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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住院分娩产妇心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2023-03-05都萍萍欧有良肖超群李秀芳

现代医院 2023年2期
关键词:医科大学住院问卷

都萍萍 欧有良 肖超群 李秀芳 刘 佳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东广州 510610; 2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东广州 510610

新型冠状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不仅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还会对群众心理健康造成一定负面影响[2-3]。新冠病毒传染性强,目前疫情防控的重点是流动管控,管控流动最常用的办法是空间阻隔。对于住院患者来讲,空间阻隔使其心理的可控感降低,加之患者会受到大量疫情信息的影响,出现各类负面情绪[4]。

住院分娩的产妇作为医院内的特殊群体,其心理状态是极为脆弱的。一方面因为产妇常缺乏对分娩的正确认知,极易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另一方面是产妇受体内激素水平影响,情绪起伏较大。新冠疫情期间,受到疫情风险和管控措施的影响,住院分娩产妇的心理状态更为复杂[5]。负面情绪可影响子宫的收缩强度和节律性,从而导致产程停滞、难产、产后出血等,危及母婴生命[6-7]。因此,关注疫情期间产妇心理状态,对促进产妇健康及婴儿生长发育至关重要。

本研究通过调查分析2021年12月21日—2022年3月15日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分娩的产妇的心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旨在探讨疫情对产妇心理状态的影响,分析认识和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产妇造成的心理影响,为产妇心理健康支持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随机、开放设计,使用随机数字表选取采样对象、数量。选取2021年12月21日—2022年3月15日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分娩的产妇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已通过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1.2 研究方法

采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产科在疫情期间自行设计的、不显示敏感信息的、具有关怀性质的、不带负面语言的心理状态调查问卷对产妇进行心理现状调查。

1.2.1 心理状态调查问卷的制定

经过文献复习、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小组讨论,参照家庭功能评定量表-总的功能(GF-12)中:一般情况、心理状态2个维度,结合结果预期、自我认同、既往分娩经历3个维度,初步建立7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的心理状态调查问卷。

参与问卷制定的专家有:医疗机构的感染科、产科、心理管理科的工作人员,高等院校的卫生管理、心理学等专业专家,卫生行政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从事相关工作5年以上;本科以上学历,中级(或副处级)以上职称(职务)。问卷制定以电子邮件形式进行两轮专家咨询,第一轮专家咨询表由调查问卷填写说明、调查问卷项目和程度评价3部分构成。通过专家对调查问卷项目的重要性、熟悉度和判断依据评分,并对调查问卷项目提出修改意见与建议。研究者收集并分析整理第一轮专家意见,形成第二轮咨询问卷,附上第一轮统计结果,请专家以同样的方式再次筛选和评分调查问卷项目。

两轮咨询问卷回收率均为100.00%,专家意见趋于统一。最终构建的心理状态调查问卷指标体系包括7个一级指标和38个二级指标,共50道题,含单选、多选、填空题,内容涉及以下3个方面:①一般情况包括:产妇年龄、学历、家庭收入状况、获得支持等;②心理状态:涉及产妇最近1个月来的饮食、睡眠、运动、心理活动、情绪变化、母亲角色转换、社交活动等;③影响因素:分析产妇年龄、新生儿性别、分娩方式、学历、家庭收入状况、心理支持主要来源等对产妇心理状态的影响。

1.2.2 心理状态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调查问卷制定好后,先选取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住院分娩的产妇50名,行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98。

1.3 资料收集方法

纳入标准:①产妇无认知和行为障碍,能独立完成问卷调查;②无严重妊娠期合并症和分娩期并发症者;③孕周为37~41 w。排除标准:①正在进行心理咨询干预者,或严重精神障碍及心理疾病而无法自主完成问卷者;②听力功能及认知异常者;③拒绝接受调查者。

在调查开始前由责任护士向符合纳入要求的产妇告知本研究的目的,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保密承诺书。以调查问卷表的形式收集资料,通过多阶段随机抽取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分娩的产妇进行现场调查。

为保证调查问卷的填写质量,由产科已接受培训的护士在产妇出院前,现场用统一的指导语指导产妇进行问卷填写,问卷不涉及产妇姓名、住院号等相关个人信息,避免随意作答及漏答问卷项目,并及时回收问卷。回收的问卷由两名护士录入并比对,避免信息录入错误。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n(%)表示,组间率或构成比的比较采用2检验或Fisher’s确切概率法。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产妇心理状态的潜在因素。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收回有效问卷1 569份。参与本次调查的产妇年龄为22~45岁,自然分娩(包括助产者)1 110例(占70.7%),计划性剖宫产及急症剖宫产共459例(占29.3%)。学历硕士以下1 241例(占79.1%),硕士及以上328例(占20.9%)。家庭收入≤40万/年891例(占56.8%),>40万/年678例(占43.2%)。新生儿性别比例均等:男婴789例(占50.3%),女婴780例(占49.7%)。心理支持主要来源:医院专家402例(占25.6%),丈夫269例(占17.1%),公婆263例(占16.8%),父母262例(占16.7%),亲友188例(占12.0%),微信群185例(占11.8%)。

2.2 疫情期间产妇的心理现状

具体见表1。

表1 疫情期间产妇的心理现状 [n(%)]

2.3 产妇一般情况与饮食、活动、情绪、睡眠、母亲角色转换的单因素分析

产妇年龄、新生儿性别、分娩方式、家庭收入、心理支持主要来源分别与产妇食欲下降、活动乏力、情绪低落、难以入睡、容易激动、难以进入母亲角色、没有信心护理自己无明显相关性(P>0.05)。见表2。

