形成的重要因素

军旅生涯是淬炼吕其明初心的熔炉。吕其明10岁参加新四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一步一步将他培养成有理想、有血性的军人和敢于担当的文艺工作者。在抗战相持阶段,生活异常艰难,在这艰苦岁月里,吕其明得到剧团战士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战士们帮他洗头、洗衣服,教他识字、唱歌、跳舞、拉二胡。有时剧团和指挥部一起行军,罗炳辉司令员看到他小就让他骑在马上,这些都使吕其明深切感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战地生活锤炼了吕其明的革命意志品质,培育了他对战士的思想感情,丰富了他的生活底蕴和民间音乐修养。吕其明深切地感受到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号召力以及人民群众对革命强有力的支持,并感悟到无数先烈为革命胜利而牺牲奉献的崇高品质,同时感受到革命文艺的巨大感染力。解放后,吕其明主要从事电影音乐创作。1959年担任上影乐团团长后,他深感“本领恐慌”。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进行了5年系统的作曲理论和指挥的学习。随后几年,不仅创作了交响乐《郑成功》(合作)、交响诗《铁道游击队》等,而且相继完成《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红日》(合作)等几部故事片音乐的创作,谱写了革命英雄的动人诗篇。正是战地艰苦与火热的军旅生活以及来自各方的关怀与支持,成为吕其明初心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革命文艺实践是促使吕其明初心升华的内驱力

抗战期间,部队文工团的创演都围绕着为政治斗争和抗战服务,吕其明与战友们一直活跃在抗日宣传的前沿阵地上。战地文艺实践,促进了他专业的进步和精神上的成长,使其在烽火岁月中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文艺战士,并将一生与党、军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抗战的经历让吕其明受到全面的艺术训练,这对他的艺术成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抗战后期,针对文艺及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6](P101)。在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吕其明在思想上不仅明确了文艺的使命与任务,树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而且懂得一切文艺作品都来自于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的道理。解放战争时期,吕其明曾在山东度过,山东民间音乐给了他知识的积累,山东人民支持革命给了他本真的生命体验。可以说,战地生活中的革命文艺实践是其艺术风格形成的内驱力,他的音乐语言从其环境关系中获得了其应然意义。

2020年11月27日,“2020年上海重点舞台艺术创作剧本研讨会”音乐舞蹈组的研讨活动中有一项议程,就是听由吕其明创作、上海爱乐乐团提交的《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的试奏录音版本,作品有感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全国数百万不顾个人安危冲上前线、奋力拼搏、无私奉献的白衣天使形象,他以管弦乐形式将《白求恩大夫》的电影音乐重新加工创作了这首作品,向白衣天使和无数抗疫英雄致敬。试听会上,吕其明动情地说:“回想起1945年9月1日,在老乡家里,在油灯的照耀下,我一个15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一切献给党,无私奉献我一生。这么多年走过来,干了这么多事,实际上我只是做了一件事,一生就做了这一件事,用我的音乐为祖国、为人民、为党创作”[7]。作为“七一勋章”获得者,在吕其明的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8]。

三、作曲家吕其明初心的时代传承

艺术源于生活,“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9](P11),对于音乐创作而言,如果“没有现实的人的情感意志之于目的和意义的坚守与追求,一切属于人的创造都将不可能”[10]。从战争中走来的吕其明,对艺术创作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艺术家只有在人民的创造中进行艺术创造。

(一)坚定理想、践行初心,矢志不渝歌颂党、歌颂祖国

吕其明信仰坚定,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坚定地为自己所选择的事业而奋斗,绝不动摇。吕其明76年党龄,80载从艺,毕生钟情于革命音乐创作。对于音乐创作而言,红色基因是激励他创作的“音乐密码”,他将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有严谨的艺术构思和娴熟的写作技巧,他把“四有”作为艺术创作标准、指导原则和价值追求,用精品力作去呈现党的奋斗历程。

吕其明的“主旋律”写作旨在用一腔热血创造生命的能量和高度,吐露对党、祖国和人民的真情,让人们不要忘记革命先烈在奉献和牺牲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充满了对道德的引导、理想的抒发和对光明的歌颂,鼓舞几代中国人不断奋斗,展现出一位老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管弦乐《红旗颂》成为“主旋律”文化符号足以说明作曲家内心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忠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撑和守正创新的根本,音乐创作者要增强爱国爱党的坚定信念,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讴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精神与丰功伟绩,要强化精品意识和创新精神,创作出富有激情和充满大爱的时代乐章。

