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华东

（菏泽学院 历史系，山东 菏泽 274015）

现代大学与古典大学的重要区别之一是“研究”成为其核心功能之一。目前国内外教育史学界普遍认为，这种深刻的堪称革命性的大学发展范式变化最先出现在德国大学。后来这种大学新功能观漂洋过海传到了美国，且在美国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出现了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这样在当时具有样板意义的研究型大学。同时，这一理念也影响到了亚洲，影响到了民国时期（1912－1949）的大学校长。他们积极在大学里倡导学术研究，并呈现不同的实践风格。其中，蔡元培（1868－1940）的研究观和实践风格极富特色，且影响堪称最为深巨。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①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是1917年到1927年，其间他有多次请辞。按照蔡元培本人的说法，他在北京大学真正担任校长的时间“不过五年半”，参见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69页。蔡元培积极实践其研究观，并呈现出鲜明的注重“学理性”的特点。这种风格的形成深受其学识素养、接受的德国大学的教育理念和主掌的北京大学的地位等重要因素的影响。目前学界对蔡元培的研究观和实践风格及成因分析尚无专文涉及。深入探讨此问题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而且有助于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发展状况与办学风格，以及理解当时的德国大学教育理念对北京大学产生了怎样程度的影响。

一、注重学理：蔡元培对研究的倡导和在北京大学的实践

后人在评价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的成就时，常会提及他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扮演的关键角色。有国内学者曾富有洞见地指出：“五四时期，主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根据自己所理解的现代大学理念，仿效德国研究型大学体制，率先在北京大学建构了一套由教授、院系、学科、评议会、研究所、图书馆、实验室、学术社团、学术期刊等元素构成的现代大学制度。”［1］14“研究”是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一个至为关键的要素，是现代大学的“灵魂”之一。蔡元培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塑造便深刻体现在他对“研究”的倡导和实践上。

梳理蔡元培在公开场合的讲话，我们会明晰地发现他非常看重“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试图用“研究”理念重塑他认为问题丛生的北京大学，试图将北京大学塑造为师生共同参与其中的“研究学理的机关”。①有学者指出，蔡元培本意是将北京大学造就为“研究学理的机构”，但却“事与愿违”，造就了一批充满革命热情而随时准备上街的青年，使其变成了一个“运动的机关”，这是蔡元培的“悖论”之所在。参见吴民祥：《蔡元培的“悖论”—中国近代大学的学术诉求及其困境》《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5页。实际的情况确实是蔡元培在短短5年主掌北京大学的时间里（蔡元培真正在北京大学校长位置上的时间），还无法让北京大学变成一个真正的“研究学理的机关”，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北京大学当时的“研究”风气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风气”，蔡元培所秉持的理念无疑是具有可观的价值的，其为此做出的努力也值得肯定的。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出现了蔡元培无法预料的“结果”，就否定其所设定的理念的价值和为理念所付出的种种努力的意义。蔡元培用“研究”给他理想中的大学和主掌的北京大学设定了基本的“底色”，从下面这些他在不同场合的言论和实践中，我们可非常清晰看出其中的风格与特点。

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蔡元培就公开表达过大学应追求“高深学问”的办学理念。1912年9月3日，蔡元培在中国公学开学的致辞中谈到：“现在民国成立，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故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2］24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首任部长期间，在蔡元培主导下，1912年10月24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表决通过了教育部十七号令，正式公布《大学令》，确定了大学的“学术本位”的原则。《大学令》在第一条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第六条款中规定：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3］3751917年9月27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对《大学令》加以修正，但第一条和第六条的表达没有发生变化，依然强调了对大学的学术研究功能。［4］381《大学令》对“研究”的强调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对大学的定位上，二是所建议设立的“大学院”上。虽然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的时间甚短，但是其对大学“研究”功能的重视可见一斑。

