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蒴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曾国藩《十八家诗钞》规模宏大，选录阮、李、杜、韩、苏、黄等十八位魏晋至金朝名家的六千五百九十九首诗。 所选之诗按体裁排序，包括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绝；体裁之下，又按诗人时代先后排序。 该诗钞格调高远，体例严密，受到时人和后世学人的广泛推崇。 各出版社亦争相注解、出版《十八家诗钞》。 关于编选该诗钞的目的，学界众说纷纭。 一些学人认为曾氏编选该诗钞的目的之一是“指导诸弟、子侄诗歌学习及创作”[1，2］，并从曾氏家书中检索出了一些似乎能够证明该观点的语句，如同治元年正月家书《谕纪泽》云：“余所选十八家诗，凡十厚册，在家中，此次可交来丁带至营中”[3］2-3。 但是曾氏并没有直接说明其编选该诗钞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教授其子。 那么“授诗说”是否准确，又从何而起？ 该诗钞对曾氏的授诗活动起了怎样的作用？ 其他学人希望利用《十八家诗钞》学习作诗，有怎样的效果？ 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十八家诗钞》“授诗说”探源

曾国藩于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后、咸丰二年（1852）正月初二日以前，在京完成《十八家诗钞》初稿（1）。 根据曾氏开始研习黄庭坚诗的时间推算，其着手编选《诗钞》的时间不会早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4］（2）。 又因曾氏于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尚在思考黄庭坚七古是否入选[5］267，可知此时本书结构仍不完善，所以初稿的大部分内容可能是完稿前数月所编。也就是说，曾氏编纂《诗钞》初稿的时间当在道光二十三年以后至咸丰元年腊月。从曾氏家书中我们得以窥见，恰恰是在这八年左右， 他以书信的形式指导了家乡诸弟的诗文创作。 试看：

1.……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6］32

2.……（诸子百家）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 亦专字诀也。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6］49

3.学诗从《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此事人人意见各殊，嗜好不同。……尔要学诗，先须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先须学一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凌笛舟最善为律诗，若在省，尔可就之求教。 ——《致温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6］58-59

4.但一部未完， 不可换他部， 此万万不易之道。 阿兄数千里外教尔，仅此一语耳。 ——《致温弟沅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6］71

5.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6］82

6.四弟之诗又有长进，第命意不甚高超，声调不甚响亮……腔调则以多读诗为主， 熟则响矣。——《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6］91

7.送王五诗第二首，弟不能解，数千里致书来问。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6］93

8.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至要至要。 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我之门径如此，诸弟或从我行，或别寻门径，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可耳。——《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6］96

9.植弟诗才颇好， 但须看古人专集一家乃有把握，万不可徒看选本。 植弟则一无所看，故无把握也。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6］159

以上， 我们将曾国藩指导诸弟作诗的家书进行了穷尽式的罗列。 由此， 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其一，从情理上看，彼时曾氏强调学诗之“专”，在给诸弟的家书中反复提及“读专集而不可读总集”，至少每种体裁要专学一家。 《诗钞》属于“选集”而非“专集”，与曾氏对诸弟的建议相悖。 且曾氏对诸弟表明了自己的学诗门径：“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门径与《诗钞》一致，却并不要求诸弟完全照搬，诸弟仅需“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说明曾氏起初编纂《诗钞》更多考虑的不是“指导诸弟”，而是标榜自己的诗学门径。 其二，从时间上看，曾氏指导诸弟作诗的家书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十八日，迄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初十日，比《诗钞》的编成时间稍早，这说明曾氏在指导诸弟作诗期间没有机会用到《诗钞》。从道光二十九年以后，曾国藩致诸弟的家书中便基本不再谈及作诗。 所以从曾氏《诗钞》编纂的初始动机来看，似乎不是为了向诸弟“授诗”。 否则，《诗钞》初稿编成后，曾氏应该将其从京师寄回湘乡， 并对诸弟作诗有更多、更细致的指导，而不是戛然而止。

