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华

近年来， 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但无论是论文专著还是资料集、回忆录等，涉及的内容大多以男性为中心的不法地主、 恶霸、富农、诉苦的农民等。对土改时期妇女的研究近年来有所拓展，如汤水清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乡村贯彻 〈婚姻法〉 过程中的死亡现象探析》、王克霞的《翻身与翻心：土改中女性的双重体验——以沂蒙地区为例》等论文，以土改时期的婚姻法颁布实施为视角来研究中国妇女婚姻变迁和妇女解放情况。但学界对土改时期的妇女研究仍显薄弱。本文借助湖南、河南、广东、江西等省档案馆馆藏资料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作的中南区100个乡的典型调查资料、 中南区35个乡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江西省土改委14个乡的调查资料以及党报党刊等的资料，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把中南乡村妇女群体的嬗变放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这个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试图分析乡村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妇女劳力如何被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及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如何在劳动中对妇女角色和形象进行塑造。

一、中国共产党发动中南乡村妇女深入土改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一直把解放妇女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群体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妇女是否参加土改进行了深入思考， 日益认识到妇女参与土改的迫切性、重要性和参与土改的可能性，于是将解放妇女纳入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心工作中来。 事实证明，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妇女的自身地位和参与的社会活动都发生了质的转变。

根据20世纪50年代该区各省典型村的调查及一般的统计材料， 土地改革前的中南乡村，地主阶层的人口占全区人口的3%—4%，富农占5%—6%，中农占30%左右，贫雇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占60%以上［1］（P6）。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农业生产仍然是主要的生产活动，也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然而，无论是全国还是中南区，人多地少的矛盾都非常突出，无地少地的农民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作为最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的缺乏，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农民生活长期贫困化的主要因素。妇女的生活更为艰难。由于生活所迫，她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中南区湖北、江西、广东等省的许多农家妇女，除了要进行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劳动外，还要遭受到传统婚姻制度的欺压。重婚、纳妾、童养媳在各地都很普遍，妇女不仅沦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和男人淫欲的对象，而且还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是旧中国中最底层的社会成员［2］（P6）。乡村妇女的贫困生活体现出其参加土改工作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解放战争以来，乡村妇女在支前、 剿匪、反霸、减租、生产等各种运动中表现出色，她们不但积极参加，而且还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与劳动模范，这证明妇女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1950年，按照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要求， 开始进行土改。面对这一伟大运动，如何发动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土改， 是当时党面临的中心任务。1950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分析党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革的一个原因，是从政治上考虑“做好土地改革，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而妇女发动的好坏，乃是群众发动好坏的标志”［3］。因为“今年冬季约有一万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 要彻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土地改革队伍， 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在这个队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农民群众，而占人口一半的妇女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伟大的力量。如果把妇女的力量发动与组织起来，就增加了土地改革的力量，否则，妇女不但不起作用，还影响男农民的发动与组织，这样，土地改革队伍的力量就分散和削弱了。”［3］另外一个原因是从经济上考虑，“在土地改革后， 妇女将发挥更大的力量，参加农业生产运动，这对国家的农业生产建设是有极大意义的。”［3］因为“土地改革运动是农民群众的翻身运动，几千年来受尽残酷压迫与剥削的农民要在土地改革中彻底翻身，获得经济、政治的权利，以求得自己的解放；必须男女农民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如果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没有把妇女发动起来， 她们就不能真正获得应得的权利，甚至给她们权利也不敢或不会应用”［3］。

中国共产党对妇女是否参加土改非常重视，一是强调妇女参与土改的必要性、重要性，对农村妇女工作不应有所忽视。1950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布指示：“中南地区在今冬将有五千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参加斗争，以增加反封建的斗争力量， 更好地完成土地改革。须知，离开了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群众的参加，反封建斗争实难以取得坚固的胜利；而妇女本身受压迫的解除，也必须结合反封建的斗争胜利才有可能。为此，各地党委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必须特别地对农村妇女工作加以系统的注意，而不应有所忽视。”［4］二是强调必须认真贯彻男女劳动群众一齐发动的方针。“不应只发动男农民不发动女农民，或机械的划分阶段，先发动男农民再去带动女农民。在检查土改中群众工作时，要同时检查妇女发动的程度， 并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偏差［4］。三是注意到妇女在土改中的权利，并加强对妇女土改工作的指导。16日，江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在《江西日报》发出指示，指出：“要广泛宣传与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运动与土改斗争， 要在完成土改的基础上逐渐争取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与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在土改中要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要注意扩大与健全妇女基层组织——乡妇女代表会：我们要求土改到那里，妇女发动到那里，农会建立到那里；要切实保护妇女的权利，适当解决妇女特殊要求，在土地改革中要保障妇女与男人同样分得一份土地与生产资料； 要在生产与斗争中，发展妇联会组织，培养妇女干部，发现积极分子，有重点的建立乡妇女代表会，以准备明年土改打下良好基础。”［5］这两个指示对发动妇女干部与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加土改，在土改斗争中发展妇联组织，建立与健全各级妇代会，培养女干部， 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等问题，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在土改中如何深入发动乡村妇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在落实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土地改革的意见和要求后，中南区对本区的土地改革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具体安排。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党发动妇女参加土改的主要过程如下：

