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 展

（荆楚理工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20 世纪80 年代， 应和着改革开放的春雷与回声，我国传记类文学期刊迎来它的机遇与发展。《人物》《传记文学》《名人传记》《中华儿女》《中华英才》等相继创办，发表园地日益扩展，传记文学创作出现了繁花似锦的大好局面。经过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沉淀和发展， 我国传记类文学期刊已达到20 余家。 一方面，这类刊物发表了难以胜数的中短篇传记作品，涌现出《艾青雕像》《王景愚外传》《黄金的品格》《人在漩涡——黄苗子和郁风》《荒野之煤》《开国大将轶事》 等一大批精品力作，在繁荣和推动传记文学事业方面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这类期刊也有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快餐式消费乃至同质化现象。 于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一些刊物因种种原因无奈停刊， 一些刊物照样办得不温不火，一些刊物则转向通俗化、商业化的出版路径。 传记类文学期刊出现的一些问题， 同创新能力不足息息相关。

面对危机与挑战，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传记文学》却迎难而上，为可持续发展再创辉煌。 这份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深受广大受众喜爱的人物传记月刊，与时代同行，为文学标高，以高端、前沿、庄重、大气独树一帜，不断改革创新，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在市场上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433-441。 不仅成为《新华文摘》“人物与回忆”转载最多的创作园地、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而且成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展”参展期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2020/2021 中国精品期刊展” 参展期刊，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新时代的《传记文学》特色鲜明。它以时代性、思想性、史料性见长，以原创性、文学性、可读性取胜，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着力点：

一、不懈坚持创作与研究两翼并重

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 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早在1980 年代，享有“传记三大刊”盛誉的《人物》《传记文学》《名人传记》除用主要篇幅发表传记创作外， 都十分重视传记文学理论与批评，各自辟有“传记书评”“传记创作研究”“传记论坛”栏目，涉及传记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传记文学发展历史研究、传记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国外传记文学研究与理论译介等。 像《传记文学》1984 年第1 期 （创刊号）， 在发表柯岗、 曾克的 《战犹酣——刘伯承元帅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战斗纪事》、徐刚的《艾青雕像》、[美]尼姆·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加拿大]罗德里克·斯图阿特的《白求恩》等作品之后， 还发表了理论批评文章如林默涵的《关于传记文学》、朱东润的《我学习传记文学的开始》、骆宾基的《传记文学随想》，以及梅江海、刘可译《传记文学——〈新大英百科全书〉条目》。80 年代《人物》发表姚雪垠的《关于写人物传记》、戈宝权的《让我们多读些好的人物传记》等数十篇。《名人传记》也发表了于友先的《开拓现代传记文学的新路》、江晓天的《传记文学之花盛开》等多篇。 可惜后来一段时间，《人物》和《名人传记》只发传记创作作品，理论研究与批评的文章再难觅踪影。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高瞻远瞩。 他指出：“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 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 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 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2］《传记文学》“以引领、推动中国传记写作、 传记理论研究和传记批评为己任”[3］，在新时代特设 “封面专题”“传记研究”“流年述往”“名家轶事”“口述传记”“传记连载”“非常人生”“怀人忆旧”“纪念特稿”等栏目，其中“封面专题”与“传记研究”为重点栏目、主打栏目。将传记创作与理论批评并驾齐驱， 使两者相互促进， 相互提高，形成展翅高飞的品牌效应，不失为一种富有真知灼见的办刊理念。