在蔡元培担任校长前，北京大学是所没有“研究学问的风气”的大学，他到北京大学后，“把学生的精神和兴趣引诱到研究上面去。”［5］591917年1月9日，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讲中，蔡元培明确提到了大学的性质问题，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6］75同年5月9日，蔡元培在给民国外交总长的信件中说，经过教育部及各直辖专门学校的多次讨论，决定更改现行学制，“以后北京大学只办文、理两科，其余各科，均取收缩主义。”［7］96随后，蔡元培不断推进其“收缩主义”的构想。1918年1月，蔡元培提出了大学改制的方案并陈述了其理由。他认为，大学应该专设文理两科，至于法、医、农、工、商五科则“独立之大学”，成立专门的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在陈述其中的原因时，他再一次强调了文理两科是“专属学理”，而其他科则是“偏重致用。”［8］129－130蔡元培的意思很明显：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构，文理属于学理；像法、医、农、工、商五科属于应用型的，应该独立于大学而存在于专门的大学中。基于这样的认知和理念，蔡元培认为北京大学的法科具备独立的法科大学的资格，建议将北京大学的商科加以“归并”。他还与教育部和位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商议，将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中愿意入工科的学生送到北洋大学，北京大学的工科则等工科学生毕业后停办。［9］130－131

1918年4月15日，蔡元培在《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一文中再一次明确表达了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应专设文、理两科。他说，“学”与“术”虽然关系紧密，但还是有区别的。他认为，文和理是“学”，虽然间接有应用的价值，但是致力于“学”的人应以研究真理为目的且“终身以之”；而法、商、医、工等则是“术”，讲究的是“直接应用”。［10］141“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11］142蔡元培对“学”极为看重，他曾经对黄炎培说，“救中国必以学。”［12］55在蔡元培看来，致力于“学”便是致力于“研究”。

蔡元培在多个场合反复陈述和强调他对大学性质的认识。1918年，蔡元培提到，“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外，别无何等之目的。”［13］142同年9月2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提到，“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之人格”，“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14］17111月10日，蔡元培给《北京大学月刊》撰写发刊词，再次提到大学的研究性质。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15］178

1919年9月2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第22个开学典礼上继续强调大学应具有的研究功能。“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16］247

1921年5月12日，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和学术研究会举办的欢迎会的致辞中提到了“学”与“术”的区别与联系，旨在强调大学应该注重“学”的研究。他说，学与术是两个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须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两者并进始可。”［17］344－345他认为，不研究作为“学”的“科学”，那作为“术”的技术就成为无源之水。蔡元培希望留学生们“不可忽视学理”。［18］3457月19日，蔡元培在伯利克中国学生会的演讲中提到，中国大学应该设立“包罗各种有用学问，及为真理或为求学问而研究的学科。”［19］364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二次会议提交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大纲提案，建议“本校为预备将来设大学院起见，设立研究所，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该提案于同年的12月14日通过，所设立的研究所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研究所。［20］380

1922年7月3日，蔡元培向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提议，大学分为国立大学和省立大学，国立大学为“全国高深学术之总枢，”设立“大学院”；同时，省立大学或区立大学也设置多种研究所。［21］423－424同年8月，蔡元培在《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中提到，大学本来就是“以专门研究为本位。”［22］4451922年北京私立华北大学创立，蔡元培被推为该校校长。9月28日，蔡元培在华北大学开学演讲中再次提到了大学应该以研究高深学问为目的主张。他说：“西洋各国大学与专门学校有不同的地方，专门学校是造成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大学则以研究高深学术、满足智识欲为目的。然大学以文科、理科为中心，无论研究那一科，必须以此二科为根基，故教育部民国二年《大学令》如此规定。”［23］460

1927年6月27日，南京民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第109次会议通过了蔡元培提交的变更教育行政制度的提议。在提交的方案中，蔡元培主张“凡大学，应设研究院。”［24］542后续通过的《大学区组织条例》第四条便规定“大学区设研究院，为本大学研究专门学术之最高机关。”［25］543

为实现所勾勒的大学应为研究机关的想法与办学宗旨，蔡元培积极在北京大学开展实践。其中有两项实践尤为突出：一是创建专门的研究机构，二是聘请有学问且能激发学生研究兴趣的师资。

