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韵晨，徐军伟

（1．宁波大学 研究生院，浙江 宁波 315211；2．浙江药科职业大学，浙江 宁波 315500）

高校布局结构是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联的重要纽带。随着我国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稳步进入了普及化新阶段。至2035年，我国将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需要构建与国家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办学规模，与现代产业需求相衔接的学科专业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类型层次，以及与区域人口体量相对应的布局结构。同样，我国各省正面临着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的重大布局变化与特色发展，呈现出了缤纷多样的办学格局，考察其分化类型、典型特征与关键动因，对于解决省域高等教育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省域高校的布局概况

（一）高等教育的阶段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在百废待兴的大地上成长，在文革时期砥砺前行，在高考政策恢复、全面改革开放、高校持续扩招等背景下日渐壮大，经历了精英化、大众化直至普及化的全过程。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大学如同传说中的象牙塔，受制于经济条件、地理位置等原因，高校聚集于少数中心城市；在1999—2002年间，我国高等教育迅速进入大众化阶段，部分高校布局至中小城市，高等教育地方化开始萌芽；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各个地级市、乃至部分发达地区的县域城市纷纷开始发展本地高等教育事业，引入高校或直接兴办高校，加快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地方化进程。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50%，从战略追赶进入自主成长的新阶段，正式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新时代迈进。202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升至57．8%，普及性、全民性、多样性、终身性和卓越性是实现普及化后的鲜明特征。［1］在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背景下，高校如何实现争取自身进步与适应社会发展、兼顾保障办学规模与注重发展质量，是现阶段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高校布局结构有了新的动态：在高校纷纷向中小城市布局和扩张的“高等教育地方化”潮流中，出现了一种反向布局的“逆潮流”现象，即部分落户于非中心城市的高校迫切回到中心城市办学。

（二）现阶段我国高校的布局结构概览

截止2022年，我国已有3012所高校，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实现了新突破。就结构分布而言，高校布局结构呈现外部均衡、内部非均衡、整体均衡、区域非均衡的特点，区域人口逐渐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关键性因素。［2］从布局来看，东部省份高校明显多于西部省份；在省域内部，省会城市、一般中心城市、县域之间高校布局密度也具有一定的梯度落差。根据日本学者天野郁夫对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实现之后的特点研究可知，“都市化”与“地方化”始终是推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3］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布局结构不断调整，整体上呈现向下延伸的“地方化”，非中心城市高校向中心城市迁移的“都市化”现象，与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两个发展方向相似。普及化阶段，我国高校为何同样出现“地方化”与“都市化”两种截然不同的动向，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未来又应当如何发展？

二、普及化阶段部分省域高校布局的分化类型与典型特征

（一）高校办学的分化类型

高校办学分化，即高校的“进城”和“下乡”，是指高校办学布局中出现的截然相反的两种动向。“进城”指高校原来办学地在非中心城市，由于发展需要，校区由非中心城市迁址至中心城市或省会城市，或在中心城市建立分校区。“下乡”是指高校原来办学地在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并迁址至非中心城市或在非中心城市建立分校区。

1．部分省属高校向省会集聚。地市高校向高级别中心城市聚集，是高等教育“进城”的重要表现之一。省会城市是一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具有一般地级市所不具备的综合发展优势。地市高校囿于所在城市的发展有限性，在办学进程中的人才引进、招生就业等方面无法获得快速突破，难以在自身发展与外部竞争中取得显著优势。于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许多地市高校做出与高等教育地方化浪潮“相左”的举动，即离开现有办学地，尝试通过在省会城市建立分校区或将办学主体迁移至省会等方式，获得学校发展的新契机、新空间。

以山西省高校为例，山西师范大学是山西省重点大学，在临汾市办学六十余年，2021年3月时临汾市政府与太原市政府分别做出批示，明确山西师范大学将搬迁至省会太原；山西农业大学原办学地为晋中市，2019年山西农业大学将位于太原市的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办学地作为了学校的太原校区，并于2020年将学校注册地改为太原市，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省会高校；2021年9月，在开封市办学已有一个多世纪的河南大学正式启用位于郑州市的龙子湖校区，并于2022年2月将注册地变更为郑州市。无独有偶，此类校区布局调整现象在河南、安徽、山东等地都陆续出现，更多高校希望通过“进城办学”跻身省会高校行列。

