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宁,刘松璘,徐慧慧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3)

十九届六中全会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新中国工业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和敌对势力的威胁,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工业化。在毛泽东工业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这样的成就依赖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业实践。尽管这一实践的过程较为短暂,但却是我党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起点,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先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集工业、信息、城镇、农业的现代化“并联式”叠加发展,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传统的“串联式”顺序发展的弊端,并在实践中得到科学的证明。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下,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时期,有必要全面总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的理论精髓。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的理论渊源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工业发展理论、苏联工业发展设计、近代中国关于工业发展思想等三个方面的影响。伟大的时代与理论总是相伴相生,伟大的理论又总同实践融合共进。在毛泽东工业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依托工业发展实践成果,开启了全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新征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进行了一系列工业发展实践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一,马克思主义工业发展理论是毛泽东工业思想的理论来源。首先,马克思认为工业发展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生产力的发展必将会导致社会分工的扩大化,分工必然导致阶级的出现。无产阶级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产生,它一开始就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矛盾。“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P284)其次,马克思认为,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是可能的,但这种可能仅仅只有在俄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积极的因素——先进的生产力同时存在,才可以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因此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仅有内部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还不够,还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积极的因素才可以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达到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思想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发展政策。

第二,苏联关于工业发展的思想是毛泽东工业思想的理论参照。首先,列宁认识到只有通过工业的发展,俄国才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在《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中阐明“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谁忘记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3](P52)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苏俄成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其次,新经济政策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列宁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同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利用外国的资本、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对俄国而言,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先进生产力是其发展工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进的垫脚石。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积极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这样的方针政策不仅促进了苏联的工业发展,也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最后,列宁奠基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理论基础,并在斯大林执政期间成为苏联工业发展的指导方针,直接影响了1952年底中国确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促使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发展方针的转变。苏联面对的国际局势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局势有诸多相似之处,毛泽东同志认为,“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4](P434)中国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1952年底,中国确立了“一五”计划,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实践,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近代中国关于工业发展的思想是毛泽东工业思想的理论借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最早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资本主义,借助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经济来建立国家工业体系。虽然最终囿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并没有付诸实施,但其影响力不能忽视。地主阶级通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展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发展工业,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虽然其根本目的旨在维护清朝的统治,但科学技术与现代教育的引入对社会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证明,封建地主阶级不能带领中国实现工业化成为富强独立的国家。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提出在经济上坚持共商立国,鼓励民主工业。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依靠封建统治阶级由上至下的改良运动不可能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毛泽东同志认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5](P1471),更不可能建成工业国家。

孙中山提倡,以大力发展国家资本来实现国家工业化,“便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6](P872)。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始终以国家力量为主导来实现工业发展。他在引进外资发展工业方面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5](P1474-1475)这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外交政策以及走苏联工业发展模式有一定的联系。孙中山的工业思想与实践虽然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难以实现,却是毛泽东工业思想的重要参照。

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的实践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实践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取得了一定成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推动了毛泽东工业思想在国民经济时期取得创新性发展。

首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尽管国民党反动政府极力封锁中央苏区的经济命脉,但当时中央苏区仍进行了诸多的工业生产,初具工业建设的雏形。1932年中华钨矿公司在江西成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出任总经理。钨矿公司约有工人5 000 人,年产量约计1 800吨。到1934年10月,共生产钨砂7 500多吨,通过外销,收入达到约435万大洋。其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实践促进了党领导的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时局的需要,规划了工业发展的新宏图,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内建设军用工业、同步推进民用工业的发展。最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实践取得的成果捍卫了人民战争的胜利果实,保护了解放区人民财产的安全。中共中央提出更好建设各解放区工业、支援前线、保障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东北作为中国工业发展最发达的地区,要更好地进行工业实践。“东北工业占全国80%,要把这80%的工业搞起来。”[7](P78)“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7](P262)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中央实施了工业普查、恢复生产、改造和发展现有工业、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等发展方略,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循环,使工业得到迅速稳步的发展。