（一）充分的思想动员和土改宣传教育

1951年，中南区6800万农业人口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未实行分配土地的地区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土改刚开始时，由于干部少，时间短，工作不够深入，因而土改后地主反攻倒算，破坏生产。农民未能广泛动员起来，特别是区乡干部对妇女工作普遍未加重视，妇女没有得到充分发动。广东省兴宁县、宁新乡总结土改妇女工作报告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和经验教训：一是认为领导对发动妇女参加土改工作的计划不够，缺乏结合一点推动全面的工作方法，往往是东一村跑跑，西一村走走，抓不住重心。同时事前也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计划，如工作将要结束了，才决定要召开乡农代会，因此手忙脚乱，使会议不能很好地进行。二是认为在领导上还没有把全体干部都动员起来，重视妇女工作，尤其是动员女干部来做妇女工作的意识还不够。有个别女干部认为妇女工作麻烦、琐碎，不大愿意接近妇女与组织妇女，同时也有个别男干部思想上已认识到发动妇女的重要性，但实际搞起工作来还是有“妇女工作妇人家去干”的不正确观念［9］。与此同时，妇女也存在几种落后思想，如：阶级意识比较模糊，对自己过去所受痛苦，部分妇女同志认为是自己没有本事；有自卑心，看不起妇女的力量；对政策摸不着底，怕提高自己的阶级成分，尤其是丈夫当过保长，又是中农的；依靠人民政府做好工作的依赖思想，这多半表现在贫雇农妇女中［10］。

针对以上情况，党采取的措施首先是教育工作干部，重视发动妇女的工作，明确认识如果占农民一半人口的妇女发动不起来，就不能使土地改革胜利进行，甚至会有不法地主利用这一弱点，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并且要打破某些干部“嫌妇女落后”“嫌麻烦”或不愿做妇女工作等错误的思想观念。如河南淮阳刘楼乡，由于土改中乡的领导干部一直就重视发动妇女的工作，形成男女农民组成的强大反封建的力量，使土改得以更加迅速深入地展开。土改结束后，26%的妇女已经发动起来，有56个妇女当了乡村干部，一百多个妇女当了农民代表，9个妇女参加了青年团，一个妇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阶级觉悟普遍提高了，为巩固土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

同时，党对乡村妇女进行阶级教育和深入的土改宣传教育。1950年， 江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为动员全体妇女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发出指示要求，要让每个妇女认识在反动统治下，妇女所受的痛苦根源是旧的社会制度下地主阶级的压迫，对妇女进行阶级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在中共江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要更进一步向妇女群众作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妇女都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与人民政府领导下彻底完成土改，从经济上消灭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能改变旧的道德观念和旧的风俗习惯，同时也只有妇女与男人同样取得一份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并积极参加生产而且在经济上有了地位，才能真正达到男女平等，所以土地改革与妇女解放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5］。

各地经验证明，发动妇女首先应打破其家庭的束缚和障碍， 因此就需要在发动男农民时，提出“一人翻身，全家翻身”的口号，首先打通他们的思想。并结合召开老年农民会（如妇女的公公婆婆等），教育他（她）们认识全家翻身的道理，以便通过他们， 推动全家妇女参加反封建斗争［11］。有的地区发动老年的公公、婆婆，并收到很大效果。如湖南醴陵县大障、石门、橙头等乡开了个公公、婆婆会，进行阶级教育，打通他（她）们的思想。此后，这些公公婆婆不但不阻拦反而更加鼓励自己的媳妇和女儿参加土改，如石门乡妇女彭爱莲的公公，先前不许儿媳妇出去开会，但等他思想打通后， 每逢开会都督促彭爱莲说：“快去，别叫大家等着。” 橙头乡三村村农协主席李合人的母亲在开婆婆会时思想搞通了以后说：“唉！共产党原来处处都替我们打算，我再不阻拦儿子的工作了，下次我也叫儿媳妇来开开脑筋。”［8］