1917年，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了文、理、法三门设立研究所的决议，这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践其学术研究理念的重要举措。1918年1月各科研究所都已经成立。［26］671920年7月30日，北京大学公布了《研究所简章》，明确规定研究所的宗旨和类型。简章规定研究为“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研究所暂时分为四类：国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简章还明确规定“三年级以上学生及毕业生，均应择习研究课。”［27］280－2811920年9月16日在北京大学第23个开学仪式上，蔡元培提到，“本校所办的研究所，本为已毕业于将毕业诸生专精研究起见。”［28］285为进一步促进这些尚不令蔡元培满意的研究所的发展，受政府委派，蔡元培于1920年12月下旬抵达法国，开启了其考察之旅。1921年初到该年秋天，蔡元培走访了欧美各大学研究所及学术机构，尤其是注意各种研究机构之内部组织结构。［29］268这次考察为蔡元培优化北京大学内部的研究所提供了经验借鉴。

成立于1922年1月的国学门是蔡元培积极实践其研究观的代表性成果。它是中国现代最早以欧美研究机构为模式建立起来的研究所。这个全新的学术机构的创建充分体现了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体制化”“专门化”和“组织化”趋向，由此带动了整个中国专门学术研究机构的勃兴。［30］180此外，在北京大学校内，还出现了其他具有研究性质的机构。“五年以来，其中编辑室、考古学研究室、明清史料整理会、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室、方言调查会等。已著有不少的成就，所著录研究生之十二人，也已十二人贡献心得的著作。其他若地质学系、物理学系等，虽未立研究所名义，而教员研究所得，已为社会所推许。”［31］535

1926年10月10日，《申报》刊登了蔡元培对1912－1926年民国大学教育发展的看法。蔡元培认为，在过去的15年，民国大学取得的诸多成绩中有一项便是研究所的创建。他说：“还有一事，值得特别标举的，是现在大学渐共趋于设立研究所之一途”，“因大学的责任，本不但在养成一种人才，能以现在已有的学术，来处理现在已有的事业，而在乎时时有新的发现与发明，指导事业界，促其进步。所以大学不但是教育与指导学术于学生的机关，而实在是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的机关。”他还以北京大学为例谈及了研究工作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一些成绩。“民国元年，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本有研究所一项，而各大学没有举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于七年间曾拟设各门研究所，因经费无从筹出，不能成立。十年决议，归并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而国学门即于十一年成立。”［32］535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创建的研究所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是重视“学”而非“术”的研究，所涉及的学科是“文”与“理”，注重的是事物的“原理”的探究。很显然这是与蔡元培对研究的认知桴鼓相应的。蔡元培认为研究的最重要和最紧迫的对象是“学”，而只有“文”与“理”才是真正的“学”，所以他创建的研究所多是文理性质的。概而言之，就是重视研究的“学理性”。

与创办研究所同步的是聘请有研究能力的师资，且这些师资的普遍共性是具有蔡元培所认为的在“学”上有能力。蔡元培在为北京大学聘请教师时注重“纯粹之学问家”，很显然，这是和他对研究的“学理性”的定位一脉相承的。

蔡元培认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为了打破学生的“这些习惯”，蔡元培认为，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33］663才能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34］246

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在给吴稚晖的信件中说：“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乱，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35］82蔡元培在信中用了两个“纯粹”，其含义有两层：一层是指学术与政治应相分离，学问家与官僚不能一身二任；另一层是指不管学问的路向如何，只要是研究学问、自成一家的，就都在蔡元培延聘的范围内。［36］166

1919年3月18日，蔡元培在给林琴南的公开信中再次谈到他聘请教员的原则：“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37］180按照陈独秀的说法，蔡元培所聘请的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辜鸿铭）、刘申叔（刘师培）、黄季刚（黄侃）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是有专门学问”。［38］314顾颉刚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蔡元培在聘请师资时“不问人的政治意见，只问人的真实知识。”［39］45对蔡元培颇有研究的学者蔡尚思也认为，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对于教职员方面，纯抱人才主义，只问学问能力，不问资格年龄，从复辟党到共产党，都可容纳；从国学到西学，都要注重。”［40］52

