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璧辉 辛红娟

（1.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2.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0. 引言

在中国翻译学建设与发展的道路上，张柏然教授是一位具有明确学派意识的学者，致力于“系统阐发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翻译学思想的理论框架”（胡开宝，辛红娟2021：70）。张柏然教授的翻译学思想不仅以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为源头活水，更是多年翻译实践的自然转化与升华。除完成《人生的枷锁》《大白鲨》《绿阴山强盗——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选》等近百万字英美文学名著翻译，他还开创国内语料库双语辞书编纂先河，耗二十年之功领衔打造《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获各方盛赞。洪银兴（2004：i）在《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序言中评价说，“译文既求合于西文语法之形式格致，更求行文畅晓浑润，得其要义，领其神旨”。另一位作序人王守仁（2004：iv）认为，“《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例证的译文是一个亮点，做到了英文理解准确，中文表达地道。翻译工作者从这些意义对等、形神兼备的译文中可以获益匪浅，得到不少启发”。其他有关该词典的研究亦常见“自然性”（蔡新乐，张蕴睿2004）、“准确中求地道，神似中扬功能”（陈伟2005）、“贴切自然”（陈宏薇2005）、“灵活动态”（吴军赞，郑晶2006）等赞誉之词。重阅这部皇皇巨“典”，深觉贯穿其间的翻译实践堪称一场美学试验，故本文以《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为例，管窥张柏然教授翻译实践的美学特点，结合其理论著述梳理其翻译美学思想框架，启发中国译学特色化发展道路。

1. 张柏然“自然-生命”翻译美学实践

在中国传统美学体系中，自然本色为上，天然之趣为旨，人隶属自然，归属社会，在审美实践中发现美、体验美、呈现美、创造美，达致“天人合一”。在峥嵘数十载的词典翻译实践中，张柏然教授以自然感性为基调，以生命气韵为灵魂，摸索翻译美学之道。

1.1 以自然感性为基调

“审美始于自然感性，即自然形态的客观物象”（刘宓庆2005：279），对双语词典而言，其作用是描述语言的自然形态，并在两种语言之间建立直观的对应关系，便于读者基于自然感性获得审美认知。在语言层面，译文需契合汉语文字的音、形、义等“自然形态”特征，形式要简洁，意义要凝练。例如：

[1] His name was never mentioned without eulogiums.

他的名字有口皆碑。（张柏然2004：1475）

[2] I would be content with the smallest corner of this earth if only she were mine.

只要有了她，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块立锥之地，也会心满意足。（同上：2199）

[3] He had been a burglar in his teens,in a small way.

他十几岁的时候当过窃贼，但不过是小偷小摸。（同上）

[4] The appointment of Mary Chairperson of the Centre is only temporary.

安排玛丽当中心主席只是权宜之计。（同上：2417）

[5] The hills ware green and crisp in the fair May weather.

群山在这明媚的五月里显得葱翠欲滴。（同上：1031）

此类例证译文在《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中不胜枚举，“有口皆碑”更明确，“立锥之地”更形象，“小偷小摸”更简明，“权宜之计”更符合语境，“葱翠欲滴”更富诗意。张柏然教授立足汉语的自然属性，充分调用汉语特有的内在表现力，以典型的、接受度高的语言形式呈现汉语富有自然感性的文字美，意义表达更充分，形式更具美感，言简意明，准确地道，以自然的译文建立起两种语言之间的概念关联，引起读者共鸣，激发读者灵感，让读者易于理解和习得词目的意义和使用场景，为词目翻译提供多种典型的翻译的可能性。

在文化层面，自然感性的要求更高，张柏然教授认为，“编纂者应确保例证译文与原文在言外功能方面的等值，并通过例证及其译文突出原语和目的语在表达同一言外行为上的差异”（胡开宝，张柏然2004：52），一方面，“忠实有效地传达原语信息以及植根于原语中的丰富的人文内涵，即文化的信息”（魏向清2005：66），另一方面，双语词典例证选自不同类型的文本，自带一定的语境特征，要说明词目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译文需进行变通，借助增译、套译等方式辅助读者的自然感知。例如：

[6] She was so grieved that the smallest twine may lead her.

