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伟，付艳芳

（1．伊犁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2．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陕西 西安 710062）

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新理念、新技术的深度融合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高度重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推进到哪一步，思想政治工作就要跟进到哪一步，有的放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高屋建瓴，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航掌舵，为研究新理念、创造新技术提供行动指南。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肇始于循证医学的循证实践运动逐渐兴盛，并不断向邻近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延伸，面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困难，循证理念为其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可借鉴的实践模式。结合循证医学、循证实践、循证教育等相关研究成果，建构起高校循证思政教育的本质内涵，辨析其深层含义，并提出实施路径。

一、高校循证思政教育的本质内涵

循证理念作为科学化解决高校思政教育问题的新范式，其本质内涵涉及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循证思政教育理论基础，二是在理论基础之上明晰循证思政教育的核心要义，三是建构循证思政教育的逻辑构架。

（一）理论基础：科学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

“循证是从17世纪启蒙运动时代以来聚焦于科学转向知识的应用，目的是促进人类更好的发展”。［2］作为一种崭新的理念，循证实践需要注意以下三点：首先，循证作为用于实践的管理理念不应停留在学术研究，也不能僵化的用于决策。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强调在实践中获取知识和证据的所占重量。其次，在循证管理过程中，学者、教育者和咨询团队在证据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他们是把科学知识转化成证据的中介。［3］最后，证据作为循证管理的先导和基础，必须有一整套科学严密的程序来确保证据的形成、使用以及评估。由此循证管理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

1．科学理性主义。公共行政对效率的追求与理性主义不可分割并将其作为核心目标，最佳的运行效能是靠理性的决策和资源配置来完成。［4］公共行政通过兼顾理性与高效能以实现优化资源配置和最佳管理状态的目的。然而，科学理性主义早就以官僚制的形式隐匿存在于我们的组织之中并支配当前的经济制度，成为政治行为的特征，同时还是专业决策、政策制定、政策分析、项目评估、财政管理、预算、组织理论常称的“适当的”推理模式。［5］57循证管理对于证据的推崇和强调，尤其是在决策中严格遵循证据正是对理性的尊重，体现了科学理性主义的传统。

2．实验主义。向社会群体给予相应的干预措施，为公众利益服务，是公共管理的本质。这需要考虑公共管理的干预措施能否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因为“干预效果是所有因果推断和理论讨论中的核心问题”。［6］自然科学的实验设计需要多次、重复对结果进行验证，这一过程为精准识别干预效果提供了方法和思路。公共管理中的组织人员按照“控制组”和“实验组”将实验过程进行随机分配，构造反事实以讨论特定政策措施的效应。由此可将实验主义分为行为研究和政策试点两类。行为研究类似于霍桑实验，看重行为规律在决策中的重要性；政策试点犹如一个实验过程，洞察试点效果需要一定时间空间形成证据，分析评估，反复论证产生决策。

（二）本质内涵：科学证据和实践智慧的融合

20世纪70年代英国流行病学家科克伦（Archie Cochrane）首次将“循证”这一概念用于医学领域。［7］1992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盖亚特（Gordon H．Guyatt）博士小组发表的《循证医学：医学实践教学的一种新方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的概念。［8］该组萨基特（David L Sackett）博士将“循证医学”明确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结合临床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临床经验，考虑患者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制订出治疗措施。”［9］循证医学一改过去经验医学的治疗方式，站在研究者、医生、病人三个不同方位进行临床探索，通过科学的研究证据来优化提升医生的临床诊疗能力，形成了医疗实践的新范式。循证在医学领域的巨大成功，导致“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practice）在各个领域迅猛发展，衍生出循证管理、循证教育、循证心理等多种研究实践范式。因此，“循证实践”是根据研究者提供的最佳证据加以剖析，再根据管理者制定的相关实践规范，实践者在实践对象配合下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的实践。