（二）通过诉苦教育提高妇女阶级觉悟

诉苦是在抗日战争和土改时期中共发动群众参加革命的一种手段，“中共正是通过诉苦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并迅速提升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可以使农民感受到一个作为大救星的国家形象，同时，也使农民认识并痛恨一个旧制度旧国家的消极形象。”［6］“这是一个诉苦→阶级意识→翻身→国家认同的逻辑过程。广大农民是通过成为贫下中农这一阶级的成员而成为新国家的人民或群众的。”［6］土改时期，诉苦仍然是中共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广大农村妇女过着非人的生活，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及恶霸、地主的压榨凌辱，正如1950年江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总结的那样：在过去几千年来在残酷的封建压迫与束缚之下，尤其在国民党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下，妇女所受的痛苦比男人更深，经济上不能独立，政治上没有地位，尤其是劳动妇女，除在政治上经济上与男人同样受地主压迫与剥削外，还常常在身体和人格上，受地主蹂躏和侮辱，过去旧社会把妇女不当人看， 任意杀害抛弃、 虐待、歧视， 在父母包办买卖婚姻和封建的旧礼教统治下，不知有多少妇女或因此丧命，或过着痛苦的奴隶生活［5］。觉醒后的妇女在诉苦会上的控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江西瑞金九堡区斗争恶霸地主佐臣时，一个老太太指着恶霸说：“土地革命时，我丈夫参加工作后，你把他杀死了，被你杀了四十八刀，肠子都挖了出来，第二年你又把我便宜的东西都搬走了，把我拉去坐牢，用竹鞭、马刀把我打得好苦！”［7］

妇女们在斗争中不但能打破情面进行诉苦，而且认清了地主阶级的种种阴谋诡计，拒绝地主阶级任何的收买，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阶级立场。如湖南攸县背乡地主彭区芬老婆到贫农妇女谭清秀家里威逼利诱，恐吓谭说：“哎呀，你造孽，这样的破烂被子怎么盖？我有床好被子在我家楼上，还有二桶谷，你叫你男人去拿回来，莫给别人晓得。莫斗我，我的崽（指孩子）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回来后也感你们的情。”谭清秀说：“你是猫哭老鼠假慈悲，过去你见了我说汗臭，今天你这样搞是玩花样。”第二天斗争大会上，谭清秀便揭露这地主婆的阴谋［7］。湖北省江陵县天河乡八村妇女代表余传化装为乞丐和走亲戚的模样，监督一个要立功赎罪的伪保长，还两次下江南捉回了全乡霸首王浮武［7］。

农民群众尤其是妇女经发动后，在农民群众大会上，向地主阶级显出一种壮烈的示威，纷纷争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账。湖南益阳二区紫罗樵乡在斗争恶霸判处徒刑时，群众有担心变天的思想，不敢说杀（该恶霸的罪恶实应该杀），妇女龚秀英说：“恶霸不杀，我们莫想翻身！”全区男女群情激动，纷纷签名，要求杀恶霸。醴陵县（今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水口乡斗争地主时，妇女群众凭说理斗争，算剥削账，索还了过去地主非法剥削的押金共计光洋600元，金戒指25个［7］。

党还发动男女农民同时诉苦， 结合时事进行教育。各地发动妇女的事实证明：妇女在未经发动前，普遍存在着“命运”“怕变天”“依赖男农民”“怕羞”等思想顾虑，因此必须通过诉苦和时事教育，打通她们的思想。 如江西上犹县三区农民廖庆香的妻子，原先只是怪自己的“八字”不好，看见地主不劳动而吃好穿好，丈夫一年忙到头却没吃没穿，反而觉得地主有“福气”，怨丈夫不会赚钱，自己命苦，每逢家里断炊，就打孩子出气。但她自参加诉苦后，才明白了自己是被地主剥削穷的。后来她打破旧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瑞金、崇义等县妇女经过诉苦和时事教育后， 斗志更加高昂，两县妇女代表，均分别举行过游行示威，一致表示坚决以胜利完成土地改革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诉苦开始，发言的妇女有时容易谈些家庭内部的小事。 如自己的丈夫打骂自己等，但在经过引导启发后，就会找原因，多是因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而使生活困难所致， 由于家庭和睦了，觉悟也提高了。如湖南长沙莲湖乡一个诉苦会上，经过这样引导启发诉苦后，觉悟了的妇女便说：“当丈夫的过去因受地主的剥削， 养不活屋里人，只好在屋里吵，今后把地主打倒了，翻了身，就没有这些事了。”［8］对于“依赖男农民的思想”，除了进行阶级教育外，还要启发妇女讨论“土改依靠谁？”认识妇女在土改中与男农民同样分得一份土地财产， 要与男农民一齐起来共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湖南湘潭二区棠华乡妇女萧付兰在经过以上教育后， 便与她丈夫互相勉励参加土改斗争， 并向她丈夫说：“你知道分田， 我也知道分田，今日我们妇女也要和你们一样起来干。”［8］