(二)扎根生活,锐意创新,饱含深情歌颂人民

回望百年党史中的文艺创作,但凡为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无不是创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而创作的结果,无不具有充沛的人民性。关于创作经验,吕其明认为,在生活中获取灵感,才能写出人民大众喜欢的作品;为人民作曲,才能把握历史的本质,感受生活的本色,表达人民的理想。他创作之前习惯于深入生活现场,到人民中去,因此他的创作饱含对党、祖国和人民的无限深情。在创作歌曲《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时,他到淮河边住了两个多月;为电影《焦裕禄》创作音乐时,他与兰考县的老百姓同吃同住两三个月;写作《寒夜》,到重庆等地进行采风;创作《雨花祭》,他每天去瞻仰雨花烈士雕像;创作《红旗颂》,他亲临造船厂生产一线体验生活,看到新中国建设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他内生豪情,将铿锵有力的进行曲节奏融入《红旗颂》,表现出奋发有为的建设者形象。

吕其明在创作中善于吸收提炼、吸纳消化、创新融通中国优秀传统音乐元素,通过真实、朴素、自然、生活化的音乐语言,努力达成作品的通俗性与易解性,这成为吕其明创作的重要特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采用山东民歌富有典型意义的调式落音并与山东方言紧密结合,使歌曲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说:“越是扎根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生命力,因为它是民族的,表现了革命战士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念。”[2]电影《焦裕禄》以独具匠心的音乐设计,展现浓郁的河南民间音乐风格。吕其明在《红旗颂》的结构设计上让国歌中演化而来的主导动机不断出现,让红旗意象贯穿全曲,音乐主题凝练、集中、统一而鲜明。跳进式旋律在明朗的强功能和声烘托下展现出壮丽豪迈的气概和崇高的音乐气质,具有英雄性与史诗性的音乐特点。他还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文艺工作者,要通过长期战斗生活的洗礼、磨练和积累,培养出一种神圣的、诚挚的情感,这是《红旗颂》成败的根本关键所在。我要用真诚、热爱和智慧的劳动,来讴歌祖国、人民、党和人民军队。因此在创作《红旗颂》时,我点燃了创作灵感激情的火花,把这种神圣、诚挚的爱融汇渗透到《红旗颂》的作品之中。同时,也传达到广大听众的心灵之中。”[6](P41)吕其明善于挖掘红色题材内涵,并以简明精炼的技术手段进行发展,使得他的“主旋律”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思想性、丰富的意象性和浓郁的民族性特征。

(三)守正创新,拼搏奉献,续写时代颂歌

1998年,南京雨花台纪念馆邀请他为扩建后的雨花台创作背景音乐,他欣然答应,将为烈士纪念馆写背景音乐当作自己的责任和光荣。他在雨花台附近的军人招待所住了8天,瞻仰先烈,寻找灵感。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他圆满完成了创作任务。演出和录制工作完成后,上海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深受吕老精神的感染,将4万元报酬全部捐赠给雨花台烈士陵园。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 周年,也是上海解放50 周年,吕其明创作了弦乐合奏《龙华祭》,献给为上海解放而牺牲的烈士。为创作交响组曲《使命》,他查阅大量党史及相关历史资料,用音乐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伟大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夺取民族解放和建设富强国家伟大征程的光辉颂歌。

《红旗颂》是迄今为止中国各界在纪念性场合使用率最高、演出率最高、播放率最高的音乐作品。尽管《红旗颂》已蜚声海内外,但吕其明并未放弃对《红旗颂》的不断修改与打磨,包括在尾声中加强国歌的旋律。经过54年的不断修改完善,2019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最终定稿版的管弦乐曲《红旗颂》。2021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又首次推出其同名作品管乐队版,并以总谱加分谱的形式,将每一个乐器的分声部乐谱单独制作,方便乐队和演奏者直接使用。此外,《红旗颂》早已成为公共文化产品,任何单位演出使用都不收费。

凝结在吕其明内心深处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厚情怀,他饱具无私、朴素和温暖的人格力量,展现一名共产党员崇高的精神与道德风范。吕其明居功而不自满,纯真而不失本色,对革命笃实的信念加之高贵的品格与勤劳的精神,教育和激励着人们。

四、结 语

吕其明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宗旨及其无私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为后来者树立了标杆。他创作的《红旗颂》《白求恩》等一大批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作品,饱含人民性、英雄性、时代性和创新性,奠定了其在中国红色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些作品成为中国红色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激励人民迸发蓬勃精神伟力的源泉之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时代的音乐创作者,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生产生活实践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艺术的积累,积极开展美的创造。音乐工作者要学习吕其明等艺术家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以人民为中心,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将人民作为音乐艺术表现的主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音乐工作者的天职,吸收创新中国优秀传统音乐元素,创作具有中国神韵、中国气派,无愧于伟大时代的音乐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