在北京大学1919年9月2日的开学仪式上，蔡元培发表演讲指出，为了达到学生能在教师的指导下研究学问，延聘师资“不但是其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的兴趣的。”他要求北京大学延聘的师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整理他。”［41］2471920年10月20日，蔡元培在赴欧美考察高等教育之前在学校做了演讲。在演讲中，蔡元培提到他赴欧洲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考察专门学问用功研究的留学生，想法帮助他们，预约他们深造，留待将来校中聘请。”［42］287

蔡元培不以学历高低为标准选聘师资，也不以资历深浅选聘师资，以能否具有研究能力为其中最为核心的标准。梁漱溟和胡适的例子就非常鲜明地凸显了蔡元培的这种师资选聘的标准。

梁漱溟没有读过大学，以当时的标准衡量，他在学历上可谓是小字辈。虽然当时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学人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并不高，但其数量在北京大学的师资比重中还是可观的，可以说在欧美获得学位（尤其是博士学位）是进入民国著名大学的“敲门砖”，是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的“标配”。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欧美留学经历也没有大学文凭的梁漱溟能被北京大学聘任，主要是基于蔡元培对梁漱溟所写《究元决疑论》长文的赏识。写此文时，梁漱溟仅24岁。蔡元培通过此文断定梁漱溟有其所认为的“研究”的能力，符合他录用师资的标准。

梁漱溟后来追忆蔡元培时谈到了他被蔡元培选聘担任印度哲学课教师的经历与情景。他提到，有一天蔡元培约他和陈独秀到校长室，希望让他担任印度哲学课的老师。梁漱溟说自己不懂印度哲学，只是“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蔡元培对梁漱溟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时来共同学习好了。”梁漱溟认为，蔡元培的这几句话打动了他，他“只有应承下来”。［43］90梁漱溟还认为，蔡元培选他入职北京大学担任教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或者感觉我富有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44］91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本人也认为自己被蔡元培选聘为北京大学的教师与他自身具有“研究兴趣”密不可分。实际的情况也确实如此。

胡适则是另外一种富有代表性的例子。胡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著名的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密切关注国内的学界动向。［45］19胡适曾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随后又写了一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翻案文章，受到蔡元培的赏识，被聘为文科教授，［46］25跻身北京大学当时薪水最高的“一级教授”之列。［47］191917年9月12日，蔡元培亲自设宴欢迎胡适正式入职北京大学，［48］28这足可看出蔡元培对胡适的重视程度。后来蔡元培在回忆他北京大学的经历时便提到胡适，认为他是一个“旧学邃密”和“新知深沉”的人。［49］663

入职后，胡适也相当用功，用了一年多时间将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英文）扩充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该书写成于1918年9月，出版于1919年2月，是胡适的“成名作”。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版到第八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和影响之大。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50］1在这部书中，胡适用他在美国所学到的“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类似蔡元培所主张的“用新方法来整理中国固有的材料”，是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等。［51］121胡适的研究精神给蔡元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胡适找到蔡元培为他的书写序时，蔡元培欣然应许，称赞胡适“心灵手敏”。蔡元培认为，胡适的书具有的“特长”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方法”“系统的研究”。［52］1－2可见，蔡元培对胡适在书中所展示的研究的方法是相当的肯定的。

此外，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内还通过创办学术刊物来营造研究氛围，其中《北京大学月刊》便是这类有代表性的刊物。