在经过诉苦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后，妇女在土改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男农民。 划阶级时，妇女们都参加了。如广东有些地区由于平时田里的劳动多是妇女参加， 她们熟悉土地的占有情况，划阶级也主要靠妇女来操作［7］。在没收征收中，妇女们表现得更细致负责。如江西寻乌单车区汇洋村农会委员梅贱妹，在斗争会上宣布地主郭文彪的东西隐藏的地方，会后就亲自带领妇女们去搬出来，第二天找出地主郭春明媳妇偷藏的五箱东西，连藏在外乡的东西都找出来了。在看管与分配斗争果实方面，妇女在反对不法地主的分散和隐瞒中所起作用更大。在分配中，妇女们认识到只有靠大家团结才能把东西分好，因此很认真地讨论分配问题。湖北武昌唐涂乡讨论分配时，胡美玲等三个妇女说：“分了田，分了耕牛农具，穷人能说话就叫翻身，人家都说妇女小气，这回分东西，我们妇女非要争口气不行。不争吵，召开乡妇女代表大会，天下穷人是一家，先让贫雇农分，谁穷坑深就给谁多分点。”［7］江陵县天河乡在分家具时，全部交给妇女们讨论分配，结果分配得很好。许多地方，由于分配过程中妇女们非常团结，分配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妇女们经过了实际的斗争后，提高了阶级觉悟，也积极投入了武装斗争。江西南昌县五沙村妇女为防止地主偷运走东西，80多个妇女自动参加放哨，在细雨凉风里，手执长矛，日夜轮班站岗，警卫全村。全乡曲阳全区民兵大会上，也有208名青年妇女持鸟枪、梭镖，在胸前戴着一张红徽章，雄赳赳、气昂昂地参加开会。广东兴梅等地区，女民兵占全体民兵的70%以上，仅兴宁县宁新乡报名参加民兵的妇女即有204人。 湖南临湘县（今岳阳市临湘市）四区唐村乡，34名妇女参加民兵。 其他地区亦有不少的妇女都参加了民兵，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7］。

（三）开好乡妇女代表大会以深入发动妇女

湖北省阳新县复查队进村后，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发现在整个土改运动中，只有少数的妇女开过一两次会。进村后，在大力宣传土改复查的基本目的与要求下，虽然做了一些宣传，但有计划有步骤的宣传（如在乡干部集训会上有意识地注意物色先进妇女）都是不够的。县妇联黄桂香去后， 才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深入发动妇女的工作，在查、打倒、深入发动阶段，进行了深入发动妇女的工作［9］。

在农代会后，黄桂香紧接着召开了全乡的妇女代表会，到会94人。重点是通过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进一步进行“五权”“四反”教育，树立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信心。 会议由黄桂香主持，同时也请了乡干部参加。如乡长孔亿柏到会与妇女代表谈话，表示会后一定撑腰做主，并作了自我检讨。他说：“我在土改中，没给妇女开过一次会，有些妇女受压迫、受限制，我也没有很好处理，这是我的不负责任，今后坚决改正。”给大家很大安慰与鼓舞。然后转入小组讨论。经验证明，小组讨论较深入，一般妇女单独讨论时，大胆、顾虑少，敢发言，在回忆过去的痛苦、对比今天的生活后， 进一步认识了地主阶级给予她的苦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贯彻三查： 查妇女是否当了家，查翻身是否彻底，查妇女是否一条心了，树立当家作主的思想。由小组讨论结合典型发言，从小组讨论中发现典型， 又从典型报告上推动代表。代表成桂香说：“会都没有开过，还当家呢！”代表骆秋菊说：“我母亲背着我送面给地主吃。” 在相互推动下，大家提高了觉悟，树立了敌情观念，增强了发动妇女的信心。妇女代表骆秋红，因初次参加这样的会，受了大家的启发，在典型推动下，她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我是个年轻人，不出来开会，人家说我落后。我每次开会回去都被我丈夫和婆婆骂，还不给我饭吃，说：‘你去野吧！’”她说，“我这次了解了，翻身还是靠自己。”检查“五权”时，妇女进一步进行了算细账，通过骨干、先进，讲明“五权”的基本精神，带头检查。代表骆孔细说：“婚姻自由权差不多得到了，但人权、地权、财产权、参加社会活动权，还没得到。”大家在会上热烈讨论了回去怎样发动妇女， 进行反虐待、反限制［9］。