基于对循证实践相关文献的分析，本文提出的高校循证思政教育是指高校大学生思政工作者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真实问题，有机融合科学证据和实践智慧设计、实施和评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采集并分析新数据，结合实证研究方法，旨在获取新的科学证据和实践智慧，以达到帮助思政工作者更好的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一过程的基本目标。基于这一内涵，我们主要从以下三方面阐释其基本特征。一是问题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真实问题是循证思政教育的逻辑缘由，这也是科学证据和实践智慧关注的重点。循证思政教育始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要实现思政工作的突破，必须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核心问题、症结问题。同时，需考虑思政工作者教育实践与学生受教育之间的“契合性、一致性和冲突性”，解决问题以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层层深入，最终实现让大学生乐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二是循环性。循证思政教育以真实问题为起点，在实践中融合科学证据和实践智慧制定解决措施，并在后续的评估中不断完善和创新，形成新的科学证据和新的实践智慧，这个持续循环过程并不会停止，因为在新的科学证据和实践智慧的形成使用中，又会产生新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因此循证思政教育的循环性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呈现螺旋上升运动形态。三是融合性。循证思政教育过程中科学证据与实践智慧的相互交融体现了融合性。对循证实践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循证只能依托研究证据，尤其是经过随机实验、准实验或运用统计方法的相关研究所形成的证据。［10］19但在具体实践中，循证思政教育并不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实践智慧相抵触，这些实践智慧可以根据当场实际，反应为妥帖且具有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行径。循证思政教育实践者将不同层级的研究证据与自身的实践智慧结合起来，方能增强思政教育的有效性。

（三）逻辑构架：围绕证据解决思政教育问题

循证思政教育的提出，不仅仅是理念上的建构，更是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其逻辑架构主要由五部分组成：一是提出问题；二是收集证据；三是评价证据；四是运用最佳证据；五是总结评估，主要涉及管理者、研究者、实践者和教育对象四个群体。循证思政教育的实施过程主要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根据实践者的需求，提供随机试验、准实验研究等不同等级的证据，由实践者根据需要选择不同效力等级的证据。在这一过程中，为确保一些思政领域的真问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管理者要通过课题申报、著作资助等财政手段，促进研究者对思政领域的真问题进行研究，确保科学有效的研究成果成为证据乃至实践方案。同时，循证思政教育也离不开教育对象（大学生）的支持与参与，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偏好及价值观人生观需要在实施过程进行重点关注。

二、高校循证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

价值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的概念，或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本身。”［11］18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科学性、民主性、实效性的价值诉求，循证理念追求科学性、民主性和实效性，要求在具体的实践中突出证据的广泛性，充分结合实践对象的主观愿望和现实情况，客观评价实践结果并进行改进提升。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诉求与循证理念的耦合，进而衍生出循证思政教育的政策价值、实践价值和学科价值。

（一）政策价值：实现思政教育政策的持续民主化

教育领域因缺少评估教育政策制定的方法，很难把握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12］同时，有些政策因制定者的理论偏好或利益倾向，将广大受教育者当作其“宏大教育理想”的试验品，在出现问题后又制定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政策，造成政策实施的断裂。［13］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制定中，由于缺乏证据导致政策断裂的现象同样存在。循证思政教育实践能够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从断裂式的政策制定转向可持续的政策制定。一是证据的科学性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将其置于核心位置，并在实施中认真落实。二是通过严格的证据支持使得决策者能够参考研究者、实践者的研究结果科学制定政策，改变以往制定政策时更多考虑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及政策的可行性，而忽略科学研究，进而导致研究、政策、实践分离的状况。［14］三是循证思政教育通过合理的程序和科学的方法，提前在研究阶段诊断思政教育问题并进行评估，对比各种思政教育政策，确定制定政策的最佳证据，并将这种理念和方式贯穿于思政政策制定的整个周期，有效避免了个人偏见，确保制定政策的可持续性。

（二）实践价值：推动思政教育实践的科学艺术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是指其自身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并可以通过实践加以验证，侧重于求真、探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其艺术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个性化、情感化、生动性和多样化特征，侧重于教育与艺术的融合、体现思政教育者对教育规律的探究和运用能力。循证思政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艺术性，实现科学性是艺术性的基础和依据，艺术性是科学性的体现。第一，循证思政教育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实践者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会使用科学证据作为教育的依据，尤其是教育效果明显的优秀证据会被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行动的纲领。第二，循证思政教育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实践者通过积累的实践智慧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这些具有缄默性和适应性特点的实践智慧在具体思政教育中具有重要价值。第三，循证思政教育倡导在实践中使用科学证据，实现实践智慧和科学证据的有机统一，这种极具辩证性的思维有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科学艺术化。