“封面专题”，每期少则五六篇，多则十余篇，真正体现了传记类文学期刊“选题策划思路的创新”，成为《传记文学》“全方位创新举措中成效最鲜明的核心内容”[4］。 在斯日主编的带领下，编辑部十分重视封面人物选择的全新整体策划， 力求将封面人物与内文讲述有机融合， 相得益彰。 如2019 年第10 期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刊他们是共和国艺术学科奠基人”， 封面人物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十位著名学者（分别配有传主肖像），内文讲述除了韩子勇的导言外，便有施艺的《杨荫浒：中国音乐学一代宗师》、冯双白的《吴晓邦：一生为人民而舞》、吕品田的《王朝闻：永远的丰碑》、孔红侠的《张庚、郭汉城：“唤呼百卉为春吐”》、赵红帆的《葛一虹：新中国戏剧理论开拓者》、王玉玊的《陆梅林：沉潜之志与君子之风》、孙伟科的《冯其庸：“写梦红楼人共仰”》、 池艳萍的《李少白：“穿越光影写春秋”》、何汉杰的《朱宪民：镜头永远对着百姓》等9 篇，从不同侧面为老一代学者即“前海学派”的杰出代表树碑立传，其道德学问，如日月之光、灼灼其华。再如2020 年第9 期的“传记文学课：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封面专题，除斯日的导言外，内文讲述还有韩兆琦/斯日的《在历史与文学之间——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韩兆琦先生访谈录》、陈兰村的《我与传记文学有缘》、杨正润的《我与“生命写作”》、赵白生的《国际传会：传学家的摇篮——〈白生自白〉》。 四位传记文学研究著名专家教授， 讲述他们与传记文学研究相伴相随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岁月，给我们上了格外生动难忘的一课。 又如2022 年第11 期的“时代之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故事”，传主便有马克思主义“播火者”李大钊、“身处艰难气若虹” 的陈独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瞿秋白、行走于文艺与政治之间的茅盾、“革命之子” 冯雪峰， 他们开天辟地负重前行的精神史、成长史，惊天动地，感人至深。

既注重传记文学创作，又注重传记文学研究，坚持两手抓，两手优，是《传记文学》迥异于同类期刊的一大特色。除了一些常设栏目，《传记文学》还为学术名家开设专栏，如2021-2022 年的“缓之专栏”“子善专栏”，前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研究员撰稿， 后者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著名学者陈子善教授担纲；2023 年的“与之专栏”， 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教授挥洒。 为中青年学者/作家开设专栏，如2018-2019 年的“北塔专栏·茅盾书简解读”“宫立专栏·佚简里的文学史”，2020 年的“周立民专栏·纸上寻踪”等，为培育优秀传记家不遗余力。 还有独具特色的“传记书坊”（整理者黎金飞），每期评介3 部海内外传记文学最新作品，言简意赅，清新可读，令人一新耳目。

《传记文学》的“传记研究”栏目，紧紧围绕“如何构建新时代传记批评模式”[5］这一主题整体布局（包括编辑部内设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办的“传记文学论坛”），已成为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一方重镇。 “传记研究”所刊发的论文/评论，主要涉及三大方面：

一是针对中国传记文学批评史、 传记批评理论、传记批评方法的研究，如《传记文学七十年十人谈》《七十年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名家名作点评》《2022 年度中国传记研究发展报告》《2020 年传记文学研究著作盘点》《2017 年传记文学研究述评》《互源与互构：重审作家传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新时期以来中国回忆录理论探索述论》《中国古代传记观念与作为方法的传记》《现代传记研究新拓展——论张立群“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研究” 的价值与意义》《史料与学术的拓进与诉求——评俞樟华等〈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编年史〉》等。

二是针对中外优秀传记家、 传记作品所作的研究，如《作为“中间物”的鲁迅传记写作》《“萧红传” 的历史化与经典化问题论析》《走向内心的灵魂传记》《两部以一手史料见长的〈丁玲传〉》《“途中的镜子”——迈克尔·霍尔罗伊德〈利顿·斯特拉奇传〉 中的重构与同构》《走近约翰生——兼序孙勇彬〈约翰生的“诗人传”研究〉》等。