她已经伤心得连最细的一根细线都能牵着她走。（张柏然2004：2199）

[7] Then they were like rats in a hole.

此时，他们犹如洞中之鼠，毫无出路。（同上：1123）

[8]（There is）no smoke without fire＜谚＞有火必有烟。（或无风不起浪）

We do not really know what goes on in the Browns’household, but generally, there is no smoke without fire.

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布朗家发生了什么事，但一般来说，无风不起浪嘛。（同上：865）

例[6]采用英语特有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心痛无力的感觉，隐喻意象“细线”与“心”的自然属性不存在地域与民族差异，直接将其引入汉语，同样可以激发读者相似的感性认知，还可以丰富汉语的修辞表达方式。例[7]中“洞中之鼠”与汉语成语“瓮中之鳖”结构相似，可激发自然感性的审美认知，同时，原文意象“老鼠”和“洞”得以保留，且与词目释义“洞穴”对应，辅以“毫无出路”阐明内涵。例[8]是一个谚语，在释义中，译者采取直译与套译结合的方式，既保留了原文意象“火”与“烟”，描述原语文化真实面貌，确保读者掌握原文的表达方式和内涵，又套用了“无风不起浪”的结构形式，以“有”“必”与括号注释中的“无”“不”分别形成反义对照，同时在例证翻译中直接以套译说明该谚语的使用语境，减少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偏差。

1.2 以生命气韵为灵魂

面对包罗万象且文化冲突的双语词典，内有“自足性”微观认知语境（陈伟2005：38），与词目对应以演示释义，具有“概括性、抽象性、静态性”（吴军赞，郑晶2006：69），外有跨语言宏观语境，呈现具体性、形象性、动态性，译者只有“考虑到语境和话语功能等因素，译句中的词语才不会成为僵硬的没有生气的词语，才能很好地传达例句的审美功能”（韩江洪2008：117）。以生命的气韵生动为灵魂，作品才能带给人“完整又具体的感受”，这取决于“作品对现象本质的揭示深度以及形象创造的完美程度”，坚持“神与形在画面上的统一”（谢赫，姚最1959：4），例如：

[9] After my marriage my wife edited everything I wrote. And what’s more, she edited me.

婚后，我妻子修改我写的一切。更有甚者，她还“修理”我本人。（张柏然2004：712）

前后两个edit 分别为本义与喻义，在描述婚姻关系的语义框架中有love，harmonious，quarrel，respect，help 等概念，edit everything I wrote 和edit me 与丰富多样的生活场景形成映射，鲜活灵动，跃然纸上。与之对应的汉语语义框架包括“相亲相爱”“打情骂俏”“相敬如宾”“相夫教夫”等概念，张柏然教授选择“修理”一词，呼应“教夫”之严爱相济，高度复写出原文的气韵生动。因此，相对于释义，例证译文的“文风一致尺度可以稍微放宽”（郭启新2005：80），再如：

[10] He had learned how not to get married.

他学乖了，不再陷入任何婚姻关系。（张柏然2004：1347）

在learn 的义项“学，学习；学会，学到，习得”下，几乎所有例证均译为“学习或学会掌握某种能力或技能”，若将此例直译为“他学会了如何不跟人结婚”，逻辑缠绕、语义不清。反观之，learn 与not、marry 构成“拒绝婚姻”的微语境，此例证与该义项下其他例证映射同一个语义框架，关联概念是“反复尝试”“技能”“失败”“成功”等。例句内、例句间、词典世界与生活世界间的认知关联已然形成：他尝试过婚姻，似乎并不满意，反思后不愿再试。译文巧用“学乖”一词，同样是“学习”或“学会”，但“乖”则隐含吃亏碰壁后领悟如何灵巧行事、避免受损，一个“学乖”灵活再现原语境中波动起伏的心路历程。

