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路明

新中国成立后，农具改革的群众性运动得到了国家的长期支持和倡导，尤其是在“大跃进”期间发起的“农具改良运动”中达到了高峰。学界对农具改革运动及相关问题多有关注，早期研究以宏观视角为主，主要有：朱显灵等人对该运动的史实梳理和分析［1］；李安峰对该运动动因、实现途径及得失的探讨［2］。其后，有学者基于特定区域对该运动开展不同角度的针对性研究， 主要包括：苏泽龙等人基于山西定襄实践情况对该运动及土专家群体的考察［3］；张慧对安徽阜阳专区运动情况的探索［4］。

上述研究扎实细致，但还可深入。首先，从研究材料所覆盖的历史区间看，多以“大跃进”时期为主，对“大跃进”前后相关史实的讨论较少，不易辩证区分新中国成立后农具改革运动的整体发展过程和“大跃进”期间“农具改良运动”中的阶段性高涨。其次，从研究侧重点看，多对基本史实和政策成效的讨论， 而对相关史实所反映、相关政策所依据的国情基础阐述较少，不易全面审视影响该运动发展变化的实际因素。因此，笔者拟重新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农具改革运动的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支持农具改革运动的实践逻辑及其意义。

一、农具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形成

我国传统农具的种类是逐渐丰富的，技术水平是不断进步的。但其“至宋、元已基本定型，明、清只是在这基础上略有改进”［5］(P241)。 随着技术变革趋于停滞，我国农具逐渐落后于时代，但受近代科技传入影响， 它又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态势。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间，就不乏相应的改革尝试。 如有学者已关注到20世纪20、30年代东北地区改革农具的典型事例［6］，以及大致同时期河北农村的农具改良与推广［7］。

新中国成立后，提升农具技术水平，使我国逐步从使用旧式农具过渡到使用先进农具，始终是政府高度重视的工作。 基于已有的实践经验，东北各省在1950年就要求积极推广改良农具并重点试用新式农具［8］。从全国性规划来看，1956年3月，农业部等多部门在《关于第三次全国农具工作会议情况向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的报告》中提出：“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在能够使用各种新式农具和改良农具的地方，全部使用新式农具和改良农具。”［9］（P132）报告同时还提到：“为使工业生产上前后衔接，又必须及时地由畜力农具的生产转入机引农具的生产，因此在这次会议中，对机引农具的制造，也作了初步规划。”［9］（P133）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推广使用改良农具、新式农具和发展机引农具等多方面工作协调并进，初步形成了我国农具技术进一步革新的整体势头。

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改革也全面展开，两项工作并行不悖、相辅相成。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 报告对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大致规划，即：“第一步，先于1957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级的合作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间再先后转入高级合作化；在这时期内只实施初步的技术改良和部分的机械耕作。第二步，约在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将依靠发展起来的工业装备农业，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10］(这459-460)可以说，我国农业生产工具的改革既立足于农业合作化的伟大实践，同时也巩固了合作化的丰硕成果。一方面，农具技术的进步会促使劳动方式产生积极的变化，进而加快生产关系的转变。 原东北区财经委员会曾于1954年在相关工作总结中提到：“各地推广新农具后，有很多小互助组合并为大组，农民纷纷要求加入生产合作社，甚至有未经批准就自动参加社内会议和劳动。”［11］另一方面，生产关系领域的新变化也为农具改革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早在1950年新华社就有报道指出，在“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太行山区广大农村中， 农民积极地起来改良农具，已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运动”［12］。

待到我国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低效的旧式农具已无法再继续适应新的生产模式，群众改革农具的需求明显增强。1958年，有关云南省农具改革运动经验的文章提到：“在1956年完成合作化以后的生产高潮中，也曾经出现过改革农具的幼苗， 群众自发地创造和改进工具，各级党委也给了支持。”［13］同年，河南许昌地区农具改革运动介绍材料也提到：“早在1956年春季大搞水利建设的时候，就有一些地区发明过很简单的快速提水工具和作业工具，在生产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4］（P8）因此实际上，“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基础上，从1956年起，农村的农具、工具的改良和技术革新运动就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15］。 但由于彼时国家层面还尚未对此进行大力动员和推广，改革农具的运动虽已兴起但规模相对有限。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1957年底，共推广新式农具15种468万多部， ……这些新式农具在农业生产上能够做到增产增收，提高工作效率和减轻劳动强度，有利于巩固农业社，因而受到农民的欢迎”［9］（P178）。 同时，“各地对旧式农具的改良也有不少成绩。 水田地区推广了各种改良水田犁，平原旱作地区和山区也都出现较好的改良农具，在生产中起到良好作用”［9］（P178）。 此外，“新式农具的改制：如浙江、湖北改装的双铧犁，辽宁、黑龙江改装的播种机，都进一步地适应了当地农业生产的特点，适合了地区性的要求”［9］（P178）。到“大跃进”期间“农具改良运动”发起前不久，“据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等25个省、市（内蒙古自治区除外） 不完全统计， 已创造、 改制各种农具72,800余种（累计数）。推广50,627,000余件”［9］（P199）。我国农具技术改革已经成效初显。

