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炯 胡羽衡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1 研究背景

伴随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交替高峰期的到来，“代际传承”与“转型”成为了实务界和理论界热议的论题[1]。在广泛探讨“如何传”与“如何接”的同时，结合“如何转”的研究思路逐渐受到关注。相关文献集中阐释了子代对于公司产业战略升级、国际化路径探索、跨代创业成长等维度的转型行为[2]。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分析出代际传承实则是以两代董事长为核心的治理转换过程，子代继任后会展现出与父辈不同的治理风格[3]。涉及治理模式的转型问题时，大量研究站在“去家族化”立场上进行探讨，围绕个体与企业层面解析治理转型原因，得出相较于父辈的非正式治理体系，子代继任后偏好于推行正式性治理模式的普遍结论[4]。然而，杨光飞[5]在考察了关系治理向契约治理的演化趋势后，坚持认为中国家族企业内部的关系治理具有不可替代性，全盘西方化的契约治理无法运作。与之类似，部分学者在探索家族企业治理问题时，明确提出关系治理是中国家族企业的“生命线”。由此可见，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必然导致治理模式的某种跨代变迁，但关于变迁路径上的两种治理实践似乎还存在可探讨的空间，既有文献尚不能回答以下3点困惑。

首先，治理模式跨代变迁前后两种治理模式的机制“是什么”？学界将以正式化章程作为治理手段的方式称为契约治理[6];反之，将强调通过协调人际关系去维护组织系统稳定的治理模式界定为关系治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