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林泽

(南京审计大学，江苏 南京 211815)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速一度超过了9%，这使得中国逐步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2015年起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如今已经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高质量转型的一种重要推动力。然而，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仍比较紧张，无节制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导致能源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也高居不下。其中，碳排放问题是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主要污染问题。我国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在2016年正式签署《巴黎气候协定》并在2020年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进一步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做出了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因此，要告别高速增长的阶段，完成“双碳”目标，顺利实现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就不能仅仅以单一指标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标准。因此，文章将结合我国能源碳排放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指标进行探索，并结合相关数据对我国2004至2019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

二、文献综述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在，学者们对经济增长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起初，依据宏观经济学的定义，学者们主要关注一定时期内某经济体的社会总产出(或收入)及其增长情况以及人均产出(或收入)及其增长情况。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与社会现实的不断变化，单一的经济增长规模与速度的测度不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库兹涅茨较早的透过经济增长问题看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深刻内涵，他在《各国经济增长》中提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仅仅是靠其经济总量增长所能概括的，经济的发展还应包括一个国家的财政收支平衡、社会和谐度、生态环境优劣和国民素质的全面提升等等。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增长质量，再最终达到更加宽泛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量到质、单一指标到多指标共同衡量的变化路径。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不少，大多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上。城市化[1]、产业集聚[2-3]、市场化进程[4]、政策规制[5]及人力资本积累[6]等因素已经被广泛证明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早期，大多研究使用的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多集中在GDP与人均GDP上。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指标也愈发多样。有学者基于索洛模型推导出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因素，进而使用DEA等模型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代理变量[7-8]。更进一步的，随着对环境的重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不能满足人们现阶段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需求，进而产生了一系列有关非期望产出的研究。有学者使用含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作为区域绿色发展的衡量指标[9-10]。也有学者以计量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雾霾等环境污染因素之间的关系，其中有部分研究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此外，也有学者使用熵权法[11-12]、主成分分析法[13]等进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而得到经济发展质量的得分。

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不在少数。大多数文献集中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影响因素，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将经济发展的内涵进行了不断地填充与丰富。因此，本文在之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加入我国碳排放相关数据，借助SBM模型和熵权法，分别对我国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研究。

三、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

根据前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目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直接使用数据包络分析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使用SBM法计算出的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另一种文献则使用了熵权法等进行指标构建，进而得出相应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指标较强测度了技术水平的进步，其对人民生活质量等民生问题的解释力较弱。因此，本文同时选取两种测度方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以保证本文全面性。

我国现有资料并未提供直接可以使用的碳排放数据，而化石燃料的使用正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16]。所以本文对我国碳排放进行测度，在IPCC提供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基础上，对各个省份的碳排放量进行测算。

式中，i指我国剔除西藏后的30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j为能源种类，分别指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能源(j＝1，2，3)；Ci指i地区产生的能源碳排放的总估计量；Eij为i地区j类型能源消耗量；βj指j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本文对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能源类型进行合并，得到本文使用的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能源。具体合并方法为:将煤炭与焦炭换算后加总得到煤炭的总消费量；将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等五种油类消费量加总得到石油的总消费量。本文借鉴郭炳南等[17]的研究，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βj分别为0.7329、0.5574、0.4226。

(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基于DEA的数据包络模型常被用来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中包含非期望产出，因此使用SBM模型进行估计。此外，基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在计算中纳入技术非退步的假设。数据选择上，本文选取的投入变量为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出的经济增长指标、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出的资本存量指标[14]以及年末换算为标准煤的能源总消耗量，选取的期望产出为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出的当年实际GDP，非期望产出则包含能源碳排放、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计算得到的30个省份16年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1中仅展示出30个区域2004~2019年中5年的数据，表3中则展示了16年间全国30个省份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表1 2004~2019年间30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续表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各个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大多具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在所选年份初期，大多数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但在所选年限后期，大多数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得到了较大提升。此外，我国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幅度较大，中西部则提升较为缓慢。普遍认为的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初期拥有较低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则表现出来较大的增长潜力。若考虑全国30个省份的平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表2中的数据显示，我国30个省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有提升趋势，仅在部分年份有所倒退。

表2 2004~2019年我国30省年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测度，之前的研究给出的测度方式多集中在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由于本文同时也选取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代理变量，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用来衡量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进步，缺乏对人民生活改善程度的解释力。因此，在本部分进行高质量发展指数构建时将更多考虑除技术进步外有关民生福祉的变量，作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补充。最终本文在结合我国新发展理念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素，结合杨沫等[12]和孙慧等[15]建立的指标体系，得到5个一级指标及22个二级指标。进而使用熵权法对具体指标进行客观赋值，最终的指标选取与权重如表3所示。

表3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通过熵权法测算出的指标权重十分显著地强调了人民生活以及发展动力的重要性。这与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将民生放在首位具有一致性，同时创新能力的占比较高也与我国一贯坚持的创新驱动具有一致性。根据上表的指标权重，我们可以得出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高质量发展指数。本部分的计算结果如表4中所示，表中仅展示2004~2019年中部分年份的数据，以判断发展趋势。我国各个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后，发现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排名变化较大。在初始年份2004年，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拥有较高的发展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发展较为落后。伴随年份的增长，东北地区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排名下降严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指数的较大跃升。总体看，东部地区大多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指数依然排位靠前。整体看来，我国30个省份的平均高质量发展指数总体上每一年都有所增长，这种趋势在每一个省份中也存在。

表4 各个区域2004~2019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通过本部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个衡量指标的分析测算，发现两个指标虽然都是衡量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的重要指标，但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在某些区域的个别年份呈现出的发展质量在全国的排名可能会有所差异。同时，两种高质量发展的测度结果都显示出了较强的区域异质性，即普遍呈现出东部地区较为强势，中、西部地区较为弱势。在区域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内部差异。因此，即便是我国各个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在研究年份中均有提升，但仍然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值得肯定的是，中西部地区的某些区域在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取得了较大成效，排名上升十分显著。这些区域往往具有较为相似的特征，比如:高校资源较多、人才引进政策较为优惠等。

四、结语

为响应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号召，在兼顾环境保护、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提高等发展要求的同时，使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代理变量。两个代理变量中，前者更强调经济绿色发展中的技术水平，而后者则在设定中结合五大发展理念纳入较多的人民生活水平指标，因此更偏向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两种衡量方式均显示出我国各个区域发展水平的有所提升，但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仍有所差异。

对未来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言，教育水平提升与人力资本积累十分重要。正如文中对高质量发展指数的相关测度部分中展示的那样，我国总体看，各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逐年上升的，同时高质量发展指数也随着年份的增长进一步提高。从设置的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指标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等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指标占比较高，其次是人民生活质量的相关指标。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坚持把就业等重要民生问题放在首位是应该长期坚持不动摇的。

对区域协调发展而言，要保持先发者优势的同时，鼓励后发者优势的产生。区域间产业布局演变现象是存在的，保证国内产业链完整是十分重要的。在产业布局中，要避免“污染避难所”等问题的产生。在区域产业政策制定上因地制宜，区域之间经济基础、市场状况以及各种要素的情况也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发展阶段与要素禀赋的地区，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忽略这种差异性盲目跟风趋同。如果能够在政策规制的过程中，结合区域综合发展实际进行评估分析，会更有利于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