2．部分重点高校在沿海城市兴办校区。国内部分重点高校，由于原校区所在地市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落后于沿海城市，使得学校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弱于沿海地区同级别高校。基于此，一些重点高校为防止陷入此类困局，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纷纷在我国沿海发达城市兴办异地校区，在办学分化中走特殊的“进城”路线，即跨省建立异地校区，新校区的办学地多选择如深圳、青岛、珠海、苏州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城市。如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由于在威海、深圳开办了分校，有效扭转了生源质量下降、优秀师资流失趋势，寻求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及更好的产学研转化平台，保持了竞争力，在东北高校排名普遍下滑的背景下，本部区位劣势最明显的哈工大排名却基本保持稳定且略有上升。［4］在此背景下，为防止异地校区的无度扩张、原校区传统优势转移对高等教育公平有不利影响，教育部关于高校跨省设立异地校区的政策不断收紧，部分高校的异地校区计划随之被叫停。

3．部分重点高校在周边地市建立分校区。与非中心城市高校“挤进”发达城市的情形相反，也有高校“逃离”中心城市，选择在省内异地建立分校区的办学模式，即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高校向周边地市迁移或建立校区，但一般不会跨省，仍属于高校的地方化范畴。仍以山西省高校为例，太原理工大学是山西省唯一的“211”重点建设高校，因其原校区占地面积、校园设施等难以支撑学校继续发展。为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遂将学校迁移至办学空间更为充沛的晋中市明向校区，新校区占地面积超过原三个校区面积总和。与此相似，兰州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水平院校受制于原校区的空间限制，均已陆续在周边地市设立校区，为日后发展提供空间保障。

就中心城市而言，属地高校迁至周边城市并非一味失血，同时也能为自身带来一定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整体外迁高校大多拥有悠久的在地办学历史，其与城市之间的关联并非仅体现在地域范围之内，而更体现在长期办学的理念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中，城市与高校间的合作关系一般不会因为地理位置疏离而淡化；相反，高校腾空原校区能为中心城市贡献一番新的发展机遇，不论是新引入小规模高校、转作其他高校校区或留作其他用途，都能极大地丰富城市的文化体系与结构。另一方面，在周边地市增设校区，除了高校自身缓解硬件设施压力外，也能为原所在中心城市迁移部分教育功能，如北京高校外迁通州等，都为省域内高等教育合理布局和地方教育资源公平配置做出巨大贡献。

4．部分独立学院迁址至县域。独立学院县域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重大变迁之一。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向更多适龄人口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的特殊产物。独立学院依附于母体高校的办学资源，同时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新兴产物，其办学实践的进步步伐远超于理论研究进度，前期办学质量良莠不齐。直至2008年，教育部出台《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要求独立学院校园占地面积达到500亩以上，生均教育占地面积需达到30平方米以上等相关要求。上述要求使得原处于中心城市的独立学院面临着拓宽学校面积、承担高昂地价的困境。相比之下，搬迁至周边县区等非中心地区，不仅可减免土地成本，收获县级政府为学校无偿提供建设用地、全额投入校园建设费用等政策“大礼包”，同时，释放原中心城市的校区也能为母体高校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与想象空间。于是，在诸多因素和利益诉求的影响下，独立学院迁址至县域的高校地方化案例开始涌现，这一现象在浙江省尤为突出，如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由杭州市搬迁到桐庐县，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由金华市搬迁到兰溪市，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由宁波市区搬迁至慈溪市等。［4］

（二）高校办学分化的典型特征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大多围绕着区域增长点或增长极集聚，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进而对社会产生影响。高校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高校在办学中出现的两种典型分化特征。其中，“极化效应”指高校向一些较发达地区集聚，形成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具有规模效应，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本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现象。“扩散效应”是指较发达地区高校的教育资源、要素和部分办学活动向外扩散，对落后地区产生带动作用，同时解决原集聚产生社会问题的发展现象。

1．高校都市化与城市极化效应。高等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高校与城市互动发展、融合发展的壮阔历史。一直以来，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是高校在都市化办学过程中的重点关注方面。例如我国长江三角地区，现有“双一流”建设高校35所，列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8所，形成以“双一流”高校为核心层、由几百所高校组成的“高校群”。随着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发育壮大、形成规模，“高校群”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进程中高端人才、前沿科技、创新思想的重要策源地。高校通过紧密匹配所在城市现代产业的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5］积极参与城市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做优，为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学校毕业生提供高质量就业创业的机会和环境。