那么，曾国藩编选这部《诗钞》的初始目的是否可能为了教授其子？以曾纪泽为例（3），若将曾氏开始编选《诗钞》估算为道光二十三年，曾纪泽只有五岁左右；咸丰元年腊月初稿完稿时，曾纪泽也不过十三岁。 《诗钞》初稿编选期间曾纪泽年幼且基本未学作诗， 仅于十一岁时偶然作一首四言诗《舜征有苗篇》[6］159，所以曾氏编选《诗钞》时应该没有考虑教授其子作诗。咸丰二年以后，《诗钞》初稿已经编成， 但曾氏依然没有向曾纪泽传授作诗之法，对他的学业指导基本以背诵《诗经》《书经》《左传》、讲授《资治通鉴》为主（4）。 咸丰八年，曾氏在书信中向曾纪泽推荐《诗钞》，并附加说明：“余所未抄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陈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鲍明远、高达夫、王摩诘、陆放翁之七古，声调亦清越异常。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6］372亦没有要求他完全遵循《诗钞》的门径，故曾氏编选《诗钞》的初始目的不是教授其子。

咸丰十年（1860）年底，曾国藩方开始对《诗钞》初稿进行改进，其改进《诗钞》的目的仍不是教授其子。纪泽与其父见少离多，他于咸丰十年六月二十日到达其父的军营[7］62，九月初一日离开其父，去往安庆[7］81。纪泽离开三个月后，曾国藩着手改进《诗钞》。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二日日记云：“拟以苏诗七绝倩人抄出，盖余往年在京所抄诗，未抄绝句也”[7］105；又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初一日日记云：“余在京时，曾将放翁七律选抄一编，七绝则选而未抄。 今因抄七绝，又将七律再选一编，恐与在京时所选多不符矣。”[7］120前文提及曾氏于同治元年（1862）正月十四日《谕纪泽》中命纪泽将《诗钞》“交来丁带至营中”，正是为了自己在军营继续完善《诗钞》之便。因纪泽在家而不去曾氏军营，故“将《诗钞》交给来丁，让来丁带到身在军营的曾国藩手中”。 所以这条记载并不能证明曾氏编选《诗钞》是为了教授纪泽。且曾氏仅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诗钞》的修改过程有所记录，在现存的家书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曾氏告知纪泽《诗钞》的改进情况。综上，我们可以猜测，曾氏编选和改进《诗钞》的动机均不是“授诗”。

那么“授诗说”由何而来？ 笔者以为，原因有二。其一，曾国藩在编选《诗钞》时虽然无心利用其进行授诗，但《诗钞》初稿编成后曾氏的确向曾纪泽推荐此书，且纪泽学习效果显著，受《诗钞》影响尤为深远（详见后文论述）。 故从客观结果来说，《诗钞》确实起了“授诗”的作用。 其二，后人编写《诗钞》的宣传语对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诗钞》得以出版后就迅速传播开来，广为世人阅读学习。各大书店争相邀请博学之士注解、复选。 一时间，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如刘铁冷、陈存悔、刘堪、胡怀琛合注，崇新书局出版《详注十八家诗钞》[8］；叶昀标点，大达图书供应社刊行《足本大字曾文正公十八家诗钞》[9］；国学整理社版《十八家诗钞》[10］；商务印书馆甚至出版了吴遁生选注 《十八家诗钞》（选其425 首）作为中学“学生国学丛书”之一[11］。每个版本的《诗钞》出版后，书局便会利用报刊和出版序言大力宣传，宣传语中不乏以“曾氏编《诗钞》是为了授诗”的含混表达作为该书卖点：