《北京大学月刊》是北京大学创办的第一个学术刊物，类似于大学学报性质的学术刊物。［53］67根据北京大学校友、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回忆，蔡元培担任校长不久后就出版了《北大日刊》，除了发布学校消息外，还刊登教员和学生的论文，“于是渐渐有讨论驳难的文字出来，增高了学术研究的空气。”《北大日刊》的稿件拥挤后，蔡元培就增开了《月刊》（即《北京大学月刊》）。［54］45《北京大学月刊》创刊于1918年，第一期发行于1919年1月。其明确是以发展“学术”为圭臬，旨在“提起学理的研究心”。蔡元培还亲自书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他说由于之前的《日刊》“不能载长篇学说”，便有了发行《北京大学月刊》的计划。蔡元培认为，创办该期刊的目的在于三点，一是“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二是“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三是“释校外学者之怀疑”。其中，蔡元培所提到的“责任”则是在大学里从事研究，以科学的方法“揭国粹之真相”，阐发“新义”，贡献中国和世界。［55］178－179朱希祖、胡适、陈启修、陶孟和等学者被蔡元培邀请担任编辑，可谓阵容强大。出版发行“以学术为本”的《北京大学月刊》是蔡元培用“学术”来重塑北京大学风气的一个重要方式与内容。它的编辑出版创造、优化、传播、贮存了当时一定量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作为学术信息，广泛地长久地传播，产生了相应的学术效应。［56］72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张扬学术的言行很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学术乃大学的“立校之本”。［57］12由于蔡元培的提倡与以上措施的作用，北京大学的学术研究之风“盛极一时”。文、理、法各科几乎每周都有学生讲座，专家学者各显神通。［58］148当时的北京大学出现了蒋梦麟所认为的“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的盛景，“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问题。”［59］121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改造下俨然是成为“学术象牙塔”，形成了“学术自觉”的氛围，开启了一种之前不曾有过的“风气”。［60］133

二、“学理性”风格形成的原因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清晰地看出，蔡元培主张的研究观和实践活动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其“学理性”，注重对纯粹的高深学问的追求，是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实践风格，而不是追求短期的对社会发展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是受三种因素的深刻影响。

其一，学识素养的影响。蔡元培的学识素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喜欢探究学问，且写有多部著作；二是他所喜欢探究的学问的方向多集中在那些注重理性思辨而非强调应用的学科上。蔡元培这种学术素养折射到其实践中便是表现出浓烈的“学理性”，注重对事物原理的探究，几乎对强调短期的侧重社会应用的办学风格形成了强大的“免疫力”。

1889年蔡元培乡试中举人，1890年赴京会试告捷，1892年则是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被授予“翰林院编修”，被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龢称为“隽材”。［61］3翁同龢26岁中状元，在晚清学界和政界都富有威望，以其学识来看，能得到他的赏识的人不大可能是位资质浅薄的泛泛之辈。可以说，蔡元培在年轻时俨然具备了成为“学者型”人才的潜质。他在欧洲留学的经历又使他的治学兴趣增强，功底精进。1910年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写就了《中国伦理学史》一书。这本书在1910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出版后一度“洛阳纸贵”，多次再版，可谓一部能“耳目一新”的著作。虽然以现在的学术眼光看，其观点早已被超越，但在当时其学术影响力是相当深广的，其开拓性意义与方法论价值也非同凡响：它是近代中国第一部伦理学史专著，是“中国学人第一次用可以与世界对话的语言来陈述现代哲学观，时间比王国维最初的哲学美学论文还要早些，其对现代学术的奠基而言，实非常重要。”它“应该称得上中国现代哲学的先导。”［62］183此外，蔡元培还写有《＜石头记＞索隐》《哲学大纲》等多部多领域的著作。

蔡元培是位非常喜欢读书和治学的知识分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63］2他还认为，自己是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且具有相当大的研究学问的兴趣。蔡元培在1923年1月21日提到，他对研究学问的兴趣和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不能腾出时间看书而感到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了。”［64］482有学者认为，蔡元培是个“身在政界而心向学术之人”。［65］这种判断无疑是富有见地的。

实事求是地讲，在学术成就上，蔡元培还不属于民国学者群中最顶尖的那类学者，“毋庸讳言，蔡元培本人并不算中国现代第一流的学术大家。”［66］152但他的学术功底确实是深厚的，按照著名史学家吕思勉的评价是“蔡元培自己的学术，亦有其相当的价值。”［67］544或者再退一步说蔡元培到少是个有学问的人，是个懂学问的人，正如在蔡元培在1940年过世后，许地山就曾这样评价蔡元培的学术能力：“蔡先生到底没有写过什么伟大与不朽的论文，可是这个不能说他没有学问。”［68］72