高校因城市而兴，城市因高校而盛。不平衡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客观规律，尤其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表现最为突出，各种生产要素加速向增长极回流和聚集形成极化效应，高校置身其中并深受影响。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迅速发展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便捷交通、良好基础设施等硬条件以及政府高效运作、灵活支持政策、公正法律制度、人才引育等软条件，促使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源源不断地转移到核心地区。高校与城市活跃区域间的地理临近性，促成了二者间的互动发展、相得益彰，这也是高校多在中心城市办学的重要原因。中心城市具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优势，而高校办学选址及活动则有着匹配城市极化效应的天然倾向，学校办学地往往首先出现在中心城市或者集中在城市市区，或可以将其称之为城市的区域知识创新中心，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日本筑波科学城、新加坡、以色列海法等，规模效应显著。而后在原办学地达到饱和时，向低等级城市如县域城市逐步扩散，同时带动城市发展由单一活跃区域发展走向县市普遍增长。可以说，极化效应影响下的中心城市高校办学既是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概念，也是一个十足的区域经济概念，而与之相关的种种外部要素则是推动城市和高校由单点发展走向普遍增长过程所必需的。

2．高校的去中心化与城市的扩散效应。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就明确提出“推进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合理布局，高等教育资源向新的城镇化地区、产业集聚区、边境城市延伸”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省份相继出现一批高校特别是独立学院主动下沉到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产业集聚的县域，进行整体或部分迁建办学的现象，［6］而这一趋势正是高等教育去中心化或称之为地方化发展的重要体现。为此，中心城市高校及其相关学科专业必须采取办法加快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融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去。高校主动下沉到县域开展办学，紧密对接经济发达县域、产业聚集区，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一方面，获取更为宽绰的办学空间，深入理解一线行业企业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需求；另一方面，顺应共同富裕背景下广大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对高等教育应用型转型的需求，充分挖掘当地创新要素资源。

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城市扩散效应即良好的基础设施、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自身增长迅速的中心城市，辐射促成教育、医疗、技术等要素从本区域向周围次一级地区扩散，带动其他地区迅速发展的现象。回顾历史，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的高校主要集中于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办学，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高校大多集中在地级城市，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的高校将向何处布局？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区域具有50万人口就需要办一所大学。［7］以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为例，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高教事业发展兴盛，同时两省内的大部分县域人口均超过50万，GDP也超百亿，具有发展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与基础环境。目前，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已经实现了“县县办大学”，而且部分县城也在跟进中，进一步凸显了城市平台效应，城市与高校之间进入了相互成就的新阶段。县域政府加大对高校的办学资源投入，吸引多所高校迁入，既为“蜷缩”在省会等中心城市的高校提供新发展空间，又拉动了县域崛起中的都市圈、产业群建设。

三、普及化阶段省域高校布局分化的关键动因

（一）高校补短板：高校布局分化的内在驱动力

1．高校“进城”，提升软实力。“软实力”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在国际关系中用于描述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包括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际形象、政治话语等国际影响力方面。不同于硬实力，软实力不可物质化、不可计量，不可脱离硬实力单独产生作用。［8］“高校软实力”概念由国家软实力演化而来，渗透于办学环境、日常教学、制度构建、校园文化等多个方面，与高校硬实力相辅相成，对高校的发展发挥隐性而长期的影响。高校“进城”，实现自身“都市化”，其内部动力在于实现自身软实力的提升。

无论是重点高校异地办学，还是地方高校进入省会，这些高校已经在原有城市具备了一定的办学实力，并深知所在的非中心城市难以为高校未来继续成长提供更好的资源。提升“软实力”，走向更大的城市，是这类高校获得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升师资力量。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高校发展至一定阶段时，需要不断引进高层次人才、青年博士等新兴力量，而非中心城市在人才引进方面存在竞争力不足的天然缺陷。高校“都市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学校人才引进困难，帮助高校实现整体师资水平提升。第二，提高生源水平。与人才引进相似，学生填报入学志愿也受到高校所在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生源水平的提高能够为学校教学、科研、产学研发展以及就业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源头性的质量保障。第三，丰富多元的教育环境。中心城市往往已存在多所高校，在多年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建立了完善的办学制度、形成了多样化的资源共享方式。非中心城市高校的迁入不仅可以利用已有的公共办学资源获得自身发展，也能为形成更具规模性的城市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新力量。同时，高校“进城”也是自身视野的拓宽、发展潜力的挖掘，是非中心城市高校达到一定办学水平后继续提升办学实力的明智之举。