三是针对当前传记现状、动态、思潮所作的研究，如《科学家传记20 年：历史走向与艺术空间》《走进心灵史： 新世纪中国传记片亟待发展的方向》《2021 年中美传记电影比较研究》《作为“非虚构创意写作” 的传记： 现状与展望》《“我是中国人”：香港传记中的民族身份认同》《鲁迅传的写作问题》《平民传记出版： 时代洪流中泛起的人性浪花》《什么是城市传记？ 》《浅谈传记评论写作与传记教育的融合发展》等。

此外， 还有国外传记文学的理论译介。 如钟芳、梁庆标译《“指控”传记》，周积利、梁庆标译《今日之传记：“传记转向”时代的个体力量》，李霞、梁庆标译《为传记撰史：与〈牛津传记通史〉总编扎卡里·里德对谈》等。这些传记研究文章，涉及当代英国著名传记家迈克尔·霍尔劳伊德、 奈杰尔·汉密尔顿、扎卡里·里德，他们对当下世界的传记热或“传记之战”“传记转向”作出了解释，为我们认识欧美学者的传记研究现状提供了新的有益参照。

上述研究文章，视野宏阔，角度新颖，论述精辟得当， 呈现出历史性和当代性、 创新性和包容性、批评性和建设性相融合的鲜明姿态。它有效致力于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传记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繁荣中国传记文化，建立“传记诗学”，推进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与批评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无疑有助于新时代传记文学研究的“再出发”。

二、不断拓宽传记文学的新视界

创新是新发展理念的首位要素， 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原动力。 传统的传记类文学期刊， 多以正传、他传、单传、片传为主，在栏目设置和写作形式方面则比较单一，易令人产生审美疲劳。 《传记文学》 近年不光发表短篇传记， 还发表一些中篇作品，如姜异新的《鲁迅的留日七载年华》、张弛的《梁启超与他的时代》；长篇连载，如解玺璋的《张恨水传》、郭梅的《民族文化的思考者——任继愈传》。此外，还不断增设新的栏目，运用新的传记形式写法以吸引受众。

如2020 年第1-12 期特别开设“口述传记”栏目，由采访者、讲述者共同完成，以口述历史的方法，推出“前海学人口述史”系列共12 篇，真实生动记录了郭汉城、萧晴等12 位老一辈前海学者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生涯，描绘还原新中国成立70 年来戏曲理论事业发展的一幅幅动人画卷。

再如2022 年新春伊始开栏的“学人自传”，特邀学界中品德优良、事业有成、在同代人中已产生模范效应的中青年学者，以自传形式对自身生平、生活、术业专攻予以回顾性叙事。 2022 年已先后推出赵牧的《“流动”与“跨界”——记我在学术之路上的转折与探索》、房伟的《“坚守”与“反思”——我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廖久明的《兴趣是成功之母——从中师生到二级教授》、刘大先的《游击队员在136 街》、张立群的《在“漂泊”中“转折”与“返还”——回顾我的学术之路》、袁洪权的《为感恩而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王贺的《文学·文献·数字人文：我的学术研究三期》、鲁太光的《写端正文章做寻常人物》、张慧瑜的《重返根据地：以基层传播为方法》、周明全的《自修胜业，不欲暂废》、熊明的《遇见美好——我的问学之路》、毛巧晖的《“偶然值林叟”——我进入民间文学研究的历程》等系列自传。2023 年推出侯建魁、杨辉、刘悦笛等学人自传。 这些“学人自传”，有思想见地，有情怀温度，有故事传料，无疑为新时代的青年树立了见贤思齐、奋发励志的精神榜样。

又如2023 年开设的“作家自传”，1-4 期已先后发表鲁敏的《偶然与必然的旅程》、周瑄璞的《文学选择了我》、马金莲的《我的文学缘起与细节备忘》、晓苏的《在我创作伊始》。 这些中青年作家多为实力派作家，他们文学之路旅程的回顾，朴实自然， 故事性强，“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后视性叙事，它强调作者的个人生活，尤其是其人格的历史”[6］2，其思想品格、作风修养、文学造诣， 都能给人启迪， 也能引起受众心灵上的共鸣。