此类“妙译”不拘泥于词目释义，补充了释义对多样化语境适用性的不足，承继了词目译义的动态开放性，比单一、孤立的词目释义更具色彩化的审美效果和言语范畴宽泛化的审美风格，具有由内向外的生命力，由静态的文字展现语言的活力，以动态与神韵连接相对固定的词目个体与不断变化的言语世界，丰富翻译选择，启发翻译灵感，重构认知，在互动中呈现和延续气韵生动的审美品格。

2. 张柏然“文化-生命”翻译美学思想

秉承“从翻译实践中总结理论，再以理论为依据调节具体操作；从翻译本体纵观文化外围，再从文化外围透视翻译本体，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张柏然2012：1），张柏然教授逐步从“自然-生命”翻译美学实践中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生命”翻译美学框架。

2.1 以生命美学为底色

中国美学与哲学一体，“蕴涵着丰富的生命精神，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古典美学实则是一种生命美学”（柳清泉2005：18），具有包容性和超越性，审美活动被视为“广义的生命活动，只有把握了生命的灵魂性和能动性才能揭开审美的全部秘密”（顾祖钊2016：7），以生命的化育力和创造力生成万物之美。《易经》的“生生之谓易”，儒家的“仁”，道家的“自然”，禅宗的“自性”，佛家的“菩提之道”等等，其内蕴都是生命为本，以心灵升华为诉求，通向人与自然化生化合、相融相处的精神境界。近现代以来，无论梁启超的社会美学、鲁迅的启蒙美学、朱光潜的悲剧美学，还是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以及熊十力、宗白华、方东美和潘知常等论述的生命美学，都打破了生命与审美的界限，强调人的精神生命与生命美的感应，认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就需要表现“生命体”的感觉（宗白华2005：277）。

基于生命美学的本质内涵，张柏然教授将双语辞典编纂看作“是一种宣泄，是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抗衡的一种生命活动”（张柏然2004：vi），是“蕴含着生机、灵气、活力、智慧的‘生命编码’”（张柏然2012：5）。在前文的译例分析中，“灵活”“自然”的例证译文透着“气韵生动”的美感，这种“以生命创造为本质的美感”向来被视为艺术创作与审美的“最高审美标准”和“首要精神原则”（张俊2018：154-155）。同时，“一部辞书的生命力，也在于能否做到与时俱进，常修出新”（张柏然2017：91），受生产力状况、文化氛围等影响，“源语词典一经翻译，就开始了它在目的语语言文化环境下新的‘生命旅程’，开始了它的‘今生’”（同上：84）。

基于生命美学的实现路径，即“生命之美形于创造”（方东美2013：428），万物生生不息的活力取决于自然的创造力，而“自然生命的实现同时也必定依赖人的生命经验，只有经过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引导人真正把握并进入生命本质的最深心灵”（王冰冰，文学武2022：52），倾注主体意识的创造活动便有可能绽放独具一格的生命美。由此而言，审美活动成为生命的凝练，不断追求生命的崭新境界，“人与对象之间不再是一种认识论关系，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可以相互交流的两个主体性存在”（同上：50）。因此，张柏然教授（2012：21）在《翻译本体论的断想》中指出“翻译正是在一种特殊的人类的‘生命-精神’的活动中方才显现其身”，主张将这种非“实体性的在者”当成“翻译作为一种对象存在的终极根据”。在他看来，翻译学本质上“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张柏然2017：101）。中国译学理论强调感悟，重视“生命体验力”，应在全球对话中建立洋溢“东方神采的‘感悟翻译哲学’”，基于中国文化基本特征，“促使中国译论走向生命科学，创立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的‘文化-生命翻译诗学’”（张柏然2012：42）。

