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翠红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0. 引言

敦煌变文指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陆续发现的唐人手抄本，包括佛教题材和世俗题材故事两大类。因其上承中国古代文学、下启近代文学而被学界认为是敦煌汉文写本中“最重要的发现”（郑振铎2009：102）。自发现以来，它们“以其出色的艺术实践”成为敦煌文学中最受国内外学者关注的文学样式，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已有多位学者综述了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研究成果：之言（1990）梳理了20 世纪90年代前70年的研究成果，包括“变文”名称的由来、起源与类别以及校勘整理发现；张涌泉（2020）重点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 余年的研究成果；李景丽（2017：85）从语言、文学和校勘三个方面梳理了自2006年至2016年的变文研究成果。陈友冰在《台湾五十年敦煌学研究历程及其特征》（2002）中列举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变文研究成果。在国外，虽然变文研究一直是敦煌文学研究的焦点，但除法国学者戴仁（Drége 2001：142）、美国学者伊维德（Idema 2017）简要论及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的变文研究和翻译成果外，到目前为止还鲜有学者梳理英美学术界的变文研译成果。可喜的是，国内已有学者对此做出初步尝试，孙会军和刘文杰（2022）梳理了韦利、欧阳帧（Eugene Chen Eoyang）和梅维恒等英美学者的变文研究和翻译成果，探讨了变文通过研译在英美的传播现状。这些研究在发掘变文对外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但它们至少存在三点不足：首先，对变文研译历程缺乏系统全面的梳理，学界很难管窥变文通过研译而传播的脉络。其次，研究对象比较单一，仅局限于韦利和梅维恒，鲜有论及其他汉学家的研译成果，隐没了他们在变文的域外传播中所作的贡献。再次，没有对汉学家们的研译成果作分类式探索，对国内学界的启示借鉴功能有限。鉴于此，本文在对英美学术界的变文研译文献作穷尽式搜索的基础上，梳理英美汉学家的变文研译史，探讨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主要译者的译作特点。

1. 英美的敦煌变文研究和译介历程回顾

英美的敦煌变文研究和译介始于20 世纪20年代，经历了20年代至60年代的缓慢发轫期，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短暂繁荣期，90年代初至今的沉寂期。这一领域的开拓者是时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与写本部”副馆员、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翟林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为斯坦因呈献给博物馆的敦煌汉文藏品分类，并最终编写一部注记目录。在此过程中，翟林奈经常选取一些代表性写本进行深入探讨，他选中的第一个敦煌汉文写本是介绍敦煌地区的《敦煌录》。他全文翻译了这篇汉文写本，探讨了原文的断句问题，校释了其中一些关键字词（Giles 1914）。之后，翟林奈又多次撰文，翻译、校释和考证其他敦煌写本，这其中就包括后来被中国学者王重民收入《敦煌变文集》（王重民等1957）的敦煌话本小说《搜神记》。1921年翟林奈在The New China Review（《新中国评论》）上发表题为A T’ang Manuscriptof the Sou Shên Chi（《〈搜神记〉之唐代写本》1921），考证了《搜神记》的作者姓氏、成书年代和故事来源。时隔20 多年后，在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敦煌六百年》1944）中，翟林奈简要介绍《捉季布传》《韩朋赋》和《燕子赋》等敦煌变文名篇的内容和各自不同的押韵特征，并试图归纳出敦煌文学的文学特点（Giles 1944：20-23）。不过，在这些论述以及他耗尽毕生精力编纂的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he Tunhuang from the 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1957）中，翟林奈都没有使用“变文”一词给这类文献命名，而是把它们归入世俗文献。把“变文”引入英美学术界是20 世纪下半叶《敦煌变文集》出版之后的事情。这部著作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国外学者的变文研究和翻译：它为变文研究提供了参考蓝本，为翻译提供了底本。变文集出版后的第二年，韦利即撰写Notes on the Tun-huang Pien-Wen Chi（《〈敦煌变文集〉评述》1958），列出了其中的40 多处俗字、别字和同音词的释读问题并提出了修改建议（罗慧2012）。之后，韦利以《敦煌变文集》为底本，编译了其中的24 个故事，定名为Ballads and Stories from Tun-huang: An Anthology（《敦煌民谣与故事集》1960），这是英美学术界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从文学角度翻译敦煌变文的译集。由于面向的是对民谣和故事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韦利以可读性为翻译原则，力求译文流畅雅致。同时，为了兼顾西方变文研究者的需求，韦利将带有研究性质的“后记”“附录”“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副文本置于书末。在副文本中，韦利探讨了变文原始写卷的发现过程和文学属性，对变文的定义、所选24 个故事的创作时间和文类归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韦利之后，英国的变文研译式微。