“（《详注十八家诗钞》） 这书是曾文正教人学诗的门径……真是学诗的第一号读本”[12］；

“其所选《十八家诗钞》……分体编排，为学者指示正法”[13］。

或许是商人看到了曾国藩其人和其《诗钞》的深远影响和巨大商机， 他们在未对曾氏编选《诗钞》的真正目的进行深入考察的情况下，就有意无意地将本书局出版《诗钞》的广告语中羼入“曾文正教人学诗”、“为学者指示正法”的含混叙述，“授诗”逐渐由《诗钞》的客观作用讹变为曾氏编选《诗钞》的初始动机。 由此，“授诗说”广泛流传开来。

不过必须要承认的是，《诗钞》 确实得到了学人们的推崇。 除曾纪泽直接受益外，又如：

自来选本，以王渔洋《古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姚惜抱《今诗选》，曾文正《十八家诗钞》四者为最，皆不可不看。 而文正诗钞，鄙意尤所服膺。——张裕钊[14］3

窃谓此书固专门研究之资，然初学欲知门径，亦不可不流览。 ——吴汝纶[15］

张、吴的身份为“曾门弟子”，他们推崇《诗钞》无疑会使人更加信服“曾氏编纂《诗钞》以授诗”的说法。

二、《十八家诗钞》与曾国藩的授诗方法

曾氏初编《诗钞》时虽无心利用该书进行授诗活动，但《诗钞》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其授诗方法有所发展和转变。

其一，《诗钞》的编纂促使曾国藩在授诗活动中更加重视诗的声律和诵读。 曾氏在日记中曾经写道：“（与汤海秋）论诗相合，言七律须讲究藻采、声调，不可专言上乘证果，反昧初阶，切中余病。 ”[5］157乃知此时曾氏认为诗歌“藻采”和“声调”是“初阶”，而非“上乘证果”。 所以在教授诸弟的过程中，曾氏对诗的声律不甚重视，偶有一次提及声律问题（见前文所列曾国藩致诸弟家书第6则），但未加详述。而编纂《诗钞》的过程中，曾氏格外强调声律的地位：“余所选钞五古九家， 七古六家，声调皆极铿锵，耐人百读不厌”[6］372。 可见此时“声律”成为曾氏心目中作诗的重要原则。 在此以后，曾氏授诗的思路也转变为以“声”为主。所以在教授纪泽时，曾氏非常重视声律。咸丰八年教导纪泽：“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6］372。

欲体会诗之声律，无疑需要通过诵读来实现。为此，曾氏总结出了一套诵诗的方法。将此法教授于纪泽，以期纪泽能够将其运用到创作实践之中：

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 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6］372。

曾氏总结的诵诗法分两步，第一步须“高声朗诵”，这样就能“得其雄伟之概”，领会诗的气势；朗诵之后便须“密咏恬吟”，这样就能“探其深远之韵”[6］362，思考诗的深意。 以此方法诵读方能感知诗的声韵和内涵，并将其内化于心，形成一套对声律的审美习惯，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创作规范，以此指导、评价自己的诗歌创作。 也就是说，“诵读”要贯穿诗歌“学习——创作——评价”的全过程中。在曾氏看来，诗不仅要诵读，更要选择诗人的代表作反复诵读：

泽儿于陶诗之识度不能领会，试取《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归田园居》五首、《咏贫士》七首等篇反复读之，若能窥其胸襟之广大，寄托之遥深，则知此公于圣贤豪杰皆已升堂入室[3］371。

曾氏认为，通过反复诵读名家名作，学诗者便可领悟诗人的胸襟和寄托。

其二，对诵读和音律的强调，又促使曾氏的对学诗门径的态度更为宽容。在教授诸弟时，曾国藩认为诸弟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喜好而自由选择模范对象，但须“专读一家”，不可“东翻西阅”。 曾氏对自己的要求亦复如是。 如其日记云：“无事则心头口头不离杜诗， 虽细加咀嚼， 而究有为人的意思”[5］158；“（杜诗韩文）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甚识当世要务”[5］156。 可知杜诗备受曾氏推崇， 所以曾氏本人学五、 七律也专门师杜，而不“东翻西阅”：