目前除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外，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省会城市与一般城市在各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而在目前一流建设以及各种排行榜的驱动下，地方高校希望能够在更有天时、地利的环境中办学，所以高校向省会城市迁移也就顺理成章，这是一种内生动力。

2．高校“下乡”，提升硬实力。“硬实力”最早也运用于对国家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的描述，是看得见、摸得着、可支配的物质力量。“高校办学硬实力”是基于国家硬实力概念提出的，用于描述高校办学具备的物力财力、科研与教学硬件、校园面积等可支配资源。高校硬实力是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软实力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高校“下乡”，进行地方化，究其内部原因在于提升自身“硬实力”。

无论是重点高校在周边地市建立分校区，还是独立学院将校区落户于县域，都是高校进行地方化，提升硬实力的内在需求。硬实力的提升首先体现在学校占地面积上，“下乡”就是高校以较低成本极大可能地提升以占地面积为主的高校硬实力，以及校区所在地政府给予的财力、硬件设施等支持。物理空间是一切物质资源与精神财富存在与发展的载体，中心城市高校若想在原校区周边继续拓展办学用地面临巨大困难。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师生数量增加，将校区的拓展转向周边地市或非中心城区，既解决了高校占地面积与校舍数量等自身发展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支出。除了为高校免费提供办学用地外，高校迁入地政府还会为校舍建设以及人才引进提供财力支持。同时，地方化是高等教育普及化与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的内在要求。中心城市周边地市工业发达，需要大批创新型人才与新兴力量。在独立学院转设、高校建立分校区的潮流中，高校专业设置与产学研的发展更应当紧密结合地方产业发展。深入产业界，互通实践经验与理论创新，将地方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充分利用地方经济发展基础，是中心城市高效破解硬实力提升困局的理想方式。

（二）城市增长极：高校布局分化的外在驱动力

1．高校进城是城市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城市规模仍在扩大。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布局结构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所在城市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并非在全域内同时提高，而是在资源禀赋作用下，在某一地区或城市优先发展起来。

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城市举办高等教育的办学资源就越充足，高校办学的发展基础就越稳固。［9］省域范围内，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往往快于非中心城市，且在发展中不断吸纳资源寻求进步。GDP往往被认为是衡量一国或一地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10］以2017年～2020年间太原和临汾、郑州和开封两组城市GDP变化为例，四年间太原和临汾市每年GDP总量之差从2062亿元涨至2648亿元，郑州和开封的每年GDP差额从7195亿元涨至9632亿元。与之对应的高校数量，太原和临汾分别为41所、5所，郑州和开封分别为68所、7所。

同时，地方政府也更倾向于扶持具有一定实力，尤其是可以冲击“双一流”的地方高校，这种各类教育资源向地方强校的聚集流动，是典型的极化效应现象之一。在此背景下大学将自身办学触角伸向省会或省内大城市的布局变化在逐渐增多，而这一现象也在悄然改变着我国高校的整体布局，如安徽师范大学拟将位于合肥的肥西师范学校成建制并入安徽师范大学，在芜湖办学半个世纪后跻身“省会大学”之列等。这些原本在非省会城市发展的地方高校，受需求、资源和空间等要素的影响，于是纷纷开始“向往”或“过上”了省会生活。

我国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经济发达、产业兴盛。部分重点高校在此类发达地区沿海城市兴办校区也成为城市发展的现实所需。高水平师资、高素质生源的涌入为城市注入新鲜活力，随之带来的新理念、新科技为周边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因此，地方政府也愿意向重点高校伸出“橄榄枝”，为地方发展提供无限的可能性。外部需求、资源和空间等是高等教育办学必不可少的重要要素，在政府的统筹和调控下，各地形成了城市、产业与大学之间的稳定共存关系。许多高校在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沿海城市布局建设校区或研究院，使得优质的高校资源加快聚集。以深圳为例，近年引进大量重点高校资源，仅“985”工程高校在深圳组建的分校区或研究院就已超过30个，让这座新兴城市有了更长远的发展动力和能量源泉。

2．高校下乡，是城市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一方面，疏解中心城市部分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外迁势在必行。高校资源集聚的省会城市交通拥堵、空间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已无法满足众多高校进一步扩建发展的需求。根据经济学增长极理论，增长极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类生产要素由增长极向周围相对欠发达的地区扩散，将形成扩散效应。结合高等教育办学实际，对于省会城市或一线城市来说，扩散效应既是一种功能疏解，也是一种反哺。城市孕育了大学，充满前景的城市也能为大学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和办学空间。［11］以北京市为例，全年本专科和研究生在校生达到百万人规模，高校事业发展与办学空间之间的矛盾已然突出。市政府先后在沙河、良乡等地建立大学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学校办学空间狭窄问题，疏解了北京市的非首都功能，腾退出了大量市区土地。