20 世纪60年代中期，陈受颐（Ch’en Shou-yi）、黎明（Lai Ming）、柳无忌（Liu Wu-chi）等一批在美国高校任教的华裔学者接过韦利的变文研译事业，他们在各自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对变文做过引介性研究，翻译过相关情节。例如，柳无忌（Liu 1966：151-154）在介绍变文韵散交替使用的语言特点和粗糙松散的叙事风格时，翻译了《孟姜女变文》中孟姜女滴血认夫骨情节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目连到达阿鼻地狱时亲眼所见阿鼻地狱种种恐怖情形这一情节。

20 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更多美国学者跟随他们的脚步，以博士论文、期刊论文、译著和专著形式，把变文研译推向纵深，美国学术界迎来变文研译黄金期。引领这一潮流的依然是华裔学者。1971年，罗郁正（Erving Yucheng Lo）的学生欧阳桢以博士论文Word of Mouth: Oral Storytelling in the Pien-wen（《口之言：变文中的口头说故事》1971）开启了美国变文研译向纵深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之大门。到80年代中期，以“变文”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就有4 篇（Graham 1975; Mair 1976; Brown 1981; Hsü 1984）。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当时中外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变文的定义和起源、变文产生和传播的佛教背景、变文独特的文学属性、佛教对它的影响以及它对后世中国俗文学的影响。学者们根据研究的需要节译或全译过某些变文，如欧阳帧（Eoyang 1971：216-296）全译有《目连缘起》等5 篇变文。除这些博士论文外，欧阳桢、姜世彬（David Johnson）、梅维恒等学者还在英美学术期刊上发文，对变文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所有学者中，梅维恒的研译最为深入和持久，成果最为丰富。继博士论文之后，他全文翻译并详尽注释了《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和《张议潮变文》，书名为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1983）。此后，他以变文为主题的系列论文、两部专著对变文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这两部专著是《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Painting and Performances: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Genesis and Analogues Elsewhere, 1988）和《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Chinese Fiction and Drama, 1989）通过这些研究，梅维恒得以重新定义变文、界定变文研究的范围和方法、阐明变文在中国俗文学史上的地位等（肖志兵2017：8）。他对中外学者变文研究成果的综合运用能力、对变文有争议问题提出的独到见解以及变文与书面和口头文学关系的创新性解释使他成为美国变文研究“最著名的学者”（戴仁2001：142）。

经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繁荣期，从1990年代起至今，美国的变文研译进入沉寂期。研究方面，仅三位学者发表著述：欧阳桢（Eoyang 1991）对梅维恒《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绘画与表演》《唐代变文》的书评，聚焦梅维恒有关变文定义的诸多问题；Barrett（1992）从语源角度对变文定义提出新假设；Guo（1996）探索变文的文学特征及其对后世中国叙事文学的影响。译介方面，自梅维恒之后，美国学术界再也没有出版过变文译集，单篇变文译文被收入中国文学英译选集也是20 世纪下半叶的事情，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依然是华裔学者。1978年马幼垣（Ma Youwan）和刘绍铭（Joseph S. M. Lau）合编的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Themes and Variations（《中国传统故事：主题与变奏》1978：443-462）全文收录了欧阳桢以伯二三一九（P2319）为底本翻译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这为改变以变文为代表的敦煌通俗叙事文学在西方学者编纂的中国文学选集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迈出了重要一步。也许梅维恒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其主编的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英译选集》1994：1128-1134），梅维恒全文收录了他自己早期译集中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一卷并序》和他的学生Bodman 翻译的《舜子至孝变文》（Transformation Text on the Boy Shun’s Extreme Filial Piety）。作为西方汉学界敦煌变文翻译和研究权威，他的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中国文学史家和文集编选者只注重标准文学样式和精英作家作品的狭隘文学史观的纠偏。

