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威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0. 引言

翻译研究成熟或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产出有广泛影响力的翻译理论、观念、标准和程序，进而形成体系完整、创作规范、评价客观的研究范式，不仅催生本土化的翻译流派或学派，也利于翻译思想的国际传播（许钧，穆雷2009：17）。由此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多年来，中国翻译研究的理论探索曲折而坎坷，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平衡，传统译论继承与外来思想吸收之间的关系，翻译理论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协调，往往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谭载喜2017：319）。

1.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前，中国翻译理论更多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惯性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的“神似”观以及以卞之琳、屠岸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以顿代步”说（罗新璋，陈应年2009）。这些翻译思想或观念多体现为译者个性化的感悟或体验，虽然相关论述反映了翻译实践（特别是文学翻译）的基本特征，归纳了翻译交际的基本目标，也是中国译学思想“自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新璋1983），但原则、方法、程序、标准等关键范畴难以有效区分，翻译实践具体效果的评价也往往表现出较强的主观色彩，系统化的翻译思想梳理或体系化的理论构建尚未充分进行。

改革开放后，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更多表现为吸收国外翻译思想，基于本土翻译实践的理论创新意识也逐步明确（许钧2018：4-10）。中国翻译学界不仅呼吁要确立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更强调翻译理论研讨与发展的重要性（谭载喜1988，2000；张柏然，辛红娟2016）。这其中，许渊冲的“三美三化”论、辜正坤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最具代表性，不仅对具体主题的翻译实践（如文学翻译）做了系统化的理论阐发，而且特别强调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特质对英汉翻译实践以及相关理性总结的特殊影响，明确了创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翻译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辜正坤1989；许渊冲2016）。

21 世纪以来，中国翻译理论探索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特征越发明显，翻译理论构建的本土化倾向也初步成为主流，“我们的研究自主性明显增强，已经不再亦步亦趋紧随西方‘转向’。在发现和捕捉热点研究问题方面，充分显示出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主意识”（许钧2018：11），相关探索均表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色，理论创新意识强烈，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明确，翻译思想突出应用价值取向。

2． 中国翻译理论创新探索梳理

以下根据理论支撑框架、方法体系、应用范围等要素，整体梳理新时代中国翻译理论思想创新探索的代表性成就。

2.1 汲取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学思想，强调传统思想价值，重构翻译阐释体系

这类翻译理论构建的集中特点是，以中国传统哲学、文学、美学思想为理论根基，重新思考翻译体系。

翻译美学。刘宓庆（1995，2005，2012）参考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明确翻译美学的感知、想象、理解、再现等四级审美体系，强调翻译审美再现的内容、手段和程序，提出翻译审美移情论，是中国真正意义上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翻译美学思想研究。

文章翻译学。潘文国（2019）借鉴《文心雕龙》等中国典籍关于文章创作的思想，倡导文章翻译学观念，即以做文章的态度去对待翻译，明确文章学贯穿中国传统译论的统摄作用，强调“道器”合一，提出兼具翻译策略、翻译评价的“译文三合义体气”的概念，突出翻译理解与表达中“合”的价值（赵国月，周领顺2017）。

翻译诗学。刘华文（2015）依托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与评论规范，提出汉语诗歌翻译的通变思想，强调诗歌翻译的意向转换和物我平衡，突出原诗与译诗的动态统一关系，力求证实汉语诗歌英译多元变化的合理性。

易经翻译观。吴钧（2016）、陈东成（2017）应用易经思想，结合中国传统译论，尝试探索易经思想与翻译的内在逻辑一致性，提出翻译本质“交易论”、“太和”翻译标准、“阴化、阳化”翻译策略、“中和”翻译批评标准等个性化概念。

2.2 借鉴现代语言学学科体系，突出方法意义，深化翻译研究层次

此类翻译思想体系探索主要依托现代语言学具体分支的思想与方法，加强翻译研究的系统性和层次性。

语料库翻译学。王克非（2004，2012）借鉴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理念，在国内率先倡导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采用语内比较和语际对比的实证方法，发现和阐释翻译的普遍特征。胡开宝（2011）强调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译学研究，呼吁开展语料库方法与社会学、认知科学充分结合的跨学科探索，拓展语料库翻译研究视野。当前，中国语料库翻译学的相关研究在语料库规模、研制技术、加工深度和历时复合等方面不断创新，处于国际研究领先或前沿地位。