（三）学科价值：促进思政知识生产的系统规范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主要来源于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这种传统的知识来源范式必须进行改善提升，范式是指“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是由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15］14因此，高校循证思政教育必须尽快建构起新的思政知识生产范式。一是循证思政教育打破了过去研究者是唯一知识生产者的局面，将高校思政教育实践者和管理者等全都扩充为知识生产的主体。二是循证思政教育倡导一体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研究，坚持研究为实践服务，改变了以往的知识生产仅仅用于职位或职称晋升，并不能对教育实践或者政策产生实际价值。三是循证思政教育在知识生产方式上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倡通过规范化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生产出证据和逻辑双验证并具备创新性的知识。总而言之，循证思政教育所倡导的实践研究共同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形成了崭新的知识生产范式。

三、高校循证思政教育的实施路径

实现循证思政教育，需依照循证实践的基本逻辑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特征，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一）营造循证氛围，培育实证的价值理念

一方面，大力营造循证文化氛围。文化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因素是一种隐性力量，会潜移默化对高校中的各类主体产生影响。为了持续和常态化地推进循证思政教育，我们必须营造循证的校园文化氛围。“知证文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证据的广域性，即社会各界都知晓证据、尊重证据和积极发现证据，这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证据的广泛性和使用效率；二是证据的可及性，即面对广泛多样的证据，政策制定主体能够快速地发现、评估和使用高质量的证据。”［16］循证文化要求在实践中尊重证据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并在实践中遵循证据。这就需要思政教育实践者具备循证意识，在思政教育方案制定与实施的全过程，围绕证据展开，实现教育实践者的经验、教育研究者的证据和高校现实情境三者的有机统一。还可以通过培训和学习来提高循证思政教育实践者的证据归纳、整理、辨别和评价能力，有效强化实践者的证据素养，从而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朝向循证的方向发展。此外，循证思政教育管理者为保证循证教育方向，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制定鼓励或奖励的制度，为学校思政教育走向循证提供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培育循证思政教育者（研究者、实践者）的实证精神。“实证研究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包括怀疑、独立、公益、变革等为内涵的精神体现和思想要求。”［17］循证思政教育注重以证据为核心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倡导根据科学证据做出决策，并根据实际效果对循证思政教育进行评估。基于此，循证思政教育在教育价值理念上专注于培养实证精神。一是培养思政教育者客观独立的理性思维。在日常的思政教育实践中突破个人经验的藩篱，以客观多元的视角分析解决实践问题。同时能够排除外界干扰，在自主分析证据的基础上独立思考独立决策并付之于实践。二是培养思政教育者反思性批判思维。循证思政教育实践者通过对科学证据的运用，有助于反思性批判思维的养成，可以对日常的观点和现象进行反思并进行批判，还原现象的本身价值。三是培养思政教育者积极的变革与改进精神。通过大胆循证、仔细求证，思政教育者在实践中勇于实践、主动变革，有效推动了思政问题的解决并改良了实践活动。总之，通过培育思政教育实践者的实证价值理念，营造浓厚循证氛围，可以更好地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走向循证。

（二）加强实证研究，保障有效证据的来源

当前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一方面要使用文献法、调研法等传统的资料搜集方法，另一方面还要借助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发挥它们搜集和分析上的优势，探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规律，提升研究水平以确保研究成果稳妥可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化有助于避免只是简单地传递思政理论知识，或者单纯追求技能获得的缺点，有助于实现研究和实践的融合一体化。当前国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偏向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不足。由于缺乏实证研究，思政教育实践者很少能检索到适合我国国情的思政教育证据。针对这一局面，为了推进我国的循证思政教育，有必要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化水准。唯有研究方能解构大学生思政教育内在机制、实践智慧与科学法则，揭示实践中深藏的知识。一是大力发展实证研究，动员高等院校、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加强思政教育的实证研究，稳渐增加实验、量化、质性和综合研究的比例，积累适合我国国情的思政教育证据，为管理者、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实施思政教育提供高质量的证据支持。还可以通过设立研究课题等方式引导研究者进行思政教育政策的实证和追踪研究，以加强研究和实践之间的交叉关系，解决思政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当然，提倡实证研究并不是为了否认理论研究价值，而是更加重视思政教育研究范式理应从不同视角和层面进行多样化发展。二是规范思政教育研究，确保方法的科学性、工具的权威性和成果的可重复性。一方面要加大对思政教育者的培养力度，加强训练研究意识，不断提升研究能力；另一方面不断规范思政教育类期刊的管理，重点强调投稿应公开透明、论证充分，包括公开研究数据集、研究工具和方法，并严格执行审稿程序。三是建构完善知识动员机制，鼓励研究者通过学习知识动员的相关知识，踊跃向决策部门推介研究成果。