1958年8月， 农业部有数据显示：“全国机耕面积仅占总耕地面积的2.59%， 新式犁的耕地面积也只占到总耕地面积的13.76%，旧式农具的耕地面积，却占总耕地面积的83.65%。”［16］（P1）可见，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耕作占比仍极小，落后的旧式农具依旧是我国农机具应用的绝对主体。这是欲要推进农业机械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所无法忽视的现实困境，也是农具改革运动兴起的重要客观因素。对于大型农业机器的供应，毛泽东曾有预计：

“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 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 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17］（P438-439）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坐等”机械化农具的普及， 否则势必要采取逐步过渡的方式。正如《人民日报》指出：“能一下实行机械化当然好。但是现在还办不到。……按照中国的经验，实行机械化的道路和步骤应当是首先对已有的农具进行改革，达到半机械化；然后在这半机械化的基础上，再实行完全的机械化”［18］。由于机械化农具的缺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支持已经出现的农具改革群众运动，重视新式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推广和应用，是欲在农村地区普遍提高劳动效率所难以回避的政策选择。 况且，“每一件农具的改良，只要他能够帮助农民提高劳动效能，减轻劳动强度，即使这种改良农具还是落后的，总比不改良的旧式农具要好”［19］。不仅如此，鉴于我国已经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合作化，群众改造农具的制度条件也更趋完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大规模的生产迫切需要效率高的生产工具，于是生产者们的聪明才智就集中到生产工具的改革上来，这是很自然的。”［20］

此外，其他国家农具发展的历史经验也对我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尤其是“苏联、美国、英国一般都经过手工劳动——半机械化——机械化三个阶段。其中，实行半机械化的时间差不多有上百年的历史”［21］。 这些国家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丰富经验表明，通过首先达成半机械化来逐步实现从手工劳动到机械化作业的变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在同一时代条件下，在一国之内同时存在机械化作业、半机械化作业以及手工劳动的情况也并非我国所独有。以日本为例：“据1956年的统计，每个农户在一年内的农业生产中，使用人力、畜力和机械动力的时间构成，大致如下：手工操作20%，人畜力机械（即半机械化）70%，动力机械10%。”［21］因此，多种生产方式相结合，并在一段时期内以半机械化为主的农业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当可为我国所借鉴。

综上，作为农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和技术进步的一个方面，改革农具的技术实践几乎贯穿我国的整个农具发展史。但近代有限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实质性改善我国农具技术的整体面貌。新中国成立后， 鉴于农机具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党和人民必须共同探索契合我国实际的发展路线。在尚不具备全面机械化条件的情况下，逐步以新式农具和改良农具替换旧式农具，从而形成对机械化农具的有效补充，分层次、分阶段有序朝机械化迈进，是新中国成立后农业技术改革工作中一以贯之的原则，也是国家支持农具改革的政策初衷和基本目标，符合我国具体国情。

二、农具改革运动的高涨与退潮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持续的农具改革运动与其间因“大跃进”而发起的全面“农具改良运动”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显然，“大跃进”运动开始前，一些地区由于生产形势的变化，改革农具的群众性运动早已兴起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农具改革运动并非“大跃进”中骤然而起的行动，更不是纯粹主观意志推动的结果。但“农具改良运动”则是在“大跃进”气氛的直接影响下、在强烈的主观因素作用下发起的，事实上成为农具改革运动急速扩大的关键节点，意味着群众性的技术实践全面进入过热阶段。大量的虚假和浮夸现象主要集中在此期间，而非农具改革运动的全貌。“大跃进”结束后，农具改革运动并未随之终止。在机械化进展缓慢的前提下，面对农业生产的实际困难，无论基于意识形态，还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国家支持农具改革虽有巨大的局限性，却也是必不得已的选择。

具体来讲，“1957年冬至1958年春掀起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22］（P473），各地区、各领域开始盲目追求高速发展，严重脱离了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现实，从而造成了人力不足的困难。其间，部分地区改革生产工具的群众运动引起了中央的重视，继而被作为解决劳动力普遍紧张局面的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1958年3月，成都会议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 认为：“有广大农民参加的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全国各地应当普遍地积极推广，并且经过这个运动逐步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23］（这323）农村地区的农具改革运动业已初具规模，而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形势则是农民改造落后工具的重要推动力。