首先,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工业普查,充分了解新中国工业的具体情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1950年3月颁布的《关于全国各公营、公私合营及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工矿企业进行统一的全国普查的训令》中指出,各级政府部门、工矿企业及工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对各级调查统计的工作员提供便利与协助,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普查工作,并要求在1950年8月以前,完成全部统计。各相关部门依据这样的统计结果来制定政策、施行措施,逐渐巩固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奠基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其次,建立工业管理部门来恢复工业生产。1949年11月中央起草方案,政务院组建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下设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和食品工业部,分管具体工业经济,使工业生产迅速回归正轨。以重工业部为例,为适应具体国情,中央人民政府赋予重工业部二十项“职掌”,经过艰苦努力,工业生产成效显著。再次,改造与发展现有工业,没收官僚资本经济,确立以国营经济为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导致工业经济畸形发展。旧式官僚资本对国家产业资本的占有较大,并控制了铁路、公路、航运和空运。没收官僚资本,成就了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业经济、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前提。最后,在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方面主要依赖苏联的援助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1950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苏联向中国贷款的协定》。苏联给中国贷款3亿美元,用以购买工业设备,确定了第一批的50个援助项目,至此拉开了工业化建设的序幕,诸多中苏合营企业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工业的发展。

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的理论内涵

毛泽东工业思想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结晶,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毛泽东工业思想的理论内涵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体现在准确地把握了工业发展的政治前提、认清了工业发展的经济任务、开创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毛泽东工业思想把握了工业发展的政治前提。只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工业发展才能够得到基本保障。“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8](P1080)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双重目的——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与建立工业国家,前者是后者的基本前提,后者是前者的阶段性目标。毛泽东同志认识到中国无数次建设工业国家的尝试都未成功,只有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中国才能够实现工业的发展。“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5](P1375)

第二,毛泽东工业思想认清了工业问题的经济任务。社会革命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工业经济时代开展以工业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奠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物质基础,使新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是经济基础上的新的革命。“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8](P1081)1952年,李先念在《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中指出,必须坚持以工业发展为中心。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发展的经济任务与巩固人民政权是共生共长的。

第三,毛泽东工业思想为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提供了理论资源。“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实际上是研究者根据党的文献与历史发展过程抽象出来的概念,因为它并未如同“社会主义工业化”那样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在党的文献中。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依托马克思主义工业发展理论、吸取苏联发展工业的现实成果,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首先,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形式相结合发展工业。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阐明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政策,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5](P1433)这样的方针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其次,以工业为领导、农业为基础的相互促进的方针,同城乡互助的形式结合,保障了工业的稳步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将落后的农业转变为在当时比较进步、发达的农业。这个方针兼顾了农村与城市的发展问题,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开拓了新思路。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中国工业发展必须依靠内外交流的政策,学习国外先进的生产方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否定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往来。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摒弃了社会制度间的差异,在保证其他社会制度国家尊重中国主权完整的基础上,肯定世界资本对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是依据世界工业发展趋势与中国具体国情作出的重要考量。

四、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的特征和价值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具有创新性、时代性和独特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指导中国人民开辟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的创新性体现在开创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在马克思经典著作和苏联的工业实践中找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确切答案,但不拘泥于以往的历史经验,依据中国具体国情经过艰难探索,最终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一大创举。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独创性体现在采取“四面八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根本方针、加速工业发展进程,同时采取以工业为领导、农业为基础的战略。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契合了当时的国情与时代需求。从马克思主义中关于跨越发展的理论到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政策再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符合时代的特性,为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借鉴。当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借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发展道路的做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的独特性根源于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新中国不能够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过渡。“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4](P80)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的独特性根源于世界大环境,表现为新民主主义工业化仅仅是轮廓性的构想且其实践极为短暂。中共中央做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使中国工业得以发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不断提升国防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发展的经验以及对华的援助重点落在了重工业领域。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理论与现实的基础,具有深远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上,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并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基础。