三、中南乡村妇女参加土改的成效

自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出关于土改中加强妇女工作的指示后，中南区大批农村妇女相继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中去。许多地区妇女参加土改斗争，人数达到妇女人口的80%以上。据江西省55个县不完全的统计，参加诉苦划阶级、征收、没收的妇女群众共达2179400多人。 如上饶从1951年冬到1952年春分区铺开土改地区共计8个县2325个乡，1个镇，复查共9个县202个乡。据5县186个乡的统计， 参加土改运动的有男93950人，女78808人，妇女占45%强。4个县76个乡复查地区的统计，参加运动的男人31635人，女23041人，女占50%弱［10］。

河南商丘专区参加斗争的妇女有559000多人。在中南区有很多地区的妇女经常参加主要劳动， 她们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特别在两广，妇女在土改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妇女参加就无法划阶级进行土改。在土改运动中，妇女组织得到长足发展，全区加入组织的妇女达20005762人， 较1951年的8691353人扩大了两倍以上；农协会员3100余万人，其中女农协会员1410.7万人，接近半数。妇女们参加了各方面的工作。 据河南省44个县及湖北全省不完全统计，有：女乡长805人，女性乡农协主席877人。湖北省女农协委员9064人，江西女民兵5万多人，广西兴梅女民兵占全体民兵的70%以上， 河南许昌专区的女乡长绝大多数是模范工作者。这些事实证明了妇女什么也能做，并且能够做得很好［10］。

由于阶级觉悟的提高，中南区多数农村妇女踊跃地投身到社会改革运动里。生产方面：在开荒、栽禾、耘田、犁耙田地、抗旱、灭虫、割草上，妇女们更是表现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过去很多不会作田的妇女，现在学会了。如安义二区青湖就增加了1004个会作田的女性。 妇女开荒的也多了，南昌10个县的统计， 妇女们开了2600亩以上。上饶全分区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 东乡一县即有15696人， 参加开荒的人数3569人， 共开出荒地96888亩。 其中涌现出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和劳动英雄。 如横峰县葛源区牌楼村劳动妇女冯有兰，会犁田耙田，自己种了九亩五分田，还开荒四亩多，并帮助别人打短工12个。又如玉山的陈菊花，才18岁，干起活来和男人一样。这些劳动模范，都负担着极重的家庭劳动，没有她们的劳动，全家生活将受到很大影响［12］。

在副业生产方面：上饶全专区主要生产是编草鞋、种麻、采茶等，如广丰县发动每人种“三棵南瓜”运动，仅法雨区妇女共种南瓜61290棵。据该区一个乡的统计，共孵小鸡95窝，赚得4431000元。往年法雨区参加生产的妇女只有7人，今年增加到130人［12］。

随着生产运动的开展，涌现了大批的劳动模范。各县都召开了劳模大会，每个会上都有妇女模范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奖励。 清江的291个劳模中，有103个是妇女。

妇女们不仅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同时在各种社会改革工作中， 也贡献了她们应有的力量。南昌全区10个县成立了妇联筹委会，1754个村成立了村妇女会，发展妇女会员118271人，并在各种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401名青年团员， 培养与提拔了不少的农村妇女干部。 如清江县反霸时，9000多名妇女到会，880个妇女上台诉苦。进贤三阳和新建一区的妇女，更是在清匪中起出大枪3支、手榴弹4个，捉住土匪4名。在征粮中，不少农村妇女参加送粮，有1000多名妇女督催各户交粮；为送粮的戴红花、修道路、借车子。