语用翻译学。李占喜（2017）参照语用学基本原理，试图描绘翻译研究的语用路径，强调翻译加工的语用效果评价，设计“关联—顺应研究路向”的理论框架，提出“原文意境效果”概念，深化“非文化意象”话语翻译探索，明确译文读者认知和谐的语用翻译策略原则。

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刘绍龙（2007）、文旭（2019）依据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理论框架，试图构建翻译心理学研究体系，系统描述翻译认知心理过程以及具体研究主题，构建认知翻译理论模型，突出翻译心理过程探索的主要方法和工具（谭业升2019）。

2.3 吸收现代跨学科理念，重新界定翻译，拓展翻译范畴

此类翻译理论探索的重要特点是参考历史学、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思想，重新审视翻译性质与功能，开拓翻译研究新疆域。

翻译文化史观。王克非（1997）采用人类学、历史学视角，强调从文化深度和广度重新阐释翻译史，要注重研究翻译对于文化（主要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作用和影响，同时又关注文化对于翻译的规约和变异，深化理解和解释翻译与文化的复合关系。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观在国内首次强调翻译与文化历史书写的交互作用，开辟了翻译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明确了具体研究方法，启发了后续中国翻译文化史的深入探索。

译介学。谢天振（1999，2013，2018）强调翻译的传播作用，率先提出译介学理念，肯定翻译文学的文学地位，提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学术命题，认为翻译文学史的实质是“文学史”，突出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和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同时还提出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观点，强调翻译文学联通中外文学的第一现场意义。

建构主义翻译观。吕俊和侯向群（2006）参照哈贝马斯普通语用学关于语言、理解与意义的基本观点，明确翻译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广义认识论，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突出建构主义翻译观的开放性、实践性、社会性。

生态翻译学。胡庚申（2013；Hu 2020）借助新生态主义，提出翻译研究生态思想，以生态翻译的喻指和实指为研究取向，以发掘和揭示翻译文本和翻译活动中的生态理性和生态意义为学术要务，旨在以生态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理解与诠释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

译者行为批评观念。周领顺（2014a，2014b）借鉴社会学思想，强调以译者行为为中心，系统考察翻译内外环境、译文的译内和译外效果、译者语言性和社会性、翻译和非译的合理解释，平衡翻译内部和外部研究、文本和译者研究、翻译实践和评价。

社会翻译学。王洪涛（2016，2017）、胡牧（2011）、陈秀（2016）借鉴社会学主流思想和方法，明确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强调社会体系对翻译过程的制约作用，突出翻译与社会、权力、话语的相互作用，倡导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路径和范式。

知识翻译学。杨枫以认识论与知识论的区别为基础，提出“知识翻译学”的概念，强调知识与翻译的紧密关系，认为“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杨枫2021a），同时也强调“知识翻译学”的理论与方法作用，“知识既是翻译的理论，又是翻译的方法”（杨枫2021b）。总之，知识翻译学重申翻译活动在知识生成、解读、应用、演变与传播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明确语言转换、知识建构、话语传播的相关研究领域。

2.4 归纳翻译实践规律，明确翻译操作规范，强化应用价值

此类翻译理性思考深入揭示翻译实践规律，尝试构建应用型翻译研究体系。

应用翻译学。谭载喜（1988）最早明确提出，翻译学包括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应用翻译学，而应用翻译学旨在翻译实践、教学、批评、翻译工具书以及机器翻译中应用并检验普通翻译学和特殊翻译学理论。随后，刘宓庆（1999：17-18）进一步明确了应用翻译理论和研究在翻译学内部体系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傅敬民和王一鸣（2017）、傅敬民（2019）聚焦非文学翻译，首次系统界定了应用型翻译实践、教学与研究的价值定位、主题范围、方法路径等核心范畴，对应用翻译学发挥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的指导性作用。

变译论。黄忠廉（2002）基于翻译实践客观现实，明确翻译转换方法层次化、多样化、体系化、融合化的价值，探索面向读者需求的变通翻译思想，证明变译行为和结果的一般原理，构建变译研究体系。

3. 中国翻译理论创新探索整体评价

整体而言，中国翻译理论或思想的创新探索具有抽象思辨、跨学科阐释、应用价值导向等方面的整体性特征，但理论体系稳定性、核心术语清晰度、国际传播力等方面的问题也客观存在。