（三）建立循证系统，同步建设证据数据库

循证思政教育的实施有赖于高质量的证据数据库，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方便、快捷和可靠的证据和搜索服务，这是循证思政教育实施必不可少的条件。“大数据在不同德育情景和业务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已成为推动高校德育系统变革和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18］成熟的大数据技术为建立大学生思政教育证据数据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有助于积累高校思政教育知识，形成循证思政教育长效机制。借鉴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做法，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组织应深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各个环节，通过创建思政教育的证据数据库、编制思政教育的实施指南或手册等措施，系统汇总、发布和维护与思政教育有关的开放性证据。一是建立循证思政教育的证据标准和证据审核机制。只有经过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得出的符合一定标准的研究证据，才能作为有力证据进入循证思政教育的证据库中。按照证据的六级划分标准对其可信度和可靠度进行严格筛选和验证，用思政教育相关的、有效的证据，建立一系列证据资源库，推动循证思政教育本土化的进行。二是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建设思政教育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循证思政教育的证据库。该证据库涵盖我国高校思政教育的政策制定依据、目标、实施和评估效果等全过程数据及文本资料。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新时代的高校思政教育应该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融合，仅仅依赖于搜集的证据，机械的进行“照搬照抄”，必然影响思政教育者创造性的提升。因此。必须明确循证思政教育不仅是教育方式的改变，更是教育观念的改变，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模式，有助于形成以证据说话的科学精神和实证精神，为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供具体的程序，促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际的结合，［19］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四）提升循证能力，遵循证据的教育过程

思政工作者的循证能力决定着循证思政教育的实现程度和水平，就真实的思政问题展开有实效的思政教育设计，并根据收集到的最佳证据选择适宜的策略，是成功实施循证思政教育的关键因素之一。一方面提升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循证能力是革新思政教育的有效途径。为此，就要从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入手，在实地能力建设的各方面打造，形成规范化的循证培训体系。引导思政教育工作者主动培养循证专业化学习意识，加强循证理念、实施方法等知识的培训力度，同时还要加强研究工具、数据分析等能力的培训，以拓展思政教育工作者对证据的搜集、分析和使用能力，促进其能力提升和专业成长。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条件，实现思政教育设计、实施和评价等各个环节证据化，并有效获取思政教育决策所需证据，在教育实践中建立起从证据到实践的循证机制。各方人员按照机制规范、协调有序的原则，一起构建信息化环境下的循证思政教育模型，充分发挥优质资源的最大化价值。另一方面，证据作为循证思政教育成功实施的关键，可以保障循证思政教育的有序运行。从证据层面来看，最佳证据指的是具有高可信度和有效性，同时适用于特定教育问题和情境的高级别证据。［20］循证思政教育作为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的教育实践活动，主张在最佳证据的支撑下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这也是循证思政教育的主要理念。在此过程中，思政教育实践者有意识地将科学研究的证据和自身的经验、意识、观念、智慧等进行有机整合，形成支撑自我教育分析、决策和实践的证据，并基于证据推进和不断优化教育活动。

循证思政教育以证据为核心，将研究者、管理者、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纳入一个共同协作的工作框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这一模式下，实践者要从教育对象的真实问题出发，在管理者的指导下，利用科学证据开展教育活动，并将教育对象纳入思想教育活动中，提高教育的实效性。循证思政教育的推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四方主体的共同参与、集体发力才能顺利实施。自循证思政教育理念提出以来，一直在争议中不停前进与变化，研究的前进过程中还面临诸多问题，如数据收集困难、缺乏大样本随机试验和采样偏差等。因此，在未来的实践中还需各方人员共同努力，不断加深对循证思政教育的领悟和掌握，推动其与思政教育实践进一步融合，为我国循证思政教育的健康发展及本土化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