首先,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涵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工业发展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工业发展构想,形成了一条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在这构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三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巨大的成就。其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新民主主义的工业经济是过渡性质的经济形态,是在半封建经济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其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旧式的工厂企业进行改造并设立工人管理委员会,保证了工厂企业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党和国家又提出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政策,保障了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避免中国走上苏联极端的工业发展路径,开辟了一条工农业协调发展的路径,为解决城乡矛盾、工农业矛盾树立了新的范例。这一系列的实践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最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基础。社会形态总是确立在相应的物质基础之上,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如何在生产力极低的基础上建立起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成为毛泽东同志首要思考的问题。他认为,要通过新民主主义工业发展来实现大机器工业,从而奠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我们还没有胜利。”[9](P239)

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的启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语境下,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不确定风险、不稳定性因素值得高度注意,特别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显著加大,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为稳住全国经济大盘、推动经济重归正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10]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富国之源,自然而然是应对诸多风险挑战的“排头兵”。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现代化的探索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呈现出连续性、递进式和成长型的特点。实践证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确保工业发展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中国工业化发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为发展工业提供了新思路、新智慧,集中体现在依据中国的基本国情,走自己的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新发展理念,新时代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就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工业发展新格局。创新发展是推动工业化、现代化的伟力,来源于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国家。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发展经过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四个阶段,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但为应对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新局面,工业建设领域要继往开来,推陈出新。首先,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机遇,但高精尖技术、高质量发展仍是中国工业的短板,中国工业发展要明确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加快赶超和引领的步伐,重点把握新兴产业和尖端科技,提前布局数字化制造业、智能化制造业、5G 制造业等未来工业发展的着力点。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要依靠技术创新,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提高工业生产研发的强度,实现在核心材料、基础工艺、技术软件等方面的突破,补齐工业“短板”。其次,加强信息化建设是开创工业化、现代化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发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体经济要与大数据、AI、物联网等新兴领域深度融合,加快企业降本增效体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高线联动,推进数字经济新发展,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兼具科技、效能、环保的高质量工业互联网发展之径。

协调发展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遵循。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中央就意识到中国工业发展区域失衡的问题,例如1952 年沿海的辽宁、山东、江苏、天津和上海等省份,其纺织工业产值占据全中国的70%以上。从“一五”时期开始,中共中央就将其156个工业项目协调分布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这为推动工业协调发展,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指明了方向。首先,应当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深挖市场需求潜力、利用市场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应当使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市场作用更加统一。其次,要加强中央统筹规划,推动各工业发展区域创新性发展及促进各工业发展领域创造性转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施行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诸多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了诸多处于世界顶尖的跨领域先进工业制造集群。最后,地方政府要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工业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使得西部地区更好地享受到发展红利。例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同俄罗斯、蒙古国等合作,开辟了钢铁、有色金属等工业发展新格局。

开放发展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大势所趋,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同中国在世界工业发展中的角色相比,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还不够高,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带来的风险挑战。第一,更加主动地扩大开放格局,坚持主动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区域工业发展带来更多发展红利。第二,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开放的格局,吸收国际先进工业发展技术和工业发展尖端人才,不断提高国内工业产品质量,改变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既往印象,增强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工业在全球工业发展链中的地位。第三,加强工业发展合作朝互惠共赢方向发展,实现共赢开放。在新时代,全球工业产业链处于加速融合阶段,各国利益共存更加凸显,只有高举和平、开放、合作、共赢的旗帜,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世界工业、中国工业发展的唯一选择。第四,在中国工业开放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一五”计划期间,中国曾在结合基本国情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在苏联模式出现弊端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以苏为鉴,我国工业发展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独立自主并非闭关自守、盲目排外。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近代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工业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