在剿匪中，上饶余江区锦江镇力新街妇女主任陈菊兰、汤桂莲等帮助整风、了解匪情，并说服、动员匪属。结果，在伪参议长家，起获左轮手枪一支。在减租中，东乡区马圩区铁山乡七村妇女饶兰香， 带头减回租谷31500斤。 通过这些工作，她们提高了政治觉悟，迫切地要求学习文化，对新婚姻法的学习和宣传，非常认真。大家反映说：“这是千百年来妇女翻身的一件大事，非得好好学习不可。”全分区7个县的统计，已成立识字班159个。参加学习的妇女2791人。她们学习情绪都高，已有少数妇女经过学习，会抄歌子了，多数妇女不但能认识自己的名字， 还可以写出来［12］。安义一区中洲城上识字班的王莲秀，现在已经学会了400多生字［13］。

四、中南乡村妇女土改工作取得的经验

1950年6月开始， 江西全省有30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土改工作，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妇联干部亲自参加， 在土改中注意了发动妇女的工作，发挥了妇女群众的力量，各地在发动妇女参加土改工作中，有如下几点经验：

（一）在土改中一定要贯彻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

在发动妇女中，党贯彻男女农民一起发动的方针，具体做法上，各地成功的经验是在开始发动贫雇农的时候， 注意打通男贫雇农民的思想，提出“全家发动”的口号，通过他们分别发动他们的母亲、妻女、姊妹。如湖南湘乡二区中沙乡七村农民邓楚陶， 耐心地启发自己的妻子诉苦找穷根，讲解只有实行土改才能翻身的道理，这样便说服自己的妻子，从此以后，他妻子不但不再反对丈夫出去搞斗争，她自己更主动地去发动了13个妇女。又如浏阳县贫农刘贤智的母亲，开始骂他儿子参加民兵“学懒”，另一贫农李有贵就抓紧历述她过去因受地主阶级的压迫而讨饭吃的痛苦，来启发了她，从此她不但勉励自己的儿子更好的担起民兵的责任，并报出以前地主隐蔽在她家的东西。另一种做法是工作干部在开始深入发动贫雇农的时候，就注意同时发动妇女，如湖北河阳小河乡工作人员顾德兴在发动贫苦农民王雨清诉苦时，有些事情王雨清记不起来了，顾德兴就启发他妻子来补充。 该乡运用这种方式，成功发动了好几家贫雇农［8］。

（二）划阶级的斗争中必须结合诉苦启发和提高阶级觉悟

党在划阶级中发动妇女诉苦，与地主阶级算账，提出“苦水倒不尽，阶级划不清”。妇女的阶级觉悟要在这过程中抓紧启发使她提高，例如万年县有个贫农妇女程水秀，原先认为：“人家的田愿意给便好，不愿便算了。”后来根据她亲身所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事实对她进行了启发，她很有感触地说：“因借地主廿元银洋，五年后把一幢房子拿走了，丈夫儿子当了七八年长工，结果还把八亩田贱价卖了，我的苦即成了地主的富。”［15］经过这样的诉苦后， 妇女群众认清了应该打倒，应该消灭地主阶级这个道理。

（三）在土改中要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

为了在土改运动中充分发挥妇女的力量，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注意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与支持， 将发动妇女参加土改视为自己的任务。要求在土改中纠正不愿发动妇女的错误思想，要对妇女的力量和作用具有足够认识，必须在土改的每一阶段中，都要发动妇女参加，从头至尾把发动妇女，贯穿到土改的每一个环节中去，多加一把力、耐心地启发教育，即多帮助妇女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 使他们自觉地积极参加斗争。也只有男女农民真正觉悟与团结起来，同地主进行斗争，才能挖掉封建统治的根。

五、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随之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在中南地区进行了包括妇女在内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种实践斗争，是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力推进工业化发展的经济诉求，也唤醒了妇女对自身被压迫的阶级意识，加深了妇女对解放与翻身的理解。在党的正确领导和积极动员下，中南区乡村妇女从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家庭的“三台”（磨台、 锅台、炕台）中解放出来，走出家门，参与集体劳动，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土地改革的洪流中。妇女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失语的群体，能如此鲜活地活跃在乡村政治舞台上， 与党的正确引导密切相关。党注意从充分的思想动员、土改宣传教育、诉苦教育、开好乡妇女代表大会等方面对妇女参加土改运动， 进行了周密部署和明确详尽的安排。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及其领导的土地改革，为乡村妇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社会地位的良机，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妇女身份和属性的改变，从“家庭妇女”到“妇女半边天”，并诞生了在乡村基层工作的妇联主任、女农协委员，女乡政府委员等新型妇女干部。 在社会主义话语背景之下，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妇女由传统的只属于家庭，到后来属于集体、属于国家，日益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成为土改运动中不可功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