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 于五律则喜读杜集， 七律亦最喜读杜诗，而苦不能步趋，故兼读元遗山集。[6］58

曾氏因学杜不成， 乃兼读元遗山以补其不足（元氏大力鼓吹杜诗，著有《杜诗学》，已佚），更可说明其学杜之用心。所以此时曾氏的授诗、学诗活动，均以“家”为主，同时也要求诸弟“专学一家”。

而在教授曾纪泽时，曾氏摒弃了“专读一家”的思想，认为凡学诗，不仅要以与学诗者诗风相近的诗人作为师法对象，还要学习举世公认的名家。曾氏优先向纪泽推荐了与之性质相近的“曹、阮、陶、谢、鲍、谢六家”[3］3，同时曾氏还认为仅学这六家是远远不够的。 学诗取法须宽， 要想开拓诗境，更需学习“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3］3等具有典范意义的大诗人， 与教授诸弟时“专读一家”的观念完全不同。 这种转变的原因之一无疑是对声律重视程度大幅提升。 所以曾氏不但鼓励纪泽诵读《诗钞》已收之诗，而且认为即便是《诗钞》未收之诗，只要其声调佳绝，尽可以诵读：

余所未抄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陈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鲍明远、高达夫、王摩诘、陆放翁之七古，声调亦清越异常。 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6］372。

由此可知，在《诗钞》编纂过程中，曾氏深化了对诗歌声律的认识。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其完成了从以“家”为纲到以“声律”为重的转变，故而对于纪泽选择师法对象的态度更为多元开放。

三、 曾门子弟对 《十八家诗钞》 的学习情况——以曾纪泽为代表

从曾国藩的书信往来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曾纪泽的指点相对更多，曾纪泽受《诗钞》的影响是最深、最直接的。《诗钞》出现在曾氏给纪泽开出的“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书单之列[6］383，说明曾氏鼓励纪泽以《诗钞》积累学识。 虽然曾氏编纂《诗钞》并不为了授诗，但在实际行动中，曾氏确实认为纪泽应该从《诗钞》汲取养分。 且曾纪泽诗集《归朴斋诗钞（戊集）》（以下简称《归朴斋》）的上卷附有曾国藩批语。 细玩这些诗作和批语可知，《诗钞》是曾纪泽学诗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范本，纪泽对《诗钞》之轨范可谓亦步亦趋。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声律方面。 前文已述，曾国藩教授曾纪泽时重视诗歌声律，主张通过“高声朗诵”“密咏恬吟”来领会所选诸家声律之妙，以达到“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6］372的效果，自己便能创作出声律悠扬的诗句。 纪泽的一些诗作显然达到了这个效果，并且得到了乃父的称赞。 如《东坡生日二首》，曾氏批云“句调浑成，音节谐适”[16］。 “句调浑成”与《诗钞》对诗歌声律的审美相符。 曾氏向纪泽推荐过《诗钞》，故纪泽“朗诵恬吟”的范本中自然包括《诗钞》。曾氏对纪泽诗中声韵美的肯定，正说明“朗诵恬吟”《诗钞》对其诗歌声韵的安排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 文气方面。 曾国藩强调作诗作文之“气”，“大抵作字及作诗古文， 胸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7］205；“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 养气工夫……惟其养气， 故无纤薄之响”[5］156。 “气”的“昌”，也须通过朗诵优秀诗作才能达到，这些诗作当然包括《诗钞》所选作品。曾纪泽亦得到了乃父的肯定。如纪泽作《次韵郭伯琛丈由粤东假归述怀留别诗四首》，曾氏批云“四首格老而气昌”[16］。 《新居二首》，曾氏批云“胸襟洒落，一气卷舒”[16］。 《大人寻阅苏沪纪泽未得随侍作双声诗赠曹镜初比部》，曾氏批云“气机流动，不为双声所缚，故可喜”[16］，尤其此诗最见功力，试看：