表2 产妇一般情况与饮食、活动、情绪、睡眠、母亲角色转换的单因素分析 [n(%)]

2.4 产妇一般情况与是否担忧紧张、与周围人员关系、能否从容面对疫情的单因素分析

产妇年龄、新生儿性别、分娩方式、家庭年收入与经常担忧紧张、与周围人员关系不融洽、不能从容面对疫情无明显相关性(P>0.05);是否为硕士以上学历与经常担忧紧张明显相关(P<0.05),心理支持主要来源与经常担忧紧张、与周围人员关系不融洽、不能从容面对疫情明显相关(P<0.05)。见表3。

表3 产妇一般情况与人员关系、担忧、容面对疫情的单因素分析 [n(%)]

2.5 影响产妇心理状态的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缺乏医院方面和丈夫的支持是影响产妇从容面对疫情的主要潜在因素,产妇硕士以上学历、微信群交流是造成产妇对疫情担忧紧张的潜在因素,缺少亲友探视是影响产妇与周围人员关系不融洽的潜在因素。见表4。

表4 影响产妇心理状态的多因素分析

3 讨论

3.1 疫情对产妇心理状态的影响

在疫情第三年,中国大陆已经进入疫情防控压力应对的适应期。虽说产妇可能已经进入疫情防控压力应对的适应期,但经历妊娠分娩及疫情的双重压力,住院分娩的产妇身边没有亲友的支持和陪伴,压力将不断累积,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与周围人员关系不融洽。本研究结果显示超过10%的住院分娩产妇有或经常有活动乏力、情绪低落、经常担忧紧张、容易激动,超过20%有或经常有与周围人员关系不融洽、觉得难以进入母亲角色,超过30%没有信心护理自己、不能从容面对疫情。因新冠肺炎疫情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不易预测、发展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易造成公众恐慌或焦虑,影响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和社会稳定[8-9],导致人们生活方式改变而增加产妇心理负担[10]。此次调查,经常入睡困难产妇比例为2.3%,这与魏庄等[11]于2020年1月23日—7月31月在北京疫情期间调查发现,2.2%的产妇很大程度上存在睡眠问题检出率相似,表明多地产妇在疫情期间睡眠质量差、情绪低落。

3.2 疫情期间影响产妇心理状态的因素

本研究显示新生儿性别、分娩方式、公婆支持、父母支持、产妇分娩年龄分别与产妇食欲下降、活动乏力等不良心理状态无明显相关性。推测其可能原因为:目前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逐渐淡化;在选择分娩方式上,临床多采用共同决策的方法,可以提高产妇对产科医生的依从性和配合度[12],所以新生儿性别、分娩方式对产妇情绪影响较少。现今我国适龄孕产妇大多为独生子女,双方父母对孩子生育支持非常到位,所以公婆支持、父母支持不对产妇情绪造成太大影响。我们发现研究中超过一半产妇的分娩年龄大于35岁,推测为国家开放三胎后,不少35岁以上的女性选择继续生育[13]。且我国医疗的发展使高龄产妇成功分娩率大幅提高,增强了产妇的信心和安全感。同时,本研究显示产妇家庭收入与产妇不良情绪无关。但陈丽萍等[14]于2012—2016年对广东省茂名市两所医院的孕妇妊娠焦虑状态进行调查,发现家庭月收入是孕妇妊娠期间焦虑的危险因素。这种差异一方面可能是广州与茂名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另一方面可能是医保制度的改革,现在妊娠分娩医保报销比例较大。该结果可从侧面反应新冠肺炎疫情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减小。

新媒体的兴起,疫情期间互联网成为高学历人员与外界联结的主要平台,多数高学历妈妈发现自己被大量关于疫情的信息淹没了[15-16],从而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负面情绪感染,自我心理压力增加[17-18],故学历(高学历)、微信群支持与经常担忧紧张明显相关。二者比较,学历高者出现经常担忧紧张的例数高于微信群支持的例数,可能主要因高学历产妇获得信息的资源广、信息量大,考虑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所致。如产妇面对疫情的困扰无法释怀或对日常生活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将不能从容面对疫情[19]。医院专家的专业支持可有效调节、控制、改善产妇的负面情绪;丈夫的陪伴、关心可促进产妇以开放的状态接纳内心的焦虑、不安、恐惧[20-21],并主动做出有效应对和调节,因此医院支持、丈夫支持与不能从容面对疫情明显相关;二者比较,不能从容面对疫情,医院专家支持中出现的例数低于丈夫支持的例数;同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缺乏医院方面和丈夫的支持是影响产妇从容面对疫情的主要潜在因素,医院的专业支持是影响产妇从容面对疫情的首要潜在因素。缺少亲友探视是影响产妇与周围人员关系不融洽的潜在因素,说明疫情期间产妇仍渴望有社交、希望能得到亲友的尊重和认可。

本次调查发现:广州市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对产妇的心理状态有一定影响,2.3%以上的产妇在疫情期间经常有情绪低落,缺乏医院的支持将影响产妇从容面对疫情,疫情期间产妇更容易受到负性情绪的影响。因此建议各级医疗机构的产科,根据疫情对产妇心理状态的影响引导产妇接受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措施及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尽可能帮助产妇建立新的生活秩序;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为产妇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支持,帮助产妇避免或改善经常担忧紧张、不能从容面对疫情等负性情绪。但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一为没有收集疫情前住院分娩产妇心理状态相关的信息;二为样本数较小,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两所医院的住院分娩产妇。因此,后续的研究中将通过多中心研究,扩大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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