进入21 世纪，欧阳桢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译文再次入选另一部文学选集——闵福德（J.Minford）与刘绍铭（Joseph M. H. Lau）合编的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含英咀华集》2000：1088-1110）。这部译集荟萃了中、英、美三国中国古典文学名家名译，除欧阳桢的目连救母变文外，还收录了韦利（1960）译集中的《孟姜女变文》和《唐太宗入冥记》。这表明欧译和韦译变文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已成为英美学术界公认的经典，同时也表明与文人的雅文学一样，民间的俗文学变文也步入经典的行列。值得一提的是，孙康宜（Kang-I Sun）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剑桥中国文学史》2014：419-426）更是专辟章节“敦煌叙事文学”，由西方学术界“译介中国说唱文学作品最多和最系统的汉学家”（刘翔，朱源2019：99）伊维德（Wilt L. Idema）执笔。伊维德系统阐述了敦煌变文的文学史价值，简要介绍了《敦煌变文集》中一些名篇的故事梗概和文本特征。至此，经过几代汉学家的努力，以变文为代表的敦煌通俗叙事文学在汉学家编纂的文学史上终于占有一席之地，彻底结束了这类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处于边缘或无人关注的状态。

2． 英美汉学家敦煌变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2.1 变文的定义和起源

“变文”到底指什么？这是英美学术界一直尝试着回答的问题，学者们主要从变文的文体特征或语源寻找答案。前者如姜世彬，他将“变文”定义为“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长度中等的、韵散结合的、虚构的叙事文学”（Johnson 1980：97）；后者如韦利（1960）、梅维恒（1983, 1989）和Barret（1992）。韦利（1960：244-245）在考察《敦煌变文集》辑录的78 篇作品后，指出从语源角度看“变文”之“变”类似于现代汉语的“变事”（pien-shih），英语的“incident”。世俗变文讲述“不同寻常的事件”（unusual occurrences）；佛教变文叙述佛经中的奇妙故事，相当于“变相”（pien-hsiang），即英语的“pictures of incidents”。与韦利一样，梅维恒也从语源角度推求变文的含义，但他从变文的外来因素寻找答案，在译著序言中他写道：

“变文中的‘文’并没有歧义，因为它就是‘文本’（text）的意思。……‘变’在语源上与意义为‘变幻’（transformation）的佛教术语相关。此处‘transformation’指（使）一个场景（scene）出现或神明降生。使这一神变发生的创造性媒介可能是佛祖、菩萨或像目连、舍利佛这样的尊者。”（Mair 2007：3）

在《唐代变文》一书中，梅维恒重申了上述观点。在综述中、英、美、日、法、俄等国学者有关“变文”的定义、考察“变”字在中国文学典籍和佛教典籍中出现的语境后，他说：“‘变’来源于印度佛教”（梅维恒2011：72）。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Barret（1992）的响应。在追溯法显和尚（the monk Fa Hsien）的印度求法之旅后，Barret 认为“变”来自佛陀的往生故事，相当于“本生”（Jātaka）。

欧阳桢（1991）并不认可姜世彬的“文体说”和韦利的“事件说”，指出有的变文并没有“韵散结合”的文体特征，有的变文如《汉将王陵变》和《伍子胥变文》并没有讲述奇闻异事，即不属韦利所说的“unusual occurrences”。他对梅维恒的变文定义提出了四点非常尖锐的批评（ibid.：83）：一是梅“变文始自印度佛教”这一立论本身就是混乱的，这种分类式（categorical）、而非现象学式（phenomenological）的定义植根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的固有偏见；二是梅的定义与他在论述中对定义的实际使用互相矛盾；三是梅没能区分汉语书面语言和梵语书面语言的本质不同；四是从他的表述和参考文献看，梅维恒对当时西方学术界口头讲故事的丰富研究成果一无所知，致使他对口头叙事文学的复杂性缺乏根本认识。欧阳桢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对英美学术界长期以来有关变文名与实之争的批评性总结。

与变文定义一脉相承的是，英美学术界对变文起源也有“印度佛教源头说”和“中国本土说”两种假说。前者的典型代表是梅维恒，在博士论文、译著序言和专著中，他都坚持变文的“印度源头说”。在《唐代变文》一书中，梅维恒综述了中、英、法、德、日等国学者对中国俗文学各种体裁的研究发现，再次指出“变文是佛教性质的，并且明显地有一个印度来源”（梅维恒2011：259）。欧阳桢（Eoyang 1978）、姜世彬（Johnson 1980, 1981）等学者并不认同梅维恒的变文外来说，他们多次撰文从不同角度探讨变文的源流，力主变文起源的中国本土说。姜世彬（Johnson 1980）以《伍子胥变文》为例，在考察伍子胥原型在《左传》《史记》和《吴越春秋》等书面精英文学中的演变历程以及口头文学中中国本土说唱艺人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个史诗般的民族英雄后，认为至少世俗变文源于中国本土。与这些研究仅从某一类变文溯源不同，Graham（1975）逐一考察了《敦煌变文集》辑录的78 篇作品的历史渊源，发现绝大多数变文都有多个来源，佛教类和世俗类变文的来源很不相同：佛教类改编自印度梵文佛典故事、佛典的中文译文和中国本土民间传说；世俗类除极个别可能是讲唱者的原创外，其他取自中国本土历史故事，并借用了中国志怪小说中的超自然元素。Graham 的研究结果从一个侧面表明变文故事的杂糅性和佛教可能对它产生的影响。