公孤经国固基扃，鞬笴櫜弓巩故京。

戟阁纶巾观罫劫，锦闺缑剑竞歌赓。

既教江界蠲戈甲，更见郊居急稼耕。

古桂句朻佳菊皎，羹鸡脍鳜举金觥[16］。

此诗境界阔大。起首两句之“孤”、“巩故京”足以见得作者胸中奇气。颔联写细处，但细处丝毫不显纤巧，一“戟”一“剑”浩气全出。 颈联写大处，如眼界在空中。尾联一笔宕开，豪中有雅，忙中有闲。八句对仗极工，句间流转自如，章法疏而不乱。 又每字都为“见”母，作成尚且不易，达到“气机流动”更属难得。 由此观之，曾纪泽诗不仅“气昌”，而且达到了运用自如的地步，足见其对《诗钞》的体会之深。

其三，师法对象方面。 前文已述，曾国藩不仅为曾纪泽推荐与之性质相近的魏晋诗人作为师法对象，还鼓励纪泽多读《诗钞》中所选唐宋元诸家之作。 纪泽也确实模仿了《诗钞》中唐宋诸家的诗风。 《诗钞》中选七律七家：杜甫、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归朴斋》的主要作品为七律，故其于七律模仿《诗钞》诸家最为明显。 如《灰》，曾氏批云“似义山”[16］，《怀人三首》，曾氏批云“二首风格似黄山谷，有票姚飞动之气，故可喜”[16］。 《侍霞仙丈池上夜话》“宵影”一联，曾氏批云“佳句，似放翁”[16］。 《九日偕栗诚登鹤鸣山时余方病湿疮而弟下第》，曾氏批云“意兴色泽俱近东坡”[16］。 可知，曾纪泽切实深入地践行了乃父的指导，不局限于与自己性质接近的魏晋诗风，而是博采众长，对《诗钞》中所选唐宋诸家的诗风都有较深的领悟和刻意地学习。

其四，《诗钞》 对曾纪泽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对《诗钞》所选诗人及其作品的态度上。 曾国藩家书《谕纪泽》中将《诗钞》所选“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诗作为“《六经》外之巨制，文字中之尤物”[3］3，曾纪泽在《次韵黄少崑重阳展重阳二首》小序中，几乎表达了相同的观点：“韩文杜诗其美者，乃与六经同工，何可忽也。东坡山谷放翁，诸公伟才逸趣，亦自不可磨废。 ”[16］纪泽也将韩、杜诸家提高到了与“六经”同等的地位。 由此观之，《诗钞》不仅塑造了纪泽的诗法，也影响了他对前代诗人的评价。

其五，《诗钞》 对诗体裁的选择也深入影响了曾纪泽的创作。据曾纪鸿《归朴斋》序言，纪泽创作的古体诗体裁有四言、五言、七言[16］。 除“四言”对应其常读的《诗经》外，五七言可以对应《诗钞》中的“五古”与“七古”；近体诗中，《归朴斋》有七律、七绝、五律，可对应《诗钞》所选七律、七绝、五律；《诗钞》没有五绝，《归朴斋》同样没有五绝。 即便是诗之体裁，纪泽都对《诗钞》亦步亦趋，足见《诗钞》对其影响之深远。