另一方面，满足非中心城市建设需要。扩散效应对于非中心城市来说，意味着主动或被动承接部分大学的布局，包括办学空间受限的中心城市高校校区、转设的独立学院等。高校降低办学成本、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密切了高校与社会的发展关系，对邻近地区产生溢出效应。因而无论从高校建设成本、办学空间等硬条件，还是推动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战略考量来看，非中心城市都有条件且有必要承接其高教资源的溢出和延伸，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迁入，意味着主要教学资源、高学历人群等的流动，对当地健全设施配套、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作用不言而喻。例如2020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鼓励在汉高校与武汉周边县市合作办学、建设产业研究院。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科学学科领域进入ESI全球学科排名前1%，大大带动了当地经济产业发展；四川省广汉市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是全球办学规模最大的飞行培训机构等，高校在非中心城市因地制宜，能为地方带来得不菲成绩。

四、关于普及化阶段省域高校未来布局的思考

普及化阶段省域高校办学存在群体差异性，高校未来布局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还有较大空间，需要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和学校办学实际有序推进。

（一）水大鱼大：坚持高校发展规划与布局调整的前瞻性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高校办学成绩斐然，各省域高校纷纷制定更新中长期发展规划，设置中长期办学目标，依据调整办学布局。毋庸置疑，无论高校选择“进城”追求都市化办学和提升办学软实力，或者“下乡”去中心化和强化硬实力，都是普及化阶段下不同发展阶段高校追求自身发展的最优选择，都足以在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过程中引起“鲶鱼效应”，而自我完善与不断变革正是一直以来推动高等教育向前发展的不懈动力。

高校因城市而兴，城市因高校而盛。在高校与城市的高频次时空互动中，城市对高校的支持度、高校对城市的贡献度、高校与城市的融合度，是未来衡量高校办学质量的关键评价标准，而由此生成的新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将在高校与城市的时空逻辑中拓展延伸和持久长存。面向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的未来发展趋势，省域高校布局势必将打通城乡办学二元结构，打造串联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高等教育走廊，实现省域高校在多元环境中高等教育“一体”和城乡办学“两面”的动态发展格局。因此，我们预设省域高校的“布局优化”原则，就应首要考虑“优化”的边界和程度，并按照边界程度来进一步思考优化原则。

同时，鉴于高校办学布局的前瞻性需要和人为主观特性，合理的高校办学布局并非是无限的，而是存在一定的条件限度。首先，“优化”既应注重超期谋划，又应保持审慎态度，要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充分考量高校办学布局规律及政策文件关联度，创设多维度的优化路径，实现各种优化手段的优势集合。这种对“优化”条件限度的轮廓勾勒，是我们预设高校布局结构的重要前提，也是探寻省域高校布局优化路径的重要参照。其次，价值理性应优先于工具理性考虑，高校布局优化必须重视人的价值和诉求，遵照高等教育与人的初心关系，实现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平衡统一，避免简单以满足社会发展或满足产业升级等优化策略取向作为高校办学调整的单一工具性前提。最后，采用错位竞争方式，明确高校自身的办学定位与办学目标，根据学校特色和所处省市办学环境，对标目标高校和兄弟高校发展现状，科学规划学校中长期发展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加快实现特色发展。

（二）行稳致远：坚定高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步伐

高等教育主要通过科研创新和知识溢出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而高校布局优化不仅要强调“适契性”地服务社会，还要强调通过社会的批判、规约及导向等能力带动高校发展行进。

省域高校布局变化是推动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建设途径之一，在“进城”或“下乡”的选择之间应当坚守几点理念。首先，拥有脚踏实地的办学心境，正如别敦荣所言，学镇模式施行的一个前提是高校本身以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不浮躁，能够沉下心来。在省域高校办学布局变化过程中，应当允许高校在所在地区的“自然生长”，按照合适的节奏，有序地与当地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发展。其次，不必在加速社会中追名逐利，不必苦于寻求在各类排名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点排名进位，布局调整旨在真正提高自身办学水平，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最后，应对布局在中小城市的高校实施专门性评价方式，基于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情与地方需要，将评价体系向产业合作、校企合作、成果转化等应用性方向调整，在财政拨款上给予非省会高校更多支持等，大幅提高省域高校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