2.2 变文独特的文学属性

作为一种失传已久的中国通俗文学样式，变文在哪些方面具有独特的、有别于中国其他文学经典的特质？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散韵交互使用”是变文独有的文学特质，如柳无忌的“韵散交替使用”、姜世彬的“韵散结合”、韩南（Patrick Hanan）的“韵散混合”等。虽然这些论述有些以偏概全，但为后来学者探讨变文的文学属性指明了方向，即散文和韵文在变文故事中究竟起什么作用。Graham（ibid.：64-67）考察了韵文和散文对故事情节展开所起的不同作用，发现用于吟诵或歌唱的韵文为故事发展提供了幕间音乐插曲，用于描写和叙述的半诗歌化散文具有劝诫功能，音乐的消遣性和散文故事的教化功能正是变文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属性。Guo（1996）以《降魔变文》《目连救母变文》和《汉将王陵变》为研究对象，运用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the Oral-Formulaic Theory），从诗歌和散文引出的程式套语和主题、诗歌和散文对整个叙事进程的影响等方面考察了变文的文学属性。

与上述学者主要从文体角度描述变文文学属性的共时研究不同，Hsü（1984）选取《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和《王昭君变文》四篇历史题材的变文，运用历时的方法探讨其文学属性。在考察四篇变文演变的历史语境后，她认为虽然它们源自中国历史故事，里面穿插了神话元素，但从它们与中国大众讲故事的关系、与中国民间文学的关系以及叙事模式等方面看，它们既不属于历史故事，也不属于神话，而是小说，因为它们具有小说的所有元素。它们增加了更多细节和更为详尽的描写，其内在结构更复杂、情节更引人入胜。例如，与之前的历史记载相比，《孟姜女变文》增添了孟姜女与其夫亡魂的对答、孟姜女与其他亡魂的问答以及孟姜女滴血认夫骨等情节。这些带有神话性质的原创故事情节使这篇变文从基于历史记载的孟姜女哭长城的单一叙事形式，发展成历史与神话交织的二元叙事模式。这是对之前孟姜女故事最具戏剧性的超越，也为后世这一题材故事的创作提供了间接灵感来源。Hsü 把变文归入虚构的叙事文学小说类和强调变文故事与历史记载的异质关系是西方变文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一直以来，西方学界在讨论变文的传承性时，注重溯源研究而忽略了变文发展的内在动因，即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创造。

与Hsü（1984）一样，Lu（1987）也把变文归入小说，也发现历史题材的变文与其史书记载是一种异质关系。但与Hsü 不同，Lu 不赞同西方学术界对包括变文在内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范式，她把那些旨在建立小说与之前不同体裁文学作品之间的文本联系、回答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同一题材叙事文学作品连续性问题的研究称为溯源研究（source study）、影响研究（influence study）或派生/改写研究（derivation/adaptation study），指出它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文本策略和文学假设既不合适也不充分”（ibid.：50）。在她看来，那些以回答为什么同一母题的故事不断衍生和演变为主旨的研究都忽略了变文故事的原创性、间断性和不连贯性。她进一步指出史书记载与历史题材变文故事不是父文本（father-text）与子文本（sontext）、原始文本（urtext）与派生文本（derivative text）的层级关系，而是一种网状关系，即两者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网中都是彼此的互文本；在文学、文体、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各层级上是互相对立的叙事语篇；前者是开放的、对话式的表现型文本（phenotext），后者是封闭的、独白式的基因型文本（genotext）。Lu（ibid.）运用互文本理论解读俗文学变文与雅文学史书故事的关系为变文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2.3 变文对后世中国俗文学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对这一领域的探讨主要聚焦变文对后世中国俗文学的影响。Brown（1981：179-186）从语言特点、内容和叙事风格等方面简要论述了变文对后世中国俗文学如宝卷、话本、诸宫调、弹词和小说的影响。Guo（1996）进一步分析了变文对上述中国叙事文学样式的影响。在对比二者公式化的表达法和叙事主题后，她发现变文对后者的影响包括简化变文文本中的表达法、修改主题、重组变文的叙事模式和加减其原材料等。