还需指出的是，根据曾纪鸿《归朴斋》序言，曾纪泽“尝为咏史四言诗数十百首、纪游拟古友朋詶唱为五言古诗三百余首”[16］， 均随身携带，“藏之箧衍，閟不示人”[16］，为《归朴斋》之甲乙丙丁集，后来这些古体诗在去往金陵的途中毁于副舟失火，纪泽“遂不甚作古诗”[16］。 因此我们能看到的“戊集”仅录近体诗。曾纪鸿序言中亦载，纪泽尝谓“古质而今妍，妍则易成，质者难好。 吾为其易者，聊以颐性自娱而已。再毁弃之亦所不惜。”[16］对自己的近体诗作，纪泽不甚在意。 从他对古体、近体诗的态度中我们可知，他不甚重视近体诗，作近体诗所用之功亦远不及古体。 纪泽近体诗受《诗钞》影响尚且很深，遑论古体。 其古体诗曾得到其父高度评价：“尔七古诗，气清而词亦稳，余阅之忻慰”[6］372。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相较于近体诗，《诗钞》对纪泽学习古体诗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从其他曾门子弟的主张中我们亦可以发现对《诗钞》的践行。 如吴汝纶认为中学学堂的诗歌学习应该“以王阮亭氏古诗以及姚氏《今体诗选》为主……五古读曹、阮、陶，七古读李、杜、韩、苏，五律读王孟，七律读杜诗，为中学一大宗。李、杜、苏、黄诸作，乃古今之至文，不得以考试不用而废弃之也”[17］。 吴氏标举的今体诗范本虽然不是《诗钞》，但古体诗全宗《诗钞》。

四、余论

曾纪泽为代表的曾门子弟学习《诗钞》成效显著，但此成效并不能代表彼时社会上的全体学人。《诗钞》出版后，学人或出于对的曾国藩敬慕，或受到书商宣传的影响， 纷纷试图通过该书学习写诗之法。但由于该书门径较高，绝大多数学人在实际学习中， 往往因为基础薄弱、 缺乏指导或其他原因，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徐珂《清稗类钞》将《诗钞》与《唐诗三百首》进行比较，认为《三百首》之所以被奉为圭臬是因为其 “取径不高， 便于俗学”[18］，从侧面说明《诗钞》取径高而不便俗学。 吴汝纶给严复的书信中亦云“但此诸书（笔者按：包括《诗钞》），必高才秀杰之士，乃能治之，若资性平钝，虽无西学，亦未能追其涂辙”[19］。 叶玉麟为《足本大字曾文正公十八家诗钞》 作序云“夫古人精诣，至微眇难知，类非庸偎浅识所得窥测也”[9］1。以上所举均是当时的文化界名流， 不论他们是否学诗、 是否有诗歌创作经验， 至少他们都认为用《诗钞》学习作诗不很容易，遑论一般学人。

总之，曾国藩编选《诗钞》的初心并是不为了“授诗”，而《诗钞》的编纂确实使得曾氏授诗的方法有所改变。曾纪泽为代表的曾门弟子受益于《诗钞》，但绝大多数学人用《诗钞》学习作诗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注释：

（1）曾国藩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记云：“申初圈出韩七古，交抄书人。又读山谷七古，是否入抄，细审之。”可知此时《十八家诗钞》尚未编成；又咸丰二年正月初二日日记云“是日， 思诗既选十八家矣……”， 可知此时《十八家诗钞》已经编成。为方便叙述，除特定出版物和引文外，后文“《十八家诗钞》”均简称“《诗钞》”。

（2）据谢海林先生考证，曾国藩在何绍基的影响下，于道光二十二年年底开始研习黄诗。

（3）曾纪泽年龄相对较长、曾国藩对曾纪泽指导更多，而曾纪鸿较幼且志不在文，故曾纪泽更有代表性。

（4）曾国藩道光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家书《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云：“纪泽儿读书尚熟，《诗经》现读至《生民之什》， 古诗读至左太冲 《咏史》，《纲鉴》 讲至高祖末年。 ”又曾国藩咸丰元年日记多有曾纪泽“听讲《鉴》”、“背《经》”，曾国藩“听儿讲《鉴》”、“听儿背《经》”等语。均没有提及作诗。 乃知曾纪泽此时的主要精力在于学习《资治通鉴》、《诗经》等典籍，而不在学习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