2.2 以和合共生为要旨

生命美学以“天人合一”为审美追求，体现了中国美学的自然意识与人文关怀。在中国传统美学体系中，“审美主要指向三个领域：自然、艺术、人生”（马睿2010：161），人具有社会性，也归属自然，以当下审美对象为起点，尊重其生动性与差异性，走向自然，由感起兴，积累具体审美经验，人与存在交融合一，领悟“天地之生命精神、万千造化之玄妙”（李天道2010：47）。所谓“妙”，“最接近自然、接近大道”（杨宝春2003：144），通过悟“妙”感受天、地、人共生相融的境界。前文所述“妙译”，可由义理分析知其“妙”法，但此“妙”何以可能？张柏然教授（2012：125）解释说，“至于（词目、例证等的）翻译，就更有个心理学的问题。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从原语到受语的转换却都只能在个人的大脑里进行。编纂者对词语，有时即刻理解，有时需冥思苦索；用受语表达时，有时一蹴而就，有时则需‘旬月踟蹰’。但不管哪种情况，真正的转换却似乎只是一刹那即可完成。这一刹那的转换究竟怎么产生？或许，人的大脑里存在一个转换机制，好比铁路的道岔扳子，一扳，某个信息就从一种语言转换到了另一种语言。”张柏然教授以“一扳”隐喻译者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交互相融的自然“顿悟”，促成“信息”在两种语言间呼应共生。

生命美学具有天然的包容性，奠定了张柏然翻译美学思想的共生理念，他认为，“跨越时空的翻译实践”有助于“持存本民族文化软实力、借鉴他民族文化优势基因”（张柏然2017：70），具体而言，学习者或读者可以通过译文形成对他者文化精华的“无意识的吸收”，还可以在两种文化的“冲撞”与“消融”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更好地理解和发扬本民族文化（辛红娟2005：57），促成两种文化的跨时空传承。这种和合共生的文化态度于前文译例分析可见一斑：一方面，“对应”是词目与例证翻译的要旨，张柏然教授将双语词典编纂质量准则定为“忠实于所选用的例证原文，提供准确、等值而且地道的译文，使读者结合具体上下文，掌握原语词汇的意义和用法，并充分发挥例证译文对翻译的指导作用”（胡开宝，张柏然2004：51）。另一方面，要充分调用汉语自身优势，采用译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表达，适时借用套译、增译等辅助方式，中和文化差异感，以自然感性营造共生氛围。故而，蔡新乐（2004：61）评价：“正是《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编纂者们抱着一种对中华文化虔诚的态度，才促使他们日以继夜辛勤劳作打造出了这样一座文化丰碑”。

3. 张柏然翻译美学思想价值

张柏然教授由“自然-生命”翻译美学实践衍生的“文化-生命”翻译美学思想不仅具有守正创新的理论价值，亦具有继往开来的实践价值，观照中国翻译美学的学科品格与学术风格。

3.1 提升中国翻译学的学科品格

中国翻译学需秉持更广阔的跨学科思维，在翻译实践中，张柏然教授就深刻认识到，翻译涉及百科知识，翻译系统是涉及多种学科的开放系统，频繁发生着符号转换、艺术再造、审美交际和文化交流等，翻译学则是与哲学、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符号学等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描述翻译实践不能拘泥于文本语言，需考虑翻译活动发生的自然场景，需要在相互比较、参照与阐发中对中国传统译论体系中的特色概念与元素进行跨学科的解释，“惟如此才能使翻译研究具备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和更鲜活的话语生命力”（张柏然2012：83），生成随时代洪流演进的独创性思想，促进中国翻译美学、甚至世界译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中国翻译学需拓展更深远的全球视野，贯彻和合共生的理念，与西方译论进行平等的对话与沟通，以创造性思维改造西方译论，以中国文化整合西方片面精确的译论，建构“有中国理论资源参与的翻译理论新形态”（同上：103），这不是自大，亦非依傍，而是对话交流，互证互通，探索建构“中和”的译论话语机制，实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没有民族性，就难谈世界性；在世界性的文化视野中更能领略民族性”，反映译学原典的“生命状态”（同上：201）。