不过，对这一领域最深入细致、最具启发性的研究当推梅维恒。在其长篇论文The Contributions of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ransformation Texts to the Later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唐及五代变文对后世中国俗文学的贡献》1989）中，梅维恒将变文置于国际汉学这一更为宏大的叙事框架内加以讨论，他从普实克（Jaroslav Prsˇ˚uek, 1906-1980）关于中国各种体裁叙事文学深受印度佛教文学影响的论点出发，援引中、英、法、德、日、俄等国学者有关变文对中国各类后世俗文学影响的研究发现，列举中国、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民间表演艺术实例，详细论证了变文对中国俗文学的发生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他说：“韵散结合的形式，白话语言，插叙式的特征以及许多其他叙事特征都是变文对近一千年来中国俗文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证据”（梅维恒2011：308）。

2.4 对变文语言、篇章和文化现象等的校勘考释

《敦煌变文集》虽然是汉学家们变文研译的范本和底本，但由于该书在编纂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有限，加之原始写卷搜集困难，难免存在大量误读误释。所以，纠正这些错误也成为西方研译者，尤其是译者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韦利的《〈敦煌变文集〉评述》即属此类研究，梅维恒在《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2007）注释中也做过类似的纠谬性研究。除纠正变文集中的误释误校外，梅维恒对所译四篇变文从字词、语句、篇章和文化多个层面进行校勘和考释。字词和语句层面包括原始写本的语言问题，如考证标点符号、词序、断句与方言俗语，纠正错字别字与讹误衍文，规范异形词，补全写本中的脱字断行等。篇章层面包括原文意义表达是否合理和连贯；文化方面主要对变文中涉及的语言文化现象的考证和溯源。这四个层面占用篇幅最多的是对原始写本语言层面的校勘，尤其是对原文中的脱文断行的注校可圈可点。以脱文和断行最多的《伍子胥变文》为例，原文共有脱字3 处，断行7 处，《敦煌变文集》保留其原貌，梅维恒在注释中一一补齐并阐明理由。如“孝之心，□果救吾之难，幽冥悬□□□□□□□□□□□别”（王重民等1957：2）。梅维恒（2007：264）认为“果”前面的脱字有两种补全方法：一是用“速”或“适”补出，相当于英语的“swiftly”；一是用对“果”起强调作用的小品词“迺”补出。对于断行处的十多个脱字，他认为可以尝试着用“挂之魂，即可免脱与世相（？）”，对应的译文为：“If your heart of filial piety can indeed relieve my distress, this soul of mine, suspend above Hades, can avoid having to depart from the world.”（Mair 2007：125）。虽然梅维恒在括弧中用问号表示对补全断行处的脱字持保留态度，但他的尝试对国内学者在解决变文此类问题时不无借鉴，即与其搁置问题，不如尝试着展开争鸣以解决问题。对目的语读者而言，根据校勘而译出的文本读起来句意更完整、思想更连贯。

3. 主要译者译作特点分析

3.1 韦利《敦煌民谣与故事集》的文学型翻译

“文学型翻译”侧重译作的读者体验和感化功能。以读者为中心、注重激发读者“以善为美”的情感是韦利翻译变文的初衷。他在译集“序言”和“后记”中写道，该书是为爱好故事和民谣的普通读者而“翻译的一部文学选集”（Waley 1960：238）。从文本素材选取到翻译策略运用,韦利都贯穿了“文学性”这一理念。在选材上，他从《敦煌变文集》中选译故事性较强，讲述普通人爱与恨、成功与失败、欲望与信仰的篇目。如同为世俗题材的故事赋，韦利翻译了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的《燕子赋》和表现韩朋夫妇忠贞爱情的《韩朋赋》，舍去带有论说性质的《晏子赋》。在翻译策略选择上，为使故事更具吸引力，韦利往往使用省译。据罗慧（2012：987-988）统计，韦利翻译的24 个故事，除《燕子赋》《下女〈夫〉词》和《太子成道变文》外，其余21 个故事都有删减不译的情形，尤其是原文中的各类赞语、引用文献和韵文。在韦利看来，如果把普通英语读者不熟悉的各类赞语和引用文献原样译出，势必很难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如前所述，“散韵结合”是变文的基本语言构式。一般来说，散文叙述故事的发展过程，韵文以咏唱的形式对叙述内容重复一次，起到一咏三叹的效果，在口头说故事时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但如果把重复部分全文译出，故事必然显得拖沓繁复，读起来枯燥乏味。为使译文故事情节更加紧凑，韦利删去了原文中重复的韵文部分。