根据蔡元培的著作所涉及的类型，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看出，他所感兴趣的学科多是强调理性思辨的学科，而不是那些注重和强调社会运用的学科。这是其学术素养的另外一个突出特点。蔡元培在法国、德国的大学研究的是哲学、美学、人类学、文明史等。［69］48很显然，这些多不是应用型的而是重视理论思辨的学科方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蔡元培“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风格。

其二，德国大学教育理念的影响。德国大学近乎“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理念深刻影响了曾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他赝服德国大学的研究理念，并将这种认同的研究理念在北京大学加以积极实践。

在教育领域，我们常常将欧美放在一起谈论。实际上，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欧洲和美国形成了不同的大学教育理念，德国在十九始末二十世纪初是引领欧洲大学教育理念的国家。蔡元培去德国留学期间，在高等教育领域，德国所形成的理念是重视“纯学术”的研究；1921年7月19日，蔡元培在伯克利中国学生会主办的演讲会中提到，他曾在德国、法国带的时间较长，比较熟悉德国、法国大学的学制，所以他比较重视研究学问。他说：“至近二十年来，中国始办新式大学。初办大学时，注重养成有用人才。兄弟在德、法较久，深悉德、法学学制，固亦注重研究学问。”他认为，德国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70］363

在赴德国之前，蔡元培就认为“世界学术德最尊”，也就是说在赴德国之前，蔡元培就对德国的教育情况（尤其是德国大学情况）多有了解。可以说，在去德国留学之前，蔡元培就推崇德国大学对学术研究的重视了。蔡元培对德国大学重视研究的理念甚为敬佩。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曾翻译过《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的序言部分，并刊登在国内的期刊上。天资聪颖、推崇德国大学对学术研究的提倡、勤奋好学等多种因素使得蔡元培在当时德国大学的“纯学术”的教育思潮下获益良多，治学功底进一步加强，前面提到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编是他在德国留学期间撰写的。这部专著是蔡元培当时沉潜于德国大学“纯学术”教育思潮与氛围的产物，也是蔡元培认同德国“纯学术”教育思潮与理念的表现，体现了他深受德国大学“以学术为业”理念的影响，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蔡元培“学术至上”的理念的真正形成是在他留学德国的时候。德国大学对学术自由、科学方法和专业研究的强调深深打动了蔡元培。［71］165

其三，主掌的北京大学的地位之影响。蔡元培主掌的北京大学并非是所普通大学，其影响力不是同一时期中国其他大学所能媲美的。北京大学所具有的地位给予了蔡元培更多的“使命感”，促使他努力革新这所大学的“风气”进而引领当时中国大学的发展。

北京大学脱胎于官办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甫一成立便地位显赫”。从诞生起，它就被赋予了强烈而明确的重任，“即欲使其成为一个新式的机构、一个国家学校系统的顶端，以便取代原先那种以科举考试为基础的、古老而又僵化的教育体制，”［72］6可谓是“权重位高”，深孚众望。它不仅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而且还是当时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拥有统辖全国各地教育的大权。虽然后来的北京大学不再是个行政机构，但是其继承下来的历史资源是相当深厚的，尤其继承了被赋予的“挽救民族”的重大使命。可以说，北京大学不仅仅是一所大学，还是一个被赋予了重大使命和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大学，具有其他大学所不具有的那种指点江山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角色定位。

这种“出身”有形或无形地将北京大学置于一个很高的地位，这是当时中国其他大学所无法相提并论的。这种至高的“地位”所附带的东西便是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和抱负（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众不同的“清高”），这让蔡元培有了更大的精神动力（尤其是使命感）和基于更长远的考虑去革新北京大学，去开“风气之先”，去实现“学术救国”，去产生一种全国性的示范效果以推动当时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中国社会风气的有益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