1958年5月， 党的八届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22］（P466）。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提出：“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来。”［24］（P263）1958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在农村展开农具改良运动的指示》：“要求迅速展开一个全国范围的推广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的运动，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用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普遍代替旧农具”［25］（P241）。并且，“要求各地根据自己地区的需要提出任务、 规定指标、定出完成期限”［25］（P241）。从内容上看，这一指示与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农具技术改革工作的基本安排和布置一脉相承，但在政策力度和执行标准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此前兴起的农具改革运动是在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由国家引导的农具改革工作与群众自发的农具改革活动不断融合的结果。而“农具改良运动”则是在“大跃进” 氛围的推动下展开的一场疾风骤雨式的全面群众运动，一些措施明显缺乏前瞻性与灵活性，但却还是迅猛提速并彻底推向全国。

不仅如此，1958年11月，《人民日报》提出：“今年的大跃进只是初露锋芒， 只是初战……今后工具改革运动的方针任务应该是： 全面改革”［26］。即改革的对象也要全面扩展，“不仅要改革粮食作物的工具，还要改革经济作物的工具；不仅要改革耕种、收获的工具，还要改革加工工具；不仅要改革生产工具， 还要改革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具和人民公社集体生活工具（如食堂炊事工具）等等”［26］。随着“大跃进”运动的迅速升温，各地政策不断加码， 农具改革运动在短时间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有资料显示，“在1958年和1959年，全国创造和改良的主要新式农具有一百多种， 推广了的改良农具达两亿一千万件以上”［15］。

与此同时，“大跃进”运动中生产关系领域的急切改革即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也是促使农具改革运动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初是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 这本来是出于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却演变成不顾客观条件、争相推动农业集体生产组织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的一场普遍的群众性运动”［22］（P492）。伴随对更高集体化程度的盲目追求，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进一步助推了农具改革的浪潮。

长期的实践不可避免积累了一系列问题，主观主义、轻视细节等典型现象曾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196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业机械部、农业部《关于全国半机械化农机具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会议在肯定了农具改革工作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检查了这项工作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1960年以前有些农机具没有经过科学试验就普遍制造、推广，以主观愿望和行政手段代替细致的宣传推广工作， 违反了一切经过试验和群众路线的原则；有些产品粗制滥造，质次价高，货不对路，影响了推广和使用。”［27］（P89）而“大跃进”期间定时、定量、定强度的政策模式更是存在较大的缺陷，未能兼顾不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异和农业生产不同领域的特点与需要，在落实方面又存在着严重的工作作风漂浮与责任意识淡化。这些由不同因素所导致的错误与偏差使农具改革工作中充斥着大量的漏洞和风险，也对当时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1960年11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28］（P345）。农村工作的紧张形势逐步得到改善。1961年1月，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李富春的报告，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29］（P576）。全面的“农具改良运动”也随之逐渐降温。

但是，国家肯定和支持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的基本态度并未改变。1964年全国半机械化农机具工作会议总结认为：“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在五亿农民中开展的农具改革运动，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 这个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 经验是丰富的”［27］（P88）。 同时还指出：“农具改革的开展和半机械化农机具的推广，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方面，也是一个长时期的重大任务。”［27］（P90）而之所以继续坚持农具改革，也是基于当时的特殊国情。1964年10月，《人民日报》指出：“必须了解，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农具改革的，一方面是我们的工业生产水平还不可能充分供应农业需要的农业机器；另一方面，要农村广泛使用农业机器也还要有一个提高农民文化技术水平的过程。”［30］而这些显然都是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深层矛盾。1973年8月，《人民日报》强调：“目前，由于受材料、设备、技术等等方面的限制，机械化的农具还不多。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夺取农业生产丰收，就不能单单依靠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而应当坚持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同时并举的方针，因地制宜地开展农具改革运动。”［31］可见，直到此时，我国的农业机械制造工作在许多方面都还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农具改革仍是一项必要工作。1977年1月，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 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搞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制造和推广性能良好、坚固耐用、一机多用的各种农业机械。”［9］（P723）