3.1 中国翻译理论创新探索的整体特征

上述中国翻译理论探索虽然在学科溯源、研究重点、方法策略等方面各有侧重，但都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理论创新意识明确，既区别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重翻译技能轻理论阐释的不足，又力图摆脱或减少国外相关理论的制约，进而形成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必须承认，当前和未来长期，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翻译学”，构建我们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和融通中外的理论话语体系，加强中国译学的国际话语权，已成为中国译学探索的一个基本共识，也是当前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更是21 世纪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潘文国2012；许渊冲2016；张柏然，辛红娟2016；方梦之2017；许钧2018：10）①。

第二，跨学科视野成为统一规范。如刘宓庆依据美学体系解释翻译美学框架，王克非参考历史学和文化学框架构建翻译文化史范式，胡庚申参考生态学探索生态翻译模式。总之，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术语、方法或程序来描述或阐释翻译活动，这是当前中国翻译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反映了，也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翻译研究跨学科、多学科发展的总体趋势。

第三，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的定位基本明确，特别强调中国翻译实践的特殊性，由此引发关于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质量评估、翻译功能等多方面的探讨，逐步彰显中国翻译理论思考的独特性。

第四，系统论证的思路和方法整体清楚。正因为理论构建的跨学科意识强烈，相关翻译思想的论证基本避免了中国传统译论重感悟、凭经验式的研究范式，而科学方法意识、严谨论证程序、系统表述体系等已成为中国翻译理论建构的基本特征。

3.2 中国翻译理论创新探索的问题分析

应该承认，当前中国翻译理论的创新探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相关理论思想自身尚处于调整优化期，中国翻译理论走向国际，形成广泛而长久的影响力依然任重道远。

第一，理论框架的内在体系稳定性尚须加强。目前相关理论虽力图证明自身理论架构的完整性，但理论内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陈述并不能自证该理论体系逻辑的一致性，特别是某些理论宣称能够解释所有翻译活动或现象，恰恰说明该理论体系的庞杂性，更说明了该理论结构的稳定性有待加强。

第二，核心术语的界定尚须更加严格。目前相关理论的核心术语要么源自中国古典人文思想，要么参考其他学科相关理念，但在翻译实践或理性分析中的实际应用都表现出“不言而喻”或“不证自明”的倾向，科学而体系化的术语界定方法和程序尚待加强，特别是理论建构中的学术术语“排他性”阐释更须强化，即本理论体系的支撑性术语区别于相关或相近理论的独特性。同时，应该强调，“理论创新不能唯理论而理论，更不能生造术语，特别是生涩的术语。”（许钧2023：5）毕竟，术语不仅是一种理性逻辑的概括性表达，内含严密的论证过程，而且应该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辨识性，而不应是晦涩词语的堆砌或一般词汇的泛化解读。由此，当前中国翻译理论创新探索的术语界定仍然是需要着重讨论的话题，切不可因为提出某个理论或观念，就自认为相关术语和概念就自然成立。

第三，理论思想或观念的真正原创性尚不突出。目前相关理论的核心阐述体系要么借助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内涵，要么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或范式，要么归纳提炼既往翻译经验认识，真正基于翻译实践（特别是当代中国翻译实践）的原创性概念或思想体系仍显单薄。

第四，理论构建跨学科层次尚待提高。中国学者的翻译理论探索多简单嫁接相关学科理论、术语或方法，使得翻译研究沦为其他学科的试验对象和测试场，跨学科研究中“双向互利”的效应并不明显。也就是说，相关学科的理论不能机械地套用到翻译分析中，否则，“如果什么理论都是翻译理论，那翻译理论也会变得什么也不是”（曹明伦2007：188）。此外，虽然翻译学者强调翻译及翻译研究对文学、历史、社会等相关学科领域的重要作用，但这些学科对翻译与翻译研究关注依然不足，翻译研究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启发或推动作用尚待强化。

第五，应用范围适用性尚须明确。很多中国学者翻译理论建构的愿景宏大，试图囊括一切翻译现象，形成普适性的翻译模式，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法为某一个或某一类理论形态所覆盖，企图解决一切翻译问题的理论体系暴露出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内在逻辑矛盾，也面临着与丰富而复杂的翻译实践脱节的风险。

第六，国际译介和推广不足，国际影响力尚待扩大。当前中国学者的翻译理论探索都处于国内阐发和应用阶段，真正为国际翻译学界了解的理论观念并不多见，而且更多的是争议和批驳，真正的认可和接受并不充分，中国翻译理论创新的国际话语权仍待加强。