以往的传记多以真实的人物为立传对象，如今传记文学已从单纯的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了为江河湖海立传、为城市乡村立传、为名山立传、为企业立传、为工程立传、为大国重器立传、为物立传、为典籍立传、为学校立传、为文学奖项立传，等等。它以多元开放的创作态势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 融汇到汪洋恣肆的世界传记文学的大潮之中。 《传记文学》敏锐地觉察到这一新的发展变化，勇立潮头，用一定篇幅予以倾斜，刊发了《群星当年耀黄湖——共青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系列传记》、《丝路古城传》连载传记，以及包括“域外《论语》 传”、“一部中华典籍的环球旅行史： 域外《易经》传”、“所谓伊人：《诗经》传”、“黄河的前世今生”、“流动的历史： 大运河传”、“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长城传”、“鲁艺的前世今生”、“启此新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文物有光辉——在这里读懂中华文明”、“茅盾文学奖四十年：与时代同行，为文学标高”在内的封面专题，不断拓宽了传记文学的思想/艺术视界。于是，“五七”干校、丝路古城、《论语》《易经》《诗经》、黄河、大运河、长城、鲁艺、“鲁奖”、古代四大发明以及莫高窟、二里头遗址、紫禁城、云冈石窟、三星堆、兵马俑、西安碑林等，如同传记画廊一般呈现在我们眼前，令人浮想联翩，惊奇不已。

2021 年第7 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特刊”的封面专题“经典文艺作品中的共产党员传”特别值得关注，它首次尝试为虚构的人物形象立传，其开拓性自不待言。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传主，包括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张裕民、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谢晋导演《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的江姐、林杉编剧《党的女儿》中的李玉梅、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灵等人物。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具有共产党人的坚定党性和独特个性，《传记文学》“重新梳理和解读经典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形象， 进一步发现或开掘其历史和美学的价值， 具有非同寻常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视界创新无疑“为当代传记创作提供有益的方法和实践的经验。 ”[7］

三、不断提高传记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中国，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并能产生思想的时代， 也是一个需要传记文学并蔚为大国的时代。“立天地之心，传民族之魂”，传记文学对弘扬民族精神功莫大焉[8］。新时代的《传记文学》，推出了很多反映时代心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文学佳作，其择选的传主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所刊作品十分注重传主精神史、心灵史的探寻，不单写出了传主的精气神，更重要的是营造出一种心灵滋润、灵魂净化、精神提升的文化环境和艺术氛围。

如“‘天地间忽出此一种文字’——中国文艺高峰在他们笔下诞生”专题，艺术还原屈原、司马迁、“三曹”、杜甫、韩愈、“三苏”、汤显祖、曹雪芹、鲁迅、路遥等文艺大师非凡的生命故事，他们“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 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2］“那些年，我们的科学家”专题，生动再现赵九章、疏松桂、杨嘉墀、屠善澄、文传源等“两弹一星”战略科学家、航空航天科学家的旷世伟业， 书写出中华儿女自力更生建设强大国防的空前壮举。“归去来兮，兴我理想之中华”专题，深情讲述施一公、饶毅、周洪宇、傅志寰、肖永亮、刘家恩等海归科学家的神圣使命与社会责任，咏唱出勇攀科技高峰的壮丽史诗。 “春浅，爱是深沉的——抗击疫情，我们在一起”专题，真切描绘了钟南山院士、 李兰娟院士忘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专业精神、国士担当，以及最美的逆行天使——军医郭玮以平凡的血肉之躯保卫武汉、 不惧生死的英雄壮举。“中国航天筑梦之路”专题，通过杨利伟、张柏楠、黄伟芬、翟志刚、刘洋、王亚平等飞天英雄群英谱，完美阐释了圆梦九天、出征太空的中国航天精神。 “中国智慧& 中国制造”专题，立体塑造了林毅夫、李稻葵、华生等经济学家的智库之魂，宗庆后、任正非、董明珠等企业家的实业之心。“她力量——共和国女性奋斗者的生命故事”专题，艺术构建丁雪松、巫昌祯、梁军、邢燕子、王兰花、林冬梅的伟绩丰碑，彰显巾帼之志、巾帼之力、巾帼之美。 她们为共和国的建设事业“顶起半边天”，巾帼不让须眉。“持重与创新——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生长”专题，以人物侧传或访谈录的形式， 通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6 任会长——王瑶、严家炎、王富仁、温儒敏、丁帆、刘勇的学问人生故事， 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立传，“呈现学科的发展历程， 以及这一学术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内在精神以及独特的风貌与‘特操’”[9］。