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的目标并未能如期达成，我国农业机械化建设的模式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国家对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的大力倡导事实上已经停止。 但农具技术改革发生、发展的客观基础仍然存在。个别地区依然可见对于改良农具必要性的讨论，认为依据当地特点，“农机化要从‘改良农具’起步，人畜机结合”［32］。还有学者指出：“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农民把土地承包到手之后，许多机械化农机具被弃置了，取而代之的是，农民们又以极大的热情自动地购买、添置那些优秀的或者经过改良的传统农机具， 并且不断地进行着革新改造。一个发展革新传统农具的热潮又悄然兴盛起来。”［33］这也正说明根据当时工业能力有限、农业机械缺乏的实际情况，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注定需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对农村地区的既有农具实施合理的技术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农具改革运动的意义与影响

从政策层面看，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群众改革农具的技术活动，国家大力支持和推动新式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普及，逐步确立了机械化与半机械化同时并举的发展路线。事实证明，党和政府对我国农业机械化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也对世界农业科技的进步历程有着十分清晰的了解。 通过支持农具改革运动实现农业半机械化，既有效借鉴了国外农业机械发展的宝贵经验，也充分考虑了当时我国农具技术的现实水平，准确地把握了我国农民劳动生产的迫切需要，是方向性、全局性的重要决策。

当然，“大跃进”期间一些具体政策上的急躁轻进，尤其是过度夸大了群众运动的作用和个别地区有限的成果，忽视了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使人们对农具改革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企盼，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统筹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必要的压力。这为我国后续的农具工作以及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大跃进”氛围下，许多领域的工作中其实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贪大求全、急功近利的风气，造成了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巨大浪费，因此，这些问题只是“大跃进”在农具改革工作中的具体反映，而不是由农具改革本身所引发，更非农具改革运动中所独有和固有。“大跃进”结束后，一些错误思想和做法得到了纠正，但制约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深层矛盾并未消除，推广应用制造简易、成本低廉的半机械化农具，仍然是农村地区长期和基本的技术诉求。坚持机械化与半机械化同时并举，是适应我国农具技术一般特征和我国农业发展整体导向的必要举措。

从实践层面看，不可否认，在农具改革运动中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和不足，农具设计、制造和推广等环节所暴露出的缺陷和瑕疵都需要反思和警醒。 但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即便是机械化农具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也不都是一帆风顺，成绩固然不能掩盖失误，但也不能用缺憾否定成就，不能因局部和暂时的挫折而忽视整体和长远的社会效益。新中国成立后，坚持将以推广新式农具和改良旧式农具为主要内容的农具改革工作与农业机械化建设同步推进，形成了良好的协同效应。许多地区、许多领域在不同时期推广了符合群众实际需求的半机械化农机具，劳动效率获得了显著提升，生产条件得到了大幅改善。

例如：“河南大力发展了人力胶轮车（河南叫架子车）、畜力胶轮车。到1963年年底，架子车已发展到144万辆，1964年上半年又发展了五十多万辆。这种半机械化运输工具，虽然比不上汽车跑得远、拉得多，但由于它数量大，又比肩挑人抬能提高工效五六倍，所以它在农业生产上所起的实际作用比汽车还大。”［34］在湖北，“由于广泛使用了三齿耘锄， 增加了棉田中耕除草的遍数，防止了草荒，促进了棉花增产；由于使用了米面加工机具，一年就可以节约成千万个劳动日，加强了田间管理，开展了多种经营”［27］（P88-89）。再如：“过去，西藏农村大都用木犁耕田，犁得慢，质量差。解放后党和政府每年都供应大批新式步犁。”［35］到1966年，“连续获得第八年丰收的西藏翻身农民，在丰收的鼓舞下，积极改革旧式农具，使全区80%的农田使用新式步犁秋耕”［35］。 实践表明，越是原始和落后，越需求变和改革，半机械化农具固然不能与机械化农具相媲美，但与当时农村普遍应用的旧式农具乃至一些地区的“刀耕火种”相比，无疑是巨大的进步。纵然农具改革工作存在着诸多不足，但仍在一段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缓解了我国机械化农具供应不足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农民大量使用旧式农具的局面，也在不同方面促进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的进步，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结语

总体来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机械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层层谋划、稳步推进。不大力推广新式农具、不奋力改革旧式农具，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就要在等待机械化农具的漫长过程中一直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农业发展必定事倍功半。立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事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支持并引导群众深入开展农具改革运动，既着眼于实际，也着力于改革，既合理利用了既有的技术资源，又充分发挥了我国的制度优势，是党和政府基于对我国具体国情的深刻洞察所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我国农业机械化建设特定时期的阶段性需要，不应急于求成、盲目扩大。通过支持农具改革群众运动，从而实现我国农业半机械化建设与机械化建设相互依托、同向并行，客观上塑造了我国在工业化水平较低时期促进不同层次农机具技术持续变革和发展的基本政策架构与实践形式，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初步认知与综合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