4. 中国翻译理论创新探索的未来路径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学者对翻译理论的构建努力表明，本土原创性翻译理论探索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的一种潮流，体现出中国翻译研究一个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是中国翻译研究逐步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中国翻译理论创新探索依然要在内涵凝练、外延阐释、特色构建、国际交流等方面多下功夫，以“坚持本来、吸收外来、面向外来”为原则导向，既阐释翻译活动和现象的总体规律，更凸显中国翻译理论思想的独特性，由此彰显中国翻译研究的特色和优势，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力。

具体而言，中国翻译理论创新探索应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第一，强化问题意识，协调理论的应用性与前瞻性关系。翻译理论有不同的性质、层次和功能，在强调翻译理论解决翻译实践问题的基础上，更要突出翻译理论对翻译社会问题的观照和思考。“我们想要取得翻译理论创新，就应更多地着眼于社会问题，了解各种社会实践对翻译的需求”（许钧2018：93）。因此，以中国翻译实践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为背景，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实践探索和具体问题为对象（如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时政文献外译、中国特色话语的国际传播），提炼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翻译原则、标准和方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思想话语。

第二，综合评价翻译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的关系。一方面应该承认并强调翻译理论构建在厘定翻译本质、定义、功能、标准等本体范畴方面的价值，明确翻译理论的思想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避免刻意追求宽泛而虚无的“纯理论”或玄理论，特别是抽象（无法科学界定或评价）术语堆砌，要重视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或解释翻译现象的操作性指导价值，更要强调翻译理论必须接受翻译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切实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思维原则（曹明伦2007：190；谭载喜2017：25）。毕竟，“就学科整体而言，翻译研究的终极任务是解决实践的问题，翻译理论研究不能只在范畴和概念中自我满足，只有捕捉到实践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才有望取得真正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发展”（许钧2018：91）。

第三，协调理论引进与本土化的关系。一方面要强调吸收外来翻译思想或相关学科理论的重要性，由此及时跟踪国际研究前沿，开拓中国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野，深化研究层次。另一方面更应该坚持本土原则，坚决避免对外来思想或模式的盲目引进，更要杜绝简单套用国外理论机械地解读中国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应该坚持历史性和批判性原则，充分结合中国历史语境和翻译实践特色，客观选取国外理论的合理视角，积极推进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思考（同上：446）。

第四，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虽然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叙事方式难以为当前国际翻译话语体系理解和接受，但传统译论的合理思想内涵和应用价值仍然是中国翻译理论创新探索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我们要做的，是如何立足当下，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再发掘与再阐释，赋予其在新时代的新内涵”（同上：447）。这一方面，王宏印（2017）对中国佛经译论的现代阐释，张佩瑶（Cheung 2006，2017）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深度解读值得借鉴。

第五，平衡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翻译理论创新探索要避免思想观念上的“喜新厌旧”，既要积极看待不断更新的翻译理念、模式或范式，更要戒除“理论速食主义”（许钧2018：447），防止理论思想吸收的浅薄以及对自身传统的割裂或忽视。因此，重视理论创新并不等于各种冠以“翻译学”的说法相互攀比甚至无序衍生，而应坚持问题导向，强调理论系统性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理论探讨。

第六，客观评价跨学科意识在翻译理论创新中的作用。一方面应该积极评价跨学科视野在翻译理论发展与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肯定相关学科对翻译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研究主题、质量评价等方面的推动性甚至颠覆性作用，同时更要谨防翻译成为其他学科验证自身学科假设和理论的实验对象，最终导致翻译研究逐渐丧失自身主体性和独立性（许钧2003：56；曹明伦2007：112），要始终关注翻译本体，积极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对翻译研究的需求，应该是未来中国翻译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

第七，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结合的原则。中国翻译理论创新发展的治学原则和学术环境不应是一人倡议、众人喝彩的局面，而应该真正体现学术争鸣的精神，鼓励不同声音的交流甚至矛盾观点的交锋，在相互辩论、交叉验证中不断澄清认识，逐步达成共识。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2016）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为此，中国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理论研究应该特别突出翻译理论创新的作用和价值，充分挖掘并继承中国传统译论的优良传统，理性吸收外国优秀翻译思想并系统思考本土化应用，强调跨学科思维，应用现代多元研究方法，积极推进原创性中国翻译理论思想的产生、讨论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