作为一种文化活动， 传记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精神文化形式。 为了发掘传记的文化内涵，《传记文学》十分注重塑造立体的思想肖像，在培根铸魂方面功不可没。如“和光同行——他们与中华文化”专题，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立传，栩栩如生地再现老子其人其学以及“从周”“亲仁”的至圣孔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哲人庄子、标举仁政与王道的亚圣孟子、功追尼父笔写千秋的司马迁、六祖禅师慧能、“道济天下”的韩文公、理学宗师朱熹、“此心光明”的王阳明等传主丰富的精神世界，将再现历史、 传承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构建三者密切结合。

学者传记成为《传记文学》的重要选题。 它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和文化学术的视角审视学人的学术生命，透过新的人文视野，展示大师有生命热度的学术历程，构筑中华民族现代文化新的长城。或以集束专题的形式立传， 刊登了一生愿意为戏曲事业献身的戏曲大家郭汉城、 为人为学堪称学界不朽标杆的钱谷融、 永远在精神求索路上的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乐黛云、 富有家国情怀的女词人沈祖棻、中国古典诗词的“摆渡人”叶嘉莹、民族学术的守护者王富仁、“钩沉集腋、功在文苑”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的生命故事； 或以纪念特稿的方式立传，刊登了与《红楼梦》结缘半世纪的红学大师冯其庸、李希凡，中国话剧史论专家田本相的生命故事。 既述其“学”，又传其“人”，洋溢着一种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

一代代杰出的作家、艺术家、教育家以其劳动创造， 为我们这个星球灿烂的文化不断增添新的积累。 《传记文学》刊发的作家传记、艺术家传记、教育家传记，恰如夜空那些晶莹璀璨的星辰，让人向往、眷念不已。张梦阳的《鲁迅的故事》和黄乔生的《鲁迅诗传》，以传神之笔，为人们画出一具活生生的伟大而沉郁的灵魂。前者用散文化笔调，后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各臻其妙，各擅其胜。“中国思想肖像”中的王蒙专题、王火专题、金庸专题、屠岸专题、铁凝专题、阿来专题等系列篇章，在往事记述、人物访谈之中，侧重以细节描画传主性格，在作家自述、年谱简编、信札随笔中，营造传主形神兼备的艺术形象，努力弘扬传记作品应有的文学意识。而“纪念‘人民艺术家’秦怡专题”和《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纪念蓝天野先生》，形象展现艺术家多姿多彩的一生——高尚的艺术情操、 执著的艺术信念以及伟岸的艺术人格，怀人忆旧，情深意长。杨正润的《“山高水长”——追忆匡亚明校长》，通过几则与匡老交往的往昔故事“校长的布告”“给教师一间书房！”“一封贺信”“我支持！”，真正写活了传主的音容笑貌、人格魅力与个性风采，令人耳边回响起“江山苍苍，云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赵白生的《九十乐章：白生对白》，以幽默风趣之笔触，袒露作者与90 高龄的乐黛云先生的心灵对话，对白之中，加入补白以及旁白，从全方位多侧面再现乐老的大学师承、伉俪情深、为师之道、中西模式、传记家身份、贡献局限，一个海纳百川、勇于创新、不懈追求的卓越教育家形象跃然纸上。