中国翻译学需贯彻科学的历史发展观，依循学科发展生命周期，将中国传统译论资源带入现代语境，“认真而冷静地分析中国传统译论的可继承处、须扬弃处，用现代学理，发掘淘炼”，“突破仅在古典领域翻滚的旧略”（张柏然1997：2），站在新的时代视角，选择更符合当下实际的范畴和命题，及时关注时代催生的“新问题”，深化我们对“老问题”的认识，激发解决“新问题”的灵感，以现代观念整理中国译论遗产，用当代观念及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译论中的命题和学说进行创新性的阐发，激活在当代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有机元素，提出新概念、新见解、新思路，重构理论语境，实现“古代译论的现代转换”（张柏然2012：32），挖掘与当代审美观念契合、能描述当代翻译现象的视角与方法，形成具有生命力的中国译论逻辑体系。

3.2 强化中国翻译学的学术风格

中国翻译学首先应具有和合共生的包容风格，“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是中国美学精神的根本，“和合共生”便是翻译美学实践的努力方向，张柏然教授（同上：125）给出的方案是，“双语词典的编纂者和研究者必须透过语言结构的表层，深入地研究使特定语言具有特定价值的主要包括文化在内的许许多多的超语言因素，然后用对比的手段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寻找融汇点”，通过套译、变通翻译等“融汇相合”的方式打通理解和表达阻滞。在翻译学理论建构方面，张柏然教授倡导采取理性的比较译学方法，依循中西融通、古今融通的路径形成“四方会谈”的格局（张柏然，辛红娟2016：134），“通过对共性与特性的梳理寻找相生互变的融通之道，共同构建一个均衡和谐的整体”（汪璧辉2021：27）。

中国翻译学还应树立中国气派的个性风格，张柏然教授（1997：2）以“中国译论要有中国味”为起点，塑造中国翻译学的个性风格，认为中国翻译学应该“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描写本土翻译实践，理论基石必须是中国本土自成一体的译学思想。他多次撰文阐述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思想及其价值，认为道安的“案本而传”，严复的“译事三难”，……傅雷的“神似”论，以及钱锺书的“化境”说等，讲求整体和谐与辩证统一，具有超越时代的民族性与经典性，在当今世界范围具有生长的可能性，可以跨越鸿沟，在自我与他者共存的未来空间大放异彩。同时，张柏然教授（2012：24）建议，中国翻译学研究者需以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治学立场为主体性定位，以“民族主体性”为“理性自觉”，把握自身传统，面向未来，返本开新。因此，他旗帜鲜明地主张以创造性的现代诠释重塑传统，在创新中形成翻译学派的“中国特色”（同上：87）：第一，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观点与理解阐释中外翻译现象；第二，以古代译论中具有生命力的观念为新的译论的血肉；第三，阐释当代中外翻译实践中新的翻译现象，形成新的翻译理论；第四，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多种多样的。

中国翻译学还需坚持契合自然规律的科学风格，张柏然教授甘于承担“无害苦工”之职，将体现“自然感性”和“生命气韵”的中国传统美学原理融入丰富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批评，以其倡导的中国传统美学为源头，回到中国传统译论原典，进行文本细读，从具体理论范畴的局部逐步开始清理，梳理妙言妙语，探究本意，挖掘跨越时代的经典内涵。同时，基于中国传统译论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范畴，借助逻辑分析方法，从宏观角度整体把握中国译论的根本精神、本质特征和深层结构，梳理传统译论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翻译学体系建构提供借鉴和利用的资源。这种循序渐进、有理有据的方法符合学术思想生成的自然规律，破除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学术窘境，翻译实践透着美学思想的光辉，翻译美学思想折射出实践规律。

4. 结语

张柏然教授以美学贯通实践与理论，在实践中，尊重并充分发挥译语的优势，以自然感性为基调、以生命气韵为灵魂，无不体现着他对翻译本质与功能的准确把握，以及他对中国美学与文化至深的认同。在理论建构中，承继中国美学传统，逐步形成以生命美学为底色、以和合共生为要旨的翻译美学思想，有利于提升中国翻译学的学科品格，倡导更广阔的学科思维、更深远的全球视野和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强化了具有包容性、中国个性和科学性的学术风格，丰富并充实了中国当代翻译学，更切实促进了中国翻译学的特色化。中国译学建设尚在路上，有待进一步研究集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译界名家，梳理实践经验，继承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