3.2 欧阳桢、柳无忌等华裔学者的汉学型翻译

华裔学者没有专门的变文英译译著，他们的翻译散见于文学史著述和论文，译作呈现两大特点：第一，节译为主，偶有全文翻译，但无论哪种形式，翻译都服务于研究的需要。如《伍子胥变文》以“伍子胥被迫逃亡为主线”（张锡厚2000：446），穿插了伍子胥逃亡途中颖水边遇打沙女、川中遇姊逢妻、吴江北岸被渔人救渡等情节。姜世彬（Johnson 1980）在追踪该变文的中国历史源头时，节译了上述与水有关的故事情节，以证伍子胥原型可能出现在安徽、浙江和江苏一带。欧阳桢（Eoyang 1971）全文翻译《目连缘起》等五篇变文，是为了说明变文的不同种类以及每类的不同特点；Guo（1996）全文翻译《汉将王陵变》，因为她认为该文代表了敦煌历史题材变文的叙事主题（narrative themes）。第二，直译以使译文尽可能再现变文口头说故事的语言形式和叙事风格。《孟姜女变文》中孟姜女滴血认夫骨情节由两个片段组成，孟姜女哭倒长城后看见到处是筑入长城的尸骨部分为散文，而其后咬破手指滴血辨认夫骨部分是诗歌形式。柳无忌（Liu 1966：152-153）认为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该变文诗歌部分的文学价值不高，直译能较好地展现唐代民间说唱艺人粗糙的语言特点；目连接近阿鼻地狱这一情节，直译则能更准确地再现敦煌讲唱艺人笨拙但绘声绘色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描写。

3.3 梅维恒《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的学术型翻译

与韦利和华裔学者单纯依据《敦煌变文集》翻译不同，梅维恒不拘泥于一家之言，他以四篇变文的不同原始写卷为底本，交互参校并充分吸收中、日、英、法、德、俄等语种的变文研究和翻译成果，只在变文集“代表最佳解读和有助于理解疑难段落时”（Mair 2007：172）才加以引用。他的译本以丰富的副文本备受西方学术界推崇，包括追溯变文源头、确定变文口头和民间文学性质的《导言》，展现敦煌变文佛教影响的绘画和变文抄写者身份的原始写本照片，以及再现敦煌文化的、紧扣译文且极其详尽的“注释”：译文143 页（含四篇变文原始写本的四页照片），“注释”则多达139 页。也就是说，每页译文基本上有一页注释与之对应。梅维恒使用历史批评法、文本批评法和文献学等方法溯源、考释和校勘原始写本字词，介绍和讨论原文隐含的语言文化背景和宗教信息，对既往学者的相关论点展开讨论并给予简短评述等。所有这些特点使梅译本成为“标准的学术译著”（罗慧2012：989），“堪称未来变文学术型翻译的典范”（Kanaoka 1987：279）。

4. 结语

自1921年翟林奈的第一篇敦煌变文论文诞生至今，英美学术界对敦煌变文的研究和译介已走过了100 余年的历程，学者们的研译为变文对外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杜希德（Twitchett 1961）就曾评价韦利译本部分改变了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文人的雅文学，没有市井的俗文学这一观念。研究方面，除韦利的纠谬性校勘和梅维恒的零散考证外，学者们主要聚焦变文的定义和起源、变文独特的文学属性、变文对中国后世俗文学的影响等。虽然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但学者们尤其是梅维恒的研究方法值得国内学界借鉴。译介方面，《敦煌变文集》中一些代表性篇目被收入面向目的语读者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选集，为变文经典化迈出了重要一步。韦利译本以讲述敦煌故事为目的，梅维恒译本以传扬敦煌文化为要义，华裔汉学家以再现变文的民间和口头文学特质为宗旨，这些不同类型的译介阐释为西方读者了解变文故事的多面性提供了有益帮助。虽然各类英译文本为变文系统性翻译研究提供了资源，但从征引和翻译研究看，这些译作尤其是散布在文学译集和博士论文中的翻译并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也许是将来国内译学界